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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之争中国理论认识发展的癌症/右志并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29日 来稿)
     按右派的观点论看,重庆模式中有太多的文革原素,而文革原素也不是文革时候发明的,只不过是由文革运动把它发挥到了及至,原素的形式只是一个可利用的框架,在文革中,它的内容充实着的是中华文化的积弊,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不能因文革的左倾形式所造成的破坏,而极端地完全否定了这个形式所存有的可利用的实用性。评论一个事物的正确与否,不能唯“理”论是非,“左右论是非”与“思想争鸣”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左右论”首先是用先验的绝对真理的框架把人们对事物的认知限制在一固定的模式中,冲破这个模式非左即右,非错即对,而真理只存在于圈内,使人们对客观的真实认识陷入迷茫,不知所云,这种理论至上是现代帝王意识的反映,其结果必然是“权大主义真”。判断一个事物的正确与否主要是看能不能为社会所需要,中国的现实是,右已烂得无度,必然吸引左的回潮,这种左的回归有利于维持社会的平衡。重庆模式的所谓左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需要,而由于薄熙来的强势作用而大放异彩。
    
     重庆左的有度,并已有转向的迹象。 当一种倾向处于动态的过程,正在向左或右偏移,并没有停留的迹象,只能说这个事物处在螺旋发展轨迹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中,如果在左端的拐点前时静止了,或走向歧途偏离了螺旋轨迹,这时才能说是左倾或右倾。无论左右,也无论是深是浅,只要是静止的,都是有害于社会的。左右倾不是现象的表述,是指偏离了螺旋发展的轨迹,且不能回归正常的螺旋过程的表述,左转的过程必然会轮回到右。历史发展本身就存在着轮回,当社会沿着螺旋轨道发展时,必然要来到旧原点的上方,在形式上会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并非是认同过去事物,旧的现象已装入了全新的内涵。同一的现象会有不同的内容,而同一的内容也会展现不同的现象,我们认识事物再也不能走入唯“理”所论的歧途。 (博讯 boxun.com)

    
    我总认为中国的左右派并没有质的区别,它们都是受传统中华文化影响的社会大环境中形成,只不过受到外来文化的点化有些变异,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处于同一流向的两叶漂舟,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发生变异,此变异的强弱而决定了它们起伏度的强弱。在文化长河的转弯点,这左右漂舟还会经常出现错位现象。康有为从革新派变成保皇派,平民的革命领袖变成封建暴君。他们都是从进步走向反动,在传统封建文化强大的熏陶下,中国社会没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和谐。其实中国的左右派在骨头里都是不认同西方的民主法治理念,他们手中的理论只是打击别人的武器,他们有抽象的政治信仰,但一遇具体的利益,那些所谓的信仰不值一提。中国的共产党人的左右派只有开不开明的区别,在开放社会舆论,民主选举的本质问题上,他们都是抵触的。客观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没有这二种理念的基因。
    
    在这里要提的是,文革前的有些“右派”道有真正左派的色彩,他们攻击共产党的观点,也是他们要求自己生活处事的准则,这些所谓的右派在国民党执政期,多数人都有亲共倾向,具有和平民主主义思想,被国民党当局称为左翼份子。在西方,民主与人权历来也是属于左派的旗帜。对共产党而言:左派也是一个正面名词,为了压制这些曾经亲共,但着有民主意识的左翼份子,在共产党的反右斗争中把他们定为右派,别有用心地把概念搞反了,直至如今。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中,左派的观点内涵各有不同,但具有和平民主的左派观点都被认为是幼稚病,而激进的左派其实是改良的封建专制的变种。当今所谓老左是因循守旧,不务实物的教条主义者,但不能否认其左派观点还是很可取的,它与中国传统美德紧密相连,有民众基础,有可操作性。后来左倾理论已沦为欺骗人民的精神鸦片,并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这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中国的右派执政理念离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要远些,而他们的精英治国的思想也都激进到可与帝王史观同出一辙的地步。左右派从理论的深度上讲都与民主政治不相亲,只是观点层次深浅各不同。尽管理念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都主张用中国传统权力观的手段来实现。政治理想与现实利益相互扭曲,政治目的与政治手段相互背叛,这是中国左右派共同的症结。
    
    用已成形的左右派观点点评现实生活的变化,正是中国传统的伦理优先的陋习反映。凡是现实利民的措施不管它与过去有害的左右倾观点有多么大的雷同之处都是应该可以接受的,不能因为此观点在历史上产生过什么不良影响而弃之不用,社会环境的变化其实也赋于了旧原素的新内涵。例如,不能因有文革运动的浩劫,就全面否定社会政治“运动”的积极作用,“运动”的刚性作用在人类发展史上所产生的划时代作用是极其伟大的,尤其是当社会出现僵局的时候,确实需要运动来打破,使社会的高压情绪及时获得释放,以动制动,防止社会暴乱,如同外科手术治病救人。当社会不需要运动时,为了政治上目的,人为地制造运动也必然带来社会的灾难,如文革。运动的破坏性本身与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革命走向改良,从改良走向改革,也是尽量减轻必须的运动过程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过去人民厌烦文革,看到如今的政治腐败,社会道德的坠落,现在人民又产生怀念文革的情结,并非是要回到文革时代,只是借用文革影射社会的不公道。为什么现在社会又要重温文革恶梦,只能说明中国社会并没有走出文革时代的阴影,现时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革时代没有质的区别,二个社会的时态都属于封建的改良主义范畴,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相对成功的中国式的封建改良主义。中国的右派和左派在骨头里也是规规矩矩的封建意识极为浓厚的文革派,他们对人民自我维权,寻求公平正义行为也是不屑一顾,他们一个偏爱精英政治,一个喜好人治正义,恰恰暴露了他们的现代帝王观的潜意识。现在提倡共同富裕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右派为了攻击对方也说成是左倾思潮,真是太牵强无耻了。
    
    如果右派的民主政纲不能解破中国的政治僵局,社会自然会乞求左派的革命主张,而文革方式可能就是首选,这没有道理可讲,事实就是如此。
    
    左右派中许多观点都有同一性,双方观点都有可取性,也都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误区。双方的观点都存在着向前走一步就是谬论的可能,也都存在后退一步,双方也有可能走到一起,形成同流合污的结局。双方诡辩的理论依据,其实质也是无从定论的抽象的名人论断,形成不了客观具体的量化准则,最终,左右派理论是非的曲直往往取决于权势的强弱,观点之争其本质不过是权力和切身利益之争,权力斗争理论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
    现在左派理论的巅峰已经过去,右派理论也失去了它早期的光芒,以推崇个人权威而惯用的理论至上的治国伎俩更是受到社会的厌恶。法治社会的政治斗争的程序规则不需要用理论来伪装,公民社会也不需要理论的说教,这已逐步成为社会的共识,人民越来越渴望民主法制的社会,依法定是非,正在代替论理讲是非。
    
    理论至上是人治政治的意识反映,随着民主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终结理论至上的时代已经到来。
    
    薄熙来在理论上不是中国的右派,他当然也不会是中国的左派,在他每一个阶段的政治生活中,他都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理念,在大连主政时,他的政治理念主要是偏向于民主开放,有西方政治的倾向,而在重庆带有极明显的中式左派色彩。其实,他并不拘泥于左右派理论的约束,这些东西只是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有用工具而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薄都能顺应时代潮流,抓住社会亮点,作出与众不同的实事。他的政治理念是机会主义的,是一种务实于社会实际要求的实用工具。面对他所作所为的社会效果,我们不应该有过多指责的理由。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因循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推断,像薄熙来这样的政治强者必定会成政治上的独裁者,但按着现在中国的发展趋势来看,薄熙来也极有可能成为打破中国政治僵局的斗士,成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带头人。
    
    重庆模式的出现,引发出左右思潮的争论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而重庆模式引出的政治竞争的态势,才真正是中国进步的起点。我们不可能期待上层会主动实行政治改革,而中国政治竞争所造成的态势,只能迫使政治当局不得不走改革之路。政治竞争出民主,政治竞争会破除中央钦定地方官员,上级任命下级官员的封建式等级授权制,诱发共产党内的民主政治的兴起。
    
    不管薄熙来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也不论薄个人的品质如何,重庆模式引出的政治竞争的行为所产生的政治效果具有伟大进步意义,如果薄失败了,那是时代的悲哀。如果薄成功了,在共产党内部必会继续涌现更多的薄式人物,其数量和质量一定会远远多于高于社会的民主斗士,由共产党内部的新兴力量推动中国民主进程也必然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流。这是中国政治改革最最理想的结果。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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