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大众民主不该沦为“僵尸政治”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26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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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2011年6月21日发表了一篇评论，声称“‘僵尸’消费者阻挡经济复苏 ”（作者：史蒂芬•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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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分析说：全球经济正受到新一代“僵尸”（经济学意义上的活死人）的拖累。美国消费者已经步入一个空前紧缩开支阶段的初期。自2008年初以来的13个季度里，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平均年化消费增长率仅为0.5％。在二战之后的岁月里，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还从未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内如此虚弱。
“僵尸”症状已有一个重要的先例。这是“日本病”的一个症状，也是该国“失去的二十年”中第一个十年的罪魁祸首。在政府的鼓励下，日本各银行不断为各行业濒临破产的企业提供信贷展期，推迟了重组和不可避免的破产。随之而来的“僵尸横行”严重地削弱了日本生产力的增长。以政策推动银行发放贷款的救急措施，使破产的公司得以保留过多的员工和过剩的产能。但这使泡沫破裂后的日本丧失了极需的活力。
泡沫破裂后的美国和这种情况很相似。持续了十几年的创纪录消费狂潮过后，美国消费者前所未有的拮据。过度消费建立在房地产泡沫和信贷泡沫的基础之上，而这两个泡沫均已告破裂。这场泡沫催生的消费狂潮留下了一片狼籍，美国消费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旨在降低过高负债水平在去杠杆化过程才刚刚开始。是的，2011年初期美国家庭债务已降至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15%。尽管这一数字比2007年的峰值下降了15%，但仍远高于1970至2000年间75%的平均水平。储蓄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2011年3月和4月，美国个人储蓄率仅为可支配收入的4.9%。或许这较2005年年中1.2%的最低点有所升高，但远低于20世纪最后30年近8%的标准。
像日本的银行一样，华盛顿的决策者正竭尽所能阻挠合理的经济调整。美联储(Fed)已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希望这种政策促成的股市反弹的财富效应，能刺激消费者重新开始消费。国会和白宫已采取了控制房屋止赎的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债务减免政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使“僵尸消费者”忽视他们不断恶化的问题，重新开始消费，而忘掉在大衰退期间资产负债表受损的痛苦经历。潜台词就是，美国在纵容鲁莽行为的死灰复燃。
意料之中的是，美国消费者比政策制定者还要精明。由于眼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能长久维系，美国普通家庭明白，政府的这些生命支持措施充其量只是暂时的。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劳动收入低于正常水平、高失业率创下历史纪录，加上2400万美国民众未能充分就业，更是强调了紧缩开支的必要性。
紧缩开支、去杠杆化和增加储蓄是美国“僵尸”消费者仅存的可持续选择。对于7700万婴儿潮时期出生、正在进入老年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中的年龄最大的正接近退休年龄。
与日本的“僵尸”类似，美国消费者长期消费不振的局面不会很快结束。史蒂芬•罗奇认为至少还需要三到五年，债务负担和储蓄率才能恢复到更加可持续的水平。但是现在呢？消费仍占美国GDP的70%，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将大幅下跌，除非美国能很快找到充满活力的新增长源。就这方面而言，华盛顿方面的政策瘫痪并不令人鼓舞。
美国的局面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持续衰退，加上日本和负债累累的欧洲消费疲软，都对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外部需求造成了持续的压力。如果不尽快转向内需驱动、实现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奇迹可能将遭到当头一棒。
可悲的是，美国的“僵尸”消费者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要比日本僵尸企业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更大。美国个人消费占GDP的70%，是1990年代初泡沫扰乱下日本企业资本支出占GDP比重峰值水平的3.5倍。不吸取日本的教训，尤其是泡沫破裂后的“僵尸横行”，未来若干年内美国和全球经济将举步维艰。渴望看到增长的金融市场将会感到非常失望。
……
对于史蒂芬•罗奇先生的上述经济分析，我很赞同。我想补充的是史蒂芬•罗奇没有看到的政治层面。那就是日本政府何以如此愚蠢地造成了“僵尸横行”，而美国政府又何以不能吸取日本的教训，在日本的僵尸横行之后接着炮制了美国的僵尸横行？
其实，日本政府的愚蠢是出自他们的聪明，美国政府的追随愚蠢也是出自他们的聪明！
这里的奥秘就是大众民主的致命伤。
日本、美国的“民选政府”，之所以一前一后地炮制了两大僵尸，是因为他们为了确保继续执政，不得不用“救经济”的方式“骗取选票”。至于他们违背是常规律和诚信行为的“救经济”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僵尸横行”，他们就不管不顾了，因为那是下一届政府要收拾的烂摊子，“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法国专制国王路易十五语）。
大众民主所造成的民选政府的这一痼疾，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史蒂芬•罗奇或是不知道这一点，或是来不及谈到这一点（其实用不了几句话，点到为止即可），所以我有必要把它点出来。
大众民主所造成的民选政府的这一“罔顾未来”的特性，不仅不是偶然的，而且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国政府在“为人民服务”的“大众民主”口号下推行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异曲同工：都是劣质的官僚主义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的官僚主义确实都比不上贵族主义。
1988年12月13日，谢选骏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贵族主义与官僚主义》一文就已经指出：
贵族比官僚更有责任意识。
在欧洲，封建贵族中产生的优越感，特权和豁免权，集团认同意识与惯例，是推动走向议会民主政体的主要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公认。而强有力的官僚体制却排除了贵族作为自由反对派出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使得中国在面对新的历史挑战时缺乏灵活性，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央政府几乎完全分崩离析了。
当然，像法国专制国王路易十五那样的“贵族”应该除外。
无疑，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阴影下长大的路易十五，经历了泡沫破裂之后的“古典的僵尸横行”，并为路易十六的断头台，铺平了道路。
“法国大革命万岁！”
2011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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