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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勇:继承中山先生遗志 努力建设民主中国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0月12日 转载)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2/2011
     (博讯 boxun.com)

    作者: 付勇
    
    中共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考量,绝不会自觉放弃领导地位,相反还会继续让中国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中,而不让中国沐浴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光辉。但只要中国公民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认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最终一定能够废弃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纵观中外历史,让人既敬佩又尊崇的伟人不多,除了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而让我最敬佩、最尊崇的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奠基人孙中山,不仅敬佩、尊崇他的伟大人格,还敬佩、尊崇他屡败屡战的顽强精神,更敬佩、尊崇他提出的政治创见。
    
    当然,孙中山是人而不是神,可他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化身,也是中国民主思想的灵魂,更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人!对于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对于孙中山的顽强精神,对于孙中山提出的政治创见,当今不管是年已古稀的老人,还是中青年人,都知之不多,而其原因不是时间久远,而是中共建国以来让毛泽东的阴影完全遮蔽了孙中山的光辉。打开历史的大门,擦掉蒙在孙中山身上的灰尘,仅从孙中山非凡的一生就不但能看到孙中山的伟大人格,还能看到孙中山的顽强精神。
    
    1866年11月12日(农历十月初六日寅时),孙中山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排为第三子,幼名“帝象”,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于家道贫寒,平时孙中山还要去捡猪粪,以致贫寒的幼年生活,使得孙中山对于旧中国的民生疾苦有了切身的体会。
    
    十四岁时,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船赴夏威夷檀香山,到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孙中山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他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继续学业。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同年冬天他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在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1884年,他进入中央书院,三年后进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港英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而在广州行医期间,常常与尢列、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畅谈、批评国事,也常谈革命,故广州人将此四人名为“四大寇”,甚至在文旁边加上水字旁,成为“汶”,以示贬损。虽然他最初未言革命,但这一期间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革命事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1894年6月,孙中山尝于《上李傅相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遭到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下,他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筹划通过募款,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当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遂与辅仁文社接洽,而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其后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同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孙中山为秘书。3月16日(阴历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   当时,杨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而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致使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而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同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后孙中山应邀以英文写了“伦敦蒙难记”描述他的遭遇,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而通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又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鸿章也答应与其会见。而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发觉这是清廷陷阱。而后李鸿章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就无疾而终。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遂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代聘律师之后,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
    
    1905年,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他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6年,孙中山由法国到日本,中途逗留新加坡,抵日后又重返新加坡。同年6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由此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晚晴园议事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   
    
    自1907年起,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初闻辛亥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身处美国丹佛,不禁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月底临时参议院组成。孙中山在总统府门前接受卫兵的致敬当时,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此外,由于他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被迫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世凯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最后被迫与袁世凯达成协议: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接任,而袁世凯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1912年(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13日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代任。此后又苦心孤诣,协助袁世凯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其重视向国民宣誓一事。为了引导袁世凯步入民主程序,4月1日,孙中山亲自去参议院,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会见,向袁表示退出政界,建设中国铁道。1912年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为理由谢绝,并委任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自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为原凶嫌疑很大。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称为“二次革命”。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孙中山被通缉,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因部份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加入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
    
    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1922年6月,陈炯明发难,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化装离粤,退居上海。
    
    自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会面后二人曾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16日,在拥护孙中山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以及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的攻击下,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败退至东江。2月21日,孙中山得以重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12月29日,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新党纲、新党章,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因而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9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北伐讨贼军,任命谭延恺为总司令,联合卢永祥、张作霖、段祺瑞,“共抗直系”,准国父备进行北伐。10月10日,广州发生商团事变,10月15日,孙中山率师回广州,击溃广州商团武装。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此时,孙中山健康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当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12月4日,到达天津,由于一路颠簸和北地严寒,旧病复发,他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并计划22日入京。18日,因得知“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孙中山大失所望,病情随之加剧。段祺瑞致电相催:“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孙中山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入住北京饭店后,次年1月即开始病发。1月26日,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1925年2月18日,他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自知不起,临终时由夫人宋庆龄扶腕,在汪兆铭(即汪精卫)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上签字。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仅五十九岁。
    
    弥留之际,孙中山签署2份遗嘱:一是《政治遗书》,二是《家事遗书》。政治遗书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而家事遗书全文是:“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中山逝世后,在北京签名吊唁者竟达74万多人,参加送殡者30余万人。可见,孙中山在百姓心上处于何等地位。
      
    据统计,从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其中,仅孙中山参与策划的就达十余次:
    
    1、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等人,准备袭取广州。   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搜捕,陆皓东被捕牺牲。
    
    2、惠州起义。1900年 10月8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盐田区三洲田村一带)发动起义。
    
    3、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 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
    
    4、安庆起义。1907年 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后失败殉难。
    
    5、七女湖起义。1907年 9月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今惠州市汝湖镇),十余日后起义失败。
    
    6、镇南关起义。1907年 12月黄明堂受命在镇南关起义,孙中山亲临指挥。
    
    7、防城起义。1907年 9月王和顺受命在钦州王光山起义。
    
    8、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 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
    
    9、河口起义。1908年 4月黄明堂在云南河口起义。
    
    10、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 2月倪映典在广州发动新军起义。
    
    11、黄花岗起义。1911年 4月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
    
    尽管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而孙中山并没参与,可他为辛亥革命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不但是辛亥革命的奠基人,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化身。
    
    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孙中山不仅创立三民主义政治主张,还借鉴分权制衡学说,根据国情民意,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创建“权能分立”和“五权分立”的政治思想,把国家权力分为“人民权”和“政府权”,前者为“政权”,后者为“治权”,并明确阐述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力(即所谓“政权”);而政府拥有立法、行政、司法、考试、检察五种权力(即所谓“治权”),彼此分立,各自均等,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人民利用“政权”管理政府(即人民应有“权”),而政府运用“治权”管理社会(即政府应有“能”),两者相互作用,维护国家安定。其中,着重强调人民对权力机构的控制,社会对权力机关的制约。这一政治思想不但扩展了西方的分权制衡理论,还使分权制衡体系更加完善,因此他对政治学说作出重要的贡献,不仅值得大书特书,更应付诸实施。
    
    自1905年倡导三民主义起,孙中山在实践中不断使之完善,到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对三民主义作出了经典的概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首先就民族主义而言,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中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仅限于排满,颠覆满清朝廷对汉人的统治。而1924年将民族主义更新为两个目标:第一,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第二,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如果说民族主义对外是反帝,那么对内之目标则是各民族自治自决,互相平等,待革命胜利之后共建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而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各民族自治基础上的联邦性质的共和国。
    
    其次就民权主义来说,1905年的《军政府宣言》对民权思想就有明确表述:国民政府内,“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以这一宗旨,《宣言》郑重宣告:“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
    
    再者就民生主义来讲,对于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与人民协力,使民足食、裕衣、乐居、利行。此外,政府还应经营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卫生等公共事业。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写道:“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其中,对“平均地权”的解释是:盖酿成经济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为此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对“节制资本”的解释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另外,《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承诺,对于缺乏土地之农民,国家将给以土地,以资耕作;对于失业工人,国家将予救济,并制定劳工法,改良工人之生活。
    
    简括起来,三民主义的总精神,如同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个说法,人民对于国家的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孙中山不仅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说”,还提出了“权能说”。“三时期”的提出最早是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为期。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六年为限。第三期为宪法之治。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进一步阐述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说。其中,军政时期,一切制度系隶属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国人之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而训政时期,政府派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人民受使用四权之训练,得选举县官与议员,方成为完全自治之县。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与中央政事。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在此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地方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归于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产生中央政府官员与行使四权。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靠宪法行全国大选。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此外,为了便于处理纷繁的国家事务,孙中山提出了“权能”的概念。他说,“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人民享有的权是政权,政府所享有的权是治权。“国民政府的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汽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诊病的医生。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所以,政治之中,包含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人民要把这个治权完全交到政府机关之内,使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另一方面,人民应有“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而人民怎样管理政府呢?就是用四个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有了这四个权,人民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在政府方面,要有五个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这就是政府的治权,政府用这五个权来治理国家。孙中山认为,“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 ,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有轨道。”另一个孙中山还指出,他所提出的“权能说”在欧美的政治哲学中是没有的,这是他的一个创举。如果中国能够实行这个“权能说”,“便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再则,“五权宪法”也是孙中山的一个创举。他说:“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可悲的是,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自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不但遭到尘封,还被肆意篡改。据江苏省社科院的学者应克复先生考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这篇宣言,区别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是新三民主义。那么,这种新三民主义“新”在哪里呢?毛回答说:“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毛泽东的这番关于新、旧三民主义的言论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其根据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毛泽东说,“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二是新旧三民主义的区别是,新三民主义有联俄、联共、互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旧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
    
    关于第一个问题,《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字里行间根本没有对三民主义作出过新、旧的界分与解释,更无声明,这个《宣言》是新三民主义,在此之前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代表大会之后(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即作了十六次演讲,也根本没有新、旧三民主义一说。孙中山从1905年提出三民主义直到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直到临终的遗嘱,所坚守的都是这个三民主义。要说前后有变化,只是后来对三民主义作了更明确、更详细的阐述。。
    
    关于第二个问题,要害是孙中山或国民党有没有提出过“联俄、联共、互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遗憾的是,在《孙中山全集》、在《宣言》以及在国民党的文献中,同样查无实据。由于“三大政策”一说流传既广又久,已约定俗成,要求得真相、拨乱反正有相当困难。但已有学者默默地为此寻探,有了重要的发现。如鲁振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揭示出:“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原来,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称“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互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至1927年春天,苏俄顾问鲍罗廷将“三大政策”首次披露在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并首次公开称这个“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此时孙中山已逝世两年多。既然孙中山未曾提出过所谓“三大政策”,那么以三大政策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也就子虚乌有,纯属捏造了。
    
    孙中山似乎预见到有人会对他的三民主义进行篡改,因此,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词”中就说了以下的一番话。他说,宣言全体分作三段,“第二段是解释本党的三民主义。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至始至终去实行。这个主义在同盟会没有成立以前,已经是确定了,成立同盟会就是要实行这个主义。后来推翻满清以至于建立民国,也是为实行这个主义。……我们这次开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要大家能够实行三民主义,把这个主义的言论一定做成事实。”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笃信笃行,坚贞不渝,溢于言表,也是对以“三大政策”篡改为“新三民主义”企图的最好驳斥!
    
    毛泽东之所以篡改三民主义,原因就在于孙、毛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主义,各有各的价值观。而慑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如果公开否定三民主义,那么不仅弄巧成拙,还得不偿失,因此打出所谓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既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可将这个三民主义为我所用,达到一举多得的功效。这个方法不能说不成功,直到今天还使许多人蒙在鼓里,还使中国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中,还使中国不能沐浴孙中山的光辉!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的政治主张需要随之完善,尤其是由于检察的作用没发挥出来,考试的功效更差,以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只能再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弥补孙中山这一政治创见的缺陷,而使之更加科学,更加健全,更加完备,以至于不但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既废除私有制,又废止公有制,还废弃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制,而建构以公有经济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至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建立新型五权分立制度,并废弃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进一步弘扬和完善凯恩斯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从而不仅符合社会客观要求,还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不但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政治诉求,还满足绝大多数百姓的经济等方面的要求,而且,既讲求民主,又讲求宪政;既讲求法治,又讲求人权;既讲求自由,又讲求平等;既讲求公平,又讲求效率;既讲求正义,又讲求公正;既讲求地方自治,又讲求军队国家化;既讲求多党竞争,又讲求分权制衡;不仅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也超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还超越以私有生产要素为主的社会民主主义公私混合制,更超越中国现行的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总之既超越左派思想,又超越右翼主张,还全面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
    
    而今,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00年了,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而民主已经诞生300多年了,也在世界上蔓延300多年了,并已在12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可是中国依然遭受专制蹂躏,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专制压迫,中国百姓依然遭受专制折磨,以致不管是中国的命运,还是中华民族的命运,还是中国百姓的命运,都还仅仅取决于一党专制,而不取决于十三亿中国人民,以致中国百姓至今连民主是什么滋味都没体味到,至今都不能决定国家走哪条道路,至今都不能真正站起来,而只能忍痛爬行;都不能畅所语言,而只能装聋作哑;都不能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而只能忍气吞声;都不能参政议政督政,而只能任人宰割;都不能当家做主,而只能当囚徒做轿夫!
    
    尽管中共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不会自觉放弃领导地位,还会让中国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中,而不让中国沐浴孙中山的光辉,但只要中国百姓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而认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争取国际援助,重新上路,从头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不断投身民主运动,不畏强权,顽强奋争,凝聚起来形成合力,组成步调一致的民运队伍,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吁,汇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集中力量攻其一点就能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而彻底砸碎专制的锁链,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以至通过制度创新促使国家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而在经济方面则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以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为前提,并通过多党竞争协作,根据分权制衡原理,分开建造权力机关,构筑高效廉洁而又讲求公平正义的新型五权分立制度,从而确保通过选举产生权力,确保权力定期转换,确保权力纵横分散,确保权力运作规范,确保运用权力制约权力,确保利用社会监控权力,进而确保权力减少操作失误,确保权力提高运作效率,确保权力降低运行费用,进而确保国家科学发展,确保社会和谐繁荣,确保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以至不仅构筑中国新型社会民主制度,也铺筑中国标准的第三条道路,还浇筑中华民族腾飞的跑道!
    
    最终让中国挣脱一党专制的束缚,让中国摆脱毛泽东的阴影,让中国沐浴孙中山的光辉,而让民主植根于中国的每个角落,让民主在中国遍地开花结果,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进而不但开辟中国民主化的捷径,还打造中国持续发展的路标,还浇筑中华民族腾飞的跑道,还铺筑人类发展的坦途,直至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每个炎黄子孙的命运,以至不仅造福人类,还造福中华民族,更造福每个炎黄子孙!
    
    2011年10月6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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