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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机是否成熟?现在和天安门前夕的相似之处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01日 转载)
    原文:Parallels between now and the prelude to Tiananmen
    作者:在北京的自由撰稿人,推号(@ericfish85)
     发表:2011年11月27日 (博讯 boxun.com)

    
    在今年初,北京偶然出现过想要开始一场"茉莉花革命"的企图,不过可笑地失败了之后,关于中国的革命时机是否成熟的讨论就流行了起来。多数人的结论是时机未到。但是看来不过在短短几个月之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虽然起义看起来还不是迫在眉睫,但今天的情况看起来和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之前的状态很有几分相似。于是我列出了下面这个此时和彼时的几个对比点:
    
腐败

    
    彼时:中国(PRC)一直都有腐败,但改革开放让腐败更容易,也更显眼了。在80年代,取消了许多价格管制,但没有取消所有的。一些短缺商品让那些有关系的人可以以人为的低价进货,然后再到市场上以高价出货,赚取巨额利润。因此,很自然地,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更加有权有势。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和明显的滥用权力对那些受到影响的人来说显而易见,也是导致天安门抗议的直接原因。[1]
    现在:你可以点击这里(大图)看到一幅随着时间变化,中国的基尼系数的展示图。(0是完全平等,1是一人独掌所有财富)。在1989年,这一系数仅在0.36左右。那一年这一系数急跌,但从那之后就一路高企,达到了0.47――而0.40就是危险线了。中国的一党专制资本主义和天安门事件以来的经济增长已经造就了大量的腐败,让有权势者的财富可以呈指数级增长。这在地方官员非法征地,不给足补偿,为城市(和给出高额回扣的开发商们)融资的时候体现得最明显。最近的调查显示这种征地纠纷发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偏袒、贪污和机会不平等在某些方面比天安门时期要好,但在许多其他方面则恶劣得多。
    
媒体

    
    彼时:八十年代的中国媒体报道的内容中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未碰触过的题材,甚至涉足了腐败案件。单篇的文章或一档电视节目就能在大学校园中激起激烈的政治讨论。1988年在CCTV播放的纪录片《河殇》微妙地批判了中国文化,并引起了全国性的辩论。当抗议开始的时候,媒体大量报道,甚至对示威学生报以同情。这些因素都让知识分子们关心的许多话题得以传播,并让想法接近的活动家们可以聚集起来。
    
    现在:虽然1989年之后官方媒体占据统治地位――而且自此之后就没有被动摇过――新的传播信息的方式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手机、博客和微博都让当事人可以直接报道――那些普通人之前闻所未闻的事情也可以被传播。而象韩寒这样的博主对这些话题发表的网络政治评论与八十年代的《河殇》等节目起到的作用类似。
    
教育失败

    
    彼时:文革之后,大学重新开始招生,而且是迈向更好的生活的敲门砖。但是,八零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朝着市场导向推进,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发现教育没有让他们在新的商业领域有更大的优势。1988年,大学生在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则发现,私人企业更青睐在企业内部有良好关系的人,而不是分配给他们的尖子生。
    
    现在:自从天安门以来,教育已经有所改善,但是情况又一次地接近1989年了。过剩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四分之一找不到工作,而如果不上大学,前景也好不到哪儿去。许多人批评大学体系是无用的,很大程度上都关注理论,而没有给学生提供有用的实际的指导。随着劳工工资的增长,中国在供应链上逐渐上移,这样才能保证就业率。一些人认为在目前这种思想受到压抑的氛围中,要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创新和合作其实是不可能出现的。
    
通货膨胀

    
    彼时:1988年的通货膨胀是令人吃惊的18.5%,而放松价格管制意味着涨价的传言则引起了挤兑和抢购潮。[2]
    
    现在:通货膨胀在5.5%左右,从七月的6.5%的高位回落了一些。现在没有天安门那个时候糟糕,但是食品更贵了,房子就不用想了。有3200万的适婚男人无处觅妻,那些想买房(还有车)的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只有这样才在婚姻市场上有竞争力。穷人中的穷人只能节衣缩食,否则就入不敷出。
    
党内派系斗争

    
    彼时:天安门时期,党内明显出现了赵紫阳、胡耀邦等"改革派"和李鹏这样的"强硬派"的分裂。这种分裂在数日后导致了镇压。抗议者们看到了这种分裂并能嗅探出[党的]弱点,而这又让他们进一步胆大起来。
    
    现在:在天安门之后,党已经学会要在公众面前保持团结,让派系之间的斗争,甚至是党内存在派系的情况都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时期已经结束,以薄熙来的左翼和汪洋的右翼已经将对对方模式的批评公开化。而中国的大量公众也表达了对这种分歧的兴趣(或了解),但是当派系们进一步强化影响力的时候,公民们可能要开始选择站在谁的一边。
    
银行体系出现裂痕

    
    彼时: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银行向市场大量放贷。可以预见的是,许多贷款变成了坏账,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是不盈利的。[1]政府在1988年叫停了贷款,紧缩了现金流――许多这样的紧缩措施可不温柔。
    
    现在:同样的情况,然后再放大数倍,现在中国的GDP已经是1989年时的七倍有余。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中国向经济注入了$5860亿进行刺激。在2009-2010年,中国的银行放出了总计$2.7万亿的贷款。现在,这些刺激计划在让经济恢复的方面看起来很有用,总是如此……直到这些贷款开始变成坏账。
    
    最近《The Street》上有这么一篇文章:中国传来的经济新闻是足以结束一个时代的令人震惊的消息。庞氏骗局、僵尸、表外报告、次级债和黑社会式的放贷;高企的通货膨胀、缩水的资产价值、增速放缓――林林总总。加上政府插手市场机制,官员的知情不报,中国看起来正在制造经济风暴。"温州最近出现了数十起老板为了躲债而逃亡的事件――这可以被看做是更大的危机到来的前奏。清华的经济学者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说他不敢肯定明年的权力交接之前不会出现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
    
天安门时代和现在的主要不同点:

    
    民族主义和物质富裕
    
    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政府已经相当成功地向青年人教会了民族主义,并把他们培养成只要一谈到民主或人权,就是西方想要颠覆中国的阴谋。今天境况相对不错的年轻人看起来也对电玩和流行明星更感兴趣,而不是政治。与1989年相比,整体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是提升了。(虽然有些研究认为他们并不更幸福。)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发生动荡,]他们失去的会比在1989年时的要多。
    
    政府高度敏感,并且有很高的技术水平
    
    中共掌握的技术上的技巧可能被可能出现的革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超。政府有能力监控并立即镇压异议者――这种能力每一天都在提升。如果他们真的受到了某一场突然爆发的运动的威胁,他们可以临时关闭手机通讯、微博、甚至是整个互联网――正如2009年他们在新疆所做的那样。今年年初企图进行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北京就对任何威胁――真实的或想象中的――都下了重拳。他们也非常小心,不让任何他们不能控制的大型集会发生;而1989年胡耀邦的葬礼成为了天安门抗议的最后的导火索。
    
结论

    
    考虑到现在和1989年的众多相似之处,再来一场革命看起来是可能的。如果历史留下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如果怨愤程度已经太强,则仅靠铁拳是不能获胜的,一旦有了合适的催化剂,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要聚集起来是很快的。
    
    唯一可能能制造出类似于胡耀邦之死这样催化剂的,就是受欢迎的领导人温家宝了。不过,如果这种事发生的话,党会非常小心;而仅仅是这个可能还不够。这个[催化剂]得是一件大事,并直接影响到了大量的人。
    
    一件与腐败或官员无能相关的大规模的灾难可能能起到这个作用。今年早些时候的温州动车相撞和去年的上海大火让许多人愤怒,并对安全产生了担心。它们不够大到可以引发起义,但是这是逐渐消耗了人们的耐心的腐败和政府试图掩埋真相的许多"稻草"中的两根。如果出现诸如核电站泄露,大规模的公众卫生事故或大坝溃堤之类的事,就有可能压垮骆驼了。1975年,河南的"板桥溃坝"让171,000人丧生。如果人们认为那是毛时期的政府无能的体现,一位官员说,现在中国每年平均还是有68起溃坝。
    
    不过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场来得不巧的金融危机,类似于前文提到的金融危机是在许多人预测之中的。对80后和90后的孩子们来说,生活已经相当不易了,而他们又是在经济安全被视为当然的环境中长大的。现在就业市场在萎缩,耗时耗力、价格不菲的教育常常是无用的,性别不平衡让很多男人只能打光棍。更糟糕的是,2010年的工作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是5:1,而到2020年的时候,这一比率会是3:1,这是《时代》杂志所称的"中国的人口定时炸弹"。对许多独生子女来说,这意味着要在经济上和体力上赡养两位父母,同时还要承担世界上负担最重的房产。
    
    如果房地产泡沫破裂,让许多投资于此的"房奴"们血本无归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一夜之间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了。而如果出现金融危机,就可能出现和1988年非常相似的挤兑和抢购潮。Fitch已经预测了,到2013年年中,有60%的可能性会出现这样一场危机。如果比这个时间点再早一些的话,那么就会正撞上权力交接之时,那也是党最脆弱的时候。
    
    我要给出一份标准声明,网络警察们或愤青们请阅读:我不希望发生起义。我甚至不愿冒险对此进行预测。预测中共何时垮台会让你看起来象是个傻瓜(请看:章家敦)。而就算起义真的发生了,也不等于党就不能存活。但是的确开始出现了许多裂缝――金融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这么说是比喻,也是现实。威权政府的"北京共识"引领了经济增长,这已经让党把需要解决的合法性问题拖延了整整22年,但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经济增长总会减缓,合法性问题必须解决。如果是我掌权的话,我会更关注那些根本性问题,在没有金融或政治影响的时候就去为权利被剥夺的人们舒压,而不是一味致力于铁腕统治。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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