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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反感唱红歌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24日 转载)
     红歌风在近几年愈演愈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意淫在今年达到了高潮。红歌在一些无形大手的推动下铺天盖地而来,却仍有为不厚大人言“成不了气候”的一小撮“杂音”在顽强发声。那么,这一小撮“杂音”为什么反感唱红歌?(“我们仅仅指反感唱红歌的人”)
      一、
        首先,唱红歌在中国语境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毋庸置疑,政府行为的支出最终需要由纳税人买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帮我们算过:“我不反对唱红歌,但我反对强制且用纳税人的钱唱红歌。 重庆累计唱红歌10.4万次场,参与人次8000万,场地费服装道具一人150元,共计2.1亿元,每人次误工费、交通费加起来共计2700亿元。如果全国唱红会是几万亿,为什么不用来搞医保?!” 另据三农直通车报道:2008 年6月开始,截至2010年12月,重庆全市累计开展上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15.5万场,参与市民超过9088万人次。按重庆3000多万人口计算,仅红歌传唱活动一项,每个市民就至少要参加两三次。若2700亿元是真的,这占该市GDP的35%,这些钱可以让重庆百姓一辈子都享受免费医疗。我国年度公共教育经费在170亿美元左右,按汇率1美元=6.4370人民币元计,折合人民币才1094.29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对教育支出(中央本级支出+对地方转移支付)为1981.39亿元(见国务院财政部官网),医疗卫生1277.14亿元,重庆唱红歌花的钱比09年财政部投入医疗卫生事业的经费还多1422.86亿元。 (博讯 boxun.com)

       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出面反驳唱红唱掉2700亿元的说法:“2008年到2010年,重庆三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累计才2277亿。”何部长果然就是个管宣传口的人,竟不知道当今各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现象比比皆是。重庆市2008年1-11月全市一般预算支出完成741.61亿元,2009年全年全市一般预算支出1318亿元,2010年1-10月全市一般预算支出完成1046.6亿元(以上数据见于重庆市财政局官网),三年合计一般预算支出(还漏掉2008年12月及2010年11、12月)3106.21亿元,这个数字必然超出2700亿。据《重庆晚报》报道,重庆市2011年将拨出180亿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姑且同意没有花2700亿元,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既然唱红歌没有花2700亿元,那么到底是花了多少钱?有没有详细的记录?更何况今年90大寿,全国山河铺天盖地一片红,各地红歌团互相“交流”演出,吃穿住行,又有哪一样不用花钱?
       首先,“吃”不可能让红歌团忆苦思甜学红军长征吃草根扒树皮,甚至不可能啃窝窝头。每个红歌团出去都是代表该市的形象,派出市至少会补贴经费,而接待市也定会尽地主之谊。假如真在物质生活上“忆苦思甜”去了,你以为真有人愿意代表某市人民传唱红歌?
       其次,大部分活动“穿”也是需要统一服装的。何部长说:“我们也要求参演人员不统一着装,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进而使‘唱红’自然化、生活化、常态化。”重庆市民自己的话就扇了他一个大耳光。据重庆少年宫音乐指导老师刘铭介绍,他们以前做一套演出服装要穿两三年,现在,一年就要做好几套演出服装。去年,他们单是做演出服装,就花了10多万元。演出服装都被做成了一个大产业。 全重庆市2万多名校园保安去年6月份统一换红帽子、白上衣、肩章上有一双手托起红领巾的服装。重庆大礼堂的保安,也于2010年12月底换了红色的帽子和衣服。保安李树林告诉三农直通车的记者, 只要有演出,他们就必须戴上红色的帽子,穿上红色的上衣。而在此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亲自为女警设计了红色的雨衣。
       重庆以外的地区也不乐观。据《钱江晚报》的记者调查发现,杭州地区租赁红军演出服的费用,如果要开发票的话,60元/套的价格基本就没什么商榷余地了。商家表示“需要预约排号子”“今年特别紧俏”。而据记者了解,前几年军装之类的演出服,租赁价格一直是30元至40元一套。而另一家租赁红军演出服的商店则说:“租借红军装的单子最近排得很满,如果要租,必须先缴纳10%—20%的订金。” 记者在淘宝上发现,像女兵海军装之类的冷门演出服,租赁价格甚至已经达到了150元/套。
       第三,“住”,成千上万的人在各省各市间相互“传唱”,住的至少得是像样点的招待所吧。这个花费得多少呢?
       最后,“行”,就拿重庆6月份进京组织的“唱读讲传”活动来说,上千人的队伍坐火车来回,到了京城,也要组织专车接送,至少也不可能让人家去挤公交。就像博主“石人眼”在《上面唱红歌,下面哄歌唱,各得其所》一文里写道:“在现在的北京市,如果真要求合唱队员自己挤公交去表演现场。恐怕准时到的有一半就不错,可能还有演唱结束时才到的,向队长不好意思地笑笑:堵车。”重庆团进一次北京如此,其他省市呢?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虽说有点民粹主义的味道,但用在重庆当局身上可谓妥当。 有重庆市民如是说道:“重庆这个唱读讲传,搞得太吓人了,一台晚会就要花费上百万,估计其他省市的力度不会有这么大。去年重庆举办的中华红歌会,邀请了全国的歌唱团,包括昆明 的,市里面出了900万元,参会人员来回的机票,在重庆的吃住等,全部都要报销。由财政拨款搞一个红歌会,哪个省市有这种魄力!工商、税务、公安,每场节 目都是几百上千人,规模盛大,矿泉水都要一车一车地拉过去。平均一场演出至少有10个节目,大合唱、大接诵都需要有很多人参加。”
       钱从哪来?企业赞助?只能说是很少一部分。媒体报道重庆电视台因为“改红”而收视率大跌,如今的重庆卫视,除了播放一些“经典电影”,就是在讲一些“革命故事”,有时候就直接是一堆人“站”在银屏里唱红歌。晚上11点以前不播放电视 剧。企业如果还向这种关注度大跌的地方投广告,那挺可能是国企。网友五岳散人道:重庆卫视的悲剧:在媒体属性上的生命可以说就已经结束了,其基本功能相当于当年放送最高指示的村口大喇叭,那东西算是媒体么?
       那么就只能是政府出钱。然而,不要忘记当今我国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据审计署6月27日发布2011年第35号审计结果公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78个市级政府债务率高于100%,全国仅54个县未举债。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地方财政债务的警戒线为,历年财政欠账不能超过年度财政收入的60%。不好意思,又针对一下重庆当局,据2009年12月重庆召开全市经济工作会议所显示的数据,2009年,重庆有的区县政府负债收入比达到3:1甚至5:1以上。重庆2009年贷款余额为8857亿元,贷款余额增幅列全国之首,较2008年增长了40%左右。当地多位银行人士表示,这些贷款,多集中于公共投资领域,为政府性贷款。该市一位市政协委员在所提交的提案中举例,某县人口不到100万,融资贷款就近100亿元,人均贷款额度超过1万元,而该县2009年财政收入也达不到10亿元。2009年5月底万州区政府向区人大常委会所作的一则关于“万州区政府信用贷款使用及监管情况”的报告称,到2009年4月底,万州区的政府信用贷款已达35.48亿元。而万州2008年财政收入为14.7亿元。
       那么,负债累累的政府还出那么多钱唱红歌,我们有理由担心,少得可怜的教育、医疗、社保的经费如何保障?
      二、
       红歌之所以为我们所反感,还在于它作为政府行为所具有的强制性。不管官方如何鼓吹“唱红”是一种“群众性文化活动”,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范畴”,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唱红歌这种活动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与意识形态色彩。我们的国家的全名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译为英语,有为“republic”,有为“commonwealth”,后一个词从字面来看,就是公共利益的意思。政府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而非为纳税人中某一特定群体服务。所谓“共和”,也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这段话是引用,向某份文献致敬,嗯,有些读过的人懂的)而政府作为公共管理机构所应当做的是保持政治中立,为各种各样的人唱五颜六色的歌提供一个自由宽容的平台,而非借助公权力人为地培植某种颜色的歌或打压其他颜色的歌。因为政府是纳税人纳税雇了它这个物业公司来帮我们提供服务与管理的,其权力为所有纳税人所共同授予。一个社会中价值必然多元,纳税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在有些人喜欢唱红歌的同时,必定还有人喜欢唱蓝歌绿歌白歌甚至胡歌。假如政府只钟爱某一种颜色,只推崇唱其中某一种颜色的歌,那让其他交了钱的“业主”情何以堪?因此,政治共同体不应确定在某一个确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上,而应是通过种种制度安排,构建一个自由选择的体系以供人们自由选择自己的立场与价值观,这才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正业。培育人们奋发向上、团结友爱、追求公义、敬业奉献,当然没有错。可价值教育不是思想教育,更不等同于政治教育或党派教育,可有些人偏偏选择以色彩浓厚的红歌来进行传播先进价值,不免让人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
       更令人反感的是,在唱红歌的活动中还出现了强制的行为。重庆当局在庙堂之上大谈唱红歌是人民自发的,而在重庆市民对记者们的回答中,却处处出现了“要求”“要求”这样的词。虽说“要求”不等同于“威胁”,但这可是政府“要求”的,有几个人敢于不做?这好比几个商家同上电视台做广告,你宣传自己的东西当然没错(前提是非虚假广告),可你竟然用的是公家的钱和公家的威信进行宣传。更可恶的是,你借公家宣传自己倒还罢了,你竟禁止其它商家做广告,并强制所有观众只能收看你一家的广告。不论强制我们唱的是红歌还是蓝歌绿歌白歌甚至胡歌,只要是采取了强制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说道:“强制之所以是一种恶,完全是因为它据此把人视作一无力思想和不能评估之人,实际上是把人彻底沦为了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政治生活中的强制应当被限制到最小状态,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不为私人的力量所侵犯为限。唱红歌的强制,愚钝的我看不出它在保障我们什么。借红歌培育崇高精神,可以,但必须是人们所自愿,否则便是揠苗助长。既然某些当局喜欢强制他人唱红歌,那么我就以一位最伟大的红色思想家的话敬赠他们。“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卡尔.马克思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三、
       同时,今年这场红歌风一刮,颇有当年政治运动的味道。红头文件层层下达,红歌比赛遍地开花,许多单位都需要组织红歌队参与其中。重庆市15名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我的中国心》的中小学生寒假作业什么的,根本没有时间做。有时候,孩子为了排练节目,课都不能上,学习被影响 后,家长又要想办法给孩子补课。在重庆的唱读讲传中,“小孩比大人还忙”。
       比赛花去精力不少,赛前还得组织种种排练,这其中的人力,又得费去多少?众人不务正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真不会产生影响吗?设身处地地看一看你身边的学校、单位,情况用一句成语概括,就是劳民伤财。胡总提倡“不折腾”,这不是“折腾”又是什么?而且一些单位在组织唱“红歌”的过程中,以“统一服装”为名,“超标”为单位人员发放高档衬衣、西装、礼服。甚至有的人是为了赚取单位发放的“车马费”才“积极参与”,没有“好处”就消极怠工。有些人去交流唱歌,不就盼着找个机会出去公费旅游吗?
      四、
       有些人鼓吹着唱红歌可以重拾以往红色记忆,有些人高呼着红歌能够净化心灵,有些人为红歌摇鼓呐喊,但事与愿违,红歌现象在当下却带来了种种荒诞与迷信。《南方周末》刊登读者来信《唱红歌,“小姐”得亚军》一文记载某地镇长把参加全市唱红歌比赛这项政治任务交给了镇里最大的卡拉OK厅的老板娘,老板娘就从百余名“小姐”中精心挑选了40个模样漂亮、嗓音甜美的。晚上“小姐”照样上班陪客,白天就集中起来排练,还从市文化馆请来了专职的声乐老师,结果一鸣惊人,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曲目战胜教委、文化这些大单位力拔亚军。(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1219。)
       荒腔走板的事情不仅如此,还有,四川资阳精神病院“用红歌治疗精神病”,福建女子黄根华210天坚持唱红歌唤醒植物人丈夫,重庆患肿瘤者李剑秋据说唱红歌挺过了化疗时的痛苦,一位重庆的陈姓病人用亲身经历向媒体陈述了“红歌疗法”可以治愈鼻咽癌的亲身经历。高考二模之后,汕头金山中学为了激发高三学子精忠报国的热情,以提升学习成绩,特此将起床曲改为红歌连播。监狱服刑人员在唱红歌,精神病患者在唱红歌,中小学生在唱红歌,甚至连宗教界也不诵经不唱赞美诗唱起红歌来了,某宗教协会网站也开始讲“X法与毛泽东思想的契合”……
       这一切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在197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的报道中,郴州精神病医院和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受到了高度表扬,称其“为医治好精神病闯出了一条新路”。文革时期,还拍过类似“毛泽东思想能治好聋哑儿童”之类的片子。(http://video.sina.com.cn/v/b/54675321-1783717381.html)。如果不看上述种种新闻的发表日期,心神恍惚,颇有时空错置之感。
       这其中很多事情其实都跟红歌没多大关系的。“红歌治疗精神病”可能是在于当事医院的大多数病人刚好是中老年人,对红歌有较深刻的记忆(详见《南方周末》文章)。唱红歌唤醒植物人丈夫的妻子詹爱村则表示,丈夫能再次醒来也许红歌有一些帮助,但詹爱村也说,更愿意相信,这是两人的感情和回忆让丈夫醒来的。这是因为,他俩当年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李剑秋化疗已经是12年前的事,而今沉渣泛起,更让人怀疑炒作者是何居心。但是,许多对红歌治疗作用的宣传,却有意无意地将它祭成了某种具有魔力的咒语,本质上,这与当年将某个人神化的灾难,又有何异?
      五、
       唱红歌一开始就是某位政客用来为自己博取政治资本的手段,用来换取明年大选的进九常的门票。有人说,这位公子唱红打黑,在陪都做了多少多少有利于民的好事。操纵民粹主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做法历史上从来都不乏先例。在此我不知怎的想起了一个人的故事,以下节选自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仅供诸君参考。(事先声明,没有任何影射,你懂的)——
       休伊.皮尔斯.朗格是美国30年代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参议员。他以推销“烤得灵”煎油起家,顾客是那些穿背带工装裤的汉子和穿花布衫裙的女人。这些人到死都信仰他。他只花八个月的工夫就修完了杜伦大学法科三年的课程,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许他执律师业,那时他才二十一岁,这是杜伦大学毕业生中以前或以后谁也没有能达到的成就。后来有一条关于学校教材的法律,下级法院判为不合宪法,他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证明了这条法律是符合宪法的,由此大露头角。他提出他的论点,事前不用请教法律专家,也不用参考什么法律书,只用一页发言大纲,因此获得了首席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赞赏。
       朗格当选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后,不同于新奥尔良市的那些腐败政客,他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当时这个州由州外的一些大公司全部控制。全州仅有三十英里柏油路,医院不收没钱的病人,各主要河流上都没有桥梁,全州半数小孩上不了学。在任商业部长时,赫伯特•胡佛曾到过这个州,觉得怪有意思。他甚至嘲笑该州奉为至宝的关于伊万杰琳姑娘的传说①。他说,伊万杰琳来历不明,甚至名字叫得对不对也有问题,也许原名是格温多琳【格温多琳是英国传说中的仙女。——译者】。这样恣意讽刺,是不可饶恕的。1928年秋季,朗格才三十五岁,他参加竞选州长,在那些看得目瞪口呆的穷汉和老乡面前进行还击。他站在马丁维尔市棉花包上,在闪烁的火把底下发表了美国政治史上一篇最动人的演说。
       “就是在这里,伊万杰琳等待她的情人加布里埃尔归来,可是他始终没有来到。朗费罗为此写了一首诗,这棵橡树的所在地因此成了名垂千古的胜地。但是在这里白等的还不止伊万杰琳一个人。你们等着学校开办,好让孩子们念书,这些学校现在在哪里呢?你们出了钱,要修筑公路,这些公路在哪里呢?救死扶伤的医院又在哪里呢?伊万杰琳在失望中流下了不少伤心的眼泪,但是她只不过哭了一辈子。你们可在这个地方,围绕这棵橡树哭了好几代了。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在这里哭的人把眼泪填干吧。”【①美国诗人朗费罗把这个传说写成了长诗。故事是这样的:伊万杰琳是法国女子,将与铁匠的儿子加布里埃尔结婚。他们原住加拿大,因为英法战争,英国把加拿大的法裔居民送往路易斯安那州,二人因此失散。伊万杰琳到处找加布里埃尔,最后在费城遇见他。那时他已是个身患重病的老人,不久就死了,伊万杰琳因为伤心过度,也随之死去。——译者】
       他一当选州长,就打破了这些大公司的势力。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头税取消了,新定的营业税开征了,欠债的按政府规定可以延期偿还,贫民免纳普通财产税,教科书免费发给学生,学童由学校派车接送。在三年之内,他就为本州修筑了二千五百英里柏油路,六千英里碎石路。建造了十二座桥粱;特种财产税【这是为修筑下水道等等有利于业主的工程征收的。——译者】减低了百分之二十;在新办的夜校里,有十七万五千成年文盲学习读书写字。在美国南方,他是唯一的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有一次,三K党的头子威胁说要来本州开展反朗格运动。朗格对记者说,“告诉他们这是我的话:不准那个帝国杂种【三K党1867年选出N.B.福雷斯特将军为领导人,号称“帝国法师”,下面有“巨龙”、“巨神”、“巨人”等等大小头目,名称极其古怪。——译者】走进来半步。我说他是狗娘养的,这不是出口伤人,而是说清楚他的出身。”
       如果仅仅看到这里,再想到他接下来要竞选总统,我们会以为美利坚合众国又要出现自华、杰、林、罗之后第五位伟大总统了。
       他靠“人人是国王,但是没人戴王冠。”这句口号当选了州长。不过王冠还是有人戴的,这人就是朗格。《阿莫斯和安迪》这个广播节目所讲的是一个秘密团休,叫做海中神秘骑上,首领叫做王鱼,朗格就以王鱼自称。霍丁•卡特写道,“到了1935年春季,朗格已经成为路易斯安那州的主人了。”象卡特这样在报上批评朗格的人,白天黑夜身边都要带一支手枪。有些人挨打了,有些被绑架,有些被投进了监牢。在朗格当选为参议员的前夕,他那个女秘书的丈夫威胁说要控告他,因为他破坏了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朗格派人把他带上飞机,在本州上空兜来兜去,等到投票完毕才准他降落。所有法官,包括本州最高法院的全体法官在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有警察,不论是州辖的还是市辖的,都直接听他指挥。一切教员、税务人员、州政府人员、各银行里的人、甚至州长也不例外,都唯他之命是听,最后,那由他掌握的州议会连民主制度也取消了。是谁当选,应当担任什么职务,都由朗格决定,不是由选民。新奥尔良市民表示不满,他便召集民兵,亲自领队进城,俨如古代罗马的恺撒大将军。他说,他跟反对派讲过道理,但是“那个办法行不通,所以我现在使用炸药。谁挡住我的路,我就把他们炸掉。”
       1935年初,他所操纵的州议会在二十二分钟内高呼赞成、一口气通过了四十四项议案。这时议会里还有几个老实人,其中有一个站起来说:“我不能预见未来,昨天晚上我也没有看见月亮上有什么血迹【传说在恺撒遇刺前夕,月亮上有血迹。——译者】。但是我能看见这个议事大厅的光洁地板上有一摊血。因为,如果你们这样蛮干下去,就会跟那骑着白马的死神一块走。【这是《圣经•启示录》里的故事。——译者】”因为大家轰他,他只好住嘴。就是有人要流血,也不会是朗格,因为他周围都是带着左轮和轻机枪的卫士。他那些忠实党徒们还说,不久就有联邦特工人员来保护朗格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政敌也很清楚,——朗格的新住址将是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站在罗斯福一边的霍丁•卡特说,“我们这边唯一有利条件是联邦政府可以给点好处。从争取选票的意义上来说,这主要是由工程兴办署把成千上万的招工名额分配给那些反朗格的组织。可是这也不起多大作用。那些失业的穷鬼们对招工是欢迎不暇的,可是投起票来却不照兴办署的意思,即使选举是规规矩矩进行的,我们也很少有人能当选。”
       朗格向全国提出了“分享财富”计划。私人财产不得超过五百万元。任何人每年收人不得多于一百八十万元,也不应少于二千元。老年人有养老金,退伍军人有补偿金,廉价食品由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剩余农产品拨付。孩子从幼儿园直到大学免费上学。每个家庭应得到六千元房屋津贴,还要给一架收音机、一辆汽车和一部洗衣机。
       朗格向《朗格真传》的作者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打算取缔民主、共和两党,自己当四任“我国的独裁者”。他在参议院衣帽间里对同事们说,“伙计,不要多久,就有一群暴民拥集到这里,把参议员们一个个吊死。我得考虑考虑,是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让人家吊死呢,还是出去当他们的领袖。”1935年由春至夏,他的号召力象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十分惊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秘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朗格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可能从罗斯福手里夺去四百万张票,有足够的举足轻重的州支持他,使1936年的选举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当总统。【按美国宪法,总统候选人中如无人得过半数票,众议院应在得票最多的五个候选人中选举一人为总统。——译者】吉姆•法利是全国最高明的政治预言家,他在9月间对伊克斯说过,朗格的选票将会超过六百万张。对于第二期的新政,朗格及其同盟者已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提出社会保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朗格所支持的汤森计划推动的,提高高薪阶层税额和提出《控股公司法》,主要也是由于朗格指责罗斯福是有钱人和公用事业公司的俘虏。这些情况,朗格是知道的。7月间,他指责罗斯福“抄袭我十四岁时起草的分享财富的演讲。他今天才变得象我穿童装短裤时那样聪明。”
       假如不是他后来被刺杀,这位州长很有可能凭着他的种种民粹主义措施挟强大之民意当选美国总统,从而使美国成为继德国之后第二个人民自愿通过选票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一位独裁者的国家,成为30年代在滚滚而来的法西斯狂潮之前又一块沦陷的多米诺骨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方阵营,也许就要重新划分了。不要忘记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施政前所许诺的种种“改善民生”的措施哦。看看,直到9月8日,他为卡尔•奥斯汀•韦斯所刺杀后,在河口地区,路易斯安那州的穷人们仍对朗格感恩戴德,他们唱道:
        『啊!他们说他是个坏蛋,
        可是他给我们孩子免费上学,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现在他去世了,进了坟墓,
        可是我们的公路全靠他铺。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
       有那么很少很少的几个人,要是他们活了下来,美国的历史跟现在就会大不相同,朗格是其中之一。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六、
       在《狼图腾》里有这么一句话:“在中原汉地最忌怀旧,一怀旧就怀到农耕、封建、专制和‘大锅饭’那里去了。”
       在当下,唱红歌所体现的,却正是这样一种怀旧心理。有的人怀念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的人怀念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有的人怀念那个夜不拾遗的社会,有的人怀念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有的人怀念纯真朴实的世风,有的人则仅仅只是怀念听着这些歌长大的童年青年时光。近几年贫富差距严重拉大,不公平的现象层出不穷,更加重了人们的怀旧心理。怀旧,当然不应该被斥责,我甚至怀疑这是一种人的本能,许多人总是会想念自己从前的经历的,有时甚至想重新回味。只是为何我们如此不幸,一个民族可以用来怀旧的集体记忆对象——那段年华——却偏偏被“文革”及“前文革”时期霸占了呢?
       胡发云在小说《如焉》中借卫老师之口细细地分析了对于红歌那一代人所面临的文化困境,我在此就不再班门弄斧了——
       何其业说,那一次,我们几个在您那儿谈到样板戏,您说,样板戏中,《红色娘子军》从技术上说,是最精致的,学了很多西方的特别是俄国音乐的东西,很多地方可以听到《天鹅湖》的格局。您还拿了其中小天鹅一段和女战士一段做了比较。
        ……
        卫老师不知何其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笑而不语。
        何其业说,您说,可惜,只学了一点皮相,漂亮的旋律,漂亮的配器,漂亮的演奏,但里面没有灵魂,没有作家的痛苦和欢乐,没有挣扎和思考,空洞得很。
      歌词中有这样两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这样自由地呼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多么豪迈、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旋律背后,可能就是一段阴郁甚至恐怖的经历。就像如今西方人看样板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的一阵锣鼓,一段唱腔,都会让人想起文革中的那些日子,那些难忘的细节。但是对于那些在样板戏的乐声中长大的人来说呢,那些旋律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动作,可能就记录着他们儿时的一段生活场景,那些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快乐的甜蜜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音乐,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想,这种时候,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卫老师说到这里,脸色就黯淡下来,说,达摩提出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实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港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能占领舞台,而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却没有办法唱出来。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我记起龙应台在《文化是什么》里谈到:当整个社会都将文化轻忽地理解为茶余饭后的唱歌跳舞,矮化为少数精英的个别需求时,政治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蔑视文化。文化,当人民自己松懈的时候,它就变成强人的合唱指挥棒,政客的仕途垫脚石。)
        何其业自我解嘲地笑笑说,是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更惨,在国外聚会,怀旧,思乡,说起许多往日的荒唐与不堪,可是一唱歌,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千山万水向你欢呼,千歌万曲向你歌唱……唱的时候满心激越,满心怅惘,唱完一想,又觉得特滑稽。我们整个青少年时代,就只唱这些东西呀。
        卫老师说,你们在唱的时候,已经将音乐的能指和所指分裂了,借别人的杯酒,浇自己块垒而已。这既有正方的例子,也有反方的例子。记得十几年前(注:某次事件),在一次军队的大型活动中,电视里传来一群年轻的士兵在用那种质朴的大粗嗓子在唱《团结就是力量》,我听着听着,就对着电视叫起来,你们在唱啥呀?歌里唱道:“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哪跟哪呀?多年来,这些歌被人唱着唱着,就像唱外语歌一样了,只剩下发音吐字,意义却消失了。我想起在四十年代后期,我们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集会唱这首歌,游行唱这首歌,坐牢也唱这首歌,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因为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呼喊,如今被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刻唱出来,真是让人哑然失笑。
       (红歌中《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和《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不也是一个让人哑然失笑的矛盾吗?这样的歌唱久了,别说治精神病,就是正常人都可能精神分裂)
       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写道,在政治转型时期,当权者常常要诉诸“昔日的合法性”,在他的书里,这一招常常是改革者所采取的措施。然而,回归昔日的合法性对于专制者也有吸引力,在于它使旧秩序合法,因为旧秩序创造了新秩序。这也正是卫老师说“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的原因。这种做法既表达政权上台的合法性,也可以慰藉那些仍有一定力量的左老左少。只是康德言“人非手段而是目的”,把那些真心实意满怀一腔热血唱红歌的人当作自己博上位或维权力的政治工具,就像韩剧里欺骗感情的主儿们,也太糟践人了吧?
       公元2008年在神州大地刮起的红歌风,只不过是举国体制演出的一场中国特色闹剧,各娱各乐,各得其所。许多人担心这风是一种向落后看向极左转的表现,但我并不担心,大部分中国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利益,自己的独立理智,自己的独立判断力。君不见有许多人已经为自己的周末假日被种种红歌排练所占据、自己与家人团聚的时间被种种红歌比赛所侵犯、自己在电视上看电影电视剧的自由被种种红歌节目所扰乱而已颇有微辞么?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现代人自私的表现,而我要说这正是贡斯当的“现代人的自由”。后人回望这段光阴,不会认为这又是一个全民狂热的时代,只会认为这是一个某些人搞笑的时代。因为无聊,所以他们要搞笑;因为搞笑,他们演的闹剧变得更无聊。对此我们能做什么呢?很多,但首先我要说,我们反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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