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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透视——新南北朝的曙光/谢选骏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0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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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博讯 boxun.com)

    2011年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海内外华人舆论界高度关注这一日子。一段时间以来,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也正悄然搅动两岸关系,因此引起观察家的注意。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新南北朝的曙光》是著名学者谢选骏先生的力作,作者曾经花费三十五年时间思考、研究、写作这一著作,其初稿曾在1981年由美国“合众国际社”予以讯报道。(见本书《附录文献》)
    
    本书不仅对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跌宕进行了历史总结,而且通过历史的对比,揭示中国即将通过“第二南北朝时代”的黑暗隧道,抵达新的文明彼岸——一个类似于隋朝的统一、唐朝的创新,将再度呈现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
    
    谢选骏先生在具体分析之后指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不是绝后的,中国有过一个“第二次百家争鸣”,那就是唐宋诸子,因为中唐以后到南宋末年是中国文明历史上第二次春秋战国,就像中国现代史像是第二次南北朝一样。相比之下,明清就相当逊色了。明清只是相当于“第二次两汉”,同样的大一统板块,但是死气却多于活力。中国的封建制比西欧早了两千年,使得中国进入现代举步维艰,不像日本,可以从封建制直接现代化——因为西欧就是这样发展的。汉初虽然失去了“回归祖辈文化”的机会,但是唐朝却实现了这一盛世。根据文明史的对比研究,唐朝类似西周,五代与宋朝类似战国,而在唐宋之前的南北朝分裂,则类似我们现代中国的“两个党国”分裂。所以我们的艰巨任务,就是开辟唐宋那样的首屈一指的文明。
    
    当然,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运动,不可能十全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保卫宪法权利的英国革命具有百分之百的合法性,那么和英国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只有四分之三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在推翻满清外来统治的上是合法的,因而具有百分之五十的合法性;因为满清是建立在暴力征服之上的、寡廉鲜耻的非法政权。但是辛亥革命在剥夺君主权利这一点上却不是充分合法的,而只在废除皇帝权力的这一部分完全合法——因为中国的皇权是秦始皇通过外来的暴力征服强行建立的,和满清统治异曲同工。所谓“合法性”,就是“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不论古今中外,所有事实都表明了:无礼的、非法的禽兽,是无法直接走入文明的;除非经过一个“维护协议而非撕 毁协议”根本性变革。
    
    现在的中国,需要“维护协议而非撕毁协议”的变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走向文明的变革,中国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信用、信念、信心,从而在克服所谓“三信危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个互不信任的社会,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何况重新登上世界领导地位。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新南北朝的曙光
    (内容简评)
    
    本书的重要创见是发现了“新南北朝现象”,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对比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具体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治;而且同样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这个时代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犬牙交错。但是无论犬牙如何交错,国共两党都是师法苏俄的,都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所以整个国──共党时代,不仅是外来文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而且是外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
    
    从这样的事实看问题,中国文化实体所面临的第一次外来挑战与第二次外来挑战,具有不同的性质。
    
    两个挑战的可比性主要在于:都由于外来压力造成了内部瓦解。但即使瓦解的方式也还是有所不同:造成五胡乱华的八王之乱是内生的危机;造成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是外来入侵刺激起来的。印度──西域的挑战和欧美──日俄的挑战,具有相似又有相异,虽然并不等量其观,但仍然可以“在比较其相似中体味其相异”──并从中托出“预后”。据我所知,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思想界还算得上一个“创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也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观点看,可以把“国──共党时代”视为“第二次南──北朝时代”。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以之作为重新集合那个业已崩溃了的文化与社会的支点。但这种“党国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强行带入的。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西化”,十分滑稽;殊不知马列主义是最大的西化。共产主义就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历次政治运动的残暴性,正是西来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
    
    在斯大林主义的专政下,“党魁”的“全民政治运动”取代了“皇帝”的“全民佛教运动”,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注入“理想蓝图”的绝命兴奋剂。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乐土天国”的,是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世界大同”,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舶来的样板。
    
    从中国历史的分析着手,可以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一千八百年前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进行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并提出“南北朗时代就是文明社会倒退野蛮的时代”这一命题。从而对众说纷坛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做出别具一格的说明。
    
    所谓“国──共党时代”,也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党国对立争战的时代”,它构成了“第二南──北朝时代”的主轴。在它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南北分裂:太平天国与清朝,南方军阀与清朝,革命军与清朝和袁世凯,广州政府和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与日本帝国……在这种意义上,日本入侵中国与其说是“国际战争”,还不如说是“代替满洲政府的东亚争霸”。凡此种种,不仅是历史上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的延伸,也是在现代国际条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较量。例如我们在本书结束时将要谈到的,现代中国的南北朝也好,三国演义也好,都是在国际势力的操纵下展开的。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于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后作用于中国社会时,由于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的海洋中国与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1993──1949年的陕甘宁边区、1949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1912──1927年的第一北京政权,1949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第一北京政权是“北洋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北方苏俄,为战略靠山、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后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治;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农业之间的分治。
    
    (四)由于文化与社会的分治,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于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古代南北朝叫做“两个朝廷”,现代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后是“两个党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于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家。
    
    (六)由于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于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治、海洋中国一内陆中国的对峙,更强化了它。
    
    本书的重要工作是研究了“两个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转折作用,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对比了中国两次南北朝历史上的“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王朝和党国,是区分古代的古代南北朝与现代的现代南北朝之关键。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具有以下具体差别:
    
    (一)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王朝)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朝之一)的武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党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欧的思想。后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远为恶劣的生态环境,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于过去对于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现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
    
    (三)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1279至1911年的六百三十二年间,竟有三百五十六年处于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州人的关系,要比与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州“在中国的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后者更多文化隔阂。例如,安禄山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自己手里。
    
    (四)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1840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何尝不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中国不会败得如此轻松。看一看,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双重性的甚至是混乱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是满是汉不知其然,故满人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毫不犹豫。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五)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王朝)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党国)虽然具有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治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地步的特征:
    
    (一)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蕃镇──辽金宋”;
    
    (二)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鲜、宋等六国;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对平民皇帝);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袁绍与曾国蕃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一)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各有“三个节拍”:(1)秦──西汉──东汉;(2)元──明──清;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明清之前有元朝的暴虐;然后,归于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于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后,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从蕃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蕃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蕃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于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道,在唐代蕃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于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后一拍(东汉与清),同各自毁于“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于其它历次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于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还是后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后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它王朝末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后,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后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六)随后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1)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2)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不错,两汉与明清的稳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而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的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后,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辛亥革命百年透视——新南北朝的曙光
    (全书目录)
    第一章
    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一、中国的“朝代兴替律”
    二、回到“中国的盛世之初”
    三、圣人出而黄河清
    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五、人说古代南北朝
    六、我看现代南北朝
    七、北魏与当代中国
    八、佛教与社会主义
    九、共产党何以征服中国
    十、中国现代化两阶段
    十一、索居的灵魂
    
    
    第二章
    内陆中国与海洋中国
    
    一、走出“延安精神”
    二、外来文化的两次胜利
    三、两个王朝和两个党国
    四、内陆中国特性+共产党文化
    五、革命的北朝摧毁保守的南朝
    六、扼杀思想的错施──“院系调整”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八、两个中国的外来干预力量
    
    第三章
    中国的二元性
    
    一、内陆与海洋:中国的二元性之一
    二、北方与南方:中国的二元性之二
    三、农耕与游牧:中国的二元性之三
    四、城市与乡野:中国的二元性之四
    五、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六、阴与阳:中国的二元性之六
    七、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
    八、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九、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第四章
    印度的挑战与欧洲的挑战
    
    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
    二、不同历史条件造成朝代周期的差异
    三、历史比较法的若干限制
    四、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理论
    五、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实践
    六、汉唐之间南北朝重组的分析
    七、古今两个南北朝特点比较
    八、宫廷政变推动历史前进
    九、野蛮化:从士族到军阀
    
    
    第五章
    军阀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世界历史的独特现象
    二、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
    三、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野蛮化运动的先行者
    五、埃及消亡原因论
    六、军阀救国论
    七、割据播种论
    八、军阀造国论
    九、藩镇文明论
    十、唐宋异质考
    十一、缠足战略考
    
    
    第六章
    文明毁灭的过程
    
    一、枪杆子里面出圣人
    二、对《三国志》的两层分析
    三、文化人和他们的主人
    四、翻身运动的试验狂
    五、文明死,哲学生
    六、野蛮如何激活了文明
    七、文化交汇的血肉横飞
    八、野蛮如何创造了文明
    九、新士阶层进驻文明
    十、新士阶层与精英主义
    
    
    第七章
    两次南北朝的比较
    
    一、五胡时代的马列主义
    二、野蛮的国有化事业
    三、北魏的社会主义经济
    四、魏孝文帝的改革开放
    五、门阀体制与党的先锋队
    六、世家大族的无产阶级专政
    七、两个南北朝的关键转折
    八、南北朝结束于复古运动
    九、伟大的脸谱如是说
    
    
    第八章
    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
    
    一、职业教徒与党工干部
    二、宗庙与意识形态
    三、游击战的历史含义
    四、野蛮化与蒙古化
    五、蒙古化与苏联化
    六、现代蒙古化运动
    七、毛泽东与忽必烈
    八、蛰居三月的断想
    九、复古主义与革新运动
    十、第一期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十一、第二期与第三期中国文明
    十二、野蛮战胜文明的范例:秦与元
    
    
    第九章
    近代中国的野蛮化
    
    一、辛亥革命的纪念
    二、打开脱胎换骨之门
    三、孙中山时代与毛泽东时代
    四、新一轮的三国演义
    五、毛泽东的咄咄怪事
    六、野蛮的胜利者
    七、野蛮化与贵族化
    八、预言书
    
    
    第十章
    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
    
    一、从五四到六四
    二、“文革”的由来
    三、山沟里的“思想”
    四、反传统造成的沙漠
    五、革命阶段与反动阶段
    六、文革的动力与象征
    七、“政治三P”
    (僭主、党组织与人民)
    八、吝啬鬼、贪污犯、虐待狂
    九、1980年代文化反思
    
    
    第十一章
    全书的总结思考
    
    一、野蛮是文明的入场券
    二、自新运动与新的民族
    三、军阀造国时代的终结
    四、新士阶层与社会中坚
    五、需要加法而不是减法
    六、中国革命的两重性
    七、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结论
    八、中国之本与有限委托权
    
    
    《南北朝的精神现象学》附录三章
    
    
    第一章
    过渡时代的人格悲剧
    
    [上]武装的暴君
    一、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
    二、路线斗争的秘密所在
    三、对两种暴君的分析
    四、暴君的帮凶创造历史
    五、一个暴君和一群暴君
    
    [下]诗意的暴君
    一、残虐同义词:作为暴君的隋炀帝
    (一)历史的文献学
    (二)新旧与南北之隙
    (三)文化脉搏大运河
    (四)隋炀帝的躁动
    (五)杨广与帝辛比较
    (六)隋炀帝的遗产
    二、时代祭品:作为诗人的隋炀帝
    (一)文化融汇的逆子
    (二)《饮马长城窟行》
    (三)《白马篇》的比较
    (四)其他诗歌的比较
    (五)诗歌艺术的沉沦
    (六)文化涡流的祭品
    三、“四个伟大者”的诗言志
    四、对毛泽东诗词的个案分析
    
    
    第二章
    官方的信仰
    
    一、南北朝的源头
    二、经学与普遍信仰
    (一)西周官学的普遍信仰
    (二)两汉经学的普遍信仰
    (三)明清理学的普遍信仰
    三、普遍信仰与社会道德
    四、反观中国第二代官学
    五、道德对艺术的压抑同化
    六、意识形态的神话与现实
    (一)低效的意识形态与高效的意识形态
    (二)学术化是通向有效化的唯一途径
    七、意识形态的新生
    
    
    第三章
    文学的奴仆
    
    一、伟大文学的四条件
    二、伟大作家的九要素
    三、时代·风格·作者
    四、文学的独立与糜烂
    五、创作是创造性的写作
    六、奉命表达与文化自杀
    七、先秦至隋的文学盛衰
    八、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
    九、党的文学是奴性的变种
    
    《附录文献》:1981年美国“合众国际社”英文专电报道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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