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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良心犯手术后的感谢信/徐永海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27日 来稿)
      (北京)徐永海
      
               2011年10月19日
      
      
      2000年辽宁鞍山基督徒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等因为家庭教会受到警察马毅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打嘴巴、拳打脚踢、上小绳、木棍打、竹竿抽、电棍电、烤电炉等。因为帮助这些主内肢体,我被判有期徒刑2年,出狱后依然不自由,一直被监视,时常被软禁,而一直不能正常生活、工作,而失业在家,没有收入,没有低保,没有医保等。
      
      我被抓后,我经历了很多苦难,如拳打脚踢、上背拷、冬天里向棉衣里浇凉水、连续十来天不让睡觉等等、等等,狱中的苦难使我患上了“腹股沟疝”,出狱后本应及时手术,但是却交不起一万多元的住院费、手术费。一些朋友了解我的病情后,主动给我寄来住院费用,使我能够住院,治病,动手术。
      
      在这里我感谢为我手术提供费用和帮助的朋友:何德普、秦永敏、毛庆祥、秦山林、刘路、王军、温久成、董科、南泉一、郑治慧、张振、孙祝德、肖俊阁、戚长松、李炳顺、郑盛治、倪雁珠、冯雅英、戴逸奇、谢丽童、魏勇、张涵。我的手术很成功,在这里我向你们,来述说一下我的治疗经过,手术过程,来表示感谢。
      
      2011年9月15日(星期四)上午,我住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外科病房302病室。第二天16日(星期五)上午,医生常规查房,外科主任带着十来个医生,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查房。到了我这里,主管医生说:“昨天住院的,腹股沟疝”。外科主任赵景明说:“这是我的老同学,可要多照顾”。其他的医生接连说了:“VIP,VIP,绝对的VIP”。
      
      9月19日上午(星期一),我被灌了肠,被插了导尿管,尿道里被插着管子,真的很不舒服,虽然说不上很痛苦,但绝对是很不舒服。我被推进了手术室,我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室有些冷,我有些发抖。外科主任赵景明说:“没事的,别紧张”。麻醉师说:“谁躺这,谁都紧张,别怕”。我想,不单是吓得,也是冻得,后来给我吹了暖风,我不再抖了。
      
      先是麻醉,腰硬联合麻醉(蛛网膜下隙与硬膜外隙联合阻滞)。以前我曾在北京胸科医院(北京结核病医院)做过4年内科医生(后来才从事精神科),那里有不少病人是结核性脑膜炎,需要做腰穿,腰穿是一个很需要技术的活。腰麻可比腰穿复杂多了,麻醉师的技术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即不疼,也很快。
      
      我逐渐感到双腿又麻、又涨,逐渐失去知觉。麻醉好了,开始手术了。给我吸上氧气,按好了测量血压、脉搏的仪器设备。我的头被布帘挡着,我虽然看不到手术,但是我能感到,在消毒,在铺手术单。之后,开始手术了,但是我没有被开刀的感觉。以前我总有一个印象,手术中,即使没有了痛觉,也应当有一点点的其他感觉(如触觉等),可是没有。
      
      对手术,我没有一点感觉。但是,我能想象的到,皮肤被刀拉开了,流血,止血;脂肪层被刀拉开了,流血,止血;分离一层一层的肌肉,直到腹膜,在分离中,流血,止血。到了腹膜这,要找疝囊了,外科主任赵景明对我说,鼓肚子。我不仅没有痛觉,没有触觉,而且没有运动能力,想使劲鼓肚子,就是不大听使唤。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手术结束了。上手术台时,我是自己上去的。要下手术台了,我是一点动不了,下半身没有感觉,也不听使唤。几个医生把我从手术台抬到车上。到了病房,几个医生护士将我抬到了病床上。几个小时后,麻药的效果逐渐的消失了,逐渐的有了感觉,有了痛觉,并且是十分的疼痛。尤其是术后头两天,疼的不能睡觉。
      
      手术后第二天,拔了导尿管。手术后第三天,9月21日(周三),我出了院。出院那天,由于只是术后第三天,伤口还很疼,不敢多走路,只能走几步。我很发愁,如何回家。我的主内肢体刘焕文弟兄,来到医院,从医院借了一个轮椅,推着我走到医院大门口,找了一个出租车,把我送回了家中,真是感谢!
      
      我住院这两天,我妻子李姗娜一直没有上班,陪着我,给我送饭。出院了,她不能不去上班了。我的好朋友张晓平每天中午都来我家,来我送饭,而且还换着花样给我送,还陪着我到医院去拆线。真是感谢!在我住院这几天,在我出院后的这些日子,不少的朋友、主内肢体给了我很多的关心,帮助,在这里表示感谢!
      
      28日(星期三)我到积水潭医院,这天赵景明出门诊,找他拆了线。到现在,手术后整一个多月了,手术伤口只是还有一些不适,只是偶有一些疼痛,已经基本好了。其实,在手术两周后,我就出门走动了,每天去买菜。这些天还骑车去看望过李克牧师,路上要骑半个多小时,还陪妻子去逛过商场,有几个小时。
      
      我患的腹股沟疝,已经有好几年了。尤其是在这两年,越来越重,走不多长时间,就很难受,一种说不清的痛。特别是在手术前这几个月,是更加严重,几乎一走路,如去买个菜,就难受,不然我真不愿意做手术,不做不行了。手术后,我的这个难受(这个说不清的痛),终于离开了我,使我摆脱了疾病的痛苦。手术很成功!
      
      在这里,我感谢所有为我做手术的积水潭医院外科及手术室的医生护士们;尤其是感谢我的主刀医生积水潭医院外科主任赵景明大夫;特别感谢为我手术提供费用和帮助的朋友:何德普、秦永敏、毛庆祥、秦山林、刘路、王军、温久成、董科、南泉一、郑治慧、张振、孙祝德、肖俊阁、戚长松、李炳顺、郑盛治、倪雁珠、冯雅英、戴逸奇、谢丽童、魏勇、张涵。
      
      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学院)可以说是我的“母校”,1979年至1984年我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上学,五年的学习期间我们有一半是在积水潭医院渡过的。积水潭医院是建立在,康熙帝第三子允祉,雍正之兄的诚亲王,的王府基础上,王府花园基本保留。这次到积水潭医院住院动手术,也可以说是一个“返校”,二是游览。
      
      北京的王府已经不多了,大多被拆(如顺城郡王府在几年前盖政协大楼时被拆),留下的也大多被占(如庆王府、郑王府等),可能只有恭王府保存的好,能游览,但票很贵。积水潭医院的诚亲王府花园,很好,还不要票。以前在这上学时,都没有好好看过。这次住院,在手术前,我是好好地看了看,还照了一些像。这次住院很高兴,感谢朋友们。
      
      
      徐永海,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我一个良心犯手术后的感谢信/徐永海
    
    
    我一个良心犯手术后的感谢信/徐永海


    
    
    我一个良心犯手术后的感谢信/徐永海


    
    
    我一个良心犯手术后的感谢信/徐永海


    
    
      
      
      
    
    
    
    
    
    
    
    
    附:明天我一个良心犯终于能去住院动手术了
    
    
            明天我一个良心犯终于能去住院动手术了
      
                (北京基督徒)徐永海
      
                 2011年9月14日
      
    1、我终于可以去住院动手术了
      
      今天是星期三,上个星期三我去北京积水潭医院看病。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第四临床学院)可以说是我的“母校”,1979年至1984年我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上学,五年的学习期间我们有一半是在积水潭医院渡过的。我挂了一个五元钱的最便宜的普通外科号。给我看病的大夫,在听了我的病史,做了检查后,给我开了住院通知书,让我回家等着,等有床位了,来医院住院做手术。
      
      看完病后,我来到了外科主任出诊的诊室。周三正好是外科主任出诊的日子,外科主任的挂号费比较贵,号也不好挂,需要早上很早就来排队,因此我没有挂他的“主任医师号”。我是“拜访”了这天出诊的外科主任,我的老同学(同班同学)。我来积水潭医院外科看病,又要到他们的外科做手术,不“拜访”这个老同学,说不过去,人家一定会挑理。在了解了我的病情后,外科主任(老同学)说:“我一般是在周一上手术。你周四来住院,周五做各种检查,周一动手术;只是下周一是中秋节都放假,你就下周四来住院吧”。
      
      多少年来,北京各大医院看病、住院都比较难。我的病不是急病,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虽然时常很难受,但是我绝没有特别要求这么快就住院做手术的意思,看来我们这个老同学比较心疼我。我的病不是什么大病,手术更不是什么大手术,随便一个外科大夫都可以做,即使是刚毕业不久的住院医师也都可以做,我绝没有特别要求一定要让我们这个老同学——外科主任——来给我做这个小手术,看来我们这个老同学很是关心我,让我感动。
      
    2、感谢朋友们给我凑够了做手术的费用
      
      “我终于可以住院动手术了”,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作为一个医生,我曾治疗过数不清的病人;我的同学们,目前都是各个医院的骨干、名医,不是院长,就是主任,难道我自己有病了,需要住院动手术了,还要用“终于”两个字吗。是的,我需要用“终于”两个字。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我成一个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2006年出狱后我又一直被监视、时常被软禁。有关部门在我们家所住大院的大门口盖了一个小房子(监视房),5年多来每天24小时都有联防队员(8人,4班,每班2人)在这里上班;一到所谓的敏感日子,我就要被警察软禁在家中,不许出门;而使我一直不能恢复原来的医生工作,而一直失业在家,没有收入,没有医保,没有钱去治病住院动手术。
      
      我坐牢期间,我妻子李姗娜受了很多的苦。2003年11月9日,我和妻子一起被抓,晚上她被释放。几个月后我要开庭了,她才知道我被关在那里,我被关在远离北京的浙江杭州。在我被抓1年后,允许探视我了,我和妻子共同工作的医院的领导(也都是一起工作多年的老同事)对我妻子李姗娜说:“不能请假,如果你要想去看徐永海,你必须辞职”(一定是有关部门的要求,不然任何一个单位老同事都不会这样做)。为了看我,我妻子不得不辞职。在失业几个月后,才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妻子先是给人家卖衣服,后来在一个体检中心,找了一个半日的、临时性的护士工作,工资很低,只有800多元。在我出狱后,好几年都是如此,后来为了能多挣一些钱,她不得不离开她所喜爱的护士工作,去做会计工作。但是工资依然不高,使我依旧不能去治病住院动手术。作为一个丈夫,我也不愿意用妻子这点工资来住院动手术;总想自己找个工作后,有了医保、公费后再去住院动手术。
      
      5、6年过去了,病是越来越重,时常很是难受,必须要做手术了。一些朋友们,而且是很多我不认识的朋友,虽然他们也很不富裕,在了解了我的经历和疾病后,给了我极大的关心、帮助。毛庆祥转来了秦山林帮助的500元人民币。在秦永敏的帮助下,刘路给我寄来了500美元。在秦永敏、王军的帮助下,一些朋友寄来了共1050美元,其中温久成100、董科100、南泉一50、郑治慧50、张振50、孙祝德50、肖俊阁50、戚长松50、李炳顺50、郑盛治50、倪雁珠200、冯雅英50、戴逸奇50、谢丽童50、魏勇50、张涵50。这些钱折合成人民币再加上秦山林帮助的500元人民币,共1万多一些,已经够了我治病住院动手术的了,我终于有钱可以去治病住院动手术了。在这里向上述朋友及所有关心、帮助我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3、我是如何成为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的
      
      2000年辽宁鞍山基督徒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等因为家庭教会受到警察马毅的刑讯逼供。如律师郝庆华、刘雪芹从基督徒李宝芝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中写到:“2000年11月11日,在聚会过程中被抓,我是主持人,不是联系人。这个主持人只是指导大家唱赞美诗,搞教会活动。被抓一个月左右没有口供,然后外提三天两夜轮流审问,两手被扣,让人难以忍受,审讯人员知道我有心脏病,给准备一盒抢救药,马毅还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法西斯?’言外之意,让我知道他就是法西斯,让我只能驯服”。从基督徒孙德荣那里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中写到“……将我两手分别用手铐拷在两侧暖气管子上,把腿用绳子捆上,用脏布将嘴堵上,然后一个人骑在我身上,另一位蹲在我脚上,用电棍过脚……”。从基督徒侯荣山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中写到:“……用电炉子烤我的双膝,现在还留下很深的伤痕,记得给我上绳时,我没有按马毅的意思去交待,当时被绳子吊的我两次休克,昏死过去……”。这些证言都是律师采取的,并且都是在法庭上出示过的,应当都是真实可信的。
      
      基督徒李宝芝、孙德荣、侯荣山被抓后,他们的家人和他们家庭教会的主内肢体,因为知道他们被抓的亲人根本没有犯罪,他们仅仅是参加、带领家庭教会,他们仅仅是大家在一起学习《圣经》;而家庭教会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如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中规定:“对基督徒按照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举行以亲友为主参加的祷告、读经等宗教活动(中国基督徒习惯称为“家庭聚会”)不要求登记”。为了帮助被抓的亲人,这些家人和教会的主内肢体想尽了各种办法,帮助他们上诉、上访。为此,在2001年10月18日下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李宝芝的上诉案。据说李宝芝一案是中国宗教上诉案中公开开庭的第一案,以前与宗教有关的上诉案就没有公开开庭过,(各种上诉案大多只是书面审理,很少开庭)。那一天的开庭,辽宁、鞍山的某些新闻媒体还来参加了。
      
      为了帮助被抓的亲人,他们的家人还上网,他们看到了我的名字(我之前曾写过一些关于基督信仰的文章),他们特意托人来到北京找到我,希望北京的基督徒能给以他们一些帮助。我以前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事情,不能瞎帮忙。但是人家特意来北京找到我,我又不能不管,于是我拿出自己的一千元钱(后来成了罪状),让我的朋友、基督徒刘凤钢去了一趟辽宁鞍山,参加了李宝芝一案的开庭,并到劳教所看望了李宝芝,李宝芝特意写了委托书让我们帮助她上访。为此2001年我写信《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给当年的中国社会职务最高的基督徒、我曾经的大学儿科学老师、当年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何鲁丽副委员长,并附上基督徒刘凤钢弟兄写的《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被劳动教养一案的事实和经过》。刘凤钢弟兄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发表,并通过网络使众多的人知道了警察马毅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行为。揭露个别警察马毅的这种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在2、3年后,在2003年,我反被判有期徒刑2年,成了一个良心犯;刑讯逼供的警察马毅却一直逍遥法外。
      
    4、我为什么是在2、3年以后才被抓,成了一个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的
      
      李宝芝等基督徒一案是在2000年,我给他们写上访信《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是在2001年,我们被抓是在2、3年后的2003年的11月。我们的事情都是公开的,警察都是知道的,北京的警察曾找过刘凤钢,说你们太厉害了,很多人给鞍山的警察的打电话,谴责他们,他们再也不敢这么打人了。为什么要在2、3年后,还要为2、3年前的事情抓我们呢,是因为在2003年发生了另外的一件事情,即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家庭教会凸渡沙教堂先后两次被强拆的事情。
      
      凸渡沙教堂先后两次被政府有关部门强拆,在美国的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主席(会长)傅希秋牧师知道此事后,先后两次委派北京的基督徒刘凤钢去浙江杭州萧山去了解情况,刘凤钢写了《来自祖国的报道》,并且由张胜棋弟兄在2003年8月5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会长)傅希秋牧师。刘凤钢在第二次去萧山时,被抓,被抓后的刘凤钢可能是受到了很长时间(近一个月)的折磨,糊涂了;也许更多地是为保护张胜棋弟兄,因为张胜棋弟兄可能知道刘凤钢与傅希秋之间的各种联系;刘凤钢说,他们的文章《来自祖国的报道》是我徐永海发给在美国的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主席(会长)傅希秋牧师的。(按理说,基督徒是不能做伪证的,十诫中的第9戒就是“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警察对我说:“刘凤钢是你的好朋友,刘凤钢说是你发的,刘凤钢能胡编害你吗”?为此我被抓,并被从北京抓到浙江杭州萧山的看守所里。
      
      这篇文章不是我发给傅希秋的,而且我也不知道是谁发给傅希秋的。警察对我话:“不是你发的,那是谁发的”?当时我还真不知道是谁发给傅希秋的,当然就是我知道,打死我,我也不会说。为了要我的口供,警察使用了各种手段。尤其是警察认为刘凤钢都说了,你徐永海还死扛,真是往死里整治我。他们使用了能用的各种手段,拳打脚踢、上背拷、冬天里向棉衣里浇凉水、连续十来天不让睡觉等等、等等,由于不让睡觉我都出现过幻觉,但是我没有被屈打成招。我被抓半个月后,警察去问了刘凤钢,刘凤钢承认对警察说了假话,承认做了伪证,承认确实不是我徐永海发的。可是我已经被抓了,并且已经被抓半个多月了。“只有错放的,没有错抓的”,这是中国警察一贯的做法。不能放我,只能是把2、3年前的,2001年的,我们为鞍山李宝芝上访的事情拿出来,将我判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5、我要治病,我要申诉,我要工作
      
      在监狱中,我们经历了很多苦难,如饭菜里没有多少油水,时常是大便干燥,拉不出屎来,需要用手扣。后来家里和当地教会寄来点钱,我就卖点花生米,每天吃点,这样大便才不会如此的干燥。由于狱中的苦难,我患上了腹股沟疝,很是难受。出狱后,本应及时住院动手术,可以因为没有钱,而一直拖到现在。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住院去做手术了。在这里我感谢为此给我帮助的朋友们,他们是何德普、秦永敏、毛庆祥、秦山林、刘路、王军、温久成、董科、南泉一、郑治慧、张振、孙祝德、肖俊阁、戚长松、李炳顺、郑盛治、倪雁珠、冯雅英、戴逸奇、谢丽童、魏勇、张涵等。
      
      我是明显的冤假错案,在狱中我就坚持申诉。出狱后我到北京的国家最高法院去申诉,人家告诉我,要想去申诉,必须到浙江的高级法院去申诉。是的,我要想申诉,我应当必须先到辽宁的鞍山去了解、去取证李宝芝一案的情况(他们受到的刑讯逼供耸人听闻),还要到浙江萧山去了解、去取证凸渡沙教堂一案的情况(他们后来建的教堂可以容纳五千人聚会),然后再到杭州的浙江高级法院去申诉,也许还要请律师,这要花去不少的费用;我连住院做手术的钱都没有,那里有这么多钱。在美国的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组织,这些年来曾安排过中国一些著名基督徒去见美国总统布什,去参加美国总统的一年一度的白宫早祷会,等等。为此我在出狱后,曾先后几次写信(电子邮件)给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如2006年6月24日、2007年1月17日等等),希望在我的申诉上能够得到他们在经济上的帮助,可是我一直没有得到他们在经济上的帮助。当然,我知道,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是一个很正规的组织,他们也有他们的各种规定、制度,他们也有他们的各种难处;而且,一我不是著名基督徒,二我不是他们“福音团队”的,我充其量是一个——借着刘凤钢的伪证——被强拉上他们“列车”的“乘客”。可是,在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中,乘客获得补偿才是最优先考虑的,然后才是司机、列车员呀。
      
      如果我还是医生,我还会为住院做手术没钱发愁吗?还会为申诉没钱发愁吗?不会的。2001年,当鞍山的基督徒来到北京找我,来请求我的帮助时,我是拿出自己的一千元钱来,让刘凤钢去鞍山去帮助鞍山弟兄姊妹的。因此,不论是为了治病,还是为了申诉,还是为了吃饭、养家,我都应当尽快恢复我的医生职业。要想恢复自己的医生职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确实应当先去申诉,先去讨还清白。为此,在手术后,在我能够走长路后,即使没有钱,即使自己走着,即使自己骑自行车,我也要到鞍山、萧山去,去给自己讨还清白。要想恢复自己的医生职业,还要向人们,尤其是医生同行们,展示自己的专业水平。多年来,我没有放弃自己的医学(精神医学),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还完成了我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如论文《前额叶是爱情信仰与精神分裂症的脑基础》等。
      
      
      徐永海,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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