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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余英时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03日 转载)
     来源:《财经》杂志

     “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

     清王朝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就开始了,但是没有触及体制,真正的新政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来改造“君主专制”体制,实现“君主立宪”,这才是改到了体制的关键。 (博讯 boxun.com)

     戊戌变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人非常兴奋。资料表明,当时对世界、对西方有了解的知识界人士都觉得,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避免危机的道路。两种势力促成了戊戌变法。除了利用公羊春秋“托古改制”的康梁等人,部分地方巡抚也是改革力量,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历史学家陈寅恪讲得很清楚,清朝末年的另外一个改革并不是讲公羊春秋之类的意识形态,而是实务要改革,不改革中国就存在不下去。

     遗憾的是,机会丢掉了,原因就是权力斗争。慈禧太后在咸丰死后掌握朝廷实权,同治死后以年幼的光绪来继承皇位,继续控制权力。随着光绪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两个人的权力冲突发生了。当然,光绪没有夺权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亡国,认为列强瓜分的危险就在眼前,“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所以迫切要改革,势必要把慈禧太后架空。

     戊戌变法仅仅进行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变法失败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庚子之变”。变法失败后,康梁都被外国人保护起来了,继续在海外活动。慈禧太后恼恨“外国势力干涉”,全面反动,利用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仇恨外国人的心理“扶清灭洋”,于是义和团兴起。她不知道,煽动群众运动视同玩火,结果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

     “庚子之变”后,清王朝实行了废科举、改官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大陆学界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清末新政”。“庚子之变”以后是不是有改革?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认为,废科举就是改革。废科举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人才不够用了,做八股文的人根本没办法对付现在的世界。至于改官制,只是行政方面的改革,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洋务运动中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行政改革。

     我们要区分开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庚子之变后的改革,都是行政方面的调整,而政治改革是要涉及整个体制的。虽然清末提出了“立宪”,但也是“预备立宪”而且还要等待9年以后才开始(陈寅恪挽王国维诗中所谓“君宪徒闻俟九年”)。慈禧太后致死都是不肯放弃权力,不肯改变“君主专制”体制的。

     但就我读过的史料,包括各种公私记载,以及现代学人的相关著作,我没有看到清末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新政”。戊戌变法以后,慈禧和满洲保守派贵族最怕满洲政权被汉人夺走,哪敢真正让汉人士大夫进行认真的改革。只要一读以前李剑农先生的名著《中国近代百年政治史》以及西方近几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作品,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即可知其大概了。总之,清末满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亡中国,还是亡大清?在满洲权贵看来,大清比中国还重要,权力还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汉人不可信,像袁世凯那样的能臣也要罢官回家。

     大陆有些人士认为,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等改革措施。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满清改革只能限制在经济方面、技术方面、行政方面,只要不涉及根本权力,结果只能使“满洲党”更加专制,这算什么改革呢?没有体制上的改变,就无所谓改革。“满洲党”的一句话,就能够把所有的努力都消灭光。

     在我看来,统治中国的满洲就是一个党,“满洲党”。这个党绝对不能放弃权力。所有重要的官职都是满洲人,汉人仅仅是辅佐。就像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下,所有主要的职位都是党员担任一样。清朝有一个内务府,专门负责管理满人,相当于他们的“组织部”一切重要事情都在那里决定。满洲党不能丢权,丢了权等于宇宙毁灭一样,所以它的命运已经注定,只有被推翻。

     因此我认为,没有什么“清末新政”,清王朝只是做了一些行政上的调整来缓和危机而已,实际上,危机缓和不过去,于是才有了辛亥革命。

     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

     那么,能不能说,满清是由革命党推翻的呢?也不能说得太肯定。清末,地方性变革很多,所以武昌一起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满清说垮也就垮了,于是民国成立。

     事实上,民国转换并没有经过一个很严重的革命,绝不能跟法国大革命比。辛亥革命没有什么暴力,是社会成本很低的一场革命,结果也并不坏。早期的议会是相当认真的,很有效力。否则,宋教仁也不会被袁世凯暗杀了。所以几十年后的国民党时代,还有很多人怀念当年的议会。还有一点,辛亥革命前后,地方社会有很大进步。清末,江苏、浙江一带新学校纷纷出现,都是地方乡绅们搞起来的,不是朝廷的贡献。

     人民的自发性很重要,如果没有自发性,社会根本不可能前进。只要地方的领袖有开明想法,老百姓支持,一步一步做,就会有许多进步。这些进步不是依靠政府发命令搞出来的。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也要从这样的角度看,不能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集权体制上。

     有人说,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中国的宪政改革就可能成功了。这种观点我不大能接受,持这种观点的许多人都是体制内出来的,对于早年相信的东西很难彻底否定,总认为原始的设想是好的。他们有意无意地对旧体制有些迷恋,把慈禧太后投射到当代威权人物身上。

     其实,慈禧晚年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搞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权力聚拢到满洲贵族手里了。因此,清末不可能不经过革命的剧变。旧体制某种程度解体以后,新的东西才能出现,但并不一定是暴力革命。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当初,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最受中国大陆恭维,可是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年纪念前夕,西方史学家,从欧洲大陆到英、美,都对它的暴力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指责。暴力导致法国直到今天政治还没有完全安定,而英国自从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以后,再也没有别的暴力革命。美国除了内战之外,后来也没有再发生大的流血革命。

     英国、美国之所以能够避免暴力革命,是因为他们建立的民主体制。民主体制的好处,就是一个党不用担心灭亡被选下去也没什么了不得,只要自己求进步还可以重新上台。这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完全不一样了。历史上所有的王朝都由一家一姓把持,开始时得意得不得了,死也不放权,最后非要给人逼到煤山上吊不可,临死前只有哀叹,希望子子孙孙不要生在帝王家!各个王朝寿命长短不一,总是要经过流血改朝换代,再流血再改朝换代,永远在封闭的系统里循环,以万千生民的鲜血作为润滑剂,没有政治文明可言。

     在国民党时代,左派人士骂国民党不搞民主,有个对联写的很好: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好对联啊,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对于前现代社会的执政者来说,权力就是命根子,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可以提高一下效率,提高执政能力,但是不能让我放松掌握权力的手。不平则鸣,怎么可能在不公平之下还能永远维持秩序,维持人家对你的尊敬?不可能做得到。

     任何革命党都忘记了教训,更没有吸取教训,或者认为自己与教训是不相干的。再多的教训,我都是一个例外。别人不能保持长久,唯有我可以万世不灭。

     “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个大敌”

     用暴力推翻另一个秩序,这是我最反对的。因为暴力革命以后,一定用暴力维持,否则自己就要垮台。

     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武昌起义不久,各地宣布独立,慈禧太后已先死了,权威没有了,三岁小皇帝有什么本领呢?所以,满清是自然解体的。“革命”是从日本人那里借来的名词,它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不是一回事。后者所谓的“命”是天命,“革命”就是天命的变革,就是改朝换代。

     满洲垮掉以后,袁世凯当国,这个人自私,但也相当负责任。他死得很早,北洋没有了权威人物,于是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混乱时期也有好处,在这个混乱时期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如果有强人控制场面,五四运动就不可能发生了,许多新思想也就进不来了。这是历史的吊诡,军阀本身是负面的东西,但军阀时代却为思想学术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因为军阀各自为政,不管老百姓,言论反而自由。而且军阀脑筋简单,没有深文周纳的心思,不像后来国民党党国体制对意识形态那么密切关注。

     那个时期,从政治上看,一塌糊涂,但是从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看不一定全是负面的,许多新东西就是在那个阶段出现的。北京大学不就是在那时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学吗?另外,因为当权的军阀也管不了各地方,一些地方绅士、地方领袖在地方上做革新工作。所以,不要简单的把历史简化,好像北洋政府一塌糊涂,整个中国都在往后退,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事实上,在国共合作以前,地方社会发展了十几年。我们要相信,一般老百姓在为生活奋斗的过程中,自然就改进了社会。政府不可靠,人们就要自立。

     总之,我不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如何混乱,也不必怕混乱。有些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提倡“告别革命”,就是怕再有混乱。

     而混乱和秩序都是相对的,即无绝对的秩序,也无绝对的混乱。数学上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叫“混沌理论”。混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当然不是提倡混乱,而是认为混乱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若用暴力维持不合理的秩序,反而会招致最大的混乱。

     为什么中国政治从北洋军阀统治演变成为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这牵涉到国际形势,中国走到这一步,日本侵略是最大的关键。日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完全控制在军国主义者中下级军官手上,骄横已极,自信可以用武力称霸亚洲,中国成为他们的吞并目标所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之秋,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政党凝聚力量,一致对外,所以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口号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大家都要拥护党,于是培养出一个党国体制。这是中国的悲剧,所以我始终不原谅日本军国主义者。

     从某种意义上,1923年“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从苏联来的。孙中山急于成功,无法很快拿到政权,就学苏联的方式,然后把集权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党高于一切。然后,中国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我的政治记忆从1936年西安事变和次年的抗日战争开始,我上过一二年的临时中学,对国民党坚持的“党化教育”印象深刻。

     历史上有什么王朝可以是永远维持的?中国最长命的王朝是周朝,800年,中间好几百年还是战争状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重庆豪言壮语的声称,周朝800年,我们国民党600年总应该有吧?!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但有一部分人是相信的。可是没到几年就完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前车之鉴,清末、民国都是很好的历史教训。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

     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辛亥革命100年,中国在现代化路上前进了多远?

     台湾的例子,民主选举是无法躲避的。取得合法性最好的方式就是民主选举。

     民主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但在长距程中则是最能保证稳定的制度。除了少数国家,“二战”后亚洲大多数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而且越变越好。台湾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社会,民主不是照样实行,普世价值不是照样接受?

     中国大陆前30年搞“阶级斗争”,信仰“有权便有一切,无权便失去一切”。后30年因为受到民穷财尽的逼迫,于是开始了经济开放,接受了市场的观念。经济成长之快,有目共睹。但这是控制下的市场,不是“自由”市场。

     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利用廉价劳工,吸引大量外资。发财之后大量建设,铁路、公路、建筑物在各地都兴起了,外表十分壮观,但内情则不可说。私人企业也偶有成功的,但有钱而无权做后盾,是保不住的。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吗?所谓模式,别人也可以效仿,“中国模式”谁能效仿呢?

     某种程度上集权体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一旦做出错误决定,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目前,中国是一个官本位国家。从前,大学校长,如蔡元培,受到知识界、文化界的普遍尊敬,声望甚至超过元首。现在只是一个个官,没有人知道中国有什么声望卓著的大学校长,,成为精神领袖的更没有,不要说别的,至今没有出过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华裔拿到诺贝尔奖的都是在美国训练出来的,都是美国人。你看,日本出了多少诺贝尔奖?

     我承认,现在大陆的经济实力在增强。但是,是不是一个文明大国,要比文化,比艺术,比科学,比人文研究。并不是有钱了,就能够成为现代国家。

     所谓普世价值,中国古已有之

     我注意到,目前有些人宣扬“中国模式”,极力反对“普世价值”,指责普世价值是西方的价值。

     所谓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之类中国古已有之,只是没有西方所流行的这些名词罢了。比如,孟子讲“明君制民之产”,就是讲政府对人民应尽的义务,反过来说也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不只包括田产权、工作权,也包括教育权(为“痒序之教”)等。“民主”虽然不是中国名词,但是要给老百姓权利,以老百姓为主体,这种观念早就有,否则《尚书•泰誓》怎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呢。“天”比皇帝更大更高,而“天”是代表老百姓的。所以,民主其实人人心里都有、都向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民主的态度。人权的核心观念是每一个人的尊严,能自己做主,这在儒、道两家文本中都可以找到。

     清末以来,许多学者,包括孙中山在内,都已做了不少努力,要在中国传统中找到普世价值。胡适去美国演讲(20世纪40年代),也强调中国的“民主”虽为发展成功,却具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基础”。

     不能说,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中国也有普世价值,应该把自己文化传统里的普世价值好好进行整理。不但中国有,印度也早有自由、平等之类的“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已有文章指出。

     普世价值的观念在中国遭到很大的曲解,被维护旧体制的人利用。西方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偶尔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不得了了,那都是废话嘛。如果不承认“民主是好东西”的话,共和国也不是好东西了。那还回到皇帝制度吧,回得去吗?

     中国人一直讲,搞政治要靠民心,如果得不到民心就完了。在现代社会,所谓“民心”,也就是普世价值。每个人生下来都要自己做主,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自由。佛经上到处都是自由、平等。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不能说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中国语言是从义务方面着眼,不强调应该得到什么,强调我应该做的,对别人来说就是权利。两种不同的语言,讲的是同一个事实。

     动辄反西方,完全对历史不了解,而且封闭历史、曲解历史,这样下去,中国哪能变成大国呢?

     重建价值观念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确立自己的现代身份?这是我多年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里许多价值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作为将来中国的指导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意识形态。

     现代社会有公领域和私领域。在公领域,只有实行民主选举、司法公正等现代制度。私领域就是个人道德、人和人之间的问题。西方主要是靠宗教,如果把儒释道三教都丢掉了,中国的精神领域便未免太贫乏了。

     尤其是后来,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传统当做封建毒素来批评和咒骂,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结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后所推崇的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暴力。

     在现代社会重建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绝不能靠政治力量从上而下强迫灌输。中国人要培养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底子,又可以跟其他文明价值配合。这就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所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

     从儒、释、道到民间文化中,都有许多精神资源可以提炼出来和现代生活互相搭配。有些价值虽受反传统潮流的冲击,仍潜在于人心中,时机一变,可以召唤回来。关于怎样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天理人情,这是中国很特殊的地方,文化传统也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学术上、思想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层面,儒家有些价值可以复活。不过,“三纲五常”已绝不可能恢复了。现在一些人提倡把儒家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意识形态,高扬民族主义,若如此,则是把中国传统又糟蹋一次,在老“孔家店”完了以后再造“新孔家店”,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事情。

     要把私领域和公领域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

     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绝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我曾经说过:“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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