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蛮子：拆迁之下，我们输掉了想象力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27日 转载)
来源: 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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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大戏中，又见教师被捆绑登场“献艺”。据6月23日《羊城晚报》报道，安徽蚌埠五河县教师阮守玉因不愿接受拆迁被停职停薪，他家109平方的房子，拆迁补偿只按49平方米计算。记者采访该校校长时，校长称不清楚停职停薪的依据，只是上头通知。而五河县教育局则称并没有作出阮守玉老师停职决定。
拆迁和教育，原本毫无“血缘关系”，如今却已然如胶似漆了。教师不愿拆迁就遭停职停薪，甚至还有被开除之虞。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赤裸裸的现实。正如阮守玉所说，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其实这种“不成文的规定”，又何尝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我们这里”——当下所具有的一种潜规则呢。剥离掉这一个案，而将视线投向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国土，翻检一下旧闻，你会发现，类似于教师参与拆迁这种闹剧，一幕幕地接连上演。
教师之于拆迁，“被说客”者有之，“被打手”者亦有之。教师若拆迁动员不力或不配合拆迁，其所受到的惩罚亦可堪称“世界奇闻”：从停薪停职乃至开除，到被调至偏远山区使其边缘化，再到被领导斥之“没有师德”，但凡能想得到的惩治措施，都能大派上用场。教育若此，谈何教育品格。由此管窥全豹，欲要解答“钱学森之问”，无异于天方夜谭。
显而易见，拆迁能够捆绑、强奸教育，其底气源于权力黑手的有力支撑。值得细究的是，拆迁是如何借助权力之手与教育发生关系的？尽管在本案中，五河县教育局和宣传部等部门皆语焉不详、矢口否认——“局里没作出这个决定”“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但并不妨碍我们作如此推想——
如你所知，拆迁卖地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链条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乃至是头等大事。一切为拆迁让路，一度成为地方政府的决策逻辑。而“拆迁办”无疑肩负着这种“拆迁压倒一切”的重要使命。基于此，在一个权力共同体中，但凡是权力机构，都负有服从权力核心而协同作战的义务。因而，对于“拆迁大业”的不配合者，拆迁办只需一个电话将这些权力系统内的不配合者告知其主管部门，相关主管部门再发文告知具体的执行者（比如学校校长）。于是，权力系统内的惩治链条就这样形成并生效了。
很显然，拆迁运动中，教师“被登场”的背后是一张权力通吃的巨网。巨网之下，人人自危，任何个体都有可能成为权力捕捉的猎物，成为狂飙突进的拆迁轮子下的受害者。或者说，作为封闭的权力系统内的一份子，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都有可能成为权力随意使唤的工具和打手，成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的制造者之一，比如那些执行上级命令的校长们。
因而，阮守玉不配合拆迁就被停职停薪，不过是权力者“先礼后兵”的策略，不过是强拆前夜的微风细雨。这当然是一种软暴力。这大约就是体制内外无权无势者（或者说相对弱势者），面对拆迁之殇时的细微差别罢。不难发现，这种差别就在于有无享受“官饭”。相较于血腥暴力拆迁，“官饭”已成了拆迁领域中的一条灰色的缓冲地带。当然，以人之权利来衡量，拆迁之祸说到底并无体制内外之分。
显然，权力能够挟“官饭”以令教师，则同样能够胁迫体制内的其他群体，比如医生，使其服务于“拆迁大业”。而所谓的服务于拆迁，实质上是屈从于权力。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此传奇，全拜不受约束的权力所赐。权力通吃之下，其缔造“神奇景观”的创造力，足令时代为之失色。正如有人说，和荒诞现实相比，诗人与小说家不但输掉了想象力，而且也输掉了修辞的能力。这或许是权力之“幸”，而另一面却是时代之殇、百姓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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