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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革命之殇---辛亥革命百年追本溯源/达尔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17日 转载)

(一) 鳥 籠 里 的 民 權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國家都掛上了共和的招牌,實際上卻是一點的民主都沒有。中國現在的頑固派也正是這樣。他們口裡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
     “中國缺少的東西果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不好辦。” (博讯 boxun.com)

     以上兩段文字摘引自毛選二卷《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發聲於1940年時的陝北延安。
     即使在這國難當頭的時刻,中共的黨主還念念不忘要把民主的啓蒙與民族存亡的抗戰并列為兩件頭等重要的大事!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真正的敵人還是國民黨、真正的目的是要奪權。乘機在抗戰中坐大的毛澤東在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記者問時說:“中國是有缺陷而且是很 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要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 有力的政治。”
     如今在大陸執政已達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共,又把民主這件頭等大事辦得怎麼樣了呢?
    這些歲月裡的往事,為當局所掩埋的真 相都長期深刻在人們的記憶中。凡仰民主為真理的踐行者或投以關懷的同情者,無論體制內外、先來後到都成為歷史或現行反革命、右派分子或犯有洩露國家機密、 顛覆國家政權罪。。。。都是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尤其直接而典型的是1957年那場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那是一個征服中國民主黨派、毀滅民主傳 承、打斷民族脊樑的陽謀。正是這些革命的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天真地把四十年代把從延安發出的微弱聲音,频頻放大到民國的主流社會,幫助了共產黨人。當這 座“橋樑”被用過之後,便統統成了要清除的垃圾。前幾年由笑蜀先生把它收編成書起名<歷史的先聲>在台灣出版。立即遭到封殺,爲什麽連自己的 話的要藏起來呢?比起中共當年自身激情而嚴肅的言論,2008年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是不帶任何情緒地對憲政精神的重申和推動憲政知識的普及。令當局擔憂 的不僅這付內容詳細的“藥”被貼在軟肋上,更因為黨已經失去了太多的群眾,故只能火燭小心的請後續的簽署者們喝茶談話了。
    
     壞的的制度可以使好人變壞。在大陸生活過的人,心裡都明白卻又身不由己地生活在騙子窩里。從制度到文化,從精神到食品充斥著假冒名牌、偽劣產品,含有看不 見的毒素。昔日的党國從訓政到憲政,還留有一扇民主的大門遲早總可以打開。今天我們的民權坐落在已故憲政專家(宋教仁)的墓地。我們的民心被烹飪為國家神 壇上的祭品。我們的民意已化為上訪路上的塵土,或俠客手中的利器,或人體自焚的火焰,或化作飛向紐約聯合國廣場的麻雀。
     1989年學生在天安門絕食下跪要求與政府對話的權利,中共公然違憲鐵血屠殺而從無懺悔。實比當年長跪不起的段祺瑞軍閥政府還不如。當時身為最高權力機構 人大委員長的萬里,儘管也有支持學生的立場;但作為一個受組織操控的黨員,他又能做什麽呢?反黨的罪名是他不能承受之重。這個1905年起源于俄共(布) 蘇維埃的人民代表大會擁有憲法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嗎?
     劉曉波聲稱自己沒有敵人----于無聲處震撼了西方人文社會的心靈。獲得今年世界諾貝爾和平獎的他,至今還處在11年刑期并與他的妻子一起不為人知地消 失,比他處境更慘的還有上書中共中央的維權律師高智晟、正在受處無期徒刑的王秉章博士,構陷無辜的法輪功民眾并不經任何法律順序3400多名的人體消失 (或成人體器官移植的供體),1400多名記者作家至今被監禁勞改,無數的訪民被抓捕害。。。。。。它所引發的基本人權災難及其自身的貪污腐敗都是舉世矚 目的。然民主的底線是不以言論信仰治罪、憲政的神聖在於他高於一切。他是政黨政治應有的太陽和天空。
     共和國的基本精神是共治、共有、共享,是和平的權力均衡。共有就是國家不可成為任何個人集團、政黨或階級的私產!公器不得私用,軍隊必須屬於國家所有,只 能用于御外,不做任何黨政的家丁。 國庫為民所享,政黨活動絕對自費。昔日國民黨自置產業已謂逅病!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就是制約權力野性的籠子。公民投票是共治的首要,政黨是多元思想文化 和各個階層利益的代表。中共敏感于任何團體、政黨的形成。每每把民主的胎兒扼殺在萌芽狀態,如此的黨國穩定卻卻醞釀著最大的社會危機。
     國家與社會並未真正區分,統治者擁有最高權力可以國家利益為由限制人民權利的國家叫警察國家。一個經不起言論的政府就一個有問題的政府,一個絕對禁止言論 的政府必是一個藏污纳垢的反動政府。中央集權一切全能總體統治,一切決策、政治權力、經濟利益沒有第二個政黨團體可以分享的即為集權主義。一種以國家興起 為旗號的集權和一個以民族為優先的納粹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在以一種並無生命的抽像(表像)在奴役人民,蔑視人權、貶低生命的價值。黨是國家的核心,國家 的核心利益那不就是黨的利益嗎?
     不可抑制的制度性腐敗造成社會的道德滑坡,党國的執政成本也越來越高。業已超過軍費的維穩開支,足以表明該政權與人民深刻的對立。內政的性質決定了國家主 權的操守和行為。很不幸,這種價值參照體系中的外關係,從無國家利益的考量,連敵友都分辨不清。我們的民族被專制的大國所代表,國家領導人在世界上與金日 成、薩達姆、卡扎非等獨裁者一起排名。多名到訪海外的領導人被法庭以種族滅絕罪起訴,他們也有收到傳票的恐懼。
     在辛亥百年緬懷先烈的莊嚴時刻,我們要找到紀念的理由,詰問紀念的目的。我們必須負起歷史的責任,反思馬克思學說和列寧主義對中國民主革命之殤。孫中山先 生是打破帝制的英雄,接下去我們還需要有一大批打破一黨制/天下為黨的偉人,他們同事也將改變我們民族的性格和文化。
     人格的高尚可以使政治清明,生命也必將因民主而精彩。

(二) 理 性 的 革 命 精 神
     歷史給了大清皇朝的改革以足夠的時間和無數次機會。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了割地香港的先例起,到二十世紀初實行新政歷時長達半個多世紀!以天朝上國心態 敵視現代文明、排斥外來文化。僅為堅持要對皇帝三跪九叩的威嚴及天朝行文的八股就已折騰得不可開交,寧可長期保守閉關政策自保。1900年落後的執政機制 竟可讓一個老太婆同時向11個強國宣戰!無視國際公約派官兵圍攻使館、命各省督抚屠殺洋人、抚用義和團的野蠻愚昧。殺一個洋人五十大洋、一個洋婦四十、殺 一個孩童三十。她在兩天的御前會議中斬首了五名曉她以常識的大臣!僅山西一省中國天主教徒5700人被殺。河北的一個縣竟達千餘人計。
     我們像祥林嫂般訴說著民族永遠的仇恨,卻缺乏對專權淫威的認知和對權力私有制度應有的內省。那幾千年間僅有片刻偶然的盛世,被鐫刻成永遠的美麗。我們的歷史是專為統治者寫的,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官本位的。
     回顧大清歷時三十年的洋務運動與現今單一的經濟改革是那樣的相似,其目的都是企圖規避制度轉型帶來的權力流失。假以科技商貿的改革來增強自身的統治能力就 是處世之不二法門。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和1905年的日俄戰爭極大地震撼了兩個戰敗的大國。沙皇迫於壓力在當年的<十月詔書>中承認了 多項基本公民權力并賦予國家杜馬以立法權,1906年舉行杜馬選舉實行憲政。與同治中興幾乎同時起步的日本明治維新被公認為現代化的楷模,立憲也成為中國 人眼中救亡圖存的良藥,這是催生辛亥革命的國際環境。現代化的基本精神首先就是制度的理性化,只有確立民權這一種模式而與國情無關!
    
     按現代的說法,當年君主立憲/虛君共和的主張是社會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法。但立憲派未能成事的原因還不僅在於大漢民族思想的反滿。大凡統治者對已有的權力 /私有的江山不到萬不得已,總是很難自願交出去的。再說當時朝廷手中還有‘富國強兵’所建立起來的一支新軍。折騰到1911年5月宣佈內閣民單,連立憲派 都大失所望。以慶親王為總理大臣的13名成員中有9名滿族,其中仍有7名皇族!皇族內閣不符憲政精神,表明沒有改革的誠意,勢必埋下日後各省士坤轉而支持 起義獨立的種子。總之人民對裝模作樣曠日持久的憲政改良早已失去了耐心。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早在1895年春天就率領了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后被流亡海外,在日、英、美、新加坡華僑中啓蒙民主的同時還組織了 1900年惠州起義,1907年鎮南關起義、1910-1911年黃花崗起義等。自1908年起把爭取的對象,從地方會黨轉向了新軍。支持革命的力量有新 興的知識界(留學生為主體)、各地會黨組織(其上層為地主士绅,會眾包括有農民、手工業工人、小商販、士兵、城市平民遊民等)和海外華僑。其間還伴隨著各 地城鄉社會底層的抗捐、保路等群體事件。
     在這場大變局中作為政黨朔型的秘密會黨起著思想和組織的領導作用,直到1911年10月10日終于收穫成功的武昌起義。清政府急派陸軍大臣收復了漢口、漢 陽,在最後堅守武昌的政權保衛戰中傷亡達萬余人。然而就在這49天中,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上海、浙江等13省相繼起義獨立,11月8日長江以 南已全部為革命派據有。在這場席捲各省的辛亥革命運動中,都有孫中山1905年創建的同盟會會員的貢獻,這就是民國元年國民黨建黨的前身。可以說中華民國 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民主革命的先驅(涵蓋了當時社會中、下層的全部),用生命從君主專權手中奪回來的!
     以數人頭代替砍人頭選舉的文明終於開始了。1911年11月21日,14省代表到達武昌,會議通過3章21條《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12月29日17省代表45人在南京進行選舉,每省以一票計,孫文獲得17張中的16張,當選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中華民國成立。這才迫使清廷感到大勢已去,絕望過後就在2月12日頒佈《宣統帝退位詔書》。
     連皇室都明白:<今全國人民心裡,多傾向共和>并明確告示:<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這句話今 天我們無論男女老少,各位都應該記住。是此,決定了國家政權的法理基礎!故只有依中華民國的民主建國為宗旨、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精神的繼承才為正當。 這里容不得欺世的無恥,不存在打天下坐天下世代相傳的封建法則。
     儘管當時臨時的議會還不得不以總統的虛位等待著清廷重臣袁世凱的反正,民主的道路上充滿了舊政權殘餘和北洋等軍閥的艱難險阻。總之面對著軍隊和屠殺,無權無勢的人民已經做到了最好!
     個體人格至高無上,個體命運無以倫比。人既有高遠的神聖,又有低俗的原始。社會需要權力,但國家不是政府的。權力是一塊變心板更有它張力的瘋狂。權力中人 會做壞事,其個人任何一點缺陷,通過權力將外化造業成一片難以挽回的罪惡。權力的血緣授受造成家族的自相殘殺,權力的戰爭易手使無數生靈塗炭,權力的私向 授受導致同胞及民族間的內斗。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這是我們要重申辛亥革命憲政共和的理由。
     台灣的民主是台灣人民長期鬥爭的結果。香港的民主是良性殖民被動的養成。被迫流亡的西藏同胞們的社區民主是自覺的內生。權力私有的制度,造成了我們兩岸三地、民族分裂的現狀。這兩種不同權力所有制度的對抗卻是無法避免、無處不在的!
     任何稱得上革命的,都是在社會制度層面上的變革。紀念辛亥革命----這一我們民族最為清醒的時刻,緬懷為實現民主的崇高犧牲,繼承先賢們的理性革命精神,在這翻開了歷史新的一頁上續寫前進的篇章。

(三) 布 爾 什 維 克 的 反 動
     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其實當時阿芙樂號艦正在大修,並無士兵。只是打了幾發沒有彈頭的空炮),開始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專制以它更新的形態向全世界擴散,催生出一個暴君和奸臣連綿的時代。
     與中國不同的是,沙皇的權力已經清晰地移交給了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聯盟的議會及臨時政府。列寧的黨派已經在這個運作有序的議會里擁有了自己議政參選權 力的時候,卻只做不說地突然出手強行搶權!1917年11月17日(俄歷10月25日)以暴動佔領冬宮解散臨時府。12月20日以手中的行政權力建立了 ‘全俄肅反委員會’旨在用恐怖的手段消滅異己分子(反革命勢力)。緊接著在1918年1月15日頒佈‘紅軍法令’使軍隊脫離國家,占為私有。
     即使在他掌權的情況下,1918年1月5日議會最後的選舉中還是以敗選告終。在總共707席議席中,俄(布)僅占175席不到四分之一,而社會民主黨高達370席已明顯過半。
     列寧政府拒不接受法定的選舉結果。實施戒嚴并調集軍隊進入彼得格勒,強制解散立憲會議。對於這種野蠻奪取國家主權的非法行徑,當天就出現了抗議的工人示威 遊行。俄(布)的黨軍卻向和平的遊行隊伍開槍射擊!各政黨聯合發表評論一致譴責其對工人階級的背叛,稱其統治為沙皇專制。俄國文學家高爾基寫道:來複槍驅 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
     列寧主義建立一套圍繞少數“職業革命家”為核心,黨員對核心高度服從的集權化的模式----即民主集中制。使黨員被嚴密的紀律工具化!當時黨內主張以憲政主義、民主選舉、尊重黨員的反對派馬爾托夫,尖銳地批評列寧是雅各賓派專政。
     雅各賓專政派的領袖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1792年成立的國民公會中實施革命的恐怖政策。許多無辜的人被誣告殺害,成千上萬人被送上斷頭臺。其中包括 國王的的親屬和大部份貴族。這場政治大屠殺在世界和法國歷史上影響深遠,被人們普遍認為雅閣賓專政是從法西斯到共產黨等獨裁專制政權的前身。他在1794 年熱月政變中被判處死刑,此人在墓碑上的留言倒還算誠實:“我,長眠於此,過往的行人啊,不要為我哀傷。如果我活著,你們誰也活不了!”
     列寧在十月革命取得政權后不久就為他立碑,并根據法國大革命的經驗創造了“人民民主專政”。從此它和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相溶,被用在了不同的理論場 合。人民被這一小撮革命家取代、 民主這一朵鮮花被插在了專政的牛糞上。只要是名義“崇高”,就可以不擇一切手段;連國家都被當作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而‘專政’並不僅 僅意味著對象被政治權力的剝奪,更是包括了剝奪生命在內的對所有個體命運的掌控和靈魂的綁架。
     蘇共六十年代赫魯曉夫及時地把斯大林還原出一個暴君的罪行即一個時代的黑暗,邁出了銳變的第一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才有可能瓦解這個作弄人類的反文明制度。
     俄共/中共的共產主義革命與中國人民所追求的憲政共和的民主革命完全分屬不同的價值取向。
     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各取所需(多指物質的極大豐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指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後續,在工業落後工人階級為數很少的俄國/中國,列寧們所要 的不過是政權。走向暴君更需要能吸引人心、擒獲靈魂的思想統治,一個無法證偽的馬克思學說,就成了他們長期執政最好用的理論資源。他們片面採取馬克思主義 早期激烈的階級鬥爭精神,隱去了其後期對議會民主的赴向。他們把一個學說搞成宗教,假借著這個學說,黨主的話語權在未來的時空中,任意釋法擁有絕對的自 由。假著他的意識形態、階級出身、政治態度、愛國主義劃分敵我,以實現永遠的執政。中共的毛主甚至不惜以運動群眾斗群眾破壞社會生產力、罔顧民生的方法報 復、打倒政敵,達至自己終身的統治。
     看看馬克思所深痛惡極的“以其無處不在的複雜的軍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機構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會從四面八方纏繞起來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以及他 主張自下而上選舉產生的權力中人之待遇:“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舉出來的市政委員組成。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工 作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列寧還能排在馬克斯的後面嗎?列寧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是野心家奪取權力并壟斷權力的實踐。喪盡天良并善於偷換概念 和蠱惑人心是這些職業革命家必備的特殊品格。看看列寧之後的斯大林、毛澤東還有北朝鮮的金日成!這批活人和學說之間有著主觀上的差別和旨意上的鴻溝。
     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所形成的執政機制,保障了黨主1958年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永遠正確。見死不救地創造出餓死人數超過千年歷史總和的曠世奇聞! 繼而又從組織上保障了毛主要永遠一分為二的鬥爭哲學,再創出馬列主義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荒謬理論。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還要每七、八年再搞 一次。人民長期在這個迷魂陣里被搞得昏頭轉向、人性被這些社會工程扭曲得面目全非。在共產黨人的詞典里既沒有了傳統文化中的:忠、孝、禮、義,也找不到現 代文明中的人權、平等、寬容、懺悔乃至科學。
     共產革命的對象是地主、資本家,要實現的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中共這場革命耗費了幾代人的事業、付出了上億同胞生命的代價。實踐已經證明這只是一個消滅生產力的死胡同。隨同幾百萬地主肉體一起被消滅的是鄉坤文化,他是中華文化傳統的載體。
     以唯物的方法局限在純經濟領域里的觀照是找不到什麽普遍真理的!我們拼了命實現的國有、公有、集體所有制不是如同無人所有,就是化為黨有、官有!至於什麽馬列主義、修正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黨內路線之爭全是子虛烏有、褻瀆生靈的偽命題!
     今天,號稱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共,卻卻是大量的國際資本持續輸血而救活的。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中,中共所能做到的是開放一個人口龐大的市場,提供長 期殖民農村得來的廉價勞動力,勇於犧牲自己自然生態環境,並非內生型的難以持續的崛起。‘北京模式’只是一種專權殖民的新形式。它無法在已經具有人文基礎 和社會主義精神的西方社會移植。
     這三十年的改革,已經顛覆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原來上層建築也可以顛覆經濟基礎,無產階級政權可以使翻身了的工農再度遭受資本的殘酷剝削, 一個窮人只要擁有或者沾上權力,就可以成為剝削階級,而且是馬克思沒見過的官僚和資本複合型的。一個富人在官場里一不小心就失去財富甚至性命。那四個堅 持、改革開放、三個代表。。。。早已不在學說,失去了內在的聯系。是時候了!讓馬克思的學說回到那寧靜的殿堂里去吧。天賦的是人權,對於這個從搶杆子里打 出來的“真理”,我們沒有實踐的義務,再也經不起運用這個思想武器的折騰。是時候了!讓我們重返變革權力所有制的正道,朝著辛亥革命的憲政共和再出發。持 以民權為基礎的,本位價值取向,結束一黨專制。以普世價值觀為內核的、立足於人本的民主文化藝術;取代文藝只為一黨之“偉業”服務,崇拜、擁抱權力的工具 模式。使社會回歸信仰、多元、人性的自然生態,還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方式生活。
     那四個偉大、整體貧窮、三呼萬歲的毛君時代,絕非人民的福地。奉勸至今還生活在烏有之鄉里的人們,不要再坐在馬列中共意識形態的船上,在時代進步的潮流里刻舟求劍了。我們應有起碼的文化自淨能力。

(四) 國 家 主 權 的 傍 落
     繼承列寧事業的斯大林,在經濟上已擁有了國家的資本和國庫的能力。通過俄國政府和第三國際雙重的運作,把列寧主義的基因衍射到了中國大地。它不僅催生了1921年成立的中國的共產黨,同時也影響了年輕的國民黨。
     客觀地說兩黨既有暴力的明爭也有你死我活的暗斗,從無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合作,也永遠不可能產生什麽合作。這個外來幽靈的能量可要比本土的皇室、軍閥厲害得多,它攜有對憲政的抗原。可謂:炮聲蓋過了槍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關於所謂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聯俄聯共’還是‘聯俄容共’?。
     蘇俄政府的付外交部長越飛(Adolf A joffe)1922年8月到北京任蘇聯駐華全權代表。在上海與孫中山會面后發表<孫越宣言>1923年1月26日。 孫文所推動的是引入外援,建立國民革命軍為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北伐。
     孫中山先生開門見山在宣言的第一條就有言在先: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不能引用於中國。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緊迫之問題乃在 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并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其後2月派廖仲 愷與蘇俄談判,8月派蔣中正考察軍事。蘇俄給予了大量武器和財政援助并派顧問助建北伐軍。這是孫中山先生在得不到西方各國援助的情況下,民國軍政府(護 法)與蘇俄政府之間(堅持了原則)的外交行為。
     中共在經歷多次擺工失敗后,于1922年7月中共二大計劃黨外合作。共產國際馬林倡議實行國民黨黨內合作,即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活動。9月陳獨秀、李大 釗率先正式加入了國民黨。馬林要求中共必須學習共產國際在西歐工會運動中所推行的各國共產黨員要加入社會民主黨的成功經驗。
     諳熟列寧主義分階段革命理論的中共在1923年6月三大確定了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是鳩占鵲巢,其目的是要 把國民黨組織變為自己的政治資源,暗中黨中組黨破壞國民黨 。當時大會對統一戰線的理論阐明: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 步驟。
     任何個人加入國民黨時,無疑必須以該黨的三民主義為信仰,遵守該黨的黨章和紀律 。而此時國民黨的政治綱領、黨章和革命目標沒有任何改變------這應該是界定是聯還是容的唯一標準。是聯,那就必須要以黨對黨的面貌和形式出現!
     1924年1月20日-30日在國民黨一大其間對於代表們提出的質詢,李大釗代表所有中共個人公開發表宣言:環顧中國,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 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黨來。本人原為共產國際黨員,此次偕 諸同志加入本黨是為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的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的資格加入過民黨,從事國 民的革命事業并望諸先輩指導一切。
     不久孫文逝世,蘇俄指使下的中共在國民黨內迅速發展控制了諸多重要職務。引發了國民黨內激烈的政治鬥爭。在蔣中正/北伐軍佔領上海(已不再需要蘇俄的援助 時候)1927年4月國民黨右派開會提出,共產黨連結容納于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反證據,而實行武力清黨。武漢的親共派政府,在偶然獲得共產國際關於 在中國行動策略的文件后隨即發動清黨。
     **如果沒有清黨/分黨雙方合作成功,那辛亥革命的制度成果將隨著國民黨的退化、銳變而消亡。
     自此國民黨一心投入北伐,無暇顧及的中共。被國民黨清除后的中共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暴動,開始擁有自己的軍隊。隨之還組織了一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自稱國民政府數月無果而自廢。
     繼井岡山之後1931年11月在瑞金建立起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共兩黨開始了圍剿和反圍剿的激烈鬥爭。
     失據后中共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沒有固定目標的長征途中,偶然得知劉志丹的陝北根據地后始得以喘息。此時僅剩員不到兩萬!但日寇不斷入侵 中華促成民族矛盾的上升,又給了中共一個絕處逢生的大好歷史時機!(豈止,國際黨徒對國家主權的猥鄙造成國中有國的窘 境,正是日寇敢於大膽入侵的成因。沒有這場國殤也就沒有他們的偉業!威權所導向的英雄史觀是沒有邏輯不負責任的。)
     1934年9月中共持“與一切反蔣抗日的派別結成同盟的統一戰線”的政策。但1935年11月第三共產國際七次大會的結論主張“現在用擁蘇聯的利益決定著無產階級對戰爭態度的基本路線。”當前“一切緊要問題、一切策略任務”都要以蘇聯之鞏固為其中心輪轴。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的產生與解決就是這兩種不同統戰策略的交匯。中共不得不放棄公審蔣的準備,轉而採納“逼蔣抗日”的統一戰線;接著在1937年2 月10日中共向國民黨中央作出四項保證:1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暴動。2蘇維埃政府改名位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 軍事委員會指導。3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並經國民黨三中全會討論通過。 顯然這樣的合作不如說被收編交權更確切些。這明明是中央與地方,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日後的歷史表明:中共從無抗日真心,純為曲綫救黨。
     **如果按此真為地合作,抗日的力量不被中共所分散和隱藏,民族獨立就可早日實現。民主的制度將會從蘇區崛起,中國就此可豁免日後國共內戰及共產主義災難
    
     究竟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有無“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呢?(政策和主義的界定本不在同一層次上,沒法置換無須討論)
    孫 中山自1905年在《明 報》創刊號上正式阐述三民主義精義。尤其是1924年元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直到同年7月,在廣州系統演講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 生主義--四講,后又成書凡數十萬字;他講的仍然是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他更在民生第四講中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共產革命。這是孫中山先生 對民主理論建設中最後,也是極為重要的貢獻。他已在民主的理論上劃清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革命和俄國列寧的共產革命的根本界線。
     大陸學者早就說過,有誰聽信了<國民黨一大的宣言確定了這個三大政策>再去查閱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為它的23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當然其出處總是會被人找到的:“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12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
     這是個陰謀分裂國民黨,打倒新的(反共的)領袖蔣介石并拖延他快要走向成功的北伐。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迎汪(精衛)複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孫中山逝世于1925年3 月12日)
     並且直到1927年春天才由蘇聯人鮑羅廷(顧問)發表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首次發表,并稱這個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最近聽到的三大政策表述,是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會上的發言。
     當然也有棄之不用的時候,比如1935--1937年間毛和中共數次發表的各種抗日宣言的決議中,一再示願意為實現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而奮鬥。
     “名符其實的中華民國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就是名符其實的中華民國。”-----毛選第二卷p602-709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污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P172.
     毛和中共就是依靠這些對民主多次虛假的承诺,騙取了人民和民主黨派的同情和信任,以其在野草根的優勢、反對一黨專政的政治正確,在兩黨的最後決戰中,獲得 了民間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也吸引和同化了許多抗日愛國民族革命的年輕人才。中共的統一戰線、群眾路線、階段革命、造與/控與能力直到今天都是國民黨難以 望其項背的。毛主的中共把列寧主義的基因和蘇共的經驗在中國演繹得流光溢彩。當然這一切都不屬於民主的品性。但是非常值得台灣、香港乃至西方政府的警戒。
     當年人民對共和的新中國懷有無比的熱枕和美好的憧憬,連日後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主犯的胡風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時間開始了>的長詩。但幾 乎同時由中共主持的《共同綱領》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一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反革命戰 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份子。對一般的反動份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一場以報復/清算國民黨的黨員、軍 人、政府官員為主的屠殺運動開始了。其中包括許多當年真正抗日的英雄!
     憲法序言闡明1949年政權的法理地位源自1911年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但是在馬列主義的理論中,它把以憲政共和為基本內容的民主定性為資產階級的革 命/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予以否定的。兩黨的革命本是一場有你就沒有我的---政治生命上的較量。但迫于歷史和社會對辛亥革命價值的普遍認同,中共所能做的也 只能是偷樑換柱,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了。所以我們也叫共和國,也有憲法。。。。大凡形式上的東西樣樣都有,就是人民該有的一切實際上都沒有。
     辛亥年間已為國民甚至皇室一致公認,我們所要的民主就是這個你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但我們并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它的代理人!已為法理所指定的就是這個一民權為中樞的內容!別無其他。
     縱觀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無論大陸社會發展中的政黨替代還是中共的內部斗爭都可以發現存在著一個逆向淘汰的機制。每當關鍵時刻總由壞的勝出----黨性越 強越好、人心越壞的越好。政治運動受迫害后,遲來而又沒有清算的“平反”,等於沒有平反。舉報上級的信件竟然規定要回到上級領導手裡。河南的一個被舉報的 縣委書記在幹部會議上怒吼:哪個當官的是乾淨的,有種你站出來!受賄分贓的手段五花八門,政治的詞彙不著邊際。這些都是以國家罪行保護著的權力私有制度里 的黑暗。
    
     在歷史的長河中,百年只是過隙。天地間的每一位過客都值得深思,命運對於個體的重要,生命對於人類的價值。
     面對這個荒淫無恥的權貴集團、亂象叢生的矛盾社會,最具靈性的著名牧師遠志明最近在奧克蘭向華人佈道:
     坦白講,中國的希望完全得仰仗上帝的憐憫。
     道德,道德,失了道,那裡還有德呢?
     如果上帝定意要祝福我們,誰又能拒絕呢?如果時候到了,日子滿了,誰又能逃脫呢?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衪的,直到永遠。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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