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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岩:《大转型》一书解开中国政治转型迷雾正逢时----写在《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出版之前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10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赵岩
    
     (参与网2011年6月10日讯):谨以《零八宪章》的总策划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的著名宪政专家张祖桦先生以及对《零八宪章》颇有看法的著名法律学者萧翰先生的评语作为不是题记的题记。 (博讯 boxun.com)

    
    1萧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王天成先生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是我见过的谈政改问题最真诚和智慧的严肃作品,在我目力所及,也是近20年内中国政治学领域最重要的作品。虽然有些问题上,我还不能完全赞成他的思想。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翻墙搜索
    
    2张祖桦先生3月13日说:
    “拜读了《大转型》(一至六) ,非常好!尤其是对李泽厚等人的‘告别革命论’和周舵等人渐进改革论’的批评十分中肯到位”。“我认为:该文是近年来中国民主转型理论领域中的最佳之作,填补了许多空白。”
    
    《大转型》一书解开中国政治转型迷雾正逢时
    
    ----写在《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出版之前
    
     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 赵岩
    
    2011年的春天,是近20年里春天发生的故事较多的一年。先是在浙江省乐清市,围绕着去年冬日圣诞节,发生的上访村长钱云会被交通事故死亡后,中国大陆政权,在国民中的信任度,被大陆所有主流媒体介入对大陆政权的帮腔后,使大陆政权的公信度在负数的区值下滑的更加遥远。春节过后,因山东陈光诚被限制自由而引发围观倡议,大陆政权大肆抓捕维权律师中的代表人物滕彪和江天勇。继而,国际上北非突尼斯和埃及的茉莉花革命的香味也飘散到中国。一群80后90后在网络上发起了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行动,令大陆政权恐慌到极点。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之前,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破例召开了不是全会的全会,急急忙忙的通过了所谓要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方案。可是,仔细分析所有现已公布的方案和具体办法,都是在危机中零敲碎打缝补丁的方式,更是老生常谈,而绝非是使中国大陆社会危机转危为安的根本之策。
    
    3月5日全国人大召开,全国人大的某位委员长再一次似被推向屠宰线上的猪一样嚎叫着“五个不搞”。其实他是在与他们的总书记共同抱残守缺、在亡党亡国的道路上越来越把中共和中国大陆推向内乱的边缘。不过体制内较为清醒的温家宝总理,虽然在今年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讲要把改革推向前进,他也明白直率的对话误帮国委员长(误这个错字不要改)‘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亘古不变的事物,’间接地回答了“五个不搞怎么能行呢?”但是,人们所期待的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和具体方案依然遥遥无期。2010年夏秋之交,大陆的体制内的刘亚洲将军说:“中国必须在10年内完成社会转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刘亚洲给出了时间表,然而,他没能给出具体的方案。
    
    根据中国社科院统计大陆在维稳的高压下全国群体事件,已突破了10万件,与此同时信访的数量也未有明显的减少,社会矛盾成几何数字上涨,大陆一年的维稳费已超过了军费开支,达到了6000多亿。纽约时报称中国社会随时可能成为要爆炸的高压锅。
    
    时间进入三、四月份,茉莉花革命趋势越来越猛,小到冉云飞、大到艾未未相继被抓捕,掌控中南海的涛哥,还真以为自己掌握着所有的现代科技手段,可以向1949年前国民党打压共产党那样打压人民的反抗,打压人们上街微笑,散步、围观,甚至在必要时不许世界上所有的花儿都不许开放。几个小青年就把整个党国上上下下惶恐不安。
    
    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切一切的中国问题,用什么样的政策、方针、办法和法律,能够有效的解决?实在是成了时下学者们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
    
    2009年的秋天,著名宪政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先生来美访问,当时笔者有幸与李进进律师和王天成先生一起陪同张教授在纽约的长岛观游。在前往长岛的车上,王天成与张博树讨论起了中国民主转型路径问题。
    
    王天成向张博树提问:“博树,假如有人要求明天就举行全国大选,你认为是否可以?”
    张博树回答:“20年以后我看可以?”
    王天成又问:“为什么是20年呢?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李进进插话问:“为什么20年而不是10年,?”
    张博树回答:“因为中国太大,国民素质参差不齐,太快了易翻车。”
    李进进再提问:“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度时的国民素质高?还是现在的国民素质高?印度现在10亿人,他们的人口基数按土地单位面积算比中国还要高,他们公民素质也未必就比中国的高。可是人家已经把民主搞的有声有色吗?”
    
    笔者也觉得张博树教授的渐进说法似乎在大陆的主流媒体也经常听到和看到。笔者是记者,并不专门研研究理论,但是,讨论问题是每人的权利,于是也斗胆向张博树教授提问:“张教授,从理论上讲,中国要不要民主当由谁说了算?是掌权者和精英阶层,还是13亿人民?”
    张博树回答:“当然是人民。”
    
    王天成:“那好,按照博树的逻辑,那要不要民主应当发问卷问一问人民。这样的民调可以搞吗?没有问一问13亿人民民调,谁来代表13亿人民,来向世人说中国还要在等上20年或跟多年才能民选国家领导人?”
    
    笔者接着王天成的话开了一个不是玩笑的玩笑,再问张博树教授:“如果明天13亿中国人民要举手选举张教授您来做未来的国家领导,你会认为不可以吗?”
    
    “那也、也可以吧。”张教授幽默而略有犹豫地回答。他似乎在同自己刚才的理论和观点进行快速的搏斗。
    
    张教授是个学品及人品都很好的人,在国内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中是强烈反对专制的代表人物之一。那天,王天成很长时间都在与他辩论渐进民主还是快速民主。但是,张博树实在是大学者,始终风度翩翩、有问必答,张博树的夫人更是休养无限。尽管我们的提问十分的不客气,张博树没有半点不爽,他的夫人从此至终没有参与一句我们的争论。临分手时张博树还送了我们三人每人两本书。
    
    可是,在张博树回到中国一个月多月,我们就听到来自社科院其他人员传来的准确消息,张博树教授被中南海涛哥的马仔社科院、陈奎元院长限令日期调出中国社科院。看起来第四代的党中央主要掌权者,幻想着再控制中国一万年的专制想法还真的有。否则,怎么能够这么对待一位主张渐进民主地一位学者呢?
    
    《大转型》作者王天成,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留校先后任助教、讲师,并兼任北京大学《中外法学》杂志编辑。因为从事民主运动,1992年至1997年被监禁5年。出狱后于1999年在躲避警察抓捕期间撰写的论文《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是国内最早系统阐述共和主义的作品,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流传甚广。
    
    2008年初,在受难学者机构(Scholars at Risk)和学者拯救基金会(Scholar Rescue Fund)的帮助下,王天成来到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等学校做访问学者,从事政党、民主转型、宪法设计等方面的研究。其《大转型》主要是根据在此期间的研究而写作完成的。
    
    2009年的秋天,笔者刚来到美国时暂住在王天成家20多日,无论夜里还是白天,经常听王天成在网络和电话中与很多国内和国外的学者辩论、有时他批判起他与我们中最好朋友的渐进民主的主张来也是十分的不客气。当时他正开始写作《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每天他都几乎工作到天亮。
    
    《大转型》以发生在70年代至90年代的世界范围的第三波民主化为背景,在近30个民主转型案例的基础之上,批评了过去20年中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渐进改革主义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90年代以来知识界传播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渐进改革主义的转型战略、变革路径。
    
    《大转型》发现,盛行于知识界的渐进改革主义,其实是对民主转型的发生机制和过程缺乏基本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想当然的设想。它回避重大的变革,将开放党禁、全国大选等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因而与民主转型之间只有想象的联系,是一种伪渐进主义,具有内在的反民主转型特质。它不断地渲染对于民主转型的想象的恐惧,强调只有慢速、小步推进才能平稳地实现民主转型,而实际上,转型的过程越长,发生大动荡的机率就越高,因此,必须不失时机进行重大变革。
    
    《大转型》根据其他几十个国家的经验,分析描述了民主转型的政治过程,探讨了中国未来民主转型过程中恰当的变革顺序。作者认为,如果省级选举先于全国选举开放,中国将很可能像前苏联、南斯拉夫那样,因为民族矛盾而解体。所以,就选举顺序而言,王天成提出了两种操作方案:即首先进行全国大选、然后进行地方和区域选举,或者先开放乡镇、县级选举,然后跳过省一级,举行全国大选,回过头来再进行省级选举。
    
    《大转型》还探讨了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转型的模式与节奏、转型正义即追究或免予追究过去反人权行为的的条件与范围,以及未来中国是实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以什么制度架构处理民族问题、省级政权地位与区划等重大问题,以期提供一个总体性的战略思考框架。
    
    《大转型》 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以对第三波民主化的广泛比较研究为基础、充分吸收国际学术界关于民主转型研究的成果而系统讨论中国民主转型的作品。《大转型》自2010年12月起开始在《中国人权双周刊》连载,迄今已连载了9期,全书计划将在香港出版。自连载以来,《大转型》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
    笔者并不是研究民主转型的专家。但是,他有一个观点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他经常说:“我必须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那些恐惧民主的、抵制民主的、以及支持民主,但是主张渐进民主的人们给予有力的一击,必须让他们警醒,中国不能再耽误下去了,否则,中国早晚要成前苏联--------”
    
    笔者因工作需要上世纪90年代曾去过前苏联3次。苏联的教育和科学程度从表面上看,并不比西方差多少。宇宙航天科技有些方面,甚至比美国还超前。但是,那时笔者在苏联与很多公民们聊天时,问到有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斯大林时,那些普通的公民不是闪烁其词就是避而不答。他们一提政治似乎变成另外一个人,给笔者的感觉他们苏联人一提政治就活得很压抑了。
    
    1992年笔者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被学生会请去介绍新俄罗斯感官时,一位学生问我:“赵先生,你是否认为,前苏联解体是苏共公开化的结果,是戈尔巴乔夫主动搞垮苏联?”我当时回答是:“我看到的恰恰不是这样,在我的眼里,虽然前苏联的教育、文化、科技都不比西方差多少,它之所以最后垮台,正是因为没有民主和自由和人的尊严。美国之所以200年超越了中国5000年,超越了二战以后强大的苏联和所有的国家,就是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多了民主和自由、人权------。”
    
    大陆御用学者还是在用早已不纯洁的无产阶级感情分析苏联解体事件,而不愿意用科学理性的方法去把握时代的进步(见2011年4月23日中国社科院的关于前苏联解体的国际讨论会)。不少人念想着复辟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的左派人物,竟然于2011年4月5日,在被笔者称之为已堕落成新左派二奶级、小三级刊物的《光明日报》刊发了一组3月1日由原中央党校副校长组织的反思前苏联为何解体的文章,多维网和凤凰网还标以醒目提示:放弃阶级斗争导致苏联解体。
    
    王天成强调他在《大转型》中对过去20年来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我认为,它也正是对妄图全面复辟的毛猪席(此错字不必改)的道路的,希望中国人民重新过上愚昧无知猪狗不如的(1949 ----1978年)的暗无天日的老路上去的一批左王们有利的迎头痛击。
    
    在此,笔者奉劝那些怀念毛泽东的大小左王们,也希望中国大陆的高官们特别是那些可以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中央委员们,如果你们不想让中国变成解体的苏联,不想让更多的钱明奇现象出现在中国,还是读一读王天成先生的大作《大转型》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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