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国家利益上的国共两党表现——辛亥革命百年回眸/居山川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06日 转载)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后,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由此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帝王专制制度被共和制度替代。由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推翻专制王朝的过程中,对民众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博爱”及国家制度中“三权分立”制度的设立事关国家政治权力制衡的重要意义等,均缺乏广泛的宣传并在这一宣传过程中将民众组织起来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故孙中山面对拥兵自重的袁世凯和革命政治社团内部的妥协倾向,只得在作临时约法——保证履行共和制度——的条件下,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根本忽视了共和制度下的国家权力制衡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设立,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文化深厚的国度里的重要,轻易的认为共和制度建立了,国家政治民主制度就已确立了。因此,在国民党的党权由宋教仁打理下,孙中山跑出去考察研究国家的经济建设方略了。
    袁世凯执掌民国总统后图谋总统的权力无限大,而由同盟会发展而来的国民党中的宋教仁则主张议会内阁制,以限制总统权力,防止个人专制独裁。这种政治理念上的博弈,在缺乏民主、法治的国家,往往会促使个人权欲强烈的势力,不择手段的排除阻碍,这导致袁世凯方收买地方流氓暗杀了宋教仁。这一事件一出,同盟会元老黄兴主张用法律追究凶手及幕后指使人,但孙中山否定了这种主张,没有从中悟到以往忽略的国家政治制度中对国家权力制衡制度的设计制定,对保障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意义,从而错过了完善黄兴主张,并在这个过程中弥补民国在建立国家民主制度,保障国民政治权利上的缺失,激进的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但二次革命很快便遭到失败。
     袁世凯及帮手,在一帮关心国家前途的政治社团及人士的支持下,指控共和政治为暴民政治,否定政治民主,强化总统的权力,以为这是稳定国家政治局面的好出路。这些关心国事的政治社团及人士认为,给袁世凯以终身总统并由其在死前指定总统继承人选的做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有利于国家政治局面稳定的。这一过程导致袁世凯利令智昏地认为可以废弃共和制,恢复帝制。 (博讯 boxun.com)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披上遮羞布地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不明白,民心终究是向往共和的。梁启超这位晚清时期主张变法维新,推行君主立宪制的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顺应时势,在第一时间起而反对袁世凯推翻共和称帝,推动了反袁护国运动,蔡锷在云南向袁世凯反动集团进行了军事讨伐。国民党势力强的各省纷纷响应反袁护国运动。孙中山此时在日本忙于落实建国方略中的引资计划。
    在各派势力的反对声讨中,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将领各自谋划自己的利益而对袁世凯敷衍,不愿为其卖命,迫使处于内外交困下的袁世凯于翌年3月23日宣布废除洪宪年号,还没举行登基大典,皇帝梦就破灭了。之后,北洋军阀这个当时占据主要军事实力中的将领们在内斗和地方势力军阀混战中轮流执掌中央政权,史称北洋政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于1919年在法国巴黎召开巴黎和会。北洋政府外交部也派员出席。但在处理战败国——德国侵占中国山东,以青岛为中心的租借地的问题上,不是将德国侵占的权益归还中国,而是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派出的外交官,尽管抗议,但在那时弱国无外交。此事传到国内,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学生向政府进行请愿、抗争。国家的现状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家忠君思想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发起了批判。这场新文化运动对巩固白话文的推广运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国民党面对这场新文化运动,缺乏引导和深化,未能将其作为一场对民众进行民主、民权意识的启蒙教育运动,而广泛、深入的宣传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个其它政治社团及北洋军阀无法与其抗衡的权威力量。
    在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后,国家竟处于军阀玩权,对外屈辱,对内强横。奉行的是手中握有权力,即可操纵民众的生死,民众仍没有一点政治权利,生活亦无保障。这种局面的出现,不得不使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进一步寻找救国之道。
    一批有志知识青年也在寻觅救国之道,社会上各种思潮、主义大行其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俄国沙皇被二月革命推翻,随后保皇将军的反叛给了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尔什维克党人机会,十月革命又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的政府。不久,以原沙俄为基本版图的苏维埃联盟共和国成立,外界简称为苏联或苏俄。列宁将俄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以保证党的战斗力。这种建党模式,也作为俄共推动建立的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的党建原则。此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以俄共的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有别于世界各国议会民主的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代表大会,这个影响对于不少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来说,不能不对共产主义的实践者俄国共产党产生了新鲜感,对俄共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的作为除了新鲜感,还有敬佩,也必然产生学习俄国革命成功经验的愿望。
    那时,苏俄政权将形成一党专制,用以镇压不同意见分子或被怀疑是异己分子的残暴事实还没有充分表现在世人面前。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和独立判断是非的自由的现状更是世人想不到的。
    中国国内一些有志于救国之志的知识分子,从俄共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中,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者——列宁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于是中国在共产国际帮助下1921年产生了一个新政治社团——中国共产党。当时参加共产党的主要是一些富有正义感,充满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其中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深入工厂,农村,也就是在社会的底层进行宣传、引导,将这些普遍缺乏文化的苦力用多种形式组织起来,办文化识字学校、办工会、办农会,从中吸收积极分子进入共产党组织。这造成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罢工运动,以维护劳工基本的合法权益,在社会媒体的报道下,影响也不小。罢工的胜利,使工人体会到了团结抗争的重要,工会的力量自然也增大了。农会也使乡村的贫困村民看到改变生活的希望。
    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变化,使深感革命尚未成功的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眼界开阔了。学习好的经验,扩大革命的力量成为必然的选择。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就应运而生了。在那个时代,革命是个时髦的事情,也是个响亮的名词。以至到了革命就是进步,就代表光明,那些在革命的名义下所作的暴行也被认为是实现革命目标必不可少的手段。这种观念导致了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对法律的蔑视。那时的人们想不到,这样的革命将结出怎样的果实。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增强了国民党的革命动力,发展为南、北政权对峙的状态,尽管以广州为中心的国民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内部派系冲突时有发生,但总的形势,发展的趋势,还是南方革命党的影响逐步扩大。1924年冯玉祥将军占据北京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北京,商谈政权统一的事实,就证明了这点。如孙中山不病亡,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或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状态,或许会与人们看到的现实不同。
    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让人们看到的是革命的过程,往往让权力欲、控制欲较强的人成为在革命的名义下,攫取到其战友对其仰视,以至绝对服从的所谓领袖的产生过程。
    对于这样的领袖,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将建立一个主权在民,真正尽可能完善的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去的话,那么领袖在革命的名义下实施独裁专制也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国民党中的蒋介石通过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抓住了军权。他指挥北伐,占据了上海,便认为镇压共产党,是建立国民党一党主政国家政权,确立党国的必需。蒋介石要确立党国党军,明确的反映了国民党这个政治社团到了蒋介石领导阶段,公开向民众表明国家社稷是国民党的而非国民大众的。但这并不妨碍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仍标榜自己是在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己的党是革命党。于是1927年4月12日上海的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国民党的外省纷纷跟进大杀共产党人。
    被国民党用极端手段排斥的共产党,在血腥镇压下,痛定思痛,要生存就要有军队。建军队,没有给养不行,好在蒋介石不重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问题,社会上有得是吃不饱饭的人。将地主的财产夺来作为给养供给军队,用不上带不了的财产分给穷人。在农会宣传基础的带动下,愿意造反当兵求翻身的自然不少。社会上的穷人占大多数,共产党宣传穷人闹革命,翻身当主人的社会基础就越广。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政治较量中,占据了代表社会正义的阵地。这就使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往往处于下风。这也使共产党的军队占据精神上的优势。可以说,共产党在当时,使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认为它代表了光明。国民党主政国家政权后,社会上的一切腐败、黑暗现象,均对共产党的斗争有利。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的侵华战争,更使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一心想用军事手段消灭共产党军队的做法遭到广泛的反对。在恰当的宣传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配合下,国民党军队将领分化了,同情共产党,支持共产党主张的都有。以致发生了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接受容忍共产党的政策,国共一起抗日。这也为共产党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八年抗战过程是共产党发展、成熟、壮大的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机遇,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也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战前的共产党相比,犹如一个倔强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沉稳、老练、机敏的青壮汉子,可说生机勃发。共产党的战略眼光、可从苏联军队出兵并占据了东北后,及时派出军队、干部团开往东北,以民主联军的称谓发展共产党的生存空间,获取日军军事装备的动作中得到印证。
    这一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是处于领袖蒋介石一人决策,共产党是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集团,其领袖毛泽东尚能保持清醒头脑,倾听采纳战友们的正确意见。
    国共两党首脑的阵势肯定是共产党占优。但领导国民党的蒋介石没有看到,他更没有领悟到国民在抗战胜利后盼和平,更不清楚经过八年抗战后的共产党已今非昔比。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竞争或博弈,不应仍用武力解决的方法,而是在执政占优的基础上为宪政的到来打好基础,为国家的政治转型作准备。
    在领袖即代表党的国民党发展阶段,蒋介石作为领袖的眼光,也就是国民党的眼光。领袖在作政治决策时,缺乏民意考量,缺乏民主政治理念,迷信军事实力。这导致了1947年国民党一面发动内战,一面召开排除共产党的国民大会,搞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形式上落实孙中山的由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转型。蒋介石依靠军队人数、装备优势,向共产党军队发起攻击,企图消灭共产党军队和共产党组织。这一行为使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又一次失去了在多党制基础上的民主建国的历史机遇。
    客观地说,这是当时处于国家政治势力相对较强,在政治上、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民党犯下的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也是国民党不要在中国建立国家权力制衡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的反映。
    由于国民党发动的这场消灭共产党的战争,在宣传上不占据代表社会正义的优势,又违背民心,加上执政中的腐败,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宣传的,国民党蒋家王朝代表反动、腐朽、黑暗。言下之意,也就是共产党代表进步、清廉、光明。如此造成的局面,就是国民党中的军队将领、特别是高官子弟中的不少人投入共产党,利用有利条件为共产党提供军、政情报,客观上形成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非嫡系军队的矛盾,更加剧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优势快速转化为被动。战争到了1949年初,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的军事优势已失去,共产党已占据了政治、军事博弈的优势了。
    蒋介石面对如此局面,只得下野,让李宗仁代总统。国民党随即提出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中国政局发展的方向此时已经转移到共产党主导了。中华民国实施多党制下的民主体制的机会再次出现。中国结束内战,建立多党制的议会民主体制,有利于增强国家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有利于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统一;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有利于建立透明清廉的政府;有利于国民道德在新时期的培育、提升。
    上述这一切被共产党借设立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惩办发动内战责任人,也就是蒋介石而告终。美国式的体现国家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是以多党、民主、议会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到了1949年这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在政治、军事博弈中取得优势的中国共产党眼里已变得不像四十年代前、中期《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宣传的那样美好,值得向往了。此时,国内那些向往和平、民主的政治小社团及知识分子并没有明白这点,个别明白的根本扭转不了这头大象鼻子的方向。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国民党,共产党起始就看准了工、农为代表的穷人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有革命的愿望和动力。因此,从建党起就深入工厂、农村,从基层动员劳苦民众,运用一切手段对民众进行宣传、引导并在这一动员的过程中将民众组织在自己的周围,逐步形成作为政治对手的国民党无法抵抗的具有战斗力的权威力量。中国现代政治历史的发展,经过二十余年的轮回,由革命党的国民党主导转变为由革命党的共产党主导了。两个均认为自己是革命党的政党带给国家的是什么?带给国民的又是什么?
    国家的政局发展到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岛,共产党控制了大陆及大部分沿海岛屿。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宣布成立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言下之意,中华民国是旧中国。由此,中国被分割为二部分,一部分仍为中华民国,另一部分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分裂,反映的是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政党私利作祟,这与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对抗,不但造成国家的分裂,还造成国家的力量在这种分裂对抗下受到削弱,使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精力或能力,对国家的领土主权进行有利的处理,致使祖国的领土外蒙古在内战中被分裂出去,钓鱼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能收回。南海中的西沙、南沙群岛中的不少岛礁被周边邻近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先后被抢占、西藏部分领土也仍被邻国占据。环视联合国中的5个常任理事国,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土被邻国占据,主权不统一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此不能不感到痛心,这也是一件使中国人脸上无光的事。现在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作为和平统一台湾的方针。对此,台湾的多数民众是不接受的。国民党早先提出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对此,共产党肯定是反对的。现在的国民党面对强势的共产党是不会提出和平统一方案的,他们认为提出自己的和平统一方案的时机未到,故现阶段只能提出“不统、不独、不武”,两岸交往注重经济。但国民党没有认识到,现时的“三不”方针不可能长期维持,在政治上也是处于被动的态势。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拖延,对共产党是有利的,如再拖十余年大陆军备更强,待航空母舰发展到3至5艘左右,那时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将如何变化?如今的国民党应记取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只有主动进取,在世人面前早日提出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就是建立多党制的议会民主政治体制。这必将获得两岸国民的支持。也是国家获得长治久安的基础。如果两岸在民主政治体制基础上的和平统一一旦达成共识,剩下的问题,诸如统一后的国名等必然会涉及,为防止国共两党以此争论不休,应搁置这些问题的讨论,留待民主政治体制建立后,选举产生的议会决定或两岸全体国民公投决定。只有如此,国家才能以和平的最佳途径从分裂状况中走出来,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才能实现。一个民主的中国会赢得美欧等世界各国的信任。否则,当下宣传的什么民族复兴不过是一种含糊、朦胧的精神鼓动。腐败的专制体制是不可能使国家真正走上民族复兴之路的。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王朝史就是证明。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在反攻大陆方针下实施严峻的戒严统治期,汲取了在大陆统治期对民生缺乏关注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有利民生发展的政策,实施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缓和了社会贫富矛盾,使台湾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当的提升。上世纪七十年代蒋经国全面主持行政工作后,进一步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世人将台湾经济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蒋经国在保持推进台湾经济发展的同时,显著的提高了台湾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他晚年面对社会民众的民主诉求;国民党老兵要求回大陆家乡探亲的诉求,最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接受了上述诉求,体现了一个领导人与时俱进的政治睿智和政治胆量,终究不失其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正实践者的历史贡献,将其统治下的台湾尽其所能实施了民族、民权、民生理念的大发展,在台湾中华民国实现了民主宪政政治理念下的多党制议会的民主体制。当然,蒋经国这一历史贡献的作出,与国民党在台湾统治期没有背上统治集团既得利益沉重包袱的状况是分不开的。否则,国民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必将成为强大的保守势力,阻扰蒋经国的政治转型选择的实施。
    1949年10月1日后,共产党为巩固政权,大陆全面进行镇压反革命的清算运动。农村的土地改革就是将地主、富农的财产分给村里贫下中农;在城市恢复工商业,打击投机,使普通民众从战乱的困苦中走向较为安定生活,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了。但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毛泽东展开了对文艺界的思想整肃,对电影《武训传》及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算。毛泽东1957年起始动员全国民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当出现不少尖锐的意见,特别是国际上出现匈牙利事件后,又紧张的作出180度的大转弯,发动全国进行反右运动等。
    1956年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农户为主的合作社变为集体性质的人民公社;城镇工商户转为公私合营实为国营。这些不尊重客观条件的主观教条认识下的做法,对社会的创新动力、生产力造成了伤害,也造成了中国大陆商品在世界商品市场上至今仍无响亮品牌的后果。
    为保持对社会的高压统治的需要,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这个调子到了文化大革命上升为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了树对立面,就将国民割裂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毛泽东的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上搞大跃进,搞大食堂,鼓励高报不切实际的产值指标,并以此在支援世界革命的名义下将粮食输往国外,造成三年大饥荒。犯了错误,为保住党内位置,颠倒黑白的将提出意见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为无障碍的推行极左路线又发动矛头指向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又进一步被打压。1956年后固定了户籍制度,使农民、市民割裂,固定了城乡差别。这样谁拥有某种身份,其本人及子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社会地位均受影响。这也为血统论产生制造了政策基础。高级干部及其子弟享受着特别待遇,对此,老百姓不知道,知道了也认为理所当然。善良的老百姓认为,那是人家拿命换来的。不同意这种说法,说革命不是给自己谋私利。那不是反革命,也是坏分子。因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革命,都是正确的。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利掌控在共产党手里。
    为防止干部的脱化变质,脱离群众,毛泽东对干部也不断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发动群众揭批他们的问题,这极大的压制了基层工作干部的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行为。当时共产党干部局级以上才享有不同等级待遇的特权,局级以下干部几乎没有特权待遇。这些局级以下的干部是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他们是与最基层的民众广泛接触的,他们的工资收入与熟练工人的工资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专制扼杀了国民的创造力,这种扼杀和思想严控使社会学术荒芜,上世纪抗战艰难期西南联大在不少学科达到的学术成就,至今再也没有重放光芒;那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作家,在新中国再也没有写出屹立于世的作品。毛泽东的共产党的这些政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是不少普通民众仍认可毛泽东时代好的原因。毛泽东时代的专制统治在缺乏文化,惯于逆来顺受的普通百姓心目中没有感到尊严受损的无奈和贫富差距悬殊的不公。这是这些老百姓的评判标准。
    贪恋权力的毛泽东病死,使遭到毛泽东打击的一批共产党上层干部有了推行自己主张的机会。邓小平顺应时势,以其资历、能力成为推行新主张,新政策的代表。因在“文革”中受打压,对毛泽东的极左政策的错误就有较深的反思,这种反思造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末,近十年中国大陆的思想活跃期。在这期间共产党为使落后的经济造成的社会普遍清贫的状况能有改变,作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由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全面的学习和了解,因此,在作出改革开放,引进外国资本,必然导致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认识欠缺。不明白马克思主义中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一批国家中产生,故有条件取消产品商品化,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而列宁修正马克思的这一设想,反其道而行,认为这种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可首先在一国,甚至如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率先实现。历史证明,这一修正未必正确。这种设想与反设想的内在涵义究竟在那里,专家学者至今没有给予重视和研究。不管怎样,中国共产党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走到今天,引导社会成为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状态,至少说明上述马克思的设想应该比列宁的设想更有社会发展的内在道理。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原苏共、中共均在自称是马克思信徒的同时,为我所需的割裂马克思的学说,而那些没有学习这一学说的“民主精英”,仅从原苏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中去轻率的否定马克思的一切。不了解马克思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他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的贫困生活状况,声援他们维护自身权利的抗争,并被工人阶级引为自己的指路人。这样的学者型革命知识分子,是值得一切有良知的人尊敬的,当然尊敬不代表迷信。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条件下,工人阶级近百年社会主义运动的抗争,促使北欧、西欧、北美洲、澳洲这些民主国家中贪婪、丑陋的资本主义演变成了高福利、人性化的资本主义。难道这种社会的发展,没有马克思的贡献。苏共、中共的专制错罪,是不能归罪在马克思身上的。正如欧洲中世纪的神权专制统治下的罪恶,不能归因耶稣一样。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造成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不是那一种主张的过错,而是社会客观条件的必然。共产党独霸国家权力,又不受社会监督,其官员必然会滥用权力,而柔弱的市场弄潮儿——商人必然会屈服、献媚于强大的权力掌控者,二者的畸形结合,就使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毛泽东时的中国脱化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
    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紧缺商品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即双轨制来运作时,那些权力掌控者及其高级干部子弟利用官场关系,以计划价格弄到紧俏商品,然后以市场价格卖出去,这中间就有市场的弄潮儿参与其中,这些不正当的商业运作,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导致了1989年北京各大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要求共产党反腐败。邓小平没有从中认识到要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对官员及其子女家属的法律约束,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监督和没有一个民主的社会监督,这个目标就是空想。反而,调动军队对手无寸铁的抗议学生实施了武装镇压。其目的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这一镇压行为鼓励了共产党内和政府内部已形成的,拥有各种利益和影响的各类利益集团,在跟随权势捞取好处的知识分子鼓吹下,利用掌控权力之便,在改革的名义下,进一步扩大特权享受,运用权力自肥,不断进行权力寻租并在这个过程中,如郎咸平所言:中国大陆形成贪官、无良学者、奸商的铁三角。广大民众成为被统治阶级,没有发言权。
    中国大陆的三十余年改革,由于失去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也就不可能朝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前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这二个车轮,失去一个轮子,经济体制改革三十余年的现状就是腐败给国家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仅就国有企业而言,1998年底朱镕基总理就说:“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班子非常腐败!不是经营问题,而是违纪违规,转移资金,侵吞国有资产。”共产党在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国内外游三方面消耗国家财政费用至这二年已高达万亿元以上。
    现在全国各地政府各机关部门办公大楼富丽堂皇,办公设施豪华,但那些用权力自肥拿取高于普通员工劳动报酬5倍以上,最高达到几十倍的公务员的办公效力真是有目共睹,不敢恭维。当然,那些为了博取政绩的权力掌控者,不惜血腥地抢夺老百姓的土地使用权,其魄力、效率也是有目共睹的,更是不敢恭维。
    当下中国大陆国民被割裂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二部分,共产党体制内的人享受特权、高薪、高福利、高保障,而体制外的人则与这些无缘,能在外企、民企挣到高薪者,是伴随着工作精神压力的。这就是大学生往公务员、国企垄断行业、大型国企钻的原因,但要进这些地方光有学历是不够的,这高学历比不过有官场背景的。
    三十余年的改革,凡是针对普通民众的,均以与国际接轨快速推行;凡是涉及到官员利益的,均以条件不成熟为由,不与国际接轨。就连2009年提出的事业单位职工退休待遇改为与企业职工退休待遇一致的改革来说,都因这些事业单位职工不少均有官僚背景而进行不下去,只能偃旗息鼓。更不要说公务员的退休待遇改革了。
    中国大陆执政者的这些行径,造成国民诚信严重缺乏,贪官污吏卷款外逃层出不穷。在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眼里,国家利益、中华民族利益都是应该服从他们的私利的。对于揭露他们危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主张必须进行政治民主改革以消除社会不公的人士,他们利用掌控的权力不惜一切手段加以压制,以使既得利益永存。他们心里根本没有国民的政治权利理应监督、约束国家权力的理念。所以,中国大陆的执政者已失去了社会正义感,失去了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理想的引导者的地位。正因如此,共产党不愿也不敢进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体制变革来赢得国民多数的拥戴,组成一个透明清廉的政府,为国民服务。因为共产党明白,这将迫使共产党彻底清除自身的腐臭,才有可能重新赢得国民的拥护。他们不愿承受这个痛苦的过程。这点从共产党至今仍拒绝进行官员财产公示立法的行为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人类社会自有阶级以来,为摆脱阶级压迫,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理想的斗争从未止息过,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任何一个国家权力掌控者都消灭不了这个动力,唯有顺潮流而动者才能被民众接纳、拥护,享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荣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奉行“天下为公”的理念并力行之,理当享有这样的荣誉。
    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新的世纪仍不应被遗忘。但在新世纪,革命未必时髦、适用。变革与非暴力应是适合新时代特点的推动社会进步所应采取的思维。缺乏这个认识,不重视发动民众,将会延缓国家政治体制进步的步伐。
    居山川 2010-9-26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192356
[发表评论] [查阅评论]
(不必注册笔名,但不注册笔名和新注册笔名的发言需要审核,请耐心等待):

笔名: 密码(可选项): 注册笔名

主题:

   
相关报道(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辛亥革命百年反思——只有宪政才能给政治斗争有序空间/牟传珩
·广州增城新塘,呼应辛亥革命百年 /孙长江
·孫文與辛亥革命/封从德 (图)
·《四书》、孔子与辛亥革命/卜大中
·继往开来纪念乐清县辛亥革命同盟会五位义士/陈维健 (图)
·辛亥革命百年“大赦天下”议/北京大学教授袁刚
·钱云会家乡话说辛亥革命同盟会四义士/陈维健
·辛亥革命百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刘放
·八旗子弟为什么敬拜 ——《辛亥革命》纪念馆/赵景洲(图)
·艾鸽《辛亥启示录》---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十三亿孤儿/杨梦笔
·李智英:《辛亥革命99周年感怀》
·谢选骏:驳王希哲辛亥革命书
·徐文立:纪念辛亥革命再次走向共和/巴黎动态(图)
·纪念辛亥革命诞生一百周年
·辛亥革命研究之:孙中山与废约/王国兴
·力虹:中国需要新的辛亥革命
·刘自立 辛亥革命几问
·傅芮岚:辛亥革命,是日本的胜利
·新闻目击;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武汉最后冲刺 (图)
·庆祝辛亥革命百年主会场武昌抓紧抢建 (图)
·民主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启事
·天津辛亥革命遗址 10年消失7处
·武汉向海内外征集辛亥革命文物近400件
·武汉大兴土木 迎接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百年 (图)
·辛亥革命也敏感 京津高校辩论会被取消
·辛亥革命文献展免费开放 百年前照片亮相
·辛亥革命先驱后人共聚广州座谈 (图)
·中国会不会发生“二次辛亥革命”?
·贾庆林称将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惊奇!辛亥革命爆发那年铁路局长罢免也是姓盛的接任
·浙江21位政协委员联名建议保护辛亥革命历史遗迹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体育收藏品展览开幕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场革命,三种纪念
·杭州被曝强拆辛亥革命遗址 市人大叫停(图)
·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激怒辛亥革命志士后裔孔星
·杭州辛亥革命纪念地等多座历史建筑被强拆(图)
·政协明年隆重举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