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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问题、思想以及“复兴”的可能/赵京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6月02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2001年5月29至31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全国第六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温州举行。有27名中外学者参加。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2001年6月的《简报》第9、10页介绍如下:
     [以座谈会的形式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42年逝世的陈独秀复杂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弄清了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思想不是传统上所说的“对革命悲观失望”、“与托派相结合,转向反革命”,而是试图在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连续三次“左倾”错误指导路线之外,寻找另一条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直到1930年,陈对形势的估计(革命低潮)和策略(退却)的认识及主张与当时的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相比,比较正确。] [中国托派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在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方面,始终是旗帜鲜明的。他们与中共的矛盾,本来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对敌斗争中应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是由于受到斯大林肃托斗争的影响,却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对此,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先生向会议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托派政党与本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及参加竞选的情况。] (博讯 boxun.com)

    日本的《劳动者力量》杂志2001年7月10日第136、9月10日第137、138合并号就此发表了对佐佐木的专访。佐佐木寄函给我,希望我进一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这次会议的实际操办者是一位温州出身的老托派分子。温州实际上是托派的据点之一,至今还有不少托派分子住在那里。这位老人四十年来(包括狱中期间)一直很健康,这一次却因为准备这次会议而病倒了。会议以自由发言的形式进行。中共的官员首先声明:发言无禁区,发表有纪律。实际上,自从1952年12月21日深夜在全国大规模逮捕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托派分子自由、公开地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也是首次以成为托派以后的陈独秀为对象的会议。其背景是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内民主的讨论,与陈独秀后期民主化思想联系起来。1989年以来,陈独秀著作集两次被编辑、多次被印刷,就是证明。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三项议题:
    一、陈独秀是怎么成为托派的?在1929年发表的“告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书”中展示了陈独秀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引责辞职后的深切反省和托洛茨基文献的影响。在斯大林支配下的中共只得把他开除。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关系:陈独秀在1940年11月28日发表的“我的根本意见”中明确反对没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与此同时,陈独秀也对列宁的党组织论(民主集中制)也有所批判。这一方面可以归属到他自1915年以来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一方面也与当时政治环境下的托洛茨基相通。
    三、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派吗?第四国际的文件等都表明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洛茨基派。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分子的宣传。实际上,从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直接信件上看,陈独秀比别的中国托派更接近托洛茨基。郑超麟由陈独秀1942年5月13日去世前留下的《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一文中断定其为真正的托派。]
    [一位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大胆地发言到:“从今以后的中国必须在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上建设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毛泽东开国、邓小平建国以来,陈独秀的后期思想的复兴,将为人民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提供探照灯。]
    我把上述专访译成中文、送到香港《十月评论》。《十月评论》编辑部于2001年12月8日回复了一封很详细的信件,希望佐佐木重新考虑“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洛茨基派主要是因为上海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分子的宣传”以及“陈独秀比别的中国托派更接近托洛茨基”的提法。编辑部除了引用陈独秀的公开脱离托派的声明外,还特别引证王凡西1998年2月在《陈独秀最后论文书简》英译本前言所示:“陈独秀的思想、见解一定还会改变。”“在基本上,他将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来”。
    我把上述《十月评论》编辑部的信件译为日文寄给佐佐木。佐佐木拒绝改写,认为《十月评论》编辑部是“派性主义”。我明白两者的分歧是方法论上的:佐佐木从思想上看这个问题、多少也从感情上断定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两大领袖应该一致;《十月评论》编辑部从政治路线、组织行为上考虑,认定陈独秀不属于已经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托派。佐佐木以东京大学科学哲学教授的身分组织“日本陈独秀研究会”(2001年11月9日成立),是中国政府的嘉宾;《十月评论》作为中国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至今不能进入中国本土。我知道无法调节、说服两方。这也是我通常在国际进步阵营中经常遇到的遗憾。
    作为中共内部历史的“陈独秀问题”似乎已经基本上定案;关于陈独秀后期思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且不一定达到一致的结论( 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重要) 。至于陈独秀思想的“复兴”,我个人不抱佐佐木那样的期望。陈独秀不是“东亚的卢梭”,甚至也不能列入思想家的行列。当然,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两大革命的结合点,陈独秀的名字应该和另外两大先行者孙中山、毛泽东并列。
    
    [2002年1月8日 美国圣荷西]
    
    [补充]
    
    最近接到重庆友人寄来《陈独秀在江津》(中共江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7月),显示出有关当局(借一个地方市委的研究室)对陈独秀的研究进一步开放。除了江津市党委书记的略带抱歉(“平反”)但回避实质的好意“序”文外,也由“御用” 陈独秀研究“权威”唐宝林作“陈独秀生平简介”开首。其主要内容是记述陈独秀的最后岁月,特别影印了不少他的书法手迹(也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谋生手段)。除了客观介绍陈独秀的私德缺陷(“风流”恶习)为自己带来的麻烦 ,也介绍陈独秀曾经劝一个失学的中学生读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和《一个革命者的自传》 。书中还提到一个值得留心的事项:由北大学生、退党的前任中共省委书记何之瑜记载的“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上 ,“蒋先生”(书中没有明说,但看得出是重庆的“委员长”)送的5000元医药费和5000元殡仪费是最大的收入来源。
    当然,我们的主要关注还是国内对陈独秀政治思想的研究开放和准确到何种程度。书中除了收录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等在江津的最后岁月所作三文外 ,也基本上好意(虽然不无误解)地提到陈独秀别的时期的见解。如任建树的“最后见解:对民主的执着”介绍到:“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资产阶级专政,是少数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此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时与难友的对话)“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给西流的信)。任建树说:“使他‘公开而坚决否定’苏联是工人国家,那是苏德协定签订之后。”
    “工人国家”是托洛茨基不肯放弃自己在苏联的历史地位也不愿承认自己过错而发明的用语,也是辨别是否为托派的“试金石”。这里的引用实际上也进一步证明:陈独秀最后已经放弃了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回到/达到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立场。
    
    [2011年6月1日,圣拉蒙]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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