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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反思之二:政治改良·暴力革命 /钱跃君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28日 转载)
    
    鸦片战争后,在重重阻力下经历了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并没有挽救中国,一场场战败,一次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连洋务运动主将李鸿章都向清廷表示,必须进行更深刻的政治改革才能挽救中国。但如何改革?是朝廷的和平改良还是民众的暴力革命?其实,世界历史上并没有定则:英国是贵族发起、相对和平的光荣革命,法国是由下而上、比较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普鲁士是由上而下、逐步实现的法制改革。即使在东欧剧变中,波兰和匈牙利是政治改革,捷克和东德是和平革命,只有罗马尼亚才是流血革命——民众被专制者血腥镇压而被迫走向流血革命。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有突尼斯、埃及的和平革命,有利比亚的暴力革命,也有迄今没有成功的叙利亚和平革命。
    
    ◆政治改良与暴力革命◆
    
    社会是多元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永远存在激进与缓进的不同政见。1895年甲午战败后就有谭嗣同的激进(宫廷政变)与康有为的改良(戊戌变法),结果变法流产,谭嗣同被杀,康有为流亡,专制者永远不会轻易放弃手中权力和既得利益,都要将任何威胁其政权的改革绞杀在摇篮中。正因如此,激进与缓进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会互相转化或形成不同的规模,而这种转化不完全取决于革命者的意志,更多取决于当政者的理性程度,辛亥革命就是清廷非理性政治的结果。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甚至到辛亥革命前半年,只要清廷略存一点点理性,略微尊重民意,则即使有十位孙中山也不可能实现辛亥革命成功。而且实事上,由同盟会发起的十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仅有革命理念、没有革命土壤是不够的。而要在一个有“温良恭俭让”、“忠孝节义”文化传统的民族产生暴力革命,那不是靠几个三民主义理念,而真要逼得人走投无路、不暴动也是一死的份上,秦末农民不就是这样揭竿而起的?但有史以来中国专制者尽管也闲谈“水可载舟,水亦可覆舟”的哲理,但总体而言极端地罔顾民意,为所欲为,直到引火烧身、面临绝境时才能如梦方醒——这就是中国专制者与被专制者的民族特性。
    
    欧洲可没有“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传统,为了宗教就可以战争(17世纪三十年战争),为了自由就可以暴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更别说为了争夺饭碗(规模最大的日尔曼大移民)。正因如此,欧洲专制者更深切体会民众的力量,所以相对中国专制者更具有理性。何况欧洲有史以来就有双重政权并立:以国王为中心的世俗政权与以教皇为中心的精神政权。两者利益上相互冲突,达到政治上相互平衡,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中国那样唯有世俗政权独大、可以对平民百姓肆无忌惮的极端专制。欧洲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和约,所谓“和约”就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当政者不是靠镇压革命、而是靠削弱革命土壤来维持统治,因为靠屠杀来维持的政权是不可能长久的。
    
    欧洲从传统农耕社会转型到现代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初期的原始资本主义残酷压榨下,工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十九世纪社会问题”。发生经济危机时大量失业,民不聊生,由此产生社会主义思潮和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潮中有马克思的激进政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专制政权)与拉萨勒的改良政治(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工人当家作主)。普鲁士政权颁布“(反)社会主义法”镇压社会主义风潮,效果恰恰相反,工人更加团结,以暴抗暴的马克思派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导,工会成员达到上百万,人数都超过普鲁士军队。政府一看形势不对,国王马上到议会演讲宣称要保障工人利益,亲手推动社会主义政治,宰相卑斯曼智慧地推出三大社会保险,其政治用意不是为了工人利益,而是抑制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众基础,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工人看到以和平方式也能实现利益保护,于是主张和平改良的拉萨勒派占上风,后来的欧洲社会就是走拉萨勒的道路。三大社会保险已成为今日世界各国社会政策的主项,人们将之归功于卑斯曼,其实应归功于马克思,是在马克思暴力革命的威慑下诞生的,尽管暴力革命其实并没有真正发生,这又要归功于卑斯曼的理性。由此可以想象,如果康、梁戊戌变法成功,或此后袁世凯君主立宪成功,今日中国或许还在延续君主立宪。但清廷没有这么理性,于是引火烧身把民众一步一步逼上暴力革命的火焰。
    
    辛亥革命反思之二:政治改良·暴力革命 /钱跃君
    【题图】德国19世纪工人运动的两位主将拉萨勒与马克思(1895年明信片),分别代表政治改良与暴力革命两条道路,但两党于1875年在哥德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至于后来在俄国发生的,那不是十月革命,而是十月政变:1917年3月8日(俄历二月)俄国妇女抗议政府发动一次世界大战(三八妇女节来源),由此引发和平的二月革命,国王自愿退位,国王弟弟又拒绝继承皇位,于是实现开创俄国新纪元的共和制,并定于11月全民大选。就在大选前夕,列宁乘过渡政府空虚之际发动军事政变,窃取、也是葬送了二月革命成果。在如期的11月全国大选中布尔什维克惨败,列宁便不顾民意而全面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此后没有十年就由一党专制而进入一人专制(斯大林)。“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法乱纪和践踏文明行为,是没有监督的掠夺”(普列汉诺夫),那不仅是对马克思的背叛,而且就是马克思要以暴力革命来推翻的专制政权。俄国二月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在时间上、起因上和结局上何其相似:都是因为外来战争而引发推翻帝制,刚展示一线民主曙光,就被政客断送而进入新的专制;俄国的列宁就是中国的袁世凯,俄国的斯大林就是中国的毛泽东。
    
    ◆从政治维新到君主立宪◆
    
    晚清经历了三次大型改革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立宪运动。三者内容上层层递进,但形式上都属于体制内政治改良。政治家可以有改良与革命的不同观点,但平民百姓只要有一线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利益保护,就绝对不会铤而走险暴力革命,所以早年孙中山的革命论应者寥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占社会主导。主张变法维新的还包括清廷中一大批重臣李鸿章、翁同和、张謇、张之洞、周馥、袁世凯等。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李鸿章拒绝追捕,还暗中致函他们在海外要抓紧学习,以后成为国家栋梁。甚至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中坚的黄兴、章太炎、蔡元培等都倾向改良,谭嗣同挚友唐才亮创建自立军,想以军事行动来营救光绪皇帝,希望实现的依旧是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改良。
    
    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飞速发展,不仅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而且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又击败老牌帝国俄罗斯。俄罗斯痛定思痛,立即政治改革,设立议会,颁布民权保障,实现君主立宪。这些对中国社会是一大刺激,即不仅要变法维新以增强国力(行政改革),而且要君主立宪以保障民权(体制改革),才能真正挽救中国。原来的维新派进而转为立宪派:要限制君权与官权,就必须明确民权(梁启超)。这才是更根本地改变中国,而不在于中国形式上姓“清”还是姓“共和”。立宪派力争以最低社会成本来实现民权保障,因为暴力革命必将导致一场社会灾难,就如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实乃不得已之举。在当时中国,朝廷内外有两位力主君主立宪的旗帜性人物:袁世凯与梁启超。
    
    辛亥革命反思之二:政治改良·暴力革命 /钱跃君


    【题图】袁世凯(中)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与部分政府官员和外国使节合影,他身着前清陆军上将军常服。
    
    早在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梁启超创立强学会时,袁世凯就捐银入会。他不仅协助康有为呈书,而且自己都写了1,3万字变法方案呈给光绪皇帝,成为戊戌变法时朝中最重要支持者之一。李鸿章去世后他担任直隶(河北)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实施他的改革理想:所有官员都必须了解西方历史政治,必须赴日本考察三个月才能上任。以天津为试点,兴建实业和畅通贸易,天津一举成为华北地区的金融和商贸中心……各项新政大都由直隶创设,中央及各省纷纷效仿推广。他同时试点政治改革(宪政):分批培训读书人以经济学、法学、选举法、户籍法等,培养改革人才,派员赴城乡宣传,让改革之风家喻户晓。筹备一年后于1907年在天津举行中国历史上首次全民普选,产生议事会即议会的雏形(附注)。
    
    1901年慈禧太后亲自启动政治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例如1905年取消科举制度,1906年颁布《预备仿行宪政》。在慈禧支持下,袁世凯要将他的政治改革推向中央:设立责任内阁(总理、部长等),原来皇帝的行政权和任免官员权都归内阁。皇帝旨令必须得到内阁副署,否则无效;改革行政体系,取消不合现代国家的吏部、礼部、都察院、军机处等;勒令思想保守的大臣全部退休……他的改革受到极大阻力,醇亲王载沣(宣统皇帝父亲)竟拔出手枪对他大吼:“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好被人拉开。甚至袁出朝时上百个太监围过来要殴打袁世凯,实施袁的改革方案意味着太监们都要失业——现代国家哪用得上太监?皇帝宗室的立宪派代表、光绪皇帝的连襟载泽1906年考察五国后就密奏朝廷:君主立宪有助于“皇位永保,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宪政既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自古迄今,专制政权的最大得利者是贪官污吏,所以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还不是皇帝,而是这批既得利益集团——清朝的腐败之风始于乾隆后期,乾隆宠臣和珅富可抵国,个人家产8亿两银子,清皇的整个国库只有0,8亿两银子 ——皇亲国戚、守旧派大臣们到慈禧处大哭大闹,慈禧都无可奈何地说:改革如此之难,我还不如去跳河自杀。袁世凯成了众矢之的,被削去军权,怅然离京。慈禧逝世、宣统皇帝即位后,掌权者载沣决意杀掉袁世凯,被人劝止:皇帝新登基就杀重臣影响不好。袁世凯逃过一死,被勒令告老还乡。但他在中国社会是众望所归的体制内改革人物,所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和革命派都立即想到赋闲乡下的袁世凯,双方都去游说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革命派明言希望他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后来确实是重新出山的袁世凯促成了皇帝和平退位,但保证善待皇室。
    
    就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全国各地要求召开国会(君主立宪)的呼声风起云涌,先后经历四次大规模请愿:1月16日第一次请愿;6月16日第二次请愿递交的十份请愿书有30多万人签署;10月9日第三次请愿时,许多人割下自己的肉、切下自己手指为请愿代表送行,导致云贵总督、湖广总督等致电各地总督要求召开国会,15位总督与将军联名上奏清廷要求立宪;12月4日第四次请愿,5000多位辽宁学生游行到总督府要求召开国会,两天后2万多人前往总督府请愿,一位报社编辑断指血书大旗,谘议局(清廷为君主立宪而预设的民选议会)议长等跪地痛哭,乞求总督代表民意上奏朝廷,总督也感动流泪——这就是和平善良的中国人,就在这样激愤和哀声遍野的气氛下,游行民众依旧高呼“大清帝国万岁”、“皇帝万岁”,只是多加了一句“国会万岁”。
    
    在这样朝廷内外的呼声下,清廷不是痛定思痛,而是压制民众声音,镇压改革运动。全国赴京请愿的人流络绎不绝,清廷禁止和遣返上访者:“立即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清廷侦查和逮捕请愿代表或组织者,“稍有可疑,即行密拿请惩。”如逮捕辽宁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诬指他是“乡里无赖”,“结众敛钱”,“意图煽动”,发配新疆。同时禁止学生问政:“学堂学生,历练未深,本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
    
    另一方面,清廷敷衍民意,将立宪时间一拖再拖。1905年开始预备立宪,三年后总算推出《宪法大纲》,“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主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皆归总揽”——皇帝集三权于一身,这样“有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只是将君主专制宪法化,丝毫没有“主权在民”、“人权至上”的宪法精神。甚至到辛亥年四月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鲜血也没唤醒专制政权,十天后清廷宣布首届责任内阁——这是立宪派向往已久的时刻——总理为庆亲王奕劻,13名内阁成员中7名皇族,汉人仅占4人……如此皇族内阁,只取了西方“内阁”的形式,墨守着皇权至上的实质。
    
    民众、尤其是立宪派对清廷极度失望,年轻一代越来越没有耐心,大批原来的立宪派成员纷纷投身到革命派。就如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清廷宣布准备立宪时,革命党力量即减弱;而官制改革一出,革命党势力便迅速扩张。其实早在1903年拒俄义勇队运动被镇压后,留日学生纷纷回本土筹建反清组织,黄兴、陈天华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的光复会,1905年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而成立同盟会。所以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政治改良与暴力革命在赛跑。
    
    ◆从社会运动到军事暴动◆
    
    革命派有暴动,维新派与立宪派也同样有暴动,两者的区别只是在:成功之后是实施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
    
    1898年戊戌变法时,慈禧太后密谋宫廷政变,光绪帝传密诏给康有为设法相救,譚嗣同前往法华寺争取朝中维新派袁世凱支援,殺榮祿,囚慈禧,不料袁世凱尽管希望维新,但不愿以兵戎相见来实施维新,于是光绪被囚,譚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就义,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1899年底,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决定与梁启超和孙中山合作举兵勤王,即采取军事行动救出软禁中的光绪皇帝,孙中山甚至还想说动两广总督李鸿章(立宪派)举行起义和两广独立。康有为要救出光绪皇帝以实现君主立宪,孙中山要推翻满清以建立民主共和,梁启超只能折中两者,即建立共和,但推光绪为首任总统。康、梁在上海成立自立会,梁的学生、谭嗣同生前好友唐才常于次年从日本返国建立自立军,发展武装,决定于1900年7月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起义,梁启超亲任总指挥。没想到康有为担心孙中山想推翻满清而临阵变卦,导致起义延误和泄密,唐才常等十二位自立军首领在汉口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是立宪派)逮捕而全部罹难——可见,同样致力于君主立宪,谭嗣同、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有各自的政见和分寸。
    
    当时的中国社会反清团体林立,处处爆发反清起义:1900年10月惠州起义(华兴会),1903年1月大明顺天国起义(兴中会),1904年10月萍浏醴起义(华兴会)。1907年5月黄冈起义和七女湖起义(同盟会),7月安庆起义(光复会,徐锡麟、秋瑾遇难),8月钦州起义(同盟会),12月镇南关起义(同盟会)。1908年2月钦廉起义(同盟会),4月河口起义(同盟会),11月马炮营起义(岳王会)。1910年2月新军起义(同盟会)……所有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焦躁之下决定集同盟会所有精英和所有财力,筹备十个月,于1911年4月发起广州起义,欲与清政府决一死战!结果起义又以悲壮而告终,总指挥黄兴身负重伤突围而出,留下72具烈士遗骸(包括林觉民)合葬于广州红花冈,后因此改名黄花冈。
    
    同盟会发起的十次起义均告失败,究其原因:一、没有清军响应:最惨烈的广州起义仅180名起义者,尽管都是社会精英(留学生,华侨等),怎么可能抵挡成千上万的职业军人?二、缺乏社会基础:仅靠“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能激起民情,但无法真正唤起民众,普通民众不可能为某个理念而献身,更多为维护自身权利而抗争。广州起义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谭人凤回到上海另创“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利用独立于同盟会、由留日学生创建的共进会与文学社,在长江流域的清军中倡导革命,后来两湖新军中居然有1/3官兵加入两学社,武昌起义就是由共进会与文学社发起并获成功,由立宪派推举的首任总督黎元洪也不是同盟会员。当然,决定辛亥革命成功更关键的是清廷的社会基础,辛亥年清廷非法剥夺人民财产,爆发震动全国的保路运动,点燃了清廷自焚的最后一根干稻草。
    
    洋务运动时李鸿章要造铁路以富国强兵,清廷百般刁难;几十年后发现铁路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暴利行业,该行业已被洋商把持。于是全国各地掀起收回铁路主权运动,以赎买政策强行从洋人手中将铁路收为国有,成为官办企业。1904年前后又将铁路转为私营,这就形成最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官商结合。没有法制保障的双轨制必然腐败成灾。1909年中国最大的川汉铁路公司查帐发现,年前耗资50多万金居然寸路未修。六年中应集资1200万两,事实只剩900万两。一年后在官商勾结下上海发生钱庄倒闭潮,该公司存在上海的350万两仅剩65万两。如此腐败引起民怨沸腾。而清廷不顾当时的《公司律》,又于1911年5月9日单方面宣布将铁路重新收为国有(皇家所有),对股民的经济补偿讨论不得股民参与,于是引发股民抗议,要求皇帝收回圣旨。清廷不予理睬,于8月8日任命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这等于强行接管公司财产。8月24日四川爆发罢市、罢课、罢工、罢耕,9月1日公司股东大会布告全国,即日起不再纳税,全国纷纷响应。清廷封锁新闻,禁止电报,开始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邀请保路同志会和民意领袖前来开会,这些人一到场就被逮捕,这下引发四川民众大规模游行,当局枪杀手无寸铁的抗议者32人。于是民众从和平抗议转为暴力抵抗,揭竿而起。
    
    辛亥革命反思之二:政治改良·暴力革命 /钱跃君


    【题图】1911年,四川绅商及立宪派在成都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图为《四川保路同志会简章》
    
    就在清廷调兵赴重庆镇压抗议民众、从而武汉三镇兵力空虚之际,10月10日共进会与文学社发起武昌起义,以新军官兵为主体,几乎没有伤亡就获得成功。三天后清廷匆匆推出《宪法十九信条》,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但太晚了,民众没有兴趣再听专制者的谎言。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整个四川独立……全国13省先后独立,大清帝国土崩瓦解。
    
    从政治改良转向暴力革命,这不是政治家的一厢情愿,更不是民众的自愿选择,而是专制者逼迫善良的中国人民走向暴力的流血之路。
    
    附注:如将今日政坛与清末相比,则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不如李鸿章,政治改革不如袁世凯,邓占据“皇位”后更不如清末新政时期的慈禧太后,更何况邓还有八九劣迹——慈禧都没敢有。国人居然还在学什么“邓小平理论”,以邓的才学、思想和人格,做立宪派梁启超的学生都不够资格。经历辛亥百年,中国社会到底在进化还是在退化?!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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