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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背图》看辛亥革命:谁是真正的窃国大盗?/陈泱潮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28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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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泱潮(陈尔晋)
    
    2011-10-19/辛亥百年十月初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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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1.《推背图》历验不爽,是中国未来学经典
    2.《推背图》对近现代政局预言的概况
    3.《推背图》第37象是对辛亥革命的专题预言
    4.《推背图》第37象【图】解孙中山“国父”之称虚假透顶
    5.【谶】语预言孙“国父“之称是末世中国枭雄黑道谎言乱世的典型
    6.【颂】辞进一步明确预言武昌起义是军队倒戈,而不是孙中山会党暴动
    7.《推背图》第37象益卦【彖辞】有关蒋介石的预言要点
    8.《推背图》第37象益卦【象辞】有关蒋经国的预言要点
    9.《推背图》预言准确性的根据和来源:《易经》是《圣经·恒约》篇章之一
    10.《推背图》第37象益【卦】有关近现代政局的预言要点
    
    附:黎元洪: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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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背图》历验不爽,是中国未来学经典
    
     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所有者和主宰者。
    
     因此,举凡国家大事世道兴衰,冥冥之中自有天命前定。这不是有神论者的一孔之见,而是古今中外都有可以验之于历史事实的证明。《圣经》的预言,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这里姑且不说,仅就书成于唐代的中国未来学经典《推背图》对千年来中国政局的准确预言,人们就不能不考虑天命前定和主宰者存在的问题。
    
     关于《推背图》的有关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对《推背图》概率性的研究报告《天命前定·二、产生于唐初的中国大预言书《推背图》是历经以往朝代检验,且可资当今继续验证的天命论读本》http://blog.boxun.com/hero/chenyc/84_1.shtml。
    
     尽管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能够把我对《推背图》关于当代中国政局包括苏联东欧演变的相关预言的感悟和破译一一写出发表,但是,根据我的研究,完全可以证明《推背图》对当代中国政局变迁的预言,也是一如既往,十分准确的。除非有些未历之事(一因天机不可泄漏,二因人认识水平的局限,三可能会出现某种出于功利目的的比附),会发生误判。但是,事过之后,人们不能不正视《推背图》不愧是中国未来学经典。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我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论证。例如:关于毛泽东http://blog.boxun.com/hero/chenyc/85_1.shtml;江青http://blog.boxun.com/hero/chenyc/86_1.shtml;邓小平http://blog.boxun.com/hero/chenyc/90_1.shtml等。
    
     本文即以此从《推背图》天命角度,结合历史事实,来戳穿有关孙中山“国父”的神话。
    
    2.《推背图》对近现代政局预言的概况
    
     为便于没有接触和研究过《推背图》的读者一目了然,在这里有必要先扼要介绍一下《推背图》对近现代政局预言的概况。
    
     《推背图》预言从唐朝开始,以致于未来,一共60幅图象。
    
     在《推背图》预言中,把晚清和中华民国的演变,都归之于巽宫八卦,王气在东南方(两广);把中共王朝政局的演变,归之于离宫八卦,王气在正南方(两湖);把当前的后中共时代,列为坤宫八卦,王气在西南方(云贵川藏)。这是《推背图》预言当代中国政局演变的基本框架。
    
      《推背图》从第34象进入巽宫巽卦,预言太平天国,清朝进入衰歇动乱期;第35象预言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出逃,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事;第36象预言义和团拳乱及慈禧逃西安事;第37象预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事;第38象预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因为中国已经卷入其中;第39象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中国抗日战争事;第40象预言国共两党相争,蒋介石政权之际遇。巽宫八卦结束。从第41象开始进入离宫离卦,预言毛泽东中共政权……
    
     那么,当此辛亥百年之际,从《推背图》并结合真实的历史事实来看,辛亥革命的领导者究竟是不是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创建者究竟是不是孙中山?孙中山到底能不能、有没有资格被尊之为“国父”呢?回答是否定的!
    
     请先看——
    
    3.《推背图》第37象是对辛亥革命的专题预言
    
    推 背 图
    第叁十七象 庚子 震下巽上 益
    
    
从《推背图》看辛亥革命:谁是真正的窃国大盗?/陈泱潮

    
    谶曰
    
    汉水茫茫 不统继统
    南北不分 和衷与共
    
    颂曰
    
    水清终有竭
    倒戈逢八月
    海内竟无王
    半凶还半吉
    ..................................
    
    金圣叹:
    
    「此象虽有元首出现,而一时未易平治,亦一乱也。」
    
     ——看了上面的图象文字,可以明白:《推背图》原文每幅图象,都是由卦、图、谶、颂组成。另外,最后还有一段明末清初著名文士金圣叹的评语——由此可知《推背图》至少不是清朝人士所作、更不可能是今人之伪作。
    
    4.《推背图》第37象【图】解孙中山“国父”之称虚假透顶
    
     图中一人,其头不是常人之头:头顶不平整圆融,上有一道犁沟(农民犁地,土翻朝两边,称为犁沟。犁与黎是谐音,寓意是黎人,黎民百姓),站在洪水中,手里捧着一个砍断的人首,无身人头。
    
     黎人的黎,乃黎元洪之姓也。首级者,头,首就是元,一元复始,开始,中华民国的开端。这既包含黎元洪名字中的元字,也包含袁世凯袁大头之姓“袁”的谐音,还包含辛亥革命大功臣极力维护共和体制的段祺瑞的姓氏“段”字:因为图中黎人所捧首级,是砍断(“段”的谐音)了的首级;第三,还含有袁世凯本是真正迫使清帝退位的关键性人物,是中华民国正式的开国元首,可惜最后搞了称帝蠢事,于民国的建立和建设,实属有头无尾。洪水,既是黎元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也说明中国黎民百姓此后要陷在百年枭雄黑道乱世的水深(火热)之中,备受灾难和痛苦。
    
     这里似乎看不到孙中山的影子。
    
     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实肇因于立宪派的保路运动,直接起因则是由反对孙中山在边境搞小打小闹会党暴动而主张在京畿或者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的宋教仁系的革命党人所发动,实实在在是体制内清军士兵开枪倒戈,而不是体制外平民起义,更不是会党暴动。10月10日打响第一枪,紧接着就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原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一把手)。这混成協協統形式上相当于现在的旅长;实际上拿现在军队数量布防情况与当时军队数量布防情况相比较,当时的混成協協統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军长,甚至是集团军军长。若以当时清王朝教练新军挂帅人物而言,北方主要是袁世凯,南方主要是黎元洪。黎元洪当时已经深孚众望,其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当时或仅仅次于袁世凯。这是起义士兵拥戴他做军政府都督的重要原因。由这样一位清王朝新军将领出任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首脑,更实实在在进一步坐实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不是体制外会党暴动平民起义,而实实在在是体制内清军军队倒戈!
    
     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武昌起义哪里是孙中山领导的?国共两党为了维持他们专制独裁合法性歪曲历史事实真相,刻意制造孙中山神话,还能再继续下去吗?今天以“反共英雄”自居,一个劲鼓吹体制外发动民众走孙中山不断进行暴力革命道路的人,你们还能够跟在国共两党屁股后面,继续更加肆意扭曲历史、神话孙中山、以不真实的历史经验去误导民众吗?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元旦)前,即从1911年10月11日-1911年12月31日,是湖北军政府代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方面首脑机关的职权,湖北军政府是辛亥革命的旗帜。湖北军政府在武汉三镇的攻守战中表现坚决,积极支持革命军的战斗。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对于稳定民心、稳定军心、争取所在地区全体军队的一致支持投入武汉保卫战,在当时当地确实是起了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嗣后,黎元洪数度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大总统。反对袁世凯称帝,继袁世凯之后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忠实于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共和制,确确实实始终如一是辛亥革命开创中华民国的重要代表人物。
    
     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站在第一线的第一号人物,比起辛亥革命爆发当时身在美国远离武昌起义,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才从报纸上获知武昌起义这一消息的孙中山,谁才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标志性人物?是孙中山吗?对此,孙中山自己也不能不承认黎元洪是“民国第一伟人”——由此可见,即使按照孙中山自己的说法,“民国第一伟人”是黎元洪,而非孙中山!
    
     黎元洪在中华民国大总统任期内,遵循共和制度,是中华民国体现共和制度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最好的时期(见《一请不要故意淆乱“北洋政府”时段,二请拿出比较数据来!》http://blog.boxun.com/hero/200908/chenyc/30_1.shtml:《这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毛泽东共产党政府能够比得上的吗?》http://blog.boxun.com/hero/200908/chenyc/29_1.shtml)
    
     黎元洪这些作为,与从来就没有掌握过统一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实权的孙中山相比较,谁更有资格代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吗?
    
     今天中国人必须从国共两党近百年神话孙中山的欺骗宣传中醒悟过来,必须正视如下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正是孙中山早在中华民国一建立(1912年),马上就在1913年打着“二次革命”旗号,针对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发动武装叛乱,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且一再进行武装叛乱,搞地方武装割据,分裂了中华民国,而且最后确实推翻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初年建立起来的三权分立共和体制,把中国推入了苏俄斯大林模式党天下党国体制隐性帝制的万丈深渊!
    
     拿这样真实的孙中山和真实的黎元洪比较一下,谁更能代表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与共和体制?这是泾渭分明不言自明之事——黎元洪的共和制正气与孙中山的枭雄黑道隐性帝制邪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孙中山这样一个邪恶到家的祸害中国百年的枭雄黑道鼻祖、党国体制隐性帝制肇始者,为什么不反映在中国未来学经典《推背图》中呢?笔者也正是带着这个疑问,反复端相反复研究此《推背图》第37象。最后,才在圣灵的引领和启示下,终于恍然大悟:请看这黎人戴帽子的部位,两耳轮以上长出耸立的毛发,与其头顶上犁沟中间凸起的地方,不是就如同一个中文“山”字形吗?这里分明预言了:一.【在人头戴帽子的部位】出现“山”字形,预言了孙中山【冒领】了中华民国的顶尖创立者、国父称谓;二,预言了孙中山冒充中华民国的顶尖创立者、国父的假话,要等对此谎言怒发冲冠的人来彻底戳穿;三,这个负有天命前定责任来戳穿假国父谎言的人,到底是谁呢?此《推背图》第37象图像分明画出标志出的是:把冒领的假国父冠带彻底冲跑者,不是别人,乃是一贯以发义言著称、能够口吐双刃剑(一刃断政治是非,一刃断宗教是非)的耳(尔)上毛发直立(上长=晋)者!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国共两党动辄就把中华民国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等人掌权的“北洋政府”,一概以北洋军阀当权予以蔑称,今天人们有理由发问:请问蒋介石是不是军阀?毛泽东是不是军阀?客观事实是蒋介石毛泽东是比北洋军阀更大更恶劣的军阀!
    
    5.【谶】语预言孙“国父“之称是末世中国枭雄黑道谎言乱世的典型
    
     “汉水茫茫”,汉水又称汉江,发源于陕西汉中市米仓山,蜿蜒三千余里,到武汉汇入长江。这里以“汉水茫茫”直指结束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发生在汉水之旁。武昌起义证明了这一点。
    
     “不统继统”,清帝宣统逊位,继之以中华民国总统统治中国。这里明确含有非宣统、非承袭清朝统绪,非承袭既往帝制政体皇帝称谓的总统,成了新的统治者的意思。有意思的是,清王朝最后两位皇帝,一曰光绪,二曰宣统,连起来就是统绪,是否意味着整个中国帝制统绪的终结?
    
     而且,“不统继统”也似乎暗示了另外一层意思,后来会跳出来一匹不属于天命法统的黑马,冒牌篡取了中华民国正式开国总统地位,被误导尊为中华民国“国父”的事件发生。这是更深一层次的“不统继统”?——一不合天命法统:《推背图》没有他的位置;二也不合乎中华民国法统,并非经过正常法律程序选举出来的正式的开国“总统”,事实上既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迫使清帝退位对推翻帝制起了关键作用的实力人物,窃取了窃夺了中华民国真正合法的开国总统的名份,被妄称为“国父”:可见这是一个上不遵循天道,下不遵循法理伦常的【乱世】!把这样一个孙中山冠以“国父”之称,甚至把孙中山这样一个一再暗杀同党政敌和新闻记者的人,冠以“共和革命之父”的称号,实在是末世中国百年枭雄黑道谎言乱世的典型!
    
     “南北不分”,一是先分南北,南为武昌起义鄂军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为北洋新军挟持的清政府。尔后才有南北议和。最后不分南北皆为一统。
    
     “和衷与共”,一者,此四字内中,已经明确含有“共和”二字,含有废除帝制,实行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共和制的预言;二者,从后来的事实看,这“和衷与共”四字,还似乎进一步含有“不统继统”政权,后来被枭雄黑道篡夺,背叛了辛亥革命原则和理念,颠覆了三权分立的共和体制,复辟演化成党国体制隐性帝制,最终引狼入室,被共产党政权所取代: “与共”,葬送给共产党了。
    
    6.【颂】辞进一步明确预言武昌起义是军队倒戈,而不是孙中山会党暴动
    
     “水清终有竭”,有清一朝,扩大了中国版图(把东北三省、外蒙古、新疆、西藏都纳入了中国版图,收复了台湾),绥靖了长期为害中国的北方边患,防胡已经无需长城和战争,而是通过和亲与宗教信仰喇嘛教来维系,人口繁衍……等等。但是,王朝兴旺有时,衰败也有时。时候一到,“水清终有竭”,清朝是要灭亡的。清朝连续三位皇帝(同治、光绪、宣统)50年皇宫中未闻儿啼,都无后……可见天命前定,清王朝气数已尽。而且正如同北京城元大都所建皇城前面并列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早已预示了元、明、清三朝灭亡的时限和原因。正阳门预示了元朝灭亡于至正年号,为大明朱元璋所取代。大明者,太阳也,朱者,赤色,太阳升起之色也;崇文门预示了明朝灭亡于崇祯年号,而且是灭于文臣宦官专权乱政;而宣武门则预示了清朝灭亡于宣统年号,而且是亡于武将清王朝军队主力新军练兵大臣袁世凯之手和武昌起义军队倒戈——请看此天命前定:清王朝哪里是亡于孙文的?
    
     “倒戈逢八月”,明确预言武昌起义,不是什么体制外会党暴动,平民起义,而是清王朝体制内军队倒戈。时间在农历八月(公元1911年10月10日,是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
    
     “海内竟无王”,一预言实行共和制,取消了皇帝君王;二预言此刻没有真命天子;三一个竟然的“竟”字,说明中国社会没有真命天子是不行的。预言“不统继统”这个朝代,不可能实行王道,无王的天下,将会形成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混乱局面,武力说了算,霸道横行,纷乱是必然,反清自然要反出一个混浊之状,要有一个混乱时期一个混乱之世,要出混世魔王——孙中山蒋介石都是混乱之世开启隐性帝制的枭雄,是辛亥百年乱世肇始者,乱世之王,继他们之后的毛泽东,就是集他们乱世枭雄黑道的大成者。毛泽东一方面给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一方面又能够迷惑百姓感恩戴德称颂不已,是把隐性帝制推向极致的十足的混世魔王!
    
     “半凶还半吉”,推翻帝制,看起来是一个进步,结束了清王朝家天下统治,开创了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共和制,是吉祥之象。但是,因为没有真命天子,乱世枭雄将起四方,大行枭雄黑道,未几又将推翻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共和制,而代之以党国体制一党专制领袖独裁,实行比公开的帝制更黑暗、更毒辣、更邪恶的隐性帝制,人民将失去言论……自由等等基本人权,甚至注定要遭逢名副其实的土匪空前绝后的大抢劫。名副其实的土匪窃夺了国家政权,掌控了国家机器,政府成了匪府,使抢劫合法化,将中国人民百姓祖祖辈辈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都全部抢劫殆尽,一概归匪党所有……中国平民百姓在匪党专制独裁暴政的奴役下,更为痛苦遭殃,在黑暗中沉沦……因此《推背图》预言说,“不统继统”这个朝代是“半凶还半吉”之象,金圣叹亦评述此第37象所预示的时代是“亦一乱也”。
    
    7.《推背图》第37象益卦【彖辞】有关蒋介石的预言要点
    
     益卦【彖辞】如下: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行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皆行”
    
      ——【彖辞】是《易经》对每卦作出扼要判断和对问卜回答的重要话语。在这里直接预言了中华民国的要点,除了“益,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这些字句反映了世道走向民主共和之外,值得注意和玩味、更具体的预言,一是“中正有庆”四字;二是“木道乃行”四字。
    
      中正者,蒋介石号蒋中正。“中正有庆”就是后来中华民国大权落入了蒋中正(蒋介石)之手。
    
     木道者,木已成舟,舟行渡海,如益卦爻辞六四所说“为依迁国”——中华民国播迁到台湾之谓也。
    
     中国大陆是在蒋介石手上“其益无方”丢弃于中共的。但是,当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利涉大川”,有机会(毛泽东错误决策出兵朝鲜卷入韩战)总结了经验教训,有所改过行正道,得顺风,一帆风顺。“凡益之道,与时皆行”,能够与时俱进,以成有益之道,保守住了台湾,使台湾得以没有被中共武装占领,中华文化得以在台湾传承。
    
    8.《推背图》第37象益卦【象辞】有关蒋经国的预言要点
    
      周易象辞分大、小象辞。大象辞,是说明卦象的文句;小象辞是说明爻辞的文句。这里指的是说明益卦的大象辞。
    
      益卦【象辞】如下: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这里“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预言的就是蒋经国面对风雷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大潮,经过风雷激荡的思想斗争,“见善则迁”,顺应了世界民主潮流,“有过则改”,决心抛弃和改变“党国体制、一党专制、领袖独裁、军队党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这一套斯大林模式,取消戒严令,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还政于民,在台湾成功地施行和实现了民主化和平转型。
    
      造就蒋经国在台湾成功地施行和实现了民主化和平转型的原因,关键在于一是见善,二是知过,三是能改过。
    
     具体讲,一,蒋经国本人有在苏联斯大林模式反人道极权专制社会基层生活过的亲身体验,对斯大林模式党天下、领袖独裁、军队是党卫军……等等罪孽,深有了解;
    
     二,迫于中共取代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担任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带来的对国民党台湾的国际形势的巨大压力;
    
     三是迫于中共对台湾从未间断的颠覆活动以及台湾《美丽岛》杂志以及江南命案等等事端的压力,知道台湾不变不行,不顺应民主化历史潮流不行;
    
     四是从中共在大陆的一系列专制独裁暴政中,看到了只有民主变革才可能动摇中共专制独裁统治,保卫台湾中华民国的安全,进而可以以民主统一中国;
    
     五是蒋经国看到了《特权论》这一深刻剖析和抨击斯大林模式罪孽和指明民主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著述(79年台湾电台曾经对大陆广播过《特权论》,台湾报章杂志亦对《特权论》多有评述如题目为《民主墙上的奇葩》等等)。蒋经国正是因为有了在苏联斯大林模式社会基层生活过的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才能深刻理解和决心接受《特权论》的思想理论必须进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张……
    
     所以,台湾民主化,是蒋经国先生对中国社会的重大贡献,不是致死还在念念不忘“以俄为师”,还在不忘致书斯大林苏联同志的孙中山!孙中山遗嘱所谓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的“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建立三权分立民主共和政体的民主革命,而是通过北伐战争,建立斯大林模式党国体制背叛辛亥革命理念和原则、颠覆三权分立民主共和政体的反革命?事实摆在那里,读者明鉴。
    
     至于爻辞之解读,因为已经越出了本文的主题,所以在此就不用多讲了。
    
    9.《推背图》预言准确性的根据和来源:《易经》是《圣经·恒约》篇章之一
    
     《推背图》对中国政局千年演变之所以能够准确预言,根本原因是作者精通《易经》八卦,得之于天启——上帝的启迪。
    
      具体讲,《推背图》预言所依据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群经之首《易经》。汉文“易”的意思,就是变化。《易经》主题就是研究变化之道。《易经》研究变化之道的方法,则是从阴阳、八卦、天地人、万物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和反作用的发展变化,来作为推演未来的法则和线索。
    
     因此,在讲述或者理解《推背图》对当代政局演变的预言之前,需要对《易经》的基本构成有所了解。
    
     《易经》由八经卦乘8,而64卦,每卦由卦、卦辞、彖辞、象辞以及爻辞组成。卦,相传是伏羲根据天(上帝)所降河图洛书启示而创,迄今已经少说有5000余年历史。卦辞、彖辞、象辞,相传均系周文王被商纣王系狱时所作,爻辞乃是周文王之子周公所写。距今亦有3000余年历史。最后,还有相传是孔子所写《易传》,对《易经》原理原则,加以注释和解说,是对《易经》义理哲学化的表述。
    
     在我看来,卦辞、彖辞、象辞、爻辞,均是上帝启示周文王和周公所写,是上帝赐给人类可以用来和上帝沟通,通过虔诚祷告占卜求问,上帝旨意能够以文字显示于人的瑰宝。属于既往东方先知书之首。是上帝启示东方先知写成的《圣经·恒约》篇章之一。《圣经永约全书》应当包括旧约、新约、恒约以及其他一些为人类实践经验证明和认定是上帝圣灵启示先知写出的经典。
    
    10.《推背图》第37象益【卦】有关近现代政局的预言要点
    
     此第37象的卦,是由震下,巽上两经卦组合成的益卦。也就是说,益卦是由八经卦之第四卦震卦在下面,八经卦之第五卦巽卦在上面,叠加而成,为64卦之一。
    
     震卦所代表和象征者,为木,为长子,为东方,色为黑青……
    
     巽卦所代表和象征者,为风,为长女,为东南方,色为青绿……
    
     巽之方位是东南方,就中国地理而言,在广东广西。此卦预言了中华民国王气肇始于东南方,发祥于东南方。
    
      先有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太平天国于广西金田起义,打到南京,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推背图》正是从此事开始进入巽宫巽卦,以第34象预言洪秀全太平天国事的)。
    
      接着广东又出了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梁启超(广东新会人),掀起变法维新立宪运动,在中国知识界和政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主张变法维新,直接进入制度层面的改革,并且影响到清廷光绪皇帝,实施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立宪运动直接切入制度层面的变法言行和席卷朝野的公车上书以及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等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比起孙中山的边境小打小闹会党暴动局限于“反清复明”的反满种族“革命”,起点要高得多,更具有共和革命的代表性,对推动晚清的制度改革影响也要大得多(这点由当时响应辛亥革命的省份,大多是康梁立宪派人士发动反映出来,也可由当时立即站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边的湖北立宪派代表人物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的行动看出来)。应当说,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立宪派居功厥伟,功不可没。
    
      面对国共两党长期的欺骗宣传,在此辛亥百年之际,不能不特别强调指出: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的主要代表者,是康梁维新变法制度变革之立宪思想和运动,而不是孙中山局限于“反清复明”的反满种族“革命”会党暴动!
    
      ……之后,一直靠搞帮会黑道“反清复明”的广东香山县人孙中山卖身投靠苏俄,依仗苏俄共产党势力,搞以俄为师,接受了苏俄卢布枪支弹药,听命于苏俄顾问团,在广州开办了黄埔军校,由蒋介石领导北伐成功,推翻了由黎元洪段祺瑞等人所竭力捍卫的辛亥革命成果共和政体,而代之以斯大林模式党国体制,夺取了中华民国统治权……
    
     巽之色为青。中华民国国旗最后定为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嗣后,中国大陆果然大白天被赤化,国民党丢了大陆,跑到位于中国大陆震位(东方)的台湾小岛,孤悬一角,偏安一隅……中华民国之命运,与其旗帜图案颜色含义,何其相似乃尔!此国旗图案颜色,将面临台湾民主力量动议更改——而中共国五星红旗,则不仅预示着中共国血染山河,暴虐无比,而且也预示着中共国最后一定要四分五裂!
    
     能不信天命前定能不信举凡国家大事不是上帝主宰的吗?!
    
    附:
    
    黎元洪: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
    
    2011-10-11 05:13:20
    
    李钟琴
    
    一
    
    中国人对凑成整数的纪念日都特别看重,我本俗人,亦难免俗。值武昌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借送女儿到武汉上学之机,我特意去瞻仰了湖北新军工程营旧址和首义广场,回顾先贤之壮举,聊发思古之幽情。
    
    工程营旧址早已被湖北省总工会所占。步入其院内,只见右侧立有一座三枝步枪构成的纪念碑,碑后是古色古香的廊亭,当年的工程营住房等遗迹已荡然无存。
    
    首义广场倒是建设得气势恢弘、花团锦簇,广场南边的阅马场,是当年黎元洪设坛拜将的地方,此时正在整修。北边的鄂军都督府(武汉人称之为“红楼”)还保留原貌,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人家不对外开放。都督府大门前的广场上,立着一个身着长袍马褂、手柱拐杖的小老头的铜像——不用看底座上的说明,大家也能猜得出,这个小老头就是孙中山先生。
    
    武昌起义胜利之时,孙中山先生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打工。他是在武昌起义三天后才从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消息的,不禁叹道:“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两个多月后,也就是辛亥年的年底,中山先生回到上海,此时清政府已经离垮台不远了。人们常说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那是由于不明真相!
    
    辛亥革命,是经社会精英启蒙、由底层小人物率先发难、社会各阶层人士继之而起,最终全国上下合力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划时代事件。中山先生固然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在鄂军都督府前立他的像,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合适,起码对一个人有失公允。这个人,说出来大家可能会不服气,他便是在历史上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时任鄂军都督府大都督的黎元洪。
    
    既来之,便想写点什么。孙中山、袁世凯、黄兴,以及武昌首义的小将们,已经有不少人写过了。于是我想写写黎元洪,以此纪念武昌起义一百周年。
    
    二
    
    在历史课本上,黎元洪是被列为军阀、投机政客一类的反面人物,不仅在大陆的形象不好,在台湾也不受待见。我看过电视剧《走向共和》和电影《建党伟业》,黎元洪的形象实在让人没法喜欢。特别是《建党伟业》里的黎元洪,简直就是个袁世凯的奴才。袁世凯叫一声“宋卿”(黎元洪的字),黎元洪便低眉顺眼地小跑两步答道:“臣在。”熟悉近代史的人应该知道,让黎元洪在袁世凯面前称臣,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民国初年的黎元洪,那可是威震四海、万众钦仰的首义英雄。舆论誉之为与袁世凯、孙中山并列的民国伟人,孙中山则称黎元洪为“民国第一伟人”。国学大师章太炎大骂袁世凯,鄙夷孙中山,却唯独服膺黎元洪。
    
    当年威风凛凛的“首义都督”、大名鼎鼎的民国总统,怎么在后人的心目中竟是这般猥琐?
    
    有人可能说了:“床下都督”,算什么英雄好汉?
    
    据传,武昌起义之时,黎元洪吓得钻到了小老婆的床底下,被起义军发现后拖了出来。此时起义军群龙无首,需要找个职务比较高的军官以资号召,乃用枪逼迫黎元洪做了革命军的都督。
    贪天功为己有,靠投机而发迹,实在不怎么光彩。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说说“床下都督”这盆污水的由来。
    
    作家斐高才先生曾在海峡两岸查阅了大量典籍,发现“床下都督”之说,起于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枪杀首义将领张振武之后。当时革命党人办的报纸斥袁、黎为杀害首义英雄的“民贼”、“屠夫”。《震旦民报》主笔蔡寄鸥撰文称黎元洪于起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随后报上又登出马野马、蔡寄鸥创作的小说《床下英雄传》,于是“床下都督”不胫而走。不知何时,进一步演绎成黎元洪藏到了小老婆的床底下。再说了,看黎菩萨那心宽体胖的块头,想钻到床底下,恐怕也不容易呢!
    
    而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武昌起义亲历者的回忆证实黎元洪当时躲到了床下。相反,倒是有很多黎元洪并非躲到床下的第一手资料。
    
    黎元洪在写给清朝海军提督萨镇冰的信中,特意说明自己“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自证当然不足信,幸好,还有当时亲历者的旁证。
    
    民国初年,反清组织日知会会员张难先曾遍访武昌首义的当事人,写成《湖北革命知之录》,明确指出,黎元洪是“避入房中”,并非被起义士兵从床下拖出。此外,武昌起义参与者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曹亚伯之《武昌革命真史》亦持此说。
    
    时隔近百年,大陆又发现了武昌首义当事人的新证词。
    
    2010年7月2日,《长江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武昌首义志士遗稿为“床下都督”黎元洪还原历史》的报道,文章说,最近发现的辛亥首义志士朱树烈先生的遗稿,披露了若干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详细记录了抓获、逼迫黎元洪的经过,朱树烈先生正是此事的亲历者,并且曾举刀以自杀逼迫黎元洪就任。遗稿说:“吾党同志蔡济民、王文锦等在黄陂一带追寻黎元洪踪迹,其时黎正在其参谋刘文吉宅内,隐匿不出。蔡向黎从容正色而言曰:‘黎老师在此,我等侦察确实,毋庸讳言,我等皆公之学生,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不要畏惧,不必怀疑。’黎闻之始出。”可见,黎元洪当时正在刘文吉的家中,并没有钻到小老婆的床下。
    
    一方是个别文人在小说中的信口雌黄,一方是众多事件亲历者的回忆、笔记、遗稿,哪个可信,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正确判断。
    
    正如人们对《三国志》知之不多,对《三国演义》却家喻户晓一样,相比于历史亲历者的枯燥记录,绘声绘色的文学作品自然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力。可叹黎宋卿为小说家言竟背了百年黑锅,这样的“冤情”又岂止黎宋卿所独有?难怪小袁老师愤愤然曰:“历史算是个什么东西!”
    
    三
    
    即使黎元洪没有钻到床下,但他毕竟不是主动起义的英雄,而是被动革命,因人成事。只此一点,就使他难以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豪杰。
    
    起义军人以枪相逼,黎元洪一开始并未就范。据朱树烈先生的遗稿,黎元洪“态度沉默,不多言语”,一次(应是三日之后)都督府开会,朱树烈见黎元洪仍不愿就都督之职,“偏处一室,视若无事”,到会人员嘈杂纷乱,秩序极不正常。“本人处此,不禁捶胸顿足,大呼:‘清兵统领黎元洪,吾辈既经诚恳拥戴汝为首义都督,布告、照会,宣传中外,定大计,决大疑,都督应完全负责,理应如何兴奋,竟如此因循观望,非薄我辈不足与为,即是效忠清室。倘清兵张彪率兵反攻,势必鱼溃鸟散,我辈死不足惧,汉族人从此万劫不复,汝之禄位不但不保,立即身首异处!’”喊罢,朱树烈即拔刀相向,有人将他抱住,朱即欲举刀自杀,这时有人喊道:“全体起立,都督出席开会。”
    
    之后的事,诸多记载大同小异:黎元洪应允就职之后,一改呆若木瓜之形象,即刻主持军政会议,誓言“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功利钝,与诸君共生死”!
    
    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如果说熊秉坤等革命小将们是造时势的英雄,那么黎元洪则是时势造出的英雄。
    
    武昌起义并非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直接发动和领导的起义,而是由湖北的两个反清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清末的反清革命团体多得很,相比于光复会和同盟会,文学社和共进会只是小社团。共进会与同盟会是有联系的,其在湖北的领袖是孙武(并非孙文之弟);而文学社只是湖北的一个反清团体,社长是黎元洪部下三营左队充正目(相当于代理班长)蒋翊武。明明是一个旨在武装反清的组织,却起了个风花雪月的名字“文学社”,无非是想麻痹政府有关部门罢了。共进会虽然有同盟会作靠山,但在湖北新军内部的实力却不如文学社,所以,两个组织协商共同发动反清起义时,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遗憾的是,起义军的一二把手,在关键时刻却很不给力。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租界警察循声搜捕,孙武等人虽然逃走了,但两个组织的名册却留给了租界当局,租界当局遂将名单转交湖广总督瑞澂,瑞澂立即派清兵按图索骥,当天便抓获文学社的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等人,蒋翊武寻机逃走,而彭、刘、杨三人当夜即被瑞澂杀害。
    
    次日,也就是10月10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风闻党组织的名单落到了清军手中,起义计划暴露,他们面临被血腥清洗的危险。疾风知劲草。工程营士兵熊秉坤当机立断,以工程营共进会代表的身份,组织工程营的士兵提前发动起义,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就在两年前,张之洞病笃,摄政王载沣前去探望。张之洞按下葫芦瓢起来的时局深以为忧,载沣却大咧咧地说:“不怕,有兵在!”载沣岂会料到,正是他的兵,要了大清的命。
    
    50年后,末代皇帝溥仪听说熊秉坤来北京参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主动提出与其见面。在宴会上,溥仪向熊秉坤敬酒,称熊秉坤“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被推翻者向当年的叛逆者敬酒,堪为历史一趣闻也。
    
    扯远了,再回来。由于武汉的清军主力被抽调到四川去镇压护路运动,武汉空虚,所以起义军仅用十来个小时就攻占瑞澂的总督府,控制了武昌城。
    
    而此时,起义军的领袖蒋翊武、孙武、刘公却生死未卜,找不到人,起义军群龙无首。临时副总指挥蔡济民是个排长,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的军职最高,也不过是个连长。而且,吴兆麟事前并不知道起义之事,与后来的洪哥一样,他也是被起义士兵们用枪逼着担任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蔡济民认为他们的军职卑微、声望太浅,不足以号召全国人民响应武昌起义,力主找一个德高望重之人出来主持大局。于是,他们的长官、湖北军界二号人物洪哥,便成了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等革命小将们的一致选择。
    
    四
    
    武昌起义成功是偶然,而革命军胜利后搬出黎元洪这尊菩萨,则是历史的必然。
    
    革命军坚持要让黎元洪做军政府大都督,并非有些书上所写的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形势的需要。
    
    据一些武昌首义当事人的说法,在起义前,革命军将领们就已经考虑到,如果起义胜利后没有合适首领的话,就拥护黎元洪为领袖。
    
    若说堪当义军领袖的反清豪杰,莫过于声望远播的孙、黄。而孙中山此时在美国,黄兴在香港,远水不解近渴,所以起义军将领们才有抬出黎元洪的打算。当然,大家都清楚,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让他出来做领袖,只是过渡一下而已。
    
    那么,他们为什么偏要选择黎元洪呢?
    
    革命军临时副总指挥蔡济民说得简明扼要:洪哥“在湖北负人望,且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
    
    他们借重的,是黎元洪在湖北的巨大声望。
    
    都说名气是虚名,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政治或经济利益。洪哥的名声绝非浪得,那是他打拼几十年才积累下的政治资本。
    
    在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才华横溢、头角峥嵘的人物,如果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往往难以在政界军界出人头地。黎元洪出身贫农,小时讨过饭,长大后投军觅食,参加过甲午海战,战败后跳海,本不会游泳的他就因为穿了件救生衣,竟从波滔汹涌的大海中侥幸逃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后他的运气奇好,得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官至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相当于旅长)。
    
    张大人虽识才爱才,却也敌不过人性的弱点。他明知黎元洪“知兵”,是不可多得的干练之才,却一直让他位在不学无术的张彪之下。因为张彪跟随张之洞多年,被张之洞视为心腹。张之洞还把自己宠爱的一个丫环嫁给了张彪,因此张彪被时人戏称为“丫姑爷”。“丫姑爷”嫉妒黎元洪的才干,生怕被取代,一有机会就在张之洞面前说黎元洪的坏话,还曾多次当众羞辱黎元洪,黎元洪深知“疏不间亲”,只能逆来顺受。时间长了,便历练出他宽容大度、忍辱负重、温柔敦厚、老成持重的性格,人送外号“黎菩萨”,谐音“泥菩萨”。
    
    黎元洪后来做了民国大总统,已经失势的“丫姑爷”腆着脸前来求助,黎元洪不计前嫌提供了帮助,这是后话。
    
    张之洞被清廷调到北京后,湖北前后换了几个一把手,但黎元洪的官职一直没有得到升迁。有一任湖广总督叫陈夔龙,其女儿病死,在湖北大办丧事,张彪送丧仪十万元,而黎元洪仅送了几元钱,这让陈总督内心极为不满。时隔不久,汉口慈善机构募捐,黎元洪一捐就是三千元,武汉的民众倒是对洪哥交口称赞了,可这让陈总督怎么想?
    
    更重要的是,黎元洪在军界甚得“军心”,有“开明”之号。他深知专制制度之落后,对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从心底抱有同情,因此文学社、共进会才能够在他的部队里大规模发展下线,几乎使他的混成协成为清一色的革命军队。对此,他是睁一眼闭一眼,乐见其成。有人上告他的部下有人剪掉了辫子,他反而替剪掉“猪尾巴”的士兵开脱。1904年,反清组织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与黄兴的书信被清兵截获,报到黎元洪那里,黎元洪立即通知刘静庵逃离武汉。1906年,黎元洪奉命率部前往湖南去镇压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进军前,他召集军官训话说:“吾侪此行,当先辨暴徒之性质,果为党人含有政治上之意味,诚不必与战,宜设法解散之。若土匪,尔等宜努力绝之,以绝根株。”1907年,日知会的季雨霖被捕,黎元洪则出面将其保释……
    
    黎元洪凡此种种,实与革命党声气相通。革命党一致同意请他担任军政府大都督,又何怪焉?用时髦的话说,难道这不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五
    
    说黎元洪是首义元勋、民国伟人,关键还要看他对共和、对民国有何特殊贡献。
    
    在我看来,如果说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举的话,黎元洪则有“三护共和”之功。
    
    首义勇士们拿下武汉三镇之后,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时之局势,其实是危如累卵。清政府闻报,立即派大军南下“平乱”,武汉弹丸之地,又能支持多久?
    
    黎元洪之所以不愿立即就任军政府大都督,一定有许多顾虑。此时的黎元洪已经四十七岁,比起那些天不怕地不怕、血气方刚、敢想敢干的革命小将们,自然要思前想后,谋定而后动。但他一旦作出决定之后,便忠实履行自己的誓言,率领武汉军民浴血奋战,抗击清军四十余天,为其他省份的起义赢得了机会和时间。
    
    黎元洪出任革命军领袖,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对人心的影响,
    
    《后汉书》载,王莽改制,倒行逆施,汉光武帝刘秀之兄刘縯(字伯升)欲率宗族子弟起兵造反,乡亲们吓得抱头鼠窜,曰“伯升杀我”。及见刘秀身着绛衣大冠出现在起义队伍之中,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都放下心来。
    
    正当反清革命的危机关头,武汉父老发现温和谨厚的“黎菩萨”竟是革命军首领,又怎不发出“谨厚者亦复为之”的慨叹!事实也证明,“黎菩萨”的出山,迅速稳定了武汉三镇的局势。当黎元洪就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布告贴出后,一位武昌起义亲历者记述说:“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黎元洪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清政府体制内的开明人士,他们纷纷协助革命党人“光复”本省,或打起反清义旗,或宣布独立,不到两个月,便有十七省脱离了清政府,革命形势顿时一派大好,武汉也由此转危为安。
    
    本来,湖广总督瑞澂逃出总督府后,并未跑远,而是乘一只舰艇在长江上观望。他原以为这只是一小撮士兵作乱,不久即会被平定。当听说乱军首领是黎元洪时,顿时绝望,下令开船远逃。
    
    在革命党人中以懂军事著名的黄兴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从香港取道上海赶往武昌,途中曾对亲信说,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必须取而代之。但等他抵达武昌之时,黎元洪令人制作写有“黄兴到”字样的大旗以鼓舞人心,并在江边列队欢迎。之后,在都督府前面的阅马场设拜将坛,大张旗鼓地拜之为“战时总司令”,交付军事指挥全权。此举有利于借助同盟会的影响力,团结各地反清革命团体,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反清统一战线。有人认为黎元洪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意在学刘邦拜韩信为将之故事,有自比汉高祖之野心。我看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太不了解这个“黎菩萨”了。
    
    清政府派水师提督萨镇冰率舰队前来协助陆军镇压,黎元洪亲自给萨老师写信,劝其认清形势,保全武昌。萨镇冰见信后沉吟良久。他既不愿做清朝的叛臣,也不愿屠杀自己的同胞,竟弃军而走。黎元洪一封书信,便令清朝海军瓦解,堪称民国史之奇闻也。
    
    受命于危难之际,使共和大业转危为安,黎公护卫共和之功岂容抹杀乎?
    
    六
    
    随着南方反清阵营的壮大,革命军与清军沿长江一带相持不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便宜了一个在河南彰德府洹上村垂钓的渔翁。
    
    这个渔翁曾把自己端坐船上悠然垂钓的照片拿给报纸发表,以示自己从此优游林泉,不再问政。但是,他的复出,也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此时的清廷,没有人能够统一指挥袁世凯一手训练出的六支北洋新军。而南方的革命烈火已经燎原,亟需袁世凯出山挂帅。
    
    于是,这个渔翁走出洹上村,变成了袁钦差,不几天又变成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
    
    唐德纲先生称袁世凯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良有以也。袁世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借清政府打革命军,以革命军压清政府,最终逼迫清朝皇帝退位,民国政府妥协,实现了国号、政体的嬗变,使三千年帝制的中国,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变成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可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在当时实是众望所归。
    
    本来,南方的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代表议和时,就曾达成共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谁料到了1911年(农历辛亥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因其反清革命先行者的身份以及巨大的声望,被十七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月1日就职。“首义都督”黎元洪则全票当选临时副总统。
    
    袁世凯闻讯大怒,不承认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南北议和顿时面临破裂的危险。1月14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的代表伍廷芳:“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孙中山审时度势,将临时大总统宝座“让给”袁世凯,也是不得已之举。黎元洪的地位则稳如泰山,仍做他的副总统,兼任湖北都督坐镇武昌。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黎元洪拥兵武汉不放心,乃于1913年年底逼迫其赴京就任副总统,并与之结为儿女亲家以笼络之。
    
    如果袁世凯后来不是鬼迷心窍上演一出帝制闹剧,那么他很可能就是中国的华盛顿,起码也是民国第一伟人。
    
    历史总是充满了遗憾。1915年12月12日,已是终身大总统的袁世凯在身边一群小人的忽悠下,终于粉墨登场做起了洪宪皇帝。
    
    令袁世凯意想不到的是,一直全力维护他的副总统黎元洪,竟成为一块让他搬不动、挪不开、打不碎的“共和磐石”。
    
    袁世凯称帝前,曾多次派人去征求黎元洪的意见。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黎元洪还是非常清醒的,毫不犹豫地表示反对。他在帝制闹剧甚嚣尘上之时对记者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袁世凯为河南项城人——作者注)如有野心,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
    
    尽管黎副总统铁骨铮铮,义正辞严,怎奈袁大总统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过皇帝瘾。袁世凯“登基”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有人建议黎元洪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妨虚与委蛇,暂且接受封号,再从长计议。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此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黎元洪下毒手,即使遇害,副总统乃创造共和之人,与共和相始终,亦足以名垂千古。黎元洪闻言频频点头,大声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袁世凯见黎元洪拒不接受封号,乃派文武百官一齐出动,到黎宅致贺。黎元洪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尤于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说罢径自回屋,留一班帝制余孽呆在那里面面相觑,黯然解散。
    
    袁世凯不死心,又命九门提督(相当于北京卫戍司令)江朝宗到黎宅跪拜宣封。让手握兵权的江朝宗来规劝,颇有些武力威胁的意思,谁知黎元洪毫不畏惧,指着江朝宗的脸大骂道:“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
    
    此时的黎元洪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无兵无权,没有行动自由,他所能做的,也就是拒不与袁世凯合作了。据说蔡锷将军(字松坡)离京前曾密访黎元洪,蔡锷说:“欲解决此事,惟有武力。”黎元洪叹道:“你我身在樊笼,何得出此?”蔡锷答道:“大计已定,请您候我出京四十日后,必有佳音。”不久蔡锷潜返云南,扛起了护国战争的义旗,黎元洪在北京闻讯叹道:“松坡不愧英雄本色!”
    
    作为民国副总统,黎元洪能做到置生死于度外,坚定不移地捍卫共和,对当时人心的影响,实在是难以估量。袁世凯在称帝后立即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与黎元洪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
    
    七
    
    黎公之“三卫共和”,乃在张勋复辟之时。
    
    袁世凯去世后,黎副总统依法继任大总统,手握政府实权的段祺瑞仍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号称袁世凯麾下“北洋三杰”中的“北洋之虎”,性格倔强,清廉耿介,心高气傲,敢做敢当。武昌起义后,有勇无谋的“北洋之狗”冯国璋干劲太足,接连拿下汉口汉阳,武昌岌岌可危。鄂军战时总司令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次日便乘船赴沪。
    
    冯国璋在汉阳龟山架起大炮轰击武昌城,与龟山只有一江之隔的鄂军都督府顿时处于清军的射程之内,以至于黎元洪不得不率都督府人员跑到城郊暂避。
    
    深知“狡兔死走狗烹”古训的袁世凯比黎元洪还急,亲自致电冯国璋,让他悠着点。之后,袁世凯另派段祺瑞为湖广总督,接替冯国璋到湖北与民军作战。心领神会的段大将军审时度势,一面派员与革命党人议和,一面率前线四十六名清军高级将领两次通电全国,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并威胁清政府中的顽固分子说,要“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1912年2月11日,段祺瑞率部分军人进京,第二天,隆裕太后便乖乖地下诏宣布清帝退位。此即段祺瑞“一造共和”。
    
    袁世凯帝制自为,段祺瑞与黎元洪的态度一致,极力反对,袁世凯大怒,下令免去其陆军总长之职。袁世凯的登基大典,黎元洪与段琪瑞均拒绝参加。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骂声中撤销帝制后,不得已请出能力超强的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并未替袁世凯收拾局面,而是消极怠工,是为段祺瑞“二造共和”。
    
    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便有“二造共和”之美誉;黎元洪同样也反对袁世凯称帝,说其“二卫共和”,孰云不妥?
    
    袁世凯一死,段祺瑞就成了大权在握的“北洋泰斗”,如何看得起一尊没有实力的“泥菩萨”?黎元洪之为人,人敬他一尺,他敬人一丈。虽然性情柔和,但柔中有刚,棉里藏针。段祺瑞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也对段总理日益硬气,结果一来二往,总统府与国务院便闹起了“府院之争”。在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上,黎段彻底闹翻,黎元洪干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段祺瑞负气跑到天津,忠于段氏的十余省的督军们则纷纷宣告“独立”,以武力胁迫黎元洪。黎元洪无奈,遂招长江巡阅使张勋以调解冲突为名带兵进京。
    
    这可真是前门拒虎,后门迎狼。张勋一进京,便露出其封建余孽的本来面目,竟跑到紫禁城迎前清逊帝溥仪复辟。黎元洪如梦初醒,立即连发数道电文,下令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责成段总理组织讨逆军进京讨伐,维护共和国体。做完这些事情,黎元洪跑到日本使馆避难。
    
    民国建立多年,张勋及其所部官兵仍没剪掉脑袋后面的那条猪尾巴,其拥护清廷之心路人皆知。而黎元洪却误以为张勋不忘旧主,忠诚可靠。就因为张勋曾扬言:“黎元洪是个好人,忠厚长者,如果他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张某一定帮他。”以致病急乱投医,铸成大错。我认为,这是黎元洪从政生涯中犯下的最大过错。不过关键时刻,黎元洪又一次作出正确选择,坚决护卫共和体制,并摒弃前嫌,成就了段总理“三造共和”的壮举。
    
    段祺瑞虽然仍对黎元洪恨恨不已,但还是很痛快地接受了黎元洪的总统令。因为没有黎元洪的命令,他就没法复任总理,也不能合法地组织军队讨逆。
    
    或曰,黎元洪反对复辟,维护共和,实是出于维护自身权位之考虑。毕竟,清帝复辟之后,他的总统宝座也就坐到头了,损失最大的就是他。诚然,黎元洪是共和体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主要受益者之一,他拼命护卫共和,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他护卫共和,绝非仅仅为了自身利益。
    
    平定张勋之后,段祺瑞亲自到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回总统府,而黎元洪却搬到了东厂胡同旧宅,然后通电全国引咎辞职。冯国璋也假惺惺地登门劝驾,黎元洪坚辞总统之职,并通电检讨自己五大失误,表示既铸大错,无颜再居大位。“心肝倘在,面目何施”?“若必使负疚之身,仍尸高位,腾嘲裨海,播笑编氓,将何以整饬纪纲,折冲樽俎?”表示自己今后将“杜门思过,扫地焚香,磨濯余生,忏除夙孽”。表现出政治家普遍缺乏的廉耻感,实属难得。
    
    八
    
    而后人认为黎元洪的主要罪过,并非招来张勋复辟帝制,而是与袁世凯合谋擅杀首义英雄张振武,并助袁世凯镇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
    
    先说张振武案。
    
    张振武在武昌首义中与蒋翊武、孙武并称“三武”。当初大伙公推黎元洪出任军政府大都督,张振武并不赞成,扬言不如杀掉黎元洪祭旗。黎元洪与张振武之过节,盖早埋伏笔于此矣。军政府成立后,张振武担任军务部副部长。
    
    张振武参加首义之功,不容抹杀,但他在革命暂时成功后便迅速腐败,也是事实。他自恃有功,飞扬跋扈,贪污受贿,为害一方。起义后他广纳姬妾近十人,其中叶某、鲁某还是两个女学生。其卫队达百人以上,到黎元洪的都督府皆荷枪实弹,常令黎元洪如芒刺在背。因为他用公款购买军械以劣充好、账目不清,黎元洪过问了一下,张振武便当面拍案斥责,让善于忍耐的黎菩萨也忍无可忍了。
    
    由于张振武手下有兵,黎元洪只得借故将其调到北京,同时密电大总统袁世凯,请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袁世凯正想笼络黎元洪,对这个要求当然不会拒绝,遂令军政执法处将张振武及其同党、将校团团长方维抓捕枪决。
    
    此事一经披露,舆论大哗,毕竟擅杀首义元勋不得人心。袁世凯岂能背这个黑锅?乃将黎元洪的密电公开,于是黎元洪在国人的眼中一下子由“菩萨”变成了“屠夫”。黄兴更是连电质问,黎元洪只得发一长电,列举张振武十四条罪行,解释自己请求袁大总统立诛张振武的三条苦衷。电文中说:“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堪称名句。此电一出,舆论才渐渐平息。
    
    但在当时以及后世,仍有很多人认为,张振武即使有可杀之罪,也应公开审判明正典刑。不经审判便秘密处决,有悖民主共和之法治精神。其实黎元洪对此已经作过解释,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军人率部铤而走险,如同家常便饭。武昌起义之后,湖北又发生了数起兵变,虽皆被黎元洪弹压,毕竟数次惊魂。时局未稳,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对付手握兵权的骄兵悍将,以军法就地处决以绝后患,似乎也无可厚非。
    
    九
    
    黎元洪帮助袁世凯镇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杀了不少国民党人,这是国民党得势后对黎元洪的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
    
    “二次革命”的导火索,缘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案。三天后,此案便告破获,嫌犯应夔丞、武士英落网。据从应夔丞家中搜出大量文件、电报,又牵出了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各种证据链条显示,枪杀宋教仁的凶手是武士英,武士英的指使者是应夔丞,应夔丞的指使者是洪述祖。而洪述祖与宋教仁无怨无仇,缺乏杀人动机。至此,人们以常理推断即可明白,刺宋案的幕后黑手是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而指使赵秉钧的,只有袁世凯。
    
    因为,宋教仁雄心勃勃要在中国推行内阁制,以便架空袁世凯。在一个月前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议会中获胜,下届国务总理已非宋教仁莫属。这不仅令嗜权如命的袁世凯感到了威胁,更让即将丢掉总理宝座的赵秉钧坐卧不安。所以说,干掉宋教仁,符合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利益。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暗杀宋教仁,这个观点,几乎成了历史定论。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从案发后袁世凯的表现来看,尚不能证明袁是刺宋案的指使者。案件牵连出洪述祖后,袁世凯立即下令抓捕,并让赵秉钧请病假以待案件水落石出,由段祺瑞代理总理职务。如果不是孙中山一意孤行要武装讨袁,刺宋案似可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
    
    近百年来,也一直有人怀疑刺宋案的主谋是孙中山。因为应夔丞不仅与洪述祖有联系,也与孙中山的心腹陈其美联系密切,而且,此人曾担任过孙中山南京临时总统府的庶务长。
    
    随着宋教仁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跃升,孙中山渐被架空。更重要的是,宋教仁的政见与孙中山分歧日深。如果除掉宋教仁,孙中山既可以重掌国民党大权,又可以嫁祸于袁世凯,乘机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是臆测之词,属于“有罪推定”,不足为凭。
    
    按照由洪述祖而赵秉钧而袁世凯的推论,那么,国民党人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暗杀立宪派领袖汤化龙,也可以把账算到孙中山先生头上。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凿证据之前,实不能将推论作为历史定论也。
    
    1915年12月27日,被誉为“报界奇才”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在美国被暗杀,凶手逃脱,这在当时成为一桩悬案。直到六十年后,凶手刘北海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说,刺杀黄远庸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孙中山,因为黄远庸曾在报上骂过孙中山。
    
    如果后人能够发现像刺黄案这样的人证或物证,或可使刺宋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否则,我们与其相信推论,不如仍将它当作一起迷案。
    
    就在宋教仁被刺后的第五天,正值案件通过法律途径顺利审理之际,孙中山先生从日本抵达上海,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武力讨袁。黄兴则表示反对,主张在法律轨道内解决。次日,恰闻袁世凯未经国会批准,欲向五国银行大借款,被议会和舆论视为非法,于是,孙中山即以宋案和非法大借款案为由,积极部署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可惜的是,这次革命由于得不到社会各界的理解,甚至许多国民党人也不支持,所以,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迅速失败,本由国民党人占据的四个省被袁世凯的势力占领,孙中山和黄兴等国民党要员不得不亡命海外。
    
    在“二次革命”风波中,黎元洪审时度势,站到了袁世凯一边。他致电黄兴和湘、粤、皖、赣四省都督说:“此事和平办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他与当时许多人士都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案件,没有必要借助一党控制的武装力量与中央政府叫板,这实与叛乱无异。此风一开,神州战乱则不知将伊于胡底。
    
    帮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还有时任云南都督、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首揭“护国战争”义旗的蔡锷将军。
    
    “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使国民党受到重大损失,袁世凯的势力深入到长江以南,其野心大为膨胀,以至于做起皇帝美梦来。本来在古老中国出现的生机勃勃的共和气象,就因为“刺宋案”和之后的“二次革命”,遂陷入了帝制和军阀混战的泥潭,实堪浩叹!
    
    十
    
    黎元洪的历史使命,在张勋复辟之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他毅然离开北京搬到天津做寓公,投资实业,也算是明智选择。
    
    谁知时过五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徐世昌大总统赶下台,执意要请黎元洪“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黎元洪深感军阀混战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觉得还能东山再起做点事情,便向曹、吴提出“废督裁兵”的条件,声明不答应不出山。曹锟闻报,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说:“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骂归骂,他还是听从了他的子玉老弟的意见,请黎元洪出来充充门面,等局势稳定,再取而代之。
    
    没有掌握枪杆子的黎元洪,有什么资本对军阀们“杯酒释兵权”呢?其共和宪政理想注定是场白日梦。甫过一年,黎元洪便被曹锟赶下了台,又回天津做寓公了。在被逼交印的时刻,黎元洪愤而举枪自杀,幸亏侍从上前夺枪,子弹射偏,仅伤其耳。
    
    经历此劫,黎元洪回天津后专心致力于实业,遂成巨富。他热心教育,多次慷慨捐资办学。据说蒋介石北伐时打到山东,要没收中兴煤矿,但听说这个煤矿的大股东是黎元洪时,便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的我不能没收。”但蒋的部下仍胁迫黎元洪赞助军饷100万元。
    
    每逢双十节,黎元洪都要在府中张灯结彩,说,我作为民国的一个平民也应该庆祝。可见他对共和的感情之深。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5岁。
    
    次日举行公祭,社会各界人士前往黎宅告别这位首义元勋,蒋介石也亲往吊唁。黎元洪当年的老冤家、已下野闲居的段祺瑞前来祭奠,“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虽曾为政敌,但二人犹惺惺相惜,也没有使出下三滥的手段互相诽谤、暗杀,历史课本上的“反面人物”,有时比某些“正面人物”更加堂堂正正、襟怀磊落,更值得后人感念。
    
    1935年11月24日,黎元洪的灵柩迁葬到他的发迹地武昌,南京政府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全国下半旗志哀,参加公祭者达五万余人。
    
    黎元洪的灵柩被安葬于武汉市洪山区土公山南坡,墓前建有高大牌坊,牌坊正面刻有四个大字“共和磐石”,背面正中刻着“乾坤正气”,可谓盖棺定论。可叹的是,文革期间,黎元洪墓被红卫兵掘开,墓园被毁,黎氏夫妇遗骸也不知所终。1981年,武汉市政府根据全国政协的意见,投资约2万元在原墓后侧重建一座简易新墓,墓碑上刻“大总统黎元洪之墓”。
    
    晚年沦为帝制余孽的严复认为黎元洪“黎公道德,天下所信”,但是“才不胜德”。而对政治家来说,我宁愿他们“才不胜德”,不也要他们“德不胜才”。其实黎元洪并非无才,只是不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罢了。他坐镇武汉时即首倡“军民分治”,率先实行“省长制”。他主张以法治国,禁止武人干政,毕生捍卫共和,都展现了他超过时人的远见卓识。其书法刚柔相济,功力深厚;其所作对联用词典雅,对仗工整,文气十足。
    
    人无完人。在有着源远流长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黎元洪,还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往往都显得力不从心,没有人能做到完美谢幕。而中国人喜欢以成败论英雄,崇拜的往往是一人雄起万众雌伏的强势人物。哪怕此类人物折腾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仍能高居神坛接受膜拜。对像黎元洪这样的曾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厚道人,国人的评价却极为吝啬,甚至歪曲之、污蔑之、丑化之,最终淡忘之。这在其个人固为遗憾,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悲哀?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黎元洪作的挽联,可谓持平之论。联曰:
    
    首义建共和,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项城以下无余子;
    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
    
    武昌首义一百周年了,我想,我们也应该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评价“共和磐石”黎元洪,“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
    
    (据相关史料撰写,考虑到篇幅及行文流畅,恕不一一注明。) _(博讯记者:黄金)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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