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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反思:自由为魂·民主为骨 /钱跃君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14日 转载)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卷首语,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也是几千年专制史,就是在这样的循坏中重演。一场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农民革命,新皇朝没经历几代就重新堕落腐败,更腐败,一直熬到下一场农民革命的爆发,就如《易经》讨论中的始终说:终就是始,始就是终。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形式上实现了共和,却从根本上没有跳出这样的历史循环。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中日血战,国共内战,反右,大饥荒,文革……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绝对不亚于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转眼已经辛亥百年,中国社会依旧在飘摇动荡。
    
    ◆ 实现了“国” 却没有实现“民”◆
    
    为什么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普鲁士法制改革,法国七月革命和三月革命引发的全欧洲革命,东欧剧变,包括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改良,其结果都给欧美社会带来了历史进步,而在中华大地却演变成一场场循环悲剧?究其原因,不在革命的形式,而在革命的实质:欧美革命是为自由平等而战,为维护自身权利抗争,而辛亥革命是为救亡而战,为反清而流血。如果一场革命的结果不是人民获得自由和平等,则流血所换来的成果,在古代社会保不住一代,到现代社会都保不住十年。
    辛亥百年反思:自由为魂·民主为骨 /钱跃君
    油画名作(1830):1930年法国七月革命推翻帝制,但引发革命的主旨是“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从欧洲历史而言,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政治是维护皇权,18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是争取人权,19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争取民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集自由主义(民权)与社会主义(民生)于一体,但辛亥革命的成功既不是靠民权,也不是靠民生,而是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本当一场促使中国从传统农耕文明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的革命,结果实现的却是一场成功的反清复明运动。辛亥革命中诞生了中华民国,“民国”两字中只实现了“国”,没有现“民”: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但没有结束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欧洲迄今还留下十个皇室保持帝制,甲午战争中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日本迄今还保留帝制,但没有因此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或言清廷有慈禧太后的昏庸,这些欧洲皇室历史上也同样有许多昏君或严重违背民意者,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因此被议会驱逐。但还是要保留帝制,从荷兰请来国王女儿,新国王成功地实现了划时代的光荣革命——君主立宪。
    
    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建国大典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站起的只是“中国”或毛泽东自己,而不是“中国人民”,否则就不会有40多万优秀青年被打成劣等公民(右派),不会有4000多万农民死于饥荒,不会有上亿人民遭受文革迫害。就连身居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政府总理的周恩来都不敢在毛泽东脚下抬一下头,还能祈望平头百姓的“中国人民”敢站起来片刻?!改革开放迄今中国确有改观,全国不到0.1%的人占有了全民80%的财产,这0.1%的人在经济上终算站起来了(政治上谁敢越雷池半步?),那还有99,9%的中国人民呢?
    
    ◆ 爱国救亡 压倒自由民主 ◆
    
    鸦片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痛定思痛,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以夷长技以制夷”(魏源),于是由奕訢、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中坚的洋务运动兴起,那是在维持政治专制之下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有助于增强国力,但李鸿章的各项洋务活动受到指责和弹劾。例如1870年代开始李鸿章把防卸外侵的重点放在日本:日本“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可见其野心之大。李提出在中国也必须修建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并于1880年瞒天过海地建起中国第一条铁路。清廷获悉后担心铁路将带来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即世道的改变,最终将危及清朝统治基础,于是以“资敌”、“扰民”、“灾异”等借口予以禁止,结果唐胥铁路被迫改为驴马拖拽火车。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清廷才在社会压力下同意在中国修建铁路。
    
    戊戌变法前的“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及变法,变法中的教育、经济、军事与政治改革都只是期望改善教育与经济状况,改变政府结构实现内阁制,这之前政府运作就如李鸿章访德时告诉卑斯曼:他整天只和一个女人(慈禧)和一个孩子(光绪)讨论决策国家大事。所以戊戌变法的主线是变法以救亡,没有将重点放在民权保护(略提新闻自由),戊戌变法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没将民权放在政治诉求的首位。
    
    还是《天演论》译者严复一反近代西学东渐的信条“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张之洞),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才真正看到了西方文化与政治的精髓:欧洲近代的一场场革命都围绕自由,为保障自由才选择民主形式。如果议会民主通过的法律有悖人权,该法律即为无效,这就是“人权高于民主”的宪法原则。二次世界大战后鉴于纳粹德国的惨痛教训,该原则又延伸到“人权超越主权”的现代国际法。
    
    1903年5月上海出版的《革命军》震惊中国社会,年仅18岁的青年邹容为中国人民写下了第一部人权宣言:男女平等,天赋人权,皇帝侵犯公民利益、公民就有权起来革命……对于中国人,要“先除去奴隶之根性”。该书畅销百万多册,两年后邹容被迫害致死。同样有社会影响的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等,数落帝国主义侵略,呼救华夏民族危急,振聋发瞆,但又从邹容的争取民权回到传统的爱国救亡。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始终贯穿着救亡主旋律,救亡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忠或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于是从皇帝大臣到书生平民,个个把爱国挂在口上,爱国志士与爱国愤青鱼目混珠。但无论什么形式的爱国,都不可能爱出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在“国家”两字中,专制者或政客关心的是“家”而不是“国”。煽动爱国成为鼓动民众维护其统治的手段,暗地卖国成为笼络洋人以保障其统治的另一手段。清廷所煽动和支持的愤青式爱国运动都不逊色于当朝。
    
    慈禧太后要废除光绪,另立光绪堂弟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受到西方列强抵制,英美等国希望中国能融入世界潮流而实现君主立宪,所以慈禧对西方恨之入骨。刚好义和团“爱国”运动兴起,那是愚昧的愤青式反洋运动,朝廷内外略有理性的都视之为异端而予禁止(如袁世凯),慈禧太后、载漪父子出于私仇却在军事上、财政上支持义和团。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围攻各国使馆,“杀一洋人赏五十兩;洋妇四十兩;洋孩三十兩”,迫使各国联军赶来救人,清廷处死主和的重臣,同时向十一国宣战。各省大员如两江总督(省长)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达成“东南互保”联盟,拒绝慈禧命令,与洋人和睦相处,所以义和团灾难只局限在东北、山西和北京。八国联军破城入京,慈禧匆匆出走,她又开始忌恨义和团,下诏镇压。李鸿章收拾残局而与八国签署《辛丑条约》,中国赔款4.5亿两银子(庚子赔款),相应于4.5亿国民。消息传到西安时凤颜大悦,列强在李鸿章的外交周旋下放弃了割土、处死载漪父子和废除慈禧。慈禧居然说出一句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 从反帝 到反满 ◆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从1895年创建兴中会的反帝(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转变到1905年组成同盟会的反满(涤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激起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宣统皇帝退位后,革命党人都以为大功告成,全部承认清政府与洋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
    辛亥百年反思:自由为魂·民主为骨 /钱跃君


    辛亥群英聚:孙中山的崇高威望,黄兴的枪林弹雨,张静江的倾家荡产,汪精卫的意气奋发,宋教仁的宪政理想……
    
    辛亥革命中南方13省独立,北方5省及北洋新军却在袁世凯掌控下,于是进入南北和谈,海内外社会(包括同盟会中多数)都倾向袁世凯任首届总统。孙中山为了摆脱袁世凯,1912年2月3日向日本商界筹款1500万元以资军费,代价居然是:将整个满洲(东三省)“租借”给日本!只要春节前款到,孙中山立即中止与袁世凯谈判。日方担心欧美各国会指责日本乘火打劫,只能拒绝——孙中山反满拒袁,却忘了反帝救亡。清廷腐败,但没有卖国!清廷在敌国的炮口下被迫将香港和台湾的弹丸之地租借给英国和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后李鸿章气得吐血,誓言终身不再踏入日本国土!俄国乘八国联军之威想霸占东三省,1901年李鸿章弥留之际,俄国公使在李病床前折磨几小时,胁迫清廷全权代表李鸿章签署条约,李宁死不签:赔款,但不割土。该公使刚出门当天,78岁的老人李鸿章就为中华民族流完了最后一滴泪,去世时死不瞑目,急得家人在李鸿章身边哭叫: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俄国公使答应不侵占满洲了!李鸿章立下遗嘱,乞望清廷“举行新政,力图自强……臣在九泉,庶无遗憾。”
    
    明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军再击败李自成,所以明朝与清朝之间没有直接恩怨。满清入主中国后首先到明孝陵祭奠,从皇帝到百姓很快汉化,皇帝钦定编写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辞书《康熙字典》,投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故整理《四库全书》,将皇家宫藏书法作品刻碑成《三希堂法帖》,形成了规模超越唐宋古文运动的汉学中兴。清朝268年的十代皇帝中很少出现昏君,通过科举选拔的官员多为汉人,按照儒家文化治理中国。例如清朝开国皇帝取消有史以来的人头税,只征地税,且规定永不加税。八国联军侵华后国家财政紧缺,朝廷想恢复人头税,大臣张仁黼谏言:尽管今日国势极危,而人心还在的原因就因为历代皇帝深仁厚泽,民不能忘。现在加税,违背祖法。结果朝廷真的放弃加税——这与今日三农承受苛捐杂税、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美国《福布斯》)判若天地。清廷之败,是败在世界已经进入近代工业文明,中国发生了几千年未有的民间社会崛起,社会知识阶层受到西方民主与法制的洗礼,而清廷依旧固守传统观念和传统皇天下的治国方式,导致帝国主义乘虚而入,引发清朝末年的内外危机。但直到戊戌变法,无论激进派还是改良派都,只追求政治改革,没有反清反满。
    
    1903年拒俄义勇队运动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占领东北。1903年俄国不仅不履行签约而撤兵,相反向清政府提出七项要求,要将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合法化。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全国各地学生群起抗议,成为中国第一次学生爱国运动。留日学生自发组成五百多人的“拒俄义勇队”,天天军事操练,随时准备北上抗俄,引起全国各地响应。清廷得知后,不仅不为海外莘莘学子的爱国情感所动,相反担心拒俄义勇队会演变成抗清义勇队,对海归留学生严加防范,对可疑者就地正法:留日学生“托拒俄以谋革命……各直省地方官于留学生之返国者,亦暗为防堵,遍布耳目……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清廷首开爱国有罪、爱国该杀的先例。于是,学生由反俄延伸到反满,从1903年初学生媒体上还用“皇上”和光绪纪年,还属于改良派;到年末就写成“满清”和(想象的汉族)黄帝纪年,变成革命派。“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先以革命”(吴樾遗书)。
    
    ◆ 没有自由 就没有民主 ◆
    
    如果将辛亥革命看作一场民主革命,则三民主义的核心应当是民权主义。辛亥革命“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同盟会宣言)
    
    但孙中山理解的自由涵义过度狭隘,认为欧洲有世袭制,所以专制,革命都围绕自由平等;而中国人民早就获得自由平等,所以“中国人向来不懂得争自由平等”。在他眼里,中国的秦始皇们似乎还不够专制,他对中国专制的理解不及谭嗣同,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不及严复。他在《民权主义第二讲》对自由作了根本性曲解:“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才得到自由,才发生民权。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我们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孙中山没有理解,没有保障每个社会个体的自由,则国家独立只对权贵者有利,而对人民毫无意义,就像秦始皇治下的中国是独立的,但人民受到极度奴役以致揭竿而起。而当年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但市民享有自由,所以几十年来只有大陆人冒险逃往香港,而没听说香港人逃往“民族独立”的大陆。
    
    正因为孙中山有这样观点,应当也是社会现实,孙觉得“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是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一定不来附合”。一场革命需要唤起民众,于是只剩下民族主义的杀手锏——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一场本当理性的政治变革最后进入了非理性革命。
    
    沿着同样思路,在具体施政方略中孙中山提出,鉴于中国人政治素质低下,即使革命成功也不能立即施行宪政,而要经历军政、训政才能宪政。这就误解了民主的基础:民主不是一个书本理念,民主是现实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平衡的结果。革命刚刚成功,各政治力量都没坐稳,才最有可能形成民主。中共50年代当政之初的政治最宽松,经济发展也最快。到八年后坐稳江山即刻翻脸,十年后把中国整得饿殍遍野。如果经过“军政”,某政党或个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几年后已经成为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新的独裁),还会主动将手中权力和利益归还给人民?
    
    至于训政就更无从讨论,毛泽东都笑话:“训政,谁训谁?”靠统治者来训政被统治者,只能训出更多的奴才,蒋介石就以“训政”为借口无期限拖延实施宪政的时间。中国知识分子有为民请命的传统,而为民请命的心理基础是自命清高,扮演启蒙者,其心态本身就背离现代民主与人权理念。在切身利益面前,我不认为读书人的维权意识和民主意识会超过一个普通老农。甚至有人天真地向专制者及其奴仆作民主启蒙,其实现代专制者最了解民主,了解民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所以才会不惜镇压手段封杀任何初露的民主萌芽——民主是政治角逐中的权力平衡。
    辛亥百年反思:自由为魂·民主为骨 /钱跃君


    题图:辛亥革命的悲剧和悲剧人物宋教仁在上海闸北公园的陵墓
    
    辛亥期间真正有民主意识的首推宋教仁。他主持《临时约法》限制总统(袁世凯)权力,谢绝袁世凯任命他为政府总理,而坚持要通过全民大选来竞选总理。他改组同盟会而创建国民党,主持党务。1912年底的全国大选中,国民党在众、参两院各获得45%的大胜,年仅三十的宋教仁将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国首届民选总理。他计划当政后推动宪政,举行总统大选(袁只是临时总统)。但他的稳步策略与孙中山的激进政治产生冲突,对袁世凯的政局形成威胁,宋教仁不幸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孙杀还是袁杀成为历史悬案。黄兴等国民党多数派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调查和惩办凶手,而孙中山却一口咬定袁是主谋,决意军事讨袁,发起“二次革命”。很快兵败,国民党核心人员逃亡日本。刚刚诞生的中国首届民选议会尚未运作,就已瘫痪,宋教仁的宪政理想顷刻云消,引来此后袁世凯称帝和几十年战乱——宋教仁怀端中国民主的残烛而呕心沥血至死,他的死却改写了中国历史,一场惊心动魄、刚有一线自由曙光的辛亥革命,又以回归专制而谢幕,这就是中国的悲剧!
    
    ◆ 自由 是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 ◆
    
    在施政形式中,孙中山参照西方的三权分立说,根据中国现实和自己创意分出民主政体的九权。政权即民权:选举和罢免官员,创制和复决法律;治权即政府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搞得如此繁复,以为就可以造就一个万能政府。唯唯缺少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以致现实中的九权只剩下一权:独裁者的权力——蒋介石、毛泽东当选为国家首脑,哪一次不是全票通过?辛亥革命迄今的百年历史上,中国哪位百姓曾独立行使过九权中的一权?如果人民享有自由权,三权分立(美国)甚至两权半分立(欧洲)足矣:司法独立以保障人权,政府民选以实现民主。这就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道理。学界奢谈总统制、内阁制,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联邦制、邦联制……如果人民没有自由保障,则无论什么形式都是一纸废文,事实上只能一个国体:专制!一个主义:我的主义!所以衡量社会进步状况也只有一个尺度:自由。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分析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历史其实就是实现自由的历史。这里的自由并不是个体放肆或为所欲为,而是人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来思考、言论和行为,只要不影响他人的自由——法制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结晶。所以黑格尔一方面惊叹中国会有举世无双的《廿四史》巨著,但另一方面又论定中国没有历史。构成“历史”有三要素:变化、进步和新生。中国的改朝换代只是循环,没有发生社会变化和进步,留下了许多可资说书的故事,但不构成文化意义上的“历史”。今日中国只有臣民,没有公民,政治基础与清朝何异?政治自由都不如民国。上海市长或江苏省长皆非民选,而由中央指定,只能称北京政府驻上海或江苏办事处主任(旧称巡抚),比历朝历代士人还能通过科举来平等竞争都不如。
    
    “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为华夏民族提出了社会理想,但中国自古迄今依旧是:君凌驾于党,党凌驾于国,国凌驾于民。所以值辛亥百年之际,炎黄子孙要继承辛亥革命的精神,但要超越辛亥革命的理念。所要超越的只有一点:要在中国建立起人的尊严,任何制度都必须保障人的自由与平等。
    
    如果为中国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战,经过一场改良或革命而在政治上实现,法制上保障,则秋瑾、林觉民、瞿秋白、方志敏及无数先烈的血才不至于白流,才能在中华大地实现最古老的理想,在世界之林呈现最现代的中华。
    
    转自德国《欧华导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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