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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劣根性、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19日 转载)
    一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他讲得固然不错,但我认为还不够。汉民族的劣根性,就其统治阶级而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欺内,二是媚外。 (博讯 boxun.com)

      
      中国人的欺内,可谓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西周时期,奴隶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制定出刺字、刖鼻、膑脚、阉割、斩首五种酷刑,对奴隶们进行管理,一时间天下纷然,怨声载道。“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又如宋高宗偏安一隅,对于外族侵略听之任之,心甘情愿做金人的儿皇帝。然而钟相杨幺揭竿而起,他却如芒在背、如鲠在喉,非灭之不能解气。再如晚清政府,对列强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然而镇压起来义和团、红灯照,却倾巢而出、不遗余力。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在逃亡途中,尚且不忘下令继续“剿杀”义和团,并且恳请八国联军“助剿”。
      
      中国人的媚外,同样见著典籍,其来有自。远在东周,狄人来攻,汉人就晓得用通婚的手段消弥战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夏,狄伐郑,取栎。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然而秦朝以前的“和亲”,多是狄女戎女入嫁中原国君,至于中原女子出嫁蛮夷,则从白登之围开始:刘邦为了活命,采纳陈平的建议,厚币美色贿赂冒顿单于。此后历朝历代,汉夷联姻的故事不绝于书,著名者如王昭君、蔡文姬、义成公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对此统治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称之为“怀柔”。今天的北京,还有一个县,名字就叫怀柔。这都是统治者自欺欺人的明证。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就讲:“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饱受外族欺凌的屈辱史。翻开一部《二十五史》,我们看:三代而后,汉民族无时无刻不处于外族的威胁之中,先是戎、狄、匈奴、鲜卑、羯、氐、羌,后是辽、夏、金、元、清,是八国联军,是日本……做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不仅欺内的功夫炉火纯清、如入化境,媚外的功夫那也是登峰造极、无人可比。所以西方列强打过来的时候,统治者成竹在胸,波澜不惊,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割让香港;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1895年,甲午海战爆发,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割让辽东半岛、台湾;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辛丑条约》签订……不到一百年间,帝国主义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700多个,掠夺白银19.5亿两,割占领土174万平方公里!所谓的中国,不过是侵略者砧板上的一块肉。
      
      当时的状况,正如《义勇军进行曲》里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亡国灭种的命运面前,非但不是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反而变本加利,卖国求荣。慈禧甚至恬不知耻地向侵略者表示,她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尤为奇怪的是: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老百姓,居然不痛不痒,无动于衷,甚至有很多人,卖身投靠,甘当走狗。在和列强缔结的所有卖国条约中,几乎都有这么一款内容:“不得惩办汉奸!”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恐怕都是一个笑谈。每个民族都有败类,然而没有一个民族,象汉族这样盛产汉奸!痛定思痛,知识分子们纷纷开始反省:中国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
      
      二
      
      “五四运动”的发生,既有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又有深层的社会政治背景。思想层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情怀,当此民族危难、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无不痛心疾首,呼号奔走,渴望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启蒙思想的流入,无疑为知识分子认识世界提供了全新契机。政治层面,1915年,袁世凯先是和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继而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给资本主义一记当头棒喝的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崭新的道路。
      
      最早意识到中国文化有问题的,应该是陈独秀。他在《一九一六年》中说:“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鲁迅也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说:民族的劣根性一旦形成,想要彻底把它根除无疑于痴人说梦。中国民族的衰败,早在几百代的祖先那里就种下了昏乱的种子,如果民族不“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战乱的物事”,那么进化的自然法则“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世纪初期,中国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文化运动”,目的就是要推翻孔家店,打倒孔老二,全面否定儒家文化,彻底肃清封建流毒。
      
      中国两千年的苦难,追本溯源,归咎于儒家文化对思想的禁制。儒家崇尚“忠恕之道”,所谓的忠,就是统治者对内要求臣民言听计从,逆来顺受;所谓的恕,就是统治者对外奉行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的外交方针。“和为贵”的思想,已经深深渗入中国人的骨髓。不管什么事,都希望化干戈为玉帛,讲究“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正如李泽厚所说:“儒家孔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思想,而是溶化浸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之中了,成了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广大农民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孔子,但孔子开创的那一套通由长期宗法制度,从长幼尊卑的秩序到‘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早已浸透在他们遵循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之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1919年,一战结束,“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做为战胜国的一员,中国向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归还德国侵占利益。对此和会不但予以拒绝,反将德国在华一切权益,交由日本接手管理。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好比一根导火索,一下子点燃了郁积在人们心中的怒火。5月4日,数千名北京高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高呼“还我山东”、“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开始游行。游行过程中,学生们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徐世昌下令军警镇压。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支持,引发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抗议。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五四运动”的继承、发展和延续,两者是一脉相承、一脉相通的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革新文化、再造传统、改良人性,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自强与独立。比如“五四运动”号召砸烂孔家店,打倒孔老二;“文化大革命”则提出批林批孔批周公。“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化大革命”则要求破四旧,立四新,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毛泽东一贯主张“取其民主精华,去其封建糟粕。”然而什么是民主精华,什么是封建糟粕呢?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认为中国的哲学史只有两个阶段,一是“子学时代”,即秦汉以前百家争鸣时期;二是“经学时代”,即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我由此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毛泽东的一生,似乎只看史部、集部的书籍,比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而对经部和子部的书籍,则很少阅读,或根本不读,比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就绝少见他提及。由此可见,他对儒家文化是深恶之痛绝之。非但如此,他还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此妄加非议,毛泽东就赋诗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对鲁迅十分欣赏,极力褒扬。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究其原因,我想正是由于他们对儒家文化有着相同的看法。伟人所以为伟人,就在于他们目光深远高屋建瓴,其思想远非常人所能忖度,也正因如此,伟人从来都很孤独。请想:我们中的谁提出一个观点,如果得到他人的认可,心里尚且美滋滋的,更何况伟人?思想观点上的一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共鸣。
      
      另一个为毛泽东所赏识的人,是任继愈。建国初期,毛泽东专门把他请去,向他讨教佛学方面的知识,称赞他凤毛鳞角,人才难得。文革后,任继愈提出“儒教即宗教”一说,在学界引起不小轰动。凭心而论,他的观点很有道理。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既然是宗教,儒教也概莫能外,势必要充当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任继愈一再提醒,他主张“儒教即宗教说”,主要着眼于儒家文化的危害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和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他深深洞悉“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根本动机。
      
      现在的学者,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政治和经济的层面,很少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去探寻文革之所以发生的根由。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就是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甄别与整理。从政治和经济上看,文革固然是失败了,但从思想和文化上看,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有关那段历史,总给人这样的感觉:政治混乱,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坏到一无是处。这恐怕不完全是事实。据我所知,在毛泽东主政的二十七年里,人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改良,党风纯正,民风淳朴,贪污、贿赂、黑社会、黄赌毒等等丑恶的东西都销声匿迹,这样清明的社会政治环境,无论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绝无仅有。
      
      有人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是舍本逐末,是本末倒置。“实事求是”是术,而不是道;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是形而下,而不是形而上。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等贵贱,是均贫富,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文革时期,毛泽东废除高考制度,从工农兵中挑选优秀分子保送他们上大学,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世袭罔替的诡异法则。在封建时代,科举制度貌似公平,其实荒谬,因为穷人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敢奢谈读书中状元。如此一来,高官的后代还是高官、富人的后代还是富人,而工人的后代仍是工人、农民的后代仍是农民。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文盲,识字的只是一些“地富右”,你让工农兵和他们去竞争,比赛谁识字多学问大,本身就不公平。恐怕一百个知识分子子女上大学,也难有一个工农兵子弟踏入高校门槛。
      
      古人说,诗言志。读毛泽东的诗,我们或能想见他伟岸人格之万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袒露了自己的心迹,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几十年,把他赶到了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师东兵《文化大革命纪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他心里,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有着同样崇高的地位和同样伟大的功绩!
      
      毛泽东是孤独的。做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而忽视了人性中某些可鄙的本质。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全人类的悲剧。郁达夫说过:“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人物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文章的最后,我想引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来表达对老人家的仰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总是和她的文化互为表里、息息相关。我们这个民族,饱经忧患,多灾多难,如果说和儒家文化没有关系,恐怕讲不过去。关于这一点,柏杨先生也有认识,他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说:“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做为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他的观点值得重视。
      
      然而奇怪的是: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皆都相继中断,湮没不闻,惟独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至今。这又是什么原因?刘向在《说苑》中讲过一个故事:常枞有疾,老子前往探视。常枞张开嘴问:我的舌头在吗?老子说,在。常枞又问:我的牙齿在吗?老子说,不在。常枞感叹道:齿以刚亡,舌以柔存,天下之理尽在此矣。
      
      如果这种推想成立,那么地球上最后一个文明,必然是以忍耐包容著称的印度文明。我记得梁漱溟先生说过:假使把人类文明归结为三种类型,即以理智为特点的希腊文明、以伦理为特点的中国文明和以宗教为特点的印度文明,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三者将会逐次繁荣,轮流主宰世界,先是希腊文明,再是中国文明,后是印度文明。现在的世界,正处于第一个阶段。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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