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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主张放弃“社会主义”—— 一个21世纪中国“思想犯”写给中南海的申诉书/牟传珩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1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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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著书撰文,表达不同政见,深陷难狱至今,已近两年。由于本案系一起在权力意志干预下的违宪侵权政治案件,所以青岛市检察机关竟对8篇不同政见文章,在没有任何事实与证据变化的情况下,两次违法重复起诉(本案第一次撤诉后,动员我认罪,争取“宽大处理”遭到我的严词拒绝,故一个月后又重复二次起诉),先后五次延期审理,致使本案多次程序违法,久押不决,仅两审法院就超期羁押了我15个月之久,且庭审时公然剥夺我的辩护权及申请证人到庭作证的权利,最终在我身心饱受难狱摧残,才荒唐到以青岛市委“审读意见”为主要依据,以我主张“放弃社会主义”为主要“罪证”,并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累犯,处以三年有期徒刑,附加剥权五年,再酿了21世纪中国,假意识形态制造政治敌人,借法律工具惩罚思想罪犯的当代文字冤狱。鉴于本案的特殊性,我不得不就“为什么主张放弃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坦陈案情如下: (博讯 boxun.com)

    本人毕生信守“不沾官,不从政”,始终以民间立场,建设性的表达异见;一贯奉行“不对抗、不依附、不结社”的行为准则;弘扬“全民和解,共同妥协,民主无类,双胜都赢”,用合作方式有秩序地推动国家民主化改革进程的新文明理念,并为之撰写了上百万字的著作与文章,系我国典型不介入任何党派政治活动的布衣派异议人士。本案所谓“累犯”的认定,是基于文革结束时期,我因撰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行不通,呼吁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而被捕入狱。尽管当年青岛市中级法院本案合议庭与审委会都评议我无罪,并有结论记录在案,但无奈权力干预,法院最终以山东省委的意见,判我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此后,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到实践,跨越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等几个台阶,直到今天已彻底废弃了计划经济,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提法。回首这一历史进程的哪一步,没有思想界、理论界探索者们付出的惨重代价,而民间派异见人士始终都站在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前沿,一次又一次地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天津已故的汤戈旦老先生,就是这一群体的典范。我本人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多次遭到审查迫害,不仅剥夺了我经国家公考的律师资格,且以“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接连查禁了国家出版社正式为我出版的五部百万余字的理论著作。之后,哪家报刊发过我的文章,哪家报刊的领导编辑就要遭到追查。而今我又因继续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放弃市场经济的紧锢性定语“社会主义”,而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文章“以言治罪”,再次印证了我曾在文章中批判的,我国至今还在重复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政治事实。
    我之所以主张放弃“社会主义”这一市场经济的定语,是基于深刻反思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引进资本主义因素改造中国的成功实践,是希望不要用与市场经济南辕北辙的社会主义教条,束缚了市场化改革的手脚(尽管这与宪法有待修改的内容有悖,但与必须以推翻政权为目的,且必须有面向公众宣传鼓动行为为要件的“煽”罪扯不上边。法律惩处的只能是行为,而不是思想。这是执法者心知肚明的法律常识。)从中共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看问题,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所谓社会主义,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否定形态被主观推论设计而来的。如果我们不否认任何概念都有其质的规定性,便不难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有市场,但不能等同于市场经济形态,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中可以有计划手段,但不能等同于计划经济形态一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质的区别。即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具备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说羊羔会有狼的属性那是骗人。所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标准”的说法,纯系偷换概念。而恰恰相反,国家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多少,才不是决定经济形态根本属性的特征。国有制占主体的市场经济,也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已。那种把葡萄酒装进“二锅头”瓶子里,硬说葡萄酒就是“二锅头”,是典型的制伪造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已成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与相应体制改革的桎梏。这不仅导致“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僵化观念至今不能突破,且会给借社会主义教条反改革的人提供口实。本案开庭时公诉人将我主张扩大产权制度的民有化改革,视为“煽”罪证据之一进行公诉,就是例证。由此可见,不跨出这道“社会主义”定语的门槛,中华民族的改革事业就会至此终结。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是搞不得“战略模糊”的。市场化改革应名正言顺,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进行。
    人类百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就是资本扩张与反资本扩张的历史。“柏林墙”倒塌的史实,不是戈氏“新思维”的成果,而是反市场经济秩序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无一例外地走向失败的历史结论和资本世界化扩张趋势不可逆转的现实力证。今天人人都在谈全球化,但却不能解读全球化的深刻本质,那就是由资本机制推动的现代价值增殖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世界性贯彻。简言之,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世界性扩张的全球化。这是史实,不是主义!什么都可以造假,唯社会发展规律不能造假。不要认为偷换概念就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市场经济是一定会挣脱强加给它的政治羁绊,按其自身属性与自然规律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尽管较之否认市场经济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依然是个认识误区,是经济学上的伪科学。不管它是谁提出来的,都不能神化盲从,不能像宗教信仰那样拒绝批判。
    人类探索真理的进程是没有止境的。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就是中国改革事业的终结。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坚持还是放弃“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已成为改革与保守政治分野的现实标识,并将注定成为今后30年决定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解放能否越出禁区的关键。实践一定还会向前走,认识也一定会有新突破。而申诉人又为这一认识突破,为捍卫一个“真”字,喋血在极左势力一定要借助法律手段维系的这一“误区”中了,这是要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制现状的何等悲哀?
    我曾在30万字的长篇理论著作《走向圆和——世界变局与中国变革》一书中(书稿已被查抄在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深刻的理论反思与缜密的分析论证。中共决策者们不仅不能客观、公正地从不同政见中汲取合理有益的养分,反而在21世纪的今天,用欧洲中世纪异端审判式的残酷手段,迫害一个毕生求真,探索不息的布衣学子,何以面对历史?何以面对未来?又何以面对天下公论?
    真先于理,理胜于权。历史没有人能够篡改;冤案永远是冤案!
    本申诉的意义正在于,它将烙印在岁月的档案里,用以验证我有足够的勇气与耐性,等待时间的再审和历史的重判!
    
     两度冤狱志未已,三载囚刑任由之。
     千磨万砺生真识,奋笔依然守良知。
    
     牟传珩
     2003年6月4日呈交于青岛市第二看守所
    2003年7月10日再呈于山东省第一监狱
    
     附:原审自我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首先要对法庭公然违法,两次受理本案,并超期羁押我八个月未履行开庭义务的程序问题提出异议;同时我也要对公诉人两次重复起诉,一再建议延审,致使我头发大量变白,身患多种疾病的残酷事实表示抗议。以下我仅对公诉词所主张的错误事实与观点进行反驳。
    本案所诉内容,毕竟是不同政见,仅为价值观表达,属于意识形态问题。既然是意识形态问题,就涉及一个认识立场问题,而我与公诉人在认识上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我主张不同政见可以和平共处,相互包容,共同发展;而公诉词的逻辑结论,只能是认识上的消除异己,即凡是与己对立的主张就是犯罪。这实质上是在搞新的“两个凡是”即:凡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就不能异议;凡是共产党的主张就不能批评。由此推论,当今世界97%以上的国家,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连自己国家的香港、澳门都不搞大陆这样的制度,岂不都要被“加工”成敌人和罪犯?我国要在世界上创新“一国两制”的模式,却不能容许自己人民有两种主张,何以正人视听?何以取信于民?又何以面对天下公论?我国执政者一再表示要全面开放,与时俱进,要进行思维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却在人权与民主已成为人类共识的全球化时代,在国内搞文字狱,审思想犯,又何谈依法治国,以德服民?
    我是因著书撰文遭关押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我著书撰文的动机与目的,是要负起社会责任,反对对抗,缓和矛盾,稳步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文章通篇论证的是用合作的方式,进行共赢式的社会改革等相关问题。我的整个思想体系的主魂,都来之于中华民族“和”的精神资源,这是任何了解我文章全貌的人都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公诉人竟腌割、支解出我文章的部分字句,进行指鹿为马的主观有罪推定,这是背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司法不公。我相信,天秤不是扛在执法者肩上的,而是揣在执法者心中的。
    当然我不否认海外电子刊物发表了我的诸多文章,其中有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和官方认为的政治错误。但“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原则,不是法律原则;政治错误与刑事犯罪也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以下我从三个层面,略要说明我没有构成犯罪的理由:
    首先,“人人有权用和平方式表达不同政见”,这是我国政府多次向国际社会承诺认可的世界普遍人权准则。《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过“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合法存在”的官方评述。因而接纳、包容不同政见(包括官方认为是错误的或对立的),是政府理当承担的国家义务。因此,关押、起诉“持不同政见者”,不仅违反了世界人权法则,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我国政府的国际信誉。
    其二,我国宪法保护公民享有信仰、言论、出版等项自由,而我的所有言行都没有超越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范畴。如果宪法仅仅是写给人看的,就会发生文革时期那样的政治迫害,满清时代那样的“文字冤狱”,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异端审判”。因此,我不能不指出,公诉人对行使公民基本权利进行指控是违反宪法的。
    虽然自由在任何国度中都是有限定的,但在我国则更甚。而世所垢病的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涉及本案的一种极端性的限定。那么我的文章与行为是否触犯了此项法律,构成当局自己认定的这种犯罪了呢?这就是我要进一步申辩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的此项犯罪,必须在主观上有直接故意,在客观上有面对公众的宣传鼓动行为。而我在主观上没有任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公诉人也拿不出任何文字证据予以证明。至于我写文章的动机与目的,跃然于我的全部著述中,已在前面申明,故在此从略。谈到客观方面,我更没有任何面向公众诸如张贴、散发等宣传鼓动行为。燕鹏也没有为我发表过起诉书上所列的文章。我所寄发的都是个人对个人的电子邮件。个人电子邮件是受法律保护的。而公诉人将刊物行为毫无依据地强加在我的身上,不过是站不住脚的主观推定而已。这也不是专业执法人员所为。
    综上所述,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公诉人混淆了表达不同政见与煽动颠覆政权的区别;混淆了个人间寄发邮件的私人行为与面对公众的宣传鼓动行为的区别;混淆了刊物发表与朋友间传阅的区别。概言之,就是混淆了罪与非罪的根本区别。这不能不说是21世纪我国法制现状的一种悲哀!而这种悲哀如果没有权力意志的干预,是根本不该发生的。
    最后,我希望走向全球化时代的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能够摒弃极左意识,体现当代文明的开放与政治宽容精神以及民主与人权意识,用法律保护公民,而不要用法律轻易伤害公民,用执法者的良知来化解权力干预,最终做出经得起阳光照耀和时间检验的判决。
    我是无罪的!
    青岛不要在21世纪首开“以言治罪”之恶例。
    下面请我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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