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趙紫陽在1989年的思想飛躍/冯崇义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0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冯崇义更多文章请看冯崇义专栏
    在2010年初發表的論文中, 筆者曾將趙紫陽的政治生涯分爲這樣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青年時代接受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帶著追求愛國與民主的善良願望走入共産主義革命的左翼岔道;第二階段是中年時期作爲黨國馴服工具的官宦,在迫害別人和被別人迫害的政治怪圈中折騰;第三階段是晚年時期爬出馬列主義和黨國體制的陷阱而最終轉變爲一位自由主義者。
     (博讯 boxun.com)

      不過,關于趙紫陽一生所達到的思想高度,特別是趙紫陽在1989年所達到的思想高度,世人的看法大相徑庭。很多人認爲趙紫陽在1989年“六四風波”時的政治理念與其他主要中共領導人幷沒有質的差別,他當時的所作所爲只不過是在策略上與强硬派有所不同,甚至這種不同也只不過是政治上的投機而已。就連堅定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美國知名學者黎安友和林培瑞也認爲趙紫陽在1989年春沒有確立民主理念。林培瑞斷言,在1989年下野之前,趙紫陽的整體思想完全停留在馬列主義理論框架之內,而且他生性謹小慎微,沒有勇氣告別馬列主義;儘管他認識到政治民主化對遏制腐敗的重要性、認識到中共的過多幹預對中國市場經濟的嚴重幹擾,但他將政治民主化視爲由多個階段組成的漫長過程,根本沒有想到要將從一党專政向議會民主的轉型提上議事日程。 黎安友更進一步指出,趙紫陽當時所使用的“民主”這一概念,實際的含義是“對話”;而且,趙紫陽天真地認爲,以廣泛社會對話爲內容的民主能够更有效地維護共産黨政權,而不是改變那種政權。
      
      筆者以爲,上述評價低估了趙紫陽的思想高度。趙紫陽不是理論家,長篇大論地系統陳述他自己的思想主張,非其所長,從而也給世人把握他的思想帶來困難。但是,實幹家自有實幹家的長處。本文將論證,1989年“六四風波”前後,趙紫陽以其實際行動果敢地超越了党國政客的功利權謀,不自覺却又堅定地地告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和黨國體制而確定起民主理念、轉變爲堅定的黨內民主派領袖。趙紫陽這種轉變,所昭示的是那些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共産黨人在中國社會大轉型的大風大浪中向新的人生目標挺進的重生之路。
    
    

趙紫陽思想飛躍的因緣
    
      人們自幼通過社會化過程而形成的思想觀念,往往根深蒂固。這種思想觀念要發生重大轉變,需要艱難的“再社會化”過程。而“再社會化”的發生,則有賴于重要的主客觀因素。這些因素可以是客觀情勢急劇變化帶來的刺激,可以是生活經歷大起大落所帶來的震撼,可以是他人經歷和經驗所帶來的啓示,也可以是讀書學習、理論思考所帶來的覺悟和智慧。
      
    按照趙紫陽的夫子自道,在1987年接任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之前(確切地說是1986年奉命主持起草十三大政治報告之前),他對意識形態和政治民主“基本上是不大關心的。一則自己是在抓經濟改革;二則國務院事務多,比較忙,無暇顧及;同時,自己也不大懂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再則是已有人在抓”。 毋庸違言,那個時候的趙紫陽在政治上是一位專制主義者。還在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改革開放”、“民主法制”等時代浪潮初興之時,在四川省委書記任上的趙紫陽就提出過“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說法。 也就是在經濟上反對正統社會主義而贊同市場化,在政治上則反對自由民主而堅持專制。他後來將這種思想形象地表述爲“一個中心(經濟建設)、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深得鄧小平思想之真傳而爲鄧小平所贊賞不已。也正是因爲趙紫陽當時被視爲專制主義營壘中人,才會獲得以鄧小平爲代表的專制主義老人邦們的信任,才會被鄧小平推選去接替“自由化”的總書記胡耀邦。
    
    我們在總體上將當時的趙紫陽判定爲專制主義者,幷不是說他的政治思想中沒有民主因素。在“文革”的奇灾异難之後重新掌權或得到提升的中共官員,開始的時候大都有過改革的衝動,希望通過改弦更張、通過“民主與法制”來避免“文革”悲劇的重演幷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醞釀于1980年的“庚申改革”,正是體現著當時人們從制度上防止文革重演的改革衝動。那場改革的醞釀,留下了中共改革史上兩個彌足珍貴的文本。一個是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題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這篇講話回顧了斯大林和毛澤東個人獨裁的歷史教訓,以及共産黨國家中普遍存在的重大弊端;分析了這些弊端及領袖犯錯誤而無法改正的制度原因,比如權力過份集中、家長制、領導職務終身制等等;斷言斯大林、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及其禍害,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篇講話的結論是,如果不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即政治制度)的改革,那些弊端就不可能消除,類似于文革那樣的灾難就有可能重演,中國的經濟建設等各方面的工作也無法順利展開。基于這樣的認識,這篇講話還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幾項重要措施,比如修改憲法以切實保證人民享有各項民主權利,認真解决黨政不分的問題以充分發揮政府系統的行政功能,必須使民主法律化和制度化,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幷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等。
    
       另一個更爲深刻的文獻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廖蓋隆1980年10月25日在全國黨校系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上所作的《歷史的經驗和我們的發展道路》的報告,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當時以胡耀邦爲領袖的黨內“改革派”的民主思想和政治改革方案。 廖蓋隆在報告中指出,民主政治不僅僅是發展經濟的手段,“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和廣泛的自由本身,也是社會主義建設最終目的的一個重要部分”。他進一步解釋說:“高度民主,就是比資産階級民主高得多的、能够確實保障無産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就是行使管理國家和企業事業的權利,幷且保證全體人民每個人的自由和民主權利的社會主義民主,以及確保這種高度民主制度的貫徹實施的社會主義法制,這就叫做高度的民主”。因爲1980年是農曆“庚申”年,因而廖蓋隆將當年的改革稱爲“庚申改革”。在廖蓋隆的心目中,“所謂庚申改革,就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也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改革,……就是要實現黨和國家的民主化”。我們知道,在中共黨國的意識形態中,共産黨統治的國家一直被稱爲“社會主義民主”,被稱爲“比資産階級民主高得多的高度民主”。廖蓋隆既然將“庚申改革的實質”歸結爲“社會主義民主改革”,歸結爲“實現黨和國家的民主化”,那麽,他心目中尚未實現的民主,當然不同于以往黨國話語中“社會主義民主”,儘管當時不敢或不便將以往黨國話語中“社會主義民主”稱爲假民主。因爲公開的離經叛道會失去話語權和主動權,共産主義國家的改革事業在起步階段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的確,廖蓋隆所提出的具體方案中,力圖將發達民主國家行之有效的政治法律制度引入中國,有一系列突破性的創見。其中包括“大改憲法”,以憲法形式切實保證人民群衆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防範權力過分集中;依西方議會的標本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努力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成爲有權威的人民代表的權力機構,幷模仿西方國家將議會分成上、下兩院的做法,將人民代表大會分成區域院和社會院兩個院;徹底改革中國的司法制度,確立三個“法制原則”:一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淩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二是每個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公民權利要受到法律的保護,三是司法獨立,黨委不能干涉司法;實行黨政分工,黨不再干涉政府工作的日常事務,也不再包辦代替各種經濟、文化組織、群衆團體、輿論機構的事務;讓工人群衆來自由地、民主地選舉自己的領導人和領導機關,從而建立工人群衆自己的獨立工會;建立獨立的農會,代表農民的利益;允許、要求和鼓勵輿論機構和新聞記者獨立負責地報導新聞和發表評論,落實新聞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改革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制度,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為校長、院長、所長負責制,即改變實際上是黨委書記一個人說了算的所謂黨委領導制度;實現企、事業單位的民主化和基層政權及基層社會生活中直接的民主,使每個公民都能實際上參與討論和决定與他們直接有關的公共事務;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實行適當的分權,互相監督、互相制約,以免黨和國家的權力過份集中;取消政治局,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下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個委員會,共同對全國黨代表大會負責;修改黨章,在决策過程中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表决制;任何黨的組織和領導人的權力都不是無限的,都應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都應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如有違犯,人民有權反對。
       
     身爲歷史學家的廖蓋隆,取“庚申改革”這一名稱,當然會使人聯想到1898年慘敗的那場“戊戌維新”。他在報告中表示他對“庚申改革”充滿了信心,認爲不致于遭到“戊戌維新”的失敗命運。由于它“來自人民,爲著人民,依靠人民,因此它能够克服重重的阻力而取得成果”。 廖蓋隆說的幷沒錯,中共改革派這樣一種“社會主義民主改革”方案,當時得到葉劍英等元老的支持,廣大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民主黨派、工農大衆也都站在他們一邊。但是,在那個歷史關頭的决定性力量不是“改革派”,而是“還原派”以及站在他們背後的黨國機器和黨國特權階層,特別是舉足輕重的鄧小平本人。“庚申改革”實際上比“戊戌維新”失敗得更慘,基本上是束之高閣而不見天日。
    
     將“庚申改革”扼殺于繈褓之中的,正是鄧小平本人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路綫所代表的保守反動勢力。1979年3月鄧小平那篇由胡喬木起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出籠,正是因爲鄧小平、陳雲、胡喬木等人擔心“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的“解放思想”已經走向動搖黨國權力根基的“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産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 當時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足顯胡喬木這一黨國刀筆吏的厲害之處。“四項基本原則”所要保守的共産黨的領導(中共的統治權)、社會主義公有制(黨國官府所有制),無産階級專政(與憲政相對立的一黨專政)、馬列毛思想(思想專制),恰恰是極權主義黨國體制的四大支柱。有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劃定的極權主義禁區和框框,具有政治民主化意向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以及整個“庚申改革”方案,就只能是紙上談兵了。
    
       趙紫陽與“庚申改革”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他自己說,《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樣當時至爲重要的文件也沒有引起他的重視,他當時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經濟改革上面,“完全沒有注意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趙紫陽當時對經濟體制改革是如此全神貫注,以至于對胡耀邦插手經濟工作産生不滿。當時中共領導層有兩個人自以爲“懂經濟”、對經濟問題最有發言權,即老一輩中的陳雲和稍晚一輩中的趙紫陽。說胡耀邦完全“不懂經濟”,胡耀邦本人當然內心不服。更何况總書記的責任是“管全面”,插手經濟工作在胡耀邦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而經常就經濟問題對中央部委及地方領導作指示。趙紫陽當時認爲經濟方面的具體决策,是他所主管的國務院的權力範圍,因而認爲應該從制度上作出分工、限制總書記的權力。
       
       不過,趙紫陽與胡耀邦在當時的改革事業中畢竟唇齒相依、同舟共濟。“黨政不分”的體制確實帶來趙紫陽與胡耀邦當時在具體分工上的“黨政矛盾”,但他們在政治上和大政方針上緊密配合。他們能够緊密配合的共同思想基礎,是他們對社會正義的共同嚮往、他們在黨國體制中難以安置的人道主義情懷、他們對“文革”式政治迫害和整人之道的深惡痛絕、以及他們在試圖張揚人性時對中國現行制度所産生的懷疑。不幸的是,當時被解放的大多數中共高層幹部既沒有人道主義的覺醒、也沒有對制度問題的深入思考。在經歷了長時間的受迫害之後,他們也沒有質疑政治迫害本身,所質疑的僅僅是整肅如何“搞錯了對象”。他們依然集受害者和施害者于一身,幷沒有從自己的悲慘遭遇中認識到黨國專制主義制度的荒唐和殘忍,而是繼續維護黨國專制主義制度,甚至剛剛從政治迫害的灾難中被解放出來,就迫不及待地通過國家專政機器將政治迫害的悲劇加到別人的頭上,打擊迫害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
       
       胡耀邦、趙紫陽等人杰出的地方,首先就在于他們持守良知底綫而抵制政治迫害。1983年底胡耀邦、趙紫陽連手抵制“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正是由于他們堅决反對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延續文革式的大規模政治迫害。在胡耀邦、趙紫陽等這批真誠的改革派那裏,改革所要解决的絕不僅僅是效率問題,而是包括更爲重要的公平正義問題。
       
       趙紫陽在經濟思想方面悟性極高,他對當代中國自由主義事業的最大貢獻,是爲中國市場經濟的再生而披荊斬棘、開闢道路。趙紫陽很早就覺悟到國有制、“計劃經濟”等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阻礙和破壞,因而還在改革開放在全國展開之前就在他所主政的四川運用市場機制發展經濟,博得“要食糧、找紫陽”的好名聲。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是不斷收縮和削弱黨國所壟斷的權力而給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讓出空間。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就是黨國權力逐步退却、社會和市場逐步復興成長的過程。 趙紫陽等人在改變“提法”和具體操作兩個方面同時入手,成功地在相當範圍內使黨國出讓地盤、市場經濟得以重現神州大地。以家庭經營取代人民公社制度,確立了農民在農業生産中的自主地位,這是中國農業起死回生的關鍵;城市經濟的繁榮,同樣是限制党國的行政幹預、擴大經濟主體的自主權所收到的成效,從恢復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的産權,到打開國門創辦“三資企業”,再到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改制”,無不如此。趙紫陽在後來將中國經濟改革的特色歸結爲大力“發展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成分”,點出了其中奧妙。
       
       當趙紫陽從胡耀邦那裏接過總書記的崗位,同時也從胡耀邦那裏接過了政治改革的未竟事業,包括觀念更新和體制改革兩個方面。與胡耀邦一樣,趙紫陽只受過中學教育,在抽象理論方面創獲有實際困難。但中國幷不缺乏理論方面的人才與資源。同那些不懂裝懂而充滿虛驕之氣的党國官僚不同,趙紫陽有扎根于自知之明的真誠和謙虛。他設置“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網羅思想開放、知識結構新穎、不怕離經叛道的一批青年才俊和理論界新銳爲他出謀獻策,幷大膽采納各種新見解、新建議。既然趙紫陽在領導改革開放的實際工作中深切地感受黨國極權主義體制對人、經濟和社會的束縛,因而他所領導的政治改革試圖在觀念和制度上宊破這種束縛。在觀念更新層面,趙紫陽及其助手們的最大成就是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既頗有成效地解構那些使改革寸步難行的馬列正統教條,也差强人意地爲各種改革舉措提供理論依據。這一理論是在無奈中采行陽奉陰違、暗度陳倉之計的一個創舉。它的容量很大,有效地革除了長期以來中共党文化中那種虛僞地依據强詞奪理的邏輯、以馬克思主義典籍中所提到的種種“社會主義優越性”來掩蓋黨國滿目瘡痍之落後現實的陋習,有效地繞過了一些阻擋改革的思想觀念障礙。在具體制度改革層面,趙紫陽所領導的團隊從著手削减思想意識形態控制機構的權力,到采取具體措施促進言論出版自由;從提倡政企分開、黨政分開,到限制黨組織權力、推行行政長官負責制;從强調法制和制度化,到提高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從試行差額選舉,到設立公務員制度。總體方向是從具體法律法規、具體的政策措施、具體的權力運作入手,扎扎實實地推進中國政治民主化,正象諸多學者依據翔實材料所論述的那樣。 當然,所有這些民主化政治改革都仍然局限在一黨專政的框架之內,在實踐中捉襟見肘、矛盾百出,也給保守勢力的反撲留下很多破綻。這可實實在在地是“時代的局限”,當時朝野上下、體制內外都沒有設想或籌劃結束一黨專政和向憲政民主轉型。在世界共産黨中充當政治改革“帶頭大哥”的戈爾巴喬夫,當時也都只是嚮往“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也都只是要挖掘“社會主義的潜力”,也都只是將“蘇維埃制度”視爲“把直接民主同代議制民主結合起來的獨一無二的和最有效的形式”。 共産黨世界那麽多國家群起推翻一黨專政而向憲政民主制度轉型的事業,幷不來自政治家和理論家們的預先設計,而是1989年以後突然噴發的“蘇東波”意外帶來的驚喜。
       
       就在趙紫陽所領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初步鋪開的時候,就在趙紫陽殫精竭慮地探索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途徑的時候,就在趙紫陽因爲領導和探索中國政治民主化的事業而成爲中共黨內腐朽保守勢力主要打擊對象的時候,中國迎來了1989年春天以北京爲中心、在全國範圍內此起彼伏的大規模學生和民衆街頭抗議運動。這場抗議運動夾雜著對政府腐敗的憤懣、對社會不公的抗議、對物價上漲生活困難的焦慮、以及對社會正義和自由民主權利的渴望。中共黨內腐朽保守勢力一開始就主張延續“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的政治路綫對運動進行鎮壓。身爲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其政治智慧和道德信念都經受最大的考驗。正是因爲有這樣的政治機緣,正是因爲有趙紫陽幾年來追求政治民主化的思想積累,趙紫陽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春天産生了重大飛躍。面對風起雲涌的民衆抗議運動,中共黨內保守勢力首先出牌,拋出那篇臭名昭著的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將這場運動定性爲“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趙紫陽則認爲,“學生們提出的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是與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一致的”,爲了中國的穩定和進步,必須與參加運動的學生和群衆進行良性互動。 趙紫陽正是在與中共黨內腐朽保守勢力的鬥爭中,堅定了對民主的信仰、站到了民主的立場上,轉變爲堅定的民主派政治領袖。實現這一轉變的主要標志,是他在那個錯綜複雜、千鈞一髮的的歷史關節點上提出了開展全面“對話”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决問題”這兩項政治主張幷堅持到底,付出沉重的個人代價也在所不惜。民主政治家和無聊政客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是否具有自由民主理念幷甘願獻身于這種理念。
       
      在1989年5月1日趙紫陽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趙紫陽試圖力挽狂瀾、挫敗黨內保守强硬派爲了捍衛專制特權而將中華民族推入灾難深淵的企圖,在中央最高决策機關闡述了他的民主主張。他提出要“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推進以“民主和法制建設”爲核心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他向政治局的同僚們大聲疾呼,“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民主已成爲世界潮流”。 在1989年5月4日會見亞洲開發銀行代表團時,趙紫陽更進一步面向整個中國社會和向全世界系統論述“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决問題”的主張:“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决學生的合理要求,……在處理學生游行這一事件時,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决。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决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遺憾的是,趙紫陽的正確主張沒有被采納,野蠻的黨內保守强硬派以“分裂黨”的罪名將趙紫陽革職幷對北京實行屠城,以此打斷了趙紫陽所獻身的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進程。被削去權柄之後,在六四屠城之後的肅殺氛圍中,趙紫陽仍然大膽打破爲“顧全大局”而違心檢討幷爭取從寬處理的黨國慣例,在1989年6月23日整肅他的中共十三大四中全會上重申他所提出的民主主張、公開爲自己民主思想和行動辯護,斬釘截鐵、擲地有聲:“黨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現在積極領導人民進行民主和法制建設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爲真正的法治國家。而且,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到走”。
    
     這些言行表明,趙紫陽不僅確立了對民主政治的理想和信仰,而且地堅持通過合乎民主政治的手段來實現他的民主理想、捍衛他的民主信仰。很多自以爲是民主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的人們,一旦進入具體政治操作層面,便立即認同種種反民主的手段、背叛自己的自由民主信仰與理想。而趙紫陽則難能可貴地做到了手段與目的、行爲與理想的一致。儘管趙紫陽爲避免直接頂撞和得罪鄧小平等政治老人而不得不提出要抵制“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儘管趙紫陽設想在維護“共産黨的領導”和“不搞多黨制”的前提下使中國人民“能够享受真正而切實的民主和自由”,只是一厢情願,但是,趙紫陽在當時堅决反對暴力鎮壓示威的學生與市民而主張平等對話,實際上已經擺脫“人民民主專政”的落後思路,站在現代民主政治的高度,承認“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等組織的合法性。他提出以民主協商、社會對話的方式解决分歧、尋求共識,幷且强調制定“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落實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權利,并且在破天荒破天荒明確提出了建立“法治國家”這一政治目標,顯然已經站到現代民主法治的平臺上。特別是在鄧小平已經“拍板”的危局之下,趙紫陽仍然堅守“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决問題”的底綫,與那些决定對正義的學生市民施暴的黨國權貴劃清界限,寧可爲此而丟掉總書記的權位、寧可承擔被捕坐牢的風險,坦然自若地面對和承受巨大的壓力。這不僅表現出成熟政治家的襟胸、毅力和氣魄,體現出優秀士大夫那種“三軍可奪其帥志而匹夫不可奪其志”的浩然之氣,也表明他下定决心爲自己的民主信仰做一位殉道者,彪炳千秋。
    
      

趙紫陽思想飛躍的深遠意義
      
      趙紫陽在1989年的思想飛躍,有兩層深遠意義。第一層意義在于,趙紫陽晚年思想飛躍的歷程表明,共産黨在整體上已經墮落成爲落後于時代的政治集團,這個黨及其黨徒和領袖們,要想跟上時代的步伐而不沉淪爲歷史的累贅或罪人,就必須實現從馬列主義者到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這一脫胎換骨的轉變。第二層意義在于,趙紫陽的經歷再次表明,共産黨黨徒和領袖們向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轉變的道路是暢通的。與蘇聯共産黨領袖戈爾巴喬夫一樣,趙紫陽的地位貴爲擔任中共最高職務的總書記,也幷不妨礙他華麗轉身、熱烈擁抱真正的民主主義思想。
      
      需要順便澄清的是,趙紫陽直到離開人世,也沒有完全認識到他在1989年的思想飛躍所達到的高度。他在他的錄音自述中,仍然認爲他在1989年的時候沒想到要改變中國共産黨的“執政黨地位”,而只是要“改變執政的方式”,只是要將中國建設成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趙紫陽還進一步指出,它當時只是想在維護中共“執政黨地位”的前提下去“改變過去長期形成和堅持的那種無産階級專政的執政方式和制度”。其大體內容包括模仿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增加黨和國家决策的“透明度”,讓人民擁有知情權;給工會、婦女、青年團、工商界等各種社會團體讓出獨立的活動空間,讓這些團體代表他們的成員與共産黨展開協商和對話;改變選舉制度、擴大差額選舉的範圍;在實行黨政分開的條件下,執政黨對各個領域只是實行政治上的領導而不是組織上的領導;改善多黨合作制,允許民主黨派與共産黨一樣在人大開會時建立黨組;制定具體法律,切實保障公民在結社、集會、新聞出版等方面的公民權利。
      
      問題恰恰在于,共産黨獨特的“執政黨地位”和“執政方式”是一體兩面、互爲前提條件的。一旦改變了共産黨那一套獨特的“執政方式”,它那獨特的“執政黨地位”也就不復存在了。中國共産黨獨特的“執政黨地位”和“執政方式”是同一樣東西,即趙紫陽所說的“無産階級專政”或我們通常所說的一黨專政。共産黨壟斷政權的永久“執政黨地位”,正是依靠“專政”這一“執政方式”來維持的。按照列寧的經典定義,“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共産黨的永久性“執政黨地位”,實際上是“專政黨地位”,是不允許任何反對黨或其他社會團體挑戰的政治壟斷。這種“專政黨地位”,與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和法治是不能兼容的。離開了暴力鎮壓和專政,共産黨的永久性“執政黨地位”就無法維護了,那些“黨性强”的共産黨人都深知此中奧妙。因而,一到關鍵時刻,立即突破善良、純正的表像,祭出“專政不但要講,而且要用”。1989年春天,中共如果按照趙紫陽的設想來改變“無産階級專政的執政方式”,以公開的程序進行决策,允許工會、學生會等獨立于共産黨的領導,保障公民們集會、結社、示威等基本權利,廣泛開展社會對話,對重大社會政治問題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决”,中國共産黨也就放弃了它那獨特的永久性“執政黨地位” (“專政黨地位”)而轉變爲現代民主政治下的正常政黨了。一旦中國共産黨實現了這種轉變,中國的民主轉型也就實現了。
      
      在1989年那場事變之中或事變之後,趙紫陽、鮑彤、李銳、朱厚澤、胡績偉、李慎之、李普、任仲夷等一批中共領導人轉變爲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這是時代巨變的預示和迴響。衡量“改革開放”時代中國人是否轉變爲自由主義者,可以依據三個認同:在價值觀念上認同人權民主的普適價值、在經濟思想上認同市場經濟、在政治思想上認同憲政民主。 趙紫陽的思想行程,是首先在經濟上認同市場經濟,然後在爲市場經濟開拓道路、捍衛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認同和擁抱憲政民主以及與市場經濟、憲政民主相應的人類普適價值,這一過程直到下臺之後通過進一步的讀書思考才徹底完成。
      
      趙紫陽等人的這種這種轉變非常難能可貴。筆者曾經指出,中共黨人從共産主義者轉變爲徹底的自由民主派,由于體制和知識認知上的雙重障礙,相當艱難。實現這種轉變,在主觀上至少需要三個條件,其中一個是道德方面的條件,即超越組織壓力和個人特殊利益的道德勇氣。另外兩個是知識方面的條件,即掌握自由主義的真知灼見和對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大徹大悟。 趙紫陽等這一批中共黨內民主派,早年是懵懵懂懂地投身到中國共産主義中去的。說他們懵懵懂懂,是因爲他們當時沒有意識到他們同時投身到兩個不能兼容的事業。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典籍和中共宣傳品中的自由民主事業,一個是共産黨極權主義黨國體制。他們晚年的思想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們“老大猶做少年狂”,得益于他們的天真和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他們在起步奔向自由民主事業的時候痴迷地以爲,在共産黨一黨專政權力格局中的公民“能够享受真正而切實的民主和自由”,公民們行使切實的民主和自由權利也不會危及共産黨的統治地位,因而試圖在現實中落實中國人民“真正而切實的民主和自由”。
      
      共産主義左翼思維,是一套違反客觀事實和基本邏輯的詭辯術,經過列寧“發展”之後的共産主義左翼思維更是如此。左翼極權主義的欺騙性,比右翼極權主義及威權主義要大得多,對人類心性和心智的破壞也要大得多。經過共産主義左翼思維這一套詭辯術的浸淫和洗腦,就會帶來不同程度的腦殘,而無法進行正常思維和處理信息,就象中了病毒的電腦操作系統一樣。比如,中國公民明明根本沒有機會和權利去選擇哪個政黨或哪些人來執政,那麽多官民人等却長期認爲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僅僅是因爲在黨國文獻中寫著社會主義國家裏“人民當家作主”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些說法;又比如,在所謂 “資本主義國家”中公民們所充分享受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權利,在共産黨一黨專政之下的國家明明蕩然無存,受共産主義左翼思維支配的人們却堅信在共産黨一黨專政之下的國家存在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級的民主”。
      
    如果說共産黨對社會的控制空前絕後,那麽,共産黨所製造的奴性也空前絕後。長期的文化專制主義統治當然會破壞民族智力和國民智商,在馬列黨國極權主義體制中,黨國上層比普通民衆更爲不幸,因爲他們被文化專制主義統治的更嚴密、摧殘更甚。可以說,黨國上層在享受各種政治和經濟特權的同時,也被投入陰森的心靈牢獄。在那個用特權築起的高墻之內,黨國上層的閱讀範圍基本上只是馬列“經典著作”,指定的參考書,以及黨的文件、內部報告。那些不符合黨性和黨的路綫與政策的人類精神産品,都被劃定爲毒草和不淨之物。他們的交往範圍也被限定于按規格參加的會議和官場應酬,不再能够享受那些充滿靈性的知識交流或暢所欲言。再加上森嚴的黨紀以及以忠誠黨性泯滅人性的用人標準,高大厚實的精神圍墻幾乎密不透風。日積月累而成陋習,他們也就畫地爲牢,自動地過濾和抵制那些與黨國需要不一致的信息和知識,而無緣到比黨國精神牢獄豐富得多的人類精神寶庫中廣泛吸取精神養料和知識資源。連曾經奮力突破文化專制主義精神枷鎖的胡耀邦,在被非法革職之後,依舊浪費他所僅剩的寶貴時間去重讀馬恩全集、列寧全集和中央文件,以找出證明自己清白無辜的依據,實在令人不勝唏噓。
      
    因爲自由民主對專制特權的挑戰,共産主義黨國統治所造就的權貴利益,本就足以使黨國權貴集團墮落爲排斥自由民主的腐朽頑固群體。党國要人要實現從專制主義者向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偉大轉變,依靠的是以天下爲懷的信念力量和新的知識結構,這種信念的力量和知識的感召要强大到足以抵擋和克服特權利益的誘惑。政客只有利益而沒有信念,政治家則既考慮利益,更看重信念。有了信念的支撑,也就有可能突破障礙去尋求新知識。及時更新知識結構,對趙紫陽的思想進步至爲重要。趙紫陽之所以能够比黨內同僚走得更遠,正是因爲他通過範圍更廣的讀書學習而形成了更爲先進知識結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胡趙新政”時期,胡耀邦顯然比趙紫陽更富于人道主義的激情、對民主化政治改革事業更爲熱切。趙紫陽則勇敢而務實地到馬列主義的框架之外的豐富知識資源中尋求智慧,學習新知識、接受新觀念、把握人類的潮流。他在改革開放之初主政四川的時候,就已開始鑽研現代經濟學理論。1980到中央工作以後,他更創造機會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弗裏德曼及海外華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蔣碩杰、鄒至莊等人切磋學問,也虛心向身邊的中年青學者群學習現代文明的理念和知識,特別是現代化理論。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就是力量”,是超越狹隘眼界和狹隘利益的巨大力量。
    
      

結語:壯志未酬的英雄
    
      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位英雄,以及朱厚澤等曠世之才,都在宏圖待展之際中箭落馬,實在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趙紫陽在1989年腹背受敵的險境中孤注一擲,失敗得更爲悲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沒有給趙紫陽機會,趙紫陽原來的後臺老闆鄧小平更親手剝奪趙紫陽的機會。趙紫陽在1989年春天的大風大浪中突飛猛進而轉變爲堅定的中共黨內民主派領袖,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沒有認識趙紫陽、沒有理解趙紫陽、沒有及時接納和配合趙紫陽。學生們所要求的對話、開放新聞(真實報道和直播)、以及承認廣大學生抗議行動的正義和合法,趙紫陽實質上都做到了。從閻明複、許家屯等開明官員的積極配合到朝野上下的普遍相應;以及後來從中顧委委員李銳、杜潤生、于光遠等寫信要求中央承認學生愛國運動,到胡績偉等五十一名人大常委簽名要求召開緊急會議罷免李鵬;從聶榮臻、徐向前兩位元帥反對屠城和肖克、張愛萍等八名上將聯名寫信反對戒嚴,到徐勤先、何燕然、張明春等將領前綫抗命,黨政軍和社會各界支持趙紫陽的力量也幷不薄弱。 可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硬是沒有撤離,硬是使趙紫陽變成無力控制局面、無法解决問題的廢人。
      
      至于本是趙紫陽後臺老闆的鄧小平,1989年4月19日學潮初起之時,仍然當面表示對趙紫陽的全面信任,要他再擔任一届總書記幷取代鄧小平擔任軍委主席。 而在一個月之內,鄧小平對趙紫陽的態度天翻地覆,5月19日就因爲趙紫陽拒絕執行軍事戒嚴的旨意而將他廢黜了。趙紫陽升華爲不願爲了烏紗帽而同流合污、殘殺無辜的仁賢君子,鄧小平等人則成爲屠殺無辜學生民衆的千古罪人。鄧小平能够一舉罷黜趙紫陽,當然是得到當時的“老人幫”和趙紫陽的政治局同僚們的緊密配合。李鵬、姚依林蓄意借刀殺人,將趙紫陽視爲發動學生運動以“倒李保趙”的政治對手。 那種深入骨髓的、爲保證“政治正確”而“寧左勿右”的党國政治文化,那種明哲保身、見風使舵的黨國官場惡習,使得一些本來與趙紫陽政見相近的同僚們也沒有在關鍵時刻給趙趙紫陽施與援手。根據李鵬日記透露,政治局常委中首先明確表示對學生開殺戒的,恰恰是在“一二九運動”中脫穎而出的原學生領袖姚依林。
      
      1992年重新起動的“改革”,與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所領導的改革已經貌合神離、南轅北轍,已經是不同的兩回事。胡耀邦、趙紫陽所領導的改革,目標是富裕、公正、自由、民主的中國。1992年以來的“改革”,是奔向專制腐敗的“權貴資本主義”。趙紫陽生前擔憂,“中國這種權力加金錢,權力加市場的模式”,如果定型下來、發展下去,後果不可想像。 黨國之中是否還能够産生扭轉乾坤的英雄?
      
    (本文原載即將出版的《趙紫陽的道路》一書,張博樹主編,香港晨鐘書局出版)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发表评论] [查阅评论]
(不必注册笔名,但不注册笔名和新注册笔名的发言需要审核,请耐心等待):

笔名: 密码(可选项): 注册笔名

主题:

   
相关报道(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冯崇义:落难太子长了哪些见识?
·冯崇义:党国何不以人为本?
·杨恒均、冯崇义对话:和解还有希望吗?
·读冷峰、冯崇义先生大作之后/王人午
·温家宝是至今不知天命的好人/冯崇义
·冯崇义:西藏的“问题”与“主义”
·冯崇义:六四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陣營
·冯崇义:释放许志永是中国之大幸
·请锦涛同志善待宪法、善待晓波/冯崇义
·冯崇义:变党国为宪政:在崎岖道路上前仆后继
·冯崇义:和解乃可行之道
·冯崇义、杨恒均
·明年起步、三年成就宪政大业/冯崇义、杨恒均
·冯崇义、杨恒均:在网上碰到胡哥我想说的三句话
·冯崇义、杨恒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
·《宪政民主与和谐社会》序言/冯崇义
·冯崇义: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冯崇义:民主这“东西”与国人的悲哀
·罗素中国之行的历史反思/冯崇义
·我缘何状告广州海关没收我的“禁书”/冯崇义
·冯崇义博士案14日已开审 法庭倘末宣判
·博讯专访冯崇义博士:你为什么要告中国海关?
·冯崇义博士诉广州海关禁书案明天上午开庭
·九十年的变与不变,五四的希望与失望/冯崇义、杨恒均
·冯崇义:党国之大,容不下一个国士?
博客最新文章:
  • 江中学子(视频)江西宜黄官员棚改拆迁暗箱操作导致邹引娇家破人亡
  • 李芳敏14400017我必使你的名被萬代記念;因此萬民都必稱讚你,直到永永
  • 王星星中共毒害澳洲
  • 李芳敏14400014她身穿刺繡的衣服,被引到王的面前;她後面伴隨的童女,也
  • 王巨烛光之夜
  • 金光鸿金光鸿律师YOUTUBE视频“革命改变中国”,欢迎访问
  • 李芳敏1440009你的貴妃中有眾君王的女兒;王后佩戴著俄斐的金飾,站在你
  • 蔡楚蔡楚:谈谈四川的赶场和摆地摊(多图)
  • 李芳敏1440006神啊!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的權杖是公平的權杖。
  • 人民最大美方觊觎香港金融地位,中央撑腰坚定一国两制
  • 李芳敏14400025我們俯伏在塵土之上;我們的身體緊貼地面。
  • 谢选骏博讯20年博客遭到锁喉断气——损失过亿!
  • 李芳敏14400024你為甚麼掩面,忘記了我們的苦難和壓迫呢?
    谢选骏美国加速了香港的灭亡
    李芳敏14400022為你的緣故,我們終日被置於死地;人看我們如同將宰的羊
    张千帆张千帆:吴淦(“超级低俗屠夫”)案中的法律问题
  • 胡志伟「生為明人,死為明鬼」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