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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良心犯致信刑期最长的良心犯秦永敏/徐永海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5月11日 转载)
     (北京)徐永海
    秦永敏兄:
        (博讯 boxun.com)

      您好!
      
      您的两封回信,均收到,只是未能及时回信,望见谅。
      
    一、感谢您的牵挂与关心
      
      4月30日我写了《致信中国良心犯何德普、高洪明、严正学、刘京生、胡石根等朋友》,发给您。在您的回信中,您写到:“徐永海先生:请将你入狱原因和时间等基本情况告诉我。秦永敏”。
      
      5月6日我写了《良心犯徐永海致信民运朋友主内肢体》,发给您。在您的回信中,您写到:“收到,谢谢,能否把你在牢房中受迫害的情况写个东西来?”
      
      5月1日,我和妻子去何德普、贾建英家做客。何德普说,在他与您的通话中,您曾谈到了我,问到了我的坐牢,问到了我的疾病,并表示要尽能力给予帮助。
      
      在民运朋友中,您坐牢最长,受苦最重,但是您依旧如此地牵挂、关心着我们,牵挂、关心着其他朋友,让我十分地感动,谢谢您。
      
    二、关于我在1995年至1997年的劳动教养
      
      在几月前,在我与您通话时,您曾谈到,您那里有一张照片,上面有我和您的女儿以及其他的一些朋友、肢体。那张照片可能是在1994年底照的(那时您第二次坐牢还在牢里),那时您的女儿和她的母亲李金芳曾多次到过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教会,那时您的女儿可能只有3、4岁,(现在您的女儿都上大学了,成大姑娘了)。
      
      那张照片照后几个月,即1995年5月25日我被抓,后被劳动教养2年。在劳动教养决定书上,“罪名”是两个,一是在1994年(即一年前)我们书写了《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一文;二是在1995年5月(即当月)在《汲取血的教训 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上签名。
      
      其实更主要原因是,一是我们关心、帮助了其他家庭教会(如帮助山东多义沟“耶稣家庭”家庭教会,1992年6月18日公安人员用推土机推倒了他们的教堂,教会牧师郑元苏弟兄被判了12年);二是关心、帮助了“三自”教会内的爱主的牧师(即,1994年12月4日,北京缸瓦市教堂杨毓东牧师被有关部门从讲台上拉了下来,当年是一个重大事件)。
      
      为什么说后两个原因更主要,因为《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写于1994年,当时一些海外媒体都给予公开报告,我们当年都没有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共56个人签名,为此坐牢的只有三个人,王丹、刘念春和我,连起草人刘晓波半年后都放了,而我仅仅是个签名者,又最没名气,却为此而被劳动教养。
      
      关于这次被劳动教养请看我在1999年写的《血的洗礼》,见后。
      
    三、关于我在2003年至2006年的有期徒刑
      
      2001年,李金芳分别找到了我和何德普,向我们述说了她和你们的女儿的困境,尤其是您的女儿面临失学的困境。为此何德普和我在2001年9月3日写了《关心秦永敏的孩子》,希望朋友们给予帮助。(几年后即在2007年12月27日我还曾写一篇回忆此事的文章《李金芳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的民运女人》)。
      
      因为关心朋友,因为关心主内的肢体,因为关心遭受逼迫的主内肢体,在2003年我被抓,我被判有期徒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在判决书上的“罪名”是“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完成是一个冤假错案)。情况是这样的:
      
      2000年中国辽宁鞍山一些基督徒因为参加基督教家庭教会,被当地公安人员说成是邪教,是什么“全范围、哭重生”,警察马毅等对他们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打嘴巴、拳打脚踢、上小绳、木棍打、竹竿抽、电棍电、烤电炉等,李宝芝姊妹被劳动教养2年,孙德祥弟兄、侯荣山弟兄被劳动教养1年,一些弟兄姊妹被罚款。这些基督徒根本不是什么“全范围、哭重生”。自然他们不服,为此他们经过了复议、诉讼、上诉等法律程序,在2001年10月18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公开审理了此案。
      
      在2001年,这些基督徒来到北京找到了——只是同为基督徒以前并不相识的——我们,为此我写了《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给我曾经的大学儿科学老师、当时社会职务最高的基督徒、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何鲁丽副委员长,反映鞍山这些基督徒的遭遇。在信中我还附上了主内弟兄刘凤钢写的《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被劳动教养一案的事实和经过》,后来此文被发表在海外基督教杂志《生命季刊》上。
      
      可是,在我给自己曾经的老师何鲁丽副委员长写信2年后,我却为此事被判刑坐牢了2年。罪名是“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成了,警察马毅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成了维护国家利益,我们揭露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却成了危害国家利益,《生命季刊》成是海外敌对势力。可是后来,据说《生命季刊》的负责人王峙军牧师多次回国,却不被抓;他们在香港召开“中国福音大会”,几千内地基督徒也能自由前往;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敌对势力;自然我们揭露警察马毅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也不危害国家利益,我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
      
      关于这次被判有期徒刑请看我在2007年写的《我所经历的三大教案》,见后。
      
    四、感谢您关心我的疾病,但更希望您关心我的科研工作
      
      在坐牢期间我们受了很多的苦,出狱后的我们也依旧非常的艰难。如出狱后,我一直被监视,时常被软禁,而一直无法恢复我原来的医生工作,而失业在家,没有收入、没有低保、没有医保。在信中我谈到了我的疾病:“狱中的苦难使我患上了‘腹股沟疝’,出狱后本应及时手术,但是却交不起一万元的手术费(住院需要1万押金)。近年来病情越来越重,不能多走路。我生怕那一天出现嵌顿性疝、绞窄性疝,到那时如果再交不起医药费,就只有等死了”。
      
      我的病“腹股沟疝”有时是很痛苦,如多走路后,疝囊就会明显突出,疝囊内的内容物肠袢就要突出出腹腔;这时必须坐下、蹲下,最好躺下,来使疝囊内容物肠袢回纳复原:否则很是痛苦。但是,这点痛苦对我们这些做过牢的人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更大的痛苦我们都经历过。因此我是能够克服的,请您放心,不要过多的牵挂。
      
      当然,如果疝囊内容物肠袢突出出腹腔,并且不能回纳复原,就是“嵌顿性疝”;如果再出现因受压使血流减少,甚至完全阻断,就是“绞窄性疝”。可是“嵌顿性疝”、“绞窄性疝”并不是每个病人都发生;当然发生这些情况时,如果不及时手术,就会病情加重,甚至出现死亡。但是也请您放心,离我家较近医院是积水潭医院,我上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时,其中2年半的见习期、实习期都是在积水潭医院度过的,现在的副院长、急症科主任、外科主任等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把我送到那里,我不相信没有钱他们就不积极治疗。
      
      我感谢您关心我的疾病,但是我更希望您关心我的科研工作,希望您能够参与,给予支持、帮助。一些朋友以为科研工作都是无趣的、难懂的,其实我的科研工作是很有趣的,是很好懂的。关于这点,我在《良心犯徐永海致信民运朋友主内肢体》信中(见后)已经说了,不再多说。
      
      作为基督教,我们为您祷告,求主保守您!
      
      徐永海
      
      2011年5月6日
      
    附:
    1、《关心秦永敏的孩子》
    2、《李金芳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的民运女人》
    3、《血的洗礼》
    4、《我所经历的三大教案》
    5、《良心犯徐永海致信民运朋友主内肢体》
    
    
    
    
    
    关心秦永敏的孩子
    
    
    2001年9月3日
    
    刘青先生、萧强先生、及其他各位“中国人权”的朋友:
    
    你们好!
    
    我们一直思念狱中的朋友,尤其是狱中的秦永敏先生。秦永敏先生在主办“中国人权观察”期间,他一人作了那么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任何人都比不上他的热情和能力。他的入狱,我们一直感到很痛心。
    
    几天前,李金芳和我们联系,向我们求助。秦永敏的小孩(10岁)现与他的母亲李金芳一同生活,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生活陷于困境,李金芳女士无正式工作,靠打散工维持母女的生活。
    
    今年9月小孩就要上5年级了,可现在连在哪个学校里上学都发生了问题,小孩原先是跟着李金芳的姐姐在河北省三河县上小学,现在李金芳的姐姐不愿意再带养这个小孩了,李金芳在北京的一所小学问了一下,人家要15000元赞助费。现在李金芳女士,真是遇到了难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找到了我们,我们经过研究,郑重就此事向您反映,望给予人道帮助。
    
    李金芳的联系电话是:13701063320
    
    徐永海、何德普
    
    2001年9月3日
    
    
    
    
    
    李金芳一个在苦难中挣扎的民运女人
    
    徐永海
    
    2007年12月27日
    
    
    十多年前,也就是在1994年、1995年,我与李金芳见过几面。那时李金芳的丈夫秦永敏先生正在被劳动教养,李金芳一个人带来孩子,在北京打工。那时他们的孩子还很小,可能只有3、4岁。李金芳,又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关心牢里的丈夫,真是艰难。
    
    那时萧碧光的妻子勾庆惠,刘念春的妻子储海蓝,周国强的妻子王惠,还有秦永敏的妻子李金芳,他们时有相聚,那时他们的丈夫都在牢里。丈夫被抓了,坐牢了,妻子感受到的是极大的伤痛,这种伤痛是常人不能体验的,他们是同命相连。她们都是伟大的女性,在她们的丈夫坐牢后,她们一方面忍受着丈夫坐牢给她们带来的极大的痛苦,另一方面她们为丈夫奔走呼吁。丈夫坐牢后,勾庆惠、储海蓝、王惠都成为了坚强的女性。相对来说,李金芳还是那么文弱,文质彬彬。
    
    1995年5月到1997年5月,我被劳动教养。我出来后,听说李金芳与秦永敏离婚了。1998年秦永敏第三次坐牢,后来听说李金芳把孩子送到了河北老家生活。虽然我们一些北京的朋友一直很关心李金芳和她的孩子,时常打听她们的近况,但是也没有机会与她们见面。
    
    可能是在2002年的一天,李金芳突然来到我工作的医院,我们有7、8年没有见面了。我发现李金芳变化太大了。如果说7、8年前李金芳是个文弱的小女子,那么这时她真的成熟了,不再是文质彬彬一副文弱的样子。她对我说,她现在在北京“练地摊”,卖一些拖鞋、袜子等。就是马路边,放一块布,放上一些拖鞋、袜子。如果城管、联防、警察来了,就要马上跑。她对我说,她也是时常被抓住,卖的东西都被抢走。有时为了要回被抢走的东西,她就与城管、联防、警察讲理。环境造就人,使一个文质彬彬的小女子成了一个坚强女性。
    
    她对我说,为了女儿能上学,她必须多赚一些钱,每天都是出摊到很晚。出摊时,要时刻提防城管、联防、警察来抄滩,她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出摊回来后,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精神还是紧张着,不能入睡,时常失眠。为了能入睡,有时需要吃一些安眠药才行。但是安眠药药店里买不到,需要到医院去看病,而且每次只给几片。因为时常地失眠,她很是痛苦。
    
    为了解决失眠的问题,她从在美国的储海蓝那里打听到了我工作的医院,特意来找我。我是医生,精神科医生,治疗失眠是我的专业范围。我给李金芳开了一些药,我对她说,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她,有事一定来找大家。那时我家有一个基督教家庭教会,每个星期天都有很多的民运人士来我家聚会,我希望她也能来我家聚会,大家定期见个面。她说她不行,为了女儿她每天都要出摊。她也没有手机,只有一个亲戚的电话,她留下了这个亲戚家的电话。
    
    2003年到2006年我又被坐牢了,出狱后,我听说李金芳回到了河北老家,开了个小饭滩,卖一些早点、包子、馅饼等。曾有一次李金芳来北京,张晓平要请李金芳、李海、我、我妻子在一起吃个饭,很是不巧,我妻子的娘家有事,我和妻子要回郊区的岳父岳母家,也没有见到李金芳。
    
    近来我在网上看到了李金芳写的一些文章,知道了她的一些近况。看到她写的《艰难的求学路漫漫》,她在文章的最后写到:“我的痛苦无以复加。我可怜的丹儿,到底还有多少事隐瞒着我?作为母亲,在经过了炼狱的炙烤之后,我仍然无法再给丹儿一个安稳的生存和求学的环境,我还有什么颜面再苟活于世?”在看的过程中,我哭了,看完后,我也留了很长时间的眼泪。没有想到,她和她的孩子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
    
    为了中国的民主运动,秦永敏先生做了很多的工作,他的工作能力与效率很少有人能比的上。秦永敏先生,三次坐牢,第一次8年,第二次2年,第三次12年,目前已经坐了18年,还有4年的刑期,这样的牺牲,在中国的民运中是少有的。秦永敏先生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的妻子、孩子却受了更多的苦。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一想到我出狱后一直失业在家也没有能力去帮助她们很是惭愧,只能在这里写了这篇文章。
    
    
    
    
    
    
    火的洗礼
    
    
    火的洗礼
           徐永海 
         (此稿为旧稿,写于1999年12月15日,发表在《生命季刊》2000年3月第12期)
       一
       
       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又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信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要为主背十字架。在1994年的春天,我见到了多义沟的弟兄。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韩庄镇多义沟村,1929年此村的几户基督徒在一起建立了耶稣家庭,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劳动,渡过了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1983年在郑元苏弟兄的带领下,几户基督徒共三十多人恢复了耶稣家庭。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所得盖了教堂,几千名基督徒在他们那里聚会。1992年6月18日公安人员用推土机推倒了他们的教堂,拿走了他们的财产,抓走了他们的弟兄姊妹。郑元苏弟兄被判了12年,四十多名弟兄姊妹被关了2年以上,18名女青年基督徒被强行检查了下身。
       
       我看到这些材料后,非常气愤,我们的弟兄姊妹信主何罪之有,就被关、被打、被罚、被判,尤其是在材料上写道:“92年7月18日被捕,在微山收审三个半月,只因提审多次找不出我们的罪行,就用压制的办法,……,我们二个人戴一副手铐,被强押到微山县医院妇产科透视下部,后又强行检体,当时有看守所的王所长(男),还有两位女所长,强行我们脱掉下衣,当时我们不同意,王所长说,不同意就找两个男的给你们扒下衣。因为多数是未婚女青年,当时我们怒气忿忿,眼泪掉了下来,就这样被检体。……”在这个材料上18位姊妹签上他们的名字,并在名字上按上手印。
       
       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不明白这里的意思,警察给你们检查身体不是件好事吗?即使有男人,难道在医院就没有男医生吗?警察不是为了姊妹好,警察是要找“罪证”,如果未婚的姊妹不是处女,尤其是怀了孕,那么警察就会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在一起搞淫乱活动,你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淫乱组织。
       
       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的主让我们弟兄姊妹相互之间彼此相爱,我们相爱,世人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在1990年,我刚信主、刚在袁相忱牧师家聚会,一个从美国来的弟兄说:“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是一个身体,你们中国的弟兄姊妹是左手,我们美国的弟兄姊妹是右手,你们左手受伤的时候,我们右手的心在流泪。”这句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们是不孤单的,我们的背后有上帝,有全世界的弟兄姊妹。
       
       当我看到多义沟弟兄姊妹的这些材料时,我的心在痛,我的心在流泪。我不能装看不见,我也不能说,让我们祷告吧,我们不要管他们的具体事。这些弟兄姊妹和我是同一个身体,他们还在受苦,他们还在狱中,我要为你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我们把一些材料转给了国外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全世界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
       二
       
       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主背十字架,在“三自”教会内爱主的弟兄姊妹也为主背十字架。在缸瓦市教堂担任主任牧师达8年的杨毓东牧师说:“按照政府的意思,通过控制主任牧师,就可以控制整个教会。但我想,教会既是神的教会,就应当由信徒来民主管理。所以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信徒自主管理的堂务管理委员。”在“三自”教会内建立信徒自主管理的堂务管理委员会,并给予这个委员会很大的权利,这相当于在“三自爱”教会内建立家庭教会。何况杨毓东牧师一反“三自”教会以往讲的奴隶之道,大胆宣讲主的生命之道,这样杨毓东牧师就被认为是一个不听话的牧师。多年来“三自爱”教会一直想罢免杨毓东牧师的缸瓦市教堂主任牧师一职。
       
       缸瓦市教堂的堂务管理委员会,是一个有很大权利的委员会,不是一个招牌,教堂内的一切重大事务都由它来决定。在罢免杨毓东牧师这个问题上,堂务管理委员会一直不与“三自爱”教会配合,加上广大信徒的反对,“三自爱”教会一直未能罢免杨毓东牧师的主任牧师一职。
       
       于是“三自爱”教会就想不通过堂务管理委员会,在杨毓东牧师讲道时,直接宣布罢免杨毓东主任牧师一职,或者直接把杨毓东牧师从台上拉下来。1994年10月30日是杨毓东牧师讲道的日子,他们招集了一大批亲“三自爱”教会的人员,包括便衣,想要把杨毓东牧师从台上拉下来。可是在教堂内外爱主的弟兄姊妹比他们多的多,一些弟兄姊妹还带着照相机。他们感到,把杨毓东牧师从台上拉下来是不可能的,如果强拉杨毓东牧师下台,不但杨毓东牧师拉不下来,他们的这种行经还要被拍照下来,那样他们就更加威风扫地了。因此那天他们没敢上台拉杨毓东牧师。
       
       但是在教堂的院子里,他们要摆摆威风,吓唬吓唬广大爱主的信徒。他们打了我和另一个弟兄华惠奇,抢了华惠奇弟兄的照相机,我的照相机他们没能抢走。那是一个“三自爱”教会的一个工作人员,看到我拿出照相机,就冲了过来,大声说:“你为什么照我”就抢我的照相机,我抱着照相机,他把我摔到在地。马上过来几个爱主的弟兄,把我保护起来。
       
       1994年11月19日晚上在燕京神学院讲师勾庆惠家里有家庭教会,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发现身后有十几个身穿皮甲克的骑车人,尾随在我们身后,我们走到那里他们跟踪到那里,这些人一直跟踪了我们好几天,这些人只能是便衣。
       
       11月23日下午,刘凤钢弟兄去白塔寺袁相忱牧师家参加家庭聚会,当走至白塔寺路口时,一直跟踪在身后的七八个便衣一涌而上,把刘凤钢弟兄打倒在路旁的一排自行车上,接着又从自行车上打到人行道上,又从人行道上打到汽车道上,又从汽车道上打到路旁的电线杆底下,又从电线杆底下打到路旁商店柜台下,一个跟踪了刘凤钢弟兄多天的便衣,飞起一脚,皮鞋重重地踢在刘凤钢弟兄的眼眶上。一个便衣揪住刘凤钢弟兄的衣领喝道:“回家去,不许出来,告诉你们那帮傻B老实点。”
       
       同一时间跟踪华慧奇弟兄的便衣,在华惠奇弟兄从公共厕所回家的路上,用手卡华惠奇弟兄的脖子,华惠奇的母亲上前质问便衣:“华慧奇犯了何法,为什么跟踪打骂他?”便衣们说:“我们不是警察,我们是流氓,华慧奇拿了我大哥的东西。”华母问:“拿了你们大哥什么东西了。”便衣们不回答,但是也不走。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一个,就是吓唬我们,使我们不敢去缸瓦市教堂,这样他们就可以顺利地把杨毓东牧师从台上拉下来。12月4日又是一个杨毓东牧师讲道的日子,杨毓东牧师被他们强行拉下了讲台,但是他们不顺利。几年后,已离开缸瓦市教堂、在北京家庭教会为主做工的杨毓东牧师回忆到:“那天他们安排了近千名警察在教堂的内外,如果我坚持下去,信徒就有可能上街游行、抗议,那样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不敢想象,我宁可一人损失,我也决不会让信徒受到一点伤害,我的神告诉我,好牧人为羊舍命。”
       
       那一天的经历是个神迹,12月3日晚上,我们几个弟兄姊妹来到杨毓东牧师家里,杨毓东牧师说:“你们放心吧,神会让我上讲台的。”说实话,我们不放心,我们可以想象的到,杨毓东牧师家的周围,一定有警察在监视,明天早上,他只要一出家门就要被警察或者亲“三自”教会的人带走。事后听说,“三自”打算杨毓东牧师一出门,亲“三自”的人就把杨毓东牧师带到北京“三自”总部去,说在那里开一个会,你杨毓东牧师必须参加,也就是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6点多一点就去了缸瓦市教堂,一看前几排座位上全是亲“三自”的人,他们来的比我们早,据说他们很早就来了,人家是工作吗。当时就想,杨毓东牧师看来是来不了,一定被他们堵在家里,或者带到其他地方。8点钟开始正式聚会,音乐响了起来,唱诗班走了进来。我猛地向台上一看,杨毓东牧师在台上。什么时候上去的,我怎么没有看见,事后其它人也说,他们也没看见杨毓东牧师是怎么上去的。杨毓东牧师是如何上的讲台,这是个迷,这是个神迹。
       
       杨毓东牧师被他们从台上拉了下来,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广大信徒的强烈反对,教堂内反对声一片,持续了有半个多小时。他们希望是这样,在杨毓东牧师讲道的日子,不让杨毓东牧师来教堂,或者不让杨毓东牧师上讲台,这时他们宣布,罢免杨毓东的主任牧师一职。可是杨毓东牧师来了,上了讲台,并且他们的所作所为受到广大信徒的强烈反对。他们对这样的结果很是恼火,他们要报复。
       三
       
     1995年1月14日上午华慧奇弟兄骑车到工作单位领取工资,途中一个便衣用自行车从后边把华惠奇弟兄撞到,这时过来五、六个人上来就打,华惠奇弟兄说:“我信主无罪,你们为什么打我?”他们说:“打的就是你信主的,不信还不打呢。”打了半个小时,因为影响了交通才停止。之后又以违背国务院80年56号文件为由将华惠奇弟兄拘留半个月。当华慧奇弟兄1月29日释放时,必须给警方写一张4千元的欠条,留在公安局,否则不予释放。
       
       1995年5月25日,我被抓,被劳动教养两年,1995年8月8日刘凤钢弟兄、高峰弟兄被抓,刘凤钢弟兄被劳动教养两年,高峰弟兄被劳动教养两年半。从劳动教养决定书看,我们被劳动教养与缸瓦市教堂一事无关。是因为我们书写《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和我在《汲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制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上签名,但是实际上是因为缸瓦市教堂一事。
       
       在1994年7月,为了介绍北京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了关心被抓的基督徒、为了传福音,我们写的一篇文章《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当时是公开发表的,那时国家有关部门并没有找过我们。“我们面对恶劣的环境并未停止聚会,信心没有受到损伤,残酷的现实使我们更加合一,我们的团契始终是坚实的一体,我们今后依然会在上帝的感召下持守我们的信仰和信念,以耶稣为我们的榜样跟主走十字架的历程”这句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弟兄姊妹你们说说。就是这句话说我们污蔑政府,为这句话我们三个人被劳动教养。我想,他们不希望以这样的理由劳动教养我们,只是他们实在是找不到别的理由。
    《汲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制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是刘晓波写的,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56人,我的排名在后边。为这件事只抓王丹、刘念春和我,连刘晓波当时都没抓。弟兄姊妹们,只要您想一想,您就会知道,我们被劳动教养绝不是因为这两件事。近年来,警察对我说和高峰说过,我们就是因为缸瓦市教堂一事被抓的,因为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对缸瓦市教堂一事非常生气。
       
       四
       
       1995年5月25日上午十点,在我上班时,几个便衣警察将我带到西城区公安局丰盛派出所,26日下午六点又将我带到西城区公安局看守所。看守所关的都是没有结案的犯人,因此管理非常严厉。
       
       26日的下午,我被关到看守所的108室,这个房间有10多平方米,我在这个房间里被关了一个星期。坐牢,真的是坐牢,所有的犯人都要象军人一样盘腿坐在地上,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这里称为“坐板”。除了大小便喝水外,你必须规规矩矩的盘腿坐在那里。如果你是拘留几天,你就这样坐几天,如果你是几年没结案,你就这样坐上几年,在这里我见到几个是被关了五年的,在这里被关上个一年、两年是不少见的。这样坐上一个小时人是很累的,如果这样坐上几个月、几年,我不能想象,人是如何熬过来的。
       
       第二个星期,我被关到308室,308室关的是要被判刑的,而108室关的是刚来的,一些人是拘留,几天就放。308室人很多,有16个人,以后我知道,这是人比较少的,一般每个房间要关上20人,有时(如严打时)要到30人。这里是这样,20—30人当中,有一个头板(警察叫学习号,就是牢头),这是第一层,有几个上板(也就是牢头的打手),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北京人,第四层是外地人,在这里有一多半人是外地人。牢头可以随便坐,几个打手可以坐在后边,如果你坐不好,就打你。
       
       这么多的人,坐着都人挤着人,晚上如何睡觉。晚上睡觉时,头板睡一个褥子,上板睡的宽松一些,其它人睡在他们的脚下,一个褥子上睡上5——10个人,就象沙丁鱼一样,侧着身,你的头在这边,我的头就要在另一边,在这里称为“插萝卜”。以前听说,监狱太挤,要一起翻身。其实根本不可能翻身,睡一个月你是这个姿势,睡一年你也是这个姿势。即使这样挤,你也不能一夜都这样,分四个班,论到那一班时,这几个人站着不许睡,看着大家。
       
       白天不许大便,大便只能是在早晚,否则就打你。这可能不是警察的规矩,是牢头的规矩。据说这已经很不错了,西城区的看守所里有便池,别的地方还没有,大小便都是定时在早晚,平时不许大小便。吃的一年四季是两种菜,冬天大白菜,夏天洋白菜。不是抄菜,而是作成汤。即使这样,牢头还要把干的留下来,给你的只是一小碗清汤,有几个菜叶,没有什么油。主食是窝头,这里做窝头的玉米面都是几年前的,有苦味。当然一星期也有一次、两次白面馒头。过年过节,也能吃上一两次炖肉。第二年的几次过节,在吃完炖肉后,我头发晕,象喝醉酒一样,原来长期见不到肉和油,突然吃肉,人是受不了的。
       
     据说这样的环境能改造人,能使坏人变成好人。可是我见到的大多数人本身就不是江洋大盗,而是外地来京的打工仔,无非是偷了一条皮带,偷了几快铁被抓了进来。你说偷一条皮带只能关几天,和我关在一起的一个广西人黄文贵,偷了一个摊上(不是正规商店)的皮带,就被劳动教养一年半。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审判当官的,所有的都枪毙,没有几个冤枉的。
       五
       这个看守所具有东西两个区,每个区具有三排监室,一个纵的走廊将这三排监室联在一起,组成一个“王”字,在这个纵的走廊上有一间特殊的监室,称为“小号”。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到两年期满,我一直被关在“小号”里。
       
       这个“小号”是一个特殊的监室,它具有六平方米,它的墙和门像沙发一样软,在它的墙上和门上先贴了一层很厚的海绵,再包了一层帆布。这里没有暖气,没有水龙头,地是木板地,在这里要想撞死是不可能的。在门的下方有一个十厘米见方的洞,平时吃的饭、喝的热水都要由这里递进来。在地板上有一块木板是可以打开的,在这个木板下有一个便池,这个便池的水龙头开关在“小号”的外边,因此它总是开着的。这个便池除了用于大小便外,平时洗衣服、洗澡都在这里。由于包着海绵的铁门总是关着的,夏天很热,由于没有暖气,冬天很冷。这里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没有报纸,缺乏阳光,缺乏运动。在“小号”里,看不到“小号”外面的事情。
       
       小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红岩》,写的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监狱里的事。在我被关的这两年里,我发现我受到的待遇,还不如这本书里的好。在这两年里,我一两月才能放风一次,每次也就是十来分钟。由于长时间被关在“小号”里,在放风时,见到人,不论是警察还是其他犯人,全身哆嗦,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革命意志软弱”,后来和别的犯人一聊,才知道是由于长期关押的结果。在这两年里,我没有见过家人一面,没有和家人通过一封信,连这最基本的权利都不给我。
       
       在特殊的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患有特殊的疾病。1996年在我的双腿上出现了一些皮疹,一直不好直到现在,目前诊断是淀粉样变,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病。1996年10月20日我突然发高烧,在臀部长了一个很大的疖痈,这个很容易好的疾病,我却总是流脓流水,经久不愈,最终成为皮下瘘管,直到我被释放以后,经过手术才好。1997年1月后,我的皮肤长了疥疮,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奇痒无比,在释放后,没有怎么治疗,自然好了,这种病只有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才得。
       
       你是主的儿女,主必保守,在第一个月,我禁食祷告,求主与我在一起。为了不使人认为我是在绝食,是在与人对抗,我是白天禁食,晚上只吃留下的一个窝头,喝一点水。一个月后,我感到主与我同在了,我有主的力量了,我不再禁食。三个月后,我心态恢复到正常。
       
       在这两年里,在这间“小号”里,除了关着我以外,还关着其他或是一个人、或是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先后关过其他十几个人,他们经常换,有的被关了一个月,有的被关了快一年,一些是特意看着我的,一些是像杀人犯这样很重的犯人,一些是在其他牢房违反监规的人。在这些人中有很聪明的,也有很愚蠢的,有性格随和的,也有性格古怪的。借着主的爱,我与他们搞好关系,我向他们传福音。
       
       一个犯人叫高飞,因抢劫伤害罪被判无期,送到新疆,那里关的都是十年以上的重犯,因为他不怕死,那里一般劳改农场管不了他,把他关在中国最严的监狱——新疆建设兵团第一监狱,那里的管理是最严的,三层围墙,每个房间里都有监视器,但是他跑了出来,为此自己改名叫高飞。在外边一年,他就杀死三个人,重伤一个人。我向他传福音,向他讲十字架的道理,他认了自己的罪。真是这样,监狱不能使坏人变成好人,只有主的道理,才能改变人。
       
       六
       
       我相信,全世界的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我是感到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不然我不会那么平安。吃的很差、不让放风,我泰然处之。没有书看、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我无所谓。我知道主耶稣要借着这些使用我。
       
       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万务的,也就是,宇宙、生命、意识、自我的本质是什么,十多年来,这些一直吸引着我;十多年来,我一直为此学习思考;十多年来,我一直计划写一篇有关的论文(或称为书)。工作忙没有时间,住房困难没有安静看书思考的地方,由于没有这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完成这一篇论文。但是当我被关进“小号”后,我发现这里这些都具有,有时间,有安静的地方。
       
       "小号”的墙包着帆布,帆布涂成绿色,就象一个黑板。肥皂晾干了,画在帆布上是个白道,就像一个粉笔,借着这些我开始写我的论文。墙不大,又怕警察看见,只能在墙上写要点,写好后把它背下来,然后用布擦掉。一方面由于要点越写越多,墙上已经写不下了,另一方面越背越熟,不需要再写了,半年以后,我就用牌来代替要点,一张牌代替一个要点,九张牌代替九个要点,再用一张牌代替这九张牌、这九个要点,如此重复下来,在脑子里写要点、背要点。由于在脑子里越写越熟、越背越熟,一年以后,一方面,我完全用脑子不用牌,也能写要点、背要点,另一方面,我完全用脑子不光能写要点、背要点,而且还能写完整的句子,几天前写的句子,几天以后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这样在“小号”里,我写了两年的论文,并且完成了论文。
       
       在第一年里,家里给我送过几次书籍,这几本书是我妹妹随便从书柜里拿的,有《新华字典》、《情绪心理学》、《裸猿》、《婚姻革命》、《青年心理咨询》等。没有这几本书,我不可能写出论文。借着《新华字典》,我知道了原子量在20以上的原子,中子数一定大于质子数。借着《情绪心理学》,我分清了感情、情绪、情感的不同点,我理解了什么是存在主义心理学、现象心理学。借着《裸猿》、《婚姻革命》、《青年心理咨询》,我对心理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如果没有这些理解,我想我很难完成我的论文。
       
       1995年5月25日我被抓,1995年9月5日在我接到劳动教养决定书以后,我应该被送到劳教农场去,可是没有。1996年5月2日在我接到上诉判决书以后,我更应该被送到劳教农场去,可是还是没有。在被劳动教养的这两年里,我一直被关在看守所的“小号“里。如果我被判刑两年,也不过如此,可见这决不是对我的宽大与优待。可是人不优待上帝优待,借着“小号”,上帝让我写完了论文。如果这两年我不在“小号”而在劳教农场,我想我很难完成我的论文。
       
       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两年里,我感到主耶稣和我在一起,我感到我在天国里。借着信仰,借着上帝给我的工作,上帝不仅使我平安的度过了这两年,而且使我快乐地度过了这两年,我真心地感谢上帝。
     徐永海
        1999年12月15日
    
    
    
    
    
    我所经历的三大教案
    
                    我所经历的三大教案
              ——兼致全国人大何鲁丽副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
      
                    北京基督徒徐永海
      
                     2007年11月
      
              前言与摘要
      
      在辽宁的“鞍山教案”中弟兄姊妹被打、被罚款、被劳动教养,其中李宝芝的上诉是中国宗教上诉案中公开开庭的第一案。在浙江的“萧山教案”中“凸渡沙教堂”两次被强拆、两次被重建,重建后的教堂是中国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教堂,可以同时容纳五千人聚会。因帮助鞍山教案、萧山教案中的主内肢体,刘凤钢、徐永海、张胜棋三位基督徒被判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此案可称为“两山后教案”。
      
      教案基本上也就这三大类:一是因传福音弟兄姊妹被打、被关、被罚款,这类教案相对较多;二是因聚会教堂被拆、被炸、被关闭,这类教案相对较少:三是因帮助受逼迫的肢体而被判有期徒刑、被劳动教养,这类教案相对很少。“鞍山教案、萧山教案、两山后教案”这三个教案是一个有前后联系的教案群,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教案。
      
      这三个教案都是明显的冤假错案。“鞍山教案”当年在法院内部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为此李宝芝上诉案是公开开庭审理,上诉案大多只是书面审理,很少公开开庭。“萧山教案”当年在政府内部就存在着不同意见,为此凸渡沙教堂在第二次重建后没有再被强拆。“两山后教案”在审理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大争议,为此我们曾被释放出看守所改为监视居住一段时期。
      
      
    一、鞍山教案
      
    1-1、致全国人大一封信的部分内容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们,以下是我在2001年曾写给全国人大一封信的部分内容,信是写给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社会职位最高的基督徒、我大学期间的儿科学老师何鲁丽。信中所反映的是中国东北辽宁鞍山一些主内肢体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事情,主要是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在2001年10月鞍山中级法院法庭上的一些证言证词:
      
      审判长对一个基督徒说:“你的言辞,要负法律责任。”之后,由律师问话:“请你把被抓当天的情况讲一下?”
      
      答:“我们被抓后,都分别关在公安局八楼宗教科不同的房间内,他们对我们进行拷打,房间里时常传出叫喊声。”
      
      问:“是哭声?是喊声?”
      
      答:“是被打发出的喊叫声?”
      
      问:“继续说。”
      
      答:“我看到马毅(宗教科长)用手抓着女信徒的头发在通道里走,他们还扇我的脸,让我在他们写好的供词上签字。”
      
      问:“你签了吗?”
      
      答:“我不签,他们就打,全是他们逼的。”
      
      再看辽宁钢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郝庆华、刘雪芹从基督徒孙德荣那里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
      
      问:“我们是律师,作为李宝芝的代理人想向你了解有些情况,希望你能如实介绍情况,如果讲假话,将承担法律责任。”
      
      答:“我会如实介绍情况,如讲假话,我愿承担法律责任。”
      
      问:“请介绍一下2000年11月发生的事情?”
      
      答:“……将我两手分别用手铐拷在两侧暖气管子上,把腿用绳子捆上,用脏布将嘴堵上,然后一个人骑在我身上,另一位蹲在我脚上,用电棍过脚,这种滋味令我难以忍受,后来不得不按公安人员马毅的要求做了虚假的口供。在此之后,公安人员马毅等人曾在第一看守所对我外提,也让我按他的要求完善案情细节,由于是假的事情,我说的与他们的要求不符,也受到马毅的打骂,马毅曾用手打嘴巴子,公安人员这种做法令人难以理解。”
      
      律师从基督徒侯荣山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
      
      答:“……马毅曾让他手下的人将我两手用拷子拷上,然后用绳子强行向上拉,用脚踩我两肩,还有一次,马毅将我两手分别拷在两侧的管子上,两腿捆在一起,马毅坐在我身上,用电棍电我上半身,用电棍在身上走了好几次,记得当时我押在鞍山第一看守所时,马毅两次外提往回送时,看守所那都有记录,马毅为了防止验伤暴露了他的残暴一面,还用脚踢我的下身,……用电炉子烤我的双膝,现在还留下很深的伤痕,记得给我上绳时,我没有按马毅的意思去交待,当时被绳子吊的我两次休克,昏死过去,现在想起来还有后怕。”
      
      律师从基督徒钮中芳得到的证言(会见笔录):
      
      答:“……用绳子将我反捆,打我嘴巴,用拳头打我腹部,上绳,这样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到了晚上约7、8点钟的时候,当时马毅穿着毛衣、毛裤,由于马毅打累了,热了,将外衣、毛衣、毛裤都脱了,只穿运动服,马毅打人打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这时我吐了两口血,见此状马毅就停了下来不再打我,到了半夜马毅又给我安排在另一间,用手铐分别拷在两侧的暖气管子上,扒掉袜子,一个高个子的警察坐在我身上,然后马毅用电棍不断地击我,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个小时……。”
      
      再看我们一个基督徒所写的材料:
      
      有一个姊妹叫钮中芳,……,从11日下午2点开始审讯、毒打、电棍、小绳等各种方法折磨直至午夜2点(长达12个小时),12日下午5时半放人(已超过24小时,钮被放出时,脑袋肿得象个大窝瓜,电棍所致),11日下午,马毅当着百余信徒的面抓着钮的头发来回走,并下令手下买四条绳子捆绑他们(李、孙、侯、钮),钮的嘴巴子被马毅打的无数,直至口吐鲜血为止,“上小绳”是人最受不了的,疼痛难忍,马毅乘人之危,揪着头发打钮的嘴巴子,更残忍的是在双臂后绑的情况下,马毅用拳头击打钮的小肚子,钮疼的死去活来,叫喊时,马毅关上门不许喊叫,至今仍然有隐痛。当天晚上,马毅和刘警官酒后将钮置于床上,双手分别绑在床头的两侧,刘警官坐在钮的大腿上,马毅手拿电棍烫钮的脸、手。甚至将钮的袜子脱下,要电脚心,两人一同折磨着……打人累得大汗淋漓,外衣、毛衣都脱下,午夜2点多钟,马毅、刘某累了,喷着酒气睡着了,可怜小钮在床上有尿也不敢喊,怕再遭毒打,直憋到天亮,真是惨无人道。打到这种程度,仍然罚款4千元,不给收据。
      
      有一弟兄侯荣山,51岁。遭到更加残酷的刑罚,从11月11日下午2点开始审讯,也就是受刑的开始,马毅等人用一米多长的竹竿,粗细3厘米左右,抽打侯的背部,运用的力度和频率无法计算,两根竹竿都打劈了好几半,人的背部怎能承受的住呢?侯一连半月不能仰卧,打人累了,就让侯蹲在地上,不许坐,四面又无靠,在侯面前放一电烤灯,侯的眼睛烤的受不了,就要挺起脖子仰起脸,马毅等人在电烤灯的后面用竹竿打脑袋,随时纠正姿势,双侧膝盖部位烤起了四、五个大水泡,超过2个厘米左右,(已经留下疤痕),直至休克为止。从11月11日下午2点开始到午夜2点,一直没有停止审问和受刑……上小绳更可怕,将侯的双手用手铐锁在背后,用脚蹬住侯的肩膀,再用绳子绑在双手上,拽绳子向上提……,太残酷了。午夜两点以后,将受了重伤的侯双手背后烤在暖气管子上站到天明……。
      
      11月12日马毅他们吃完午饭后,又开始审问。马毅用棒子再次毒打一夜未睡,水米未粘,而且已经被打了12小时之多的侯荣山。有一警官,高个子,姓麻,脚穿皮鞋,狠踢侯的小便,当时侯疼的上不来气。……,更惨的是动用电棍将侯置于床上,两手分别用手铐锁在床头两侧的铁管子上,双脚用绳子绑在一起,绳子另一端在一警官手里向后拉,将人拉直固定,刘警官坐在侯的小腹上,再有一警官手持电棍,从侯的嘴开始向下行刑,电棍触到气管部位时,人真象断了气一样难受。然后触胸部到腹部,电棍触到肚脐时,人的全身都无法忍受那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电棍仍然向下作恶,要触到小便时,马毅用手挡了一下;行刑人员算是手下留情了,但并没有停止,从大腿一直电到脚趾、脚心、全身用电棍触一遍,当时被电的浑身战栗,电后的烫伤糊印更是疼痛难忍。
      
      11月28日,再次提审侯荣山,前次被打的伤还没有痊愈,却又经历了比上次更惨的酷刑,马毅用木棒子专打侯大腿的两侧(疼痛敏感区)站立不住就会摔到,马毅又将侯揣到在地,脚踏在侯的胸部,用电棍电侯的嘴和气管,呼吸就更困难,当时在场的杜文学和一名姓金的女警官看到这种场面,都开门出去了。没有一点反抗能力的侯再次被马毅等人绑在床上,又重新体验一次叫人不寒而栗的电棍电全身的经历,姿势、方法和11月12日那次一样,只是狠度有过之无不及。
      
      遍体鳞伤的侯被送回月明山看守所,朱所长和陈管教验伤后,将伤情全部记录下来,当时还有被拘留的20来个犯人都看见了。以后再一次提审侯时是马毅将侯送回月明山拘留所,到门口时,马毅威胁说不准验伤,否则扒了你的皮,又凶狠地踹了侯一脚,才回去。
      
      孙德祥弟兄也遭到了摧残,将孙的双手用手铐拷在暖气管上,双脚分别锁在床的两侧,嘴用毛巾堵上,用电棍从上电到下边,痛苦也无法喊出声来。
      
      李宝芝一次提外审时,三天二夜不许休息睡觉,马毅他们轮流审讯,轮流休息,惟独不许李休息,致使精神恍惚在别人的口供上签字画押。
      
      李宝芝姊妹双手上下交叉反拷着,一只手从肩膀上背过去,另一只手从肩胛骨下背过去,可是李宝芝的胳膊短,双手拷不上,他们就用力扣,当时听到骨头拉动的响声,总算拷上了,可是李的体位变了形,他们想取下手铐却取不下来了,又喊了许多人来帮忙取手铐,两个人将李的双肩用力后背才取下,李的双肩怎能不受伤呢?在回答审讯时,若不按马毅的意思回答就劈头盖脸的打嘴巴子、打脑袋。
      
    1-2、鞍山教案——宗教上诉案中公开开庭的第一案
      
      以上是鞍山主内肢体在法庭上的证言证词,这些主内肢体以前曾在辽宁省鞍山市绿化街教堂里聚会,后来离开了这个教堂。在这个教堂曾有一位爱主的牧师——刘牧师——在这个教堂里为主做工,因为爱主,他与“三自”不能和谐相处,后来被赶出了教堂。据说那一天,面对着强大的外界压力,刘牧师和很多主内弟兄姊妹,含着眼泪离开了他们的教堂。刘牧师和离开教堂的弟兄姊妹们,以后就在自己的家中聚会,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又多了一些新的聚会处。
      
      北京缸瓦市教堂,也就是2005年美国布什总统访问北京时曾去过的那个教堂,也曾发生过把牧师赶出教堂的事情。那是在1994年12月4日,被迫离开教堂的牧师是缸瓦市教堂的主任牧师——杨毓东牧师。后来杨毓东牧师和很多离开教堂的主内弟兄姊妹们,都在自己的家里聚会了。杨毓东牧师被赶出教堂,在当时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而鞍山刘牧师被赶出教堂,一直不被外界所知道。
      
      鞍山的主内弟兄姊妹们离开教堂后,他们分成几个聚会点,分别在自己家中聚会,学习《圣经》,为主传福音。2000年当地公安人员说他们是邪教,对他们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警察马毅对弟兄姊妹采取了打嘴巴、拳打脚踢、“上小绳”、木棍打、竹竿抽、电棍、烤电炉等。李宝芝姊妹还被劳动教养2年,孙德祥弟兄、侯荣山弟兄被劳动教养1年,很多弟兄姊妹被罚款。
      
      警察马毅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就是对待杀人犯也不能这样。为此,李宝芝姊妹坚持真理,行政上诉,并公开开庭。据说李宝芝一案是中国宗教上诉案中公开开庭的第一案,以前与宗教有关的上诉案就没有公开开庭过,(各种上诉案大多是书面审理,很少开庭)。
      
      鞍山的主内肢体受到逼迫后,他们渴望得到其他教会的帮助,得到其他主内弟兄姊妹的帮助,可是在他们受到逼迫后,当地的教会不敢具体地帮助他们,与他们有联系的外地教会也不敢具体地帮助他们,只能为他们祷告。鞍山的主内肢体从网上看到了我写的见证《火的洗礼》,鞍山的主内肢体特意托人来到北京找了我们,向我们述说了鞍山教会弟兄姊妹的事情,请求我们帮助,希望我们去参加李宝芝一案的旁听。
      
      “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12:26)。“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么。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2:14-17)。
      
      在我们听到鞍山的主内弟兄姊妹为主受苦的事情后,我们的心在疼痛。面对主内弟兄姊妹的请求,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为他们祷告,而不能提供具体的帮助”,我们决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鞍山的主内弟兄姊妹。为了参加李宝芝一案的旁听,我出了路费,刘凤钢弟兄去了鞍山。刘凤钢参加完旁听后还到劳教所看望了正在为主坐牢的李宝芝姊妹,牢里的李宝芝姊妹还特意委托我们帮助她申诉,帮助她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事情,为此李宝芝姊妹还特意签下了她的名字。
      
      刘凤钢回京后,我写了《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向国家的最高权利机关反映警察马毅的违法犯罪行为。此信是寄给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社会职位最高的基督徒、我大学期间的儿科学老师何鲁丽。为了能让更多的基督徒为鞍山的弟兄姊妹祷告,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祷告,受刘凤钢的委托,我将刘凤钢写的《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通过电子邮件寄给了一些主内弟兄姊妹。
      
      是主感动了王峙军牧师和其他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将这些见证刊登在《生命季刊》上,他们帮助了鞍山的主内肢体,他们也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见:《生命季刊》第五卷,第四期,2001-12,总第二十期《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http://www.stemi.org/htdocs/cclife.nsf/c7f6e7f740b615c7852568060007ef89/ea722d25c452e1a085256b3e00739971?OpenDocument)。这篇文章被发表后,很多海内外的弟兄姊妹打电话给那些打人的警察,指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且向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在主面前认罪悔改。
      
    1-3、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耶稣
      
      在鞍山教案中,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被罚款,其中:邹玉芝2000元,王素霞2000元,刘素兰2000元,马秀芳2000元,沈素丽2000元,许凤兰1000元,崔敏2000元,马利1000元,张雅茹2000元,于会玲1000元,马艳2000元,刘贺1000元,钮中文1000元,钮中芳4000元,谢敬东2000元,李庆东3000元,吴素珍1000元,张义满1000元,路素芝2000元,王会艳1000元,共35000元。在2000年的时候,鞍山的很多工厂不景气,普通工人的工资还不到500元,很多职工下岗失业,收入就更少,罚款这些多,又没有收据,钱到了哪里?这些警察严重侵害了我们主内肢体的权益。
      
      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城市拆迁中、农村占地中、企业转型中,一些贪官、奸商肆无忌惮地侵害着老百姓的权益,如一些市民的家被强拆,不得不流落街头;一些农民的土地被强占,成了失地农民等等。面对自己的冤屈,面对生活陷入绝境,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益,一些老百姓不得不走上了上访维权的道路,到北京来上访。因为上访,很多人被抓回当地,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有的抓回去被办了学习班,甚至被劳动教养,被判有期徒刑。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太19:24,可10:25,路18:25)。我们要传福音给那些贪官、奸商、黑社会们,给那些强势群体们,告诉他们,不要学习这个财主,而要学习撒该。“撒该站着对主说:‘主阿,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19:8-10)
      
      在任何社会中,财富都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对财富的欲望与追求。为了更多地占有财富,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就会欺压那些无钱、无权、无势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欺压,不会随着某些暴力革命的成功而改变,无非是一些弱势群体的成员进入了强势群体。一个社会要想公平、公正、合理,只能是强势群体的成员普遍地接受基督信仰,接受主耶稣,像撒该那样,心甘情愿地不再欺压弱势群体,心甘情愿地愿意与弱势群体分享权利,实行民主。
      
      要想让强势群体的成员相信存在上帝,接受基督信仰,不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只能通过爱的方式、和平的方式。社会的进步,可以通过暴力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但是最终起重要决定作用的还是和平的方式。我们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史,更是一部思想进步史,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进步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更加主张慈爱、和平、对话,在具体事情上更加主张合情、合理、合法。
      
      国民党推翻了满清,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一些人由弱势群体进入了强势群体,但是社会中还是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一些强势群体的成员同样没有战胜贪污、腐败这个强大的敌人。有人说是因为缺乏自由,说的很对,但是如果单单高举自由,可能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就会更加严重。有人说是因为缺乏民主,说的也很对,但是如果单单高举民主,可能这种弱肉强食的现象也不能根除。
      
      人们相信存在上帝、天堂、地狱、审判,人们就不敢肆无忌惮地去干坏事,人们就会尽心尽力地去干好事。人们具有基督信仰,人们就会具有公义慈爱的心,就会心甘情愿地去行公义慈爱的事。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上帝,最需要的是耶稣,只有上帝、只有耶稣才能救我们中国。我们是应该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但是同时我们更应该多多地为主传福音。
      
      我们中国最需要的是上帝,最需要的是耶稣,只有上帝、只有耶稣才能救我们中国,才会给我们中国带来更多的民主、自由、人权。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为主传福音,尤其是向那些民间积极分子(包括民运人士、维权人士、自由知识分子)传福音。由于我们积极向民间积极分子传福音,我们被一些民运人士取笑,说我们丧失了斗志;我们被一些宗教人士排斥,说我们关心政治;我们被一些官方人士污蔑,说我们要颠覆政府。我们不为之所动,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为主传福音。
      
      在杨毓东牧师被赶出缸瓦市教堂这个事件中,我们帮助了杨毓东牧师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受到“三自”的记恨。1995年至1997年我和刘凤钢、高峰被劳动教养,罪名是书写《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一文。释放后,我们时常受到警察的监视、有时还被软禁,但是我们没有停止聚会,没有停止为主传福音。由于我们曾为主坐过牢,很多弟兄姊妹、朋友关心我们,不少的弟兄姊妹、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虽然在一些敏感日子里,我们的聚会曾受到警察的拦阻,但是警察不会说“不许办基督教家庭聚会”这样话,不会让我们抓住这样的“话柄”,我们的家庭聚会一般都能坚持下来。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4:18-19)。作为基督徒,我们理应效法耶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关心穷人,帮助穷人。我们要向贫穷的老百姓传福音,使贫穷的老百姓认识到,只有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耶稣基督,才能真正地解救我们这些贫穷的老百姓。多年来,我们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时常是尽自己的能力关心、帮助这些在苦难中的老百姓,同时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向他们传福音。事实上我们也是贫穷的老百姓,我们也时常处于苦难之中。
      
      2003年4月10日,在城市拆迁中,我家也被强拆了,我和妻子曾无家可归、流落街头。为了维护自己权益,为了维护广大老百姓的权益,我曾写过一些文章,曾到过各级政府机关去上访,还曾到过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在上访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很多上访维权者,其中一些人还为此坐牢,如叶国柱、叶国强、刘安军后来因上访维权被判刑了,华惠棋、双淑英是我多年的主内肢体后来也因上访维权也被判刑了,王玲近来也被劳动教养了。上访维权者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在默默地维护着自己的权益,为此我曾写过《默默的百姓维权运动》。这些上访维权者,他们需要上帝的爱,需要教会的爱,需要弟兄姊妹的爱。
      
      面对拆迁中的野蛮想象,我母亲病倒了,一直处于病危之中。作为儿子,同时又是医生,我必须照顾自己的母亲。那一段时间,我真得很累,我的母亲住院治疗,白天我是医生,要诊治各种病人;晚上我是陪住家属,睡在母亲的床边。那一段时间,我也是真得很难,我的母亲没有公费医疗,医疗费用又很贵,家里的积蓄又不多,有时不得不为药费犯难,有一次因为没有钱买药,妻子坐的马路边上直哭。面对艰难,我们只有单单地求靠我们的主耶稣。
      
      为了母亲的疾病,我们不得不省吃简用,减少各种花消。我家被强拆后,没有钱在外边租房子,不得不借住我的一个朋友家中,朋友的家住在一个新闻单位的家属院里,这个朋友也在这个新闻单位工作。我住在这里,我真怕警察来找我,到这里跟踪我、监视我,这样会给这个朋友带来极大的麻烦。人家不关心政治,更不参与政治,只是看到我的艰难,才来帮助我,我不能给人家带来麻烦。
      
      为了母亲的疾病,为了不给借我房子住的这个朋友带来麻烦,为了解决强拆后的房子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帮助那些上访维权者,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和上访者的权益,我必须回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在那一段时间,我对一些敏感事情都是尽可能地回避,如我的好朋友何德普在2002年11月4日因政治原因被抓了,我仅在2003年1月6日写过一篇文章《请帮助何德普和他的家人》,那段时间就没有再为他写文章呼吁了,很是亏欠。在那段时间,很多朋友、主内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地理解我,我的事情,他们是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的某些事情,即使是教会中的事情,他们都尽可能地不来麻烦我,如萧山教案发生后,弟兄姊妹就没有为此事来找我,刘凤钢两次去萧山,我在事前一点都不知道。
      
    二、萧山教案
      
    2-1、萧山教案——中国最大的家庭教会教堂被强拆与重建
      
      据说在中国出现了鞍山教案、华南教案等基督徒受逼迫的事情后,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决定帮助建立基督教的“对华援助协会”,帮助中国的基督徒维护宗教信仰权益,傅希秋牧师出任了第一任会长。傅希秋牧师曾是我们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弟兄,曾与华惠棋弟兄、蔡卓华弟兄一起同工,曾组建过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神学院。1996年在受到逼迫后,经香港流亡到了美国。
      
      2003年6月26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以“违章建筑”的名义,将凸渡沙教堂强拆了。在外界知道了这一消息后,是主感动了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7月25日,在美国的傅希秋牧师,特意委派北京的刘凤钢弟兄,赶到了浙江省杭州市的萧山,看了被强拆后的教堂。刘凤钢回到北京后,写了《来自祖国的报道》,并且由张胜棋弟兄在8月5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
      
      据说,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在接到张胜棋弟兄发来的《来自祖国的报道》这篇文章后,通过“对华援助协会”,尽自己的能力为此呼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映。据说,中国的有关部门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一定要打击“对华援助协会”在国内的作用,决不允许境外的敌对势力进入中国,更不允许境外的敌对势力与国内的不稳定因素相互联系,坚决不允许美国的傅希秋与国内的刘凤钢一起帮助萧山教会。(我入狱后,警察在审讯我时,多次说过这类的话)。
      
      凸渡沙教堂建于1972年,曾是原生产队的仓库,1982年凸渡沙教会从生产队那里租下了这个仓库用于聚会,1999年时凸渡沙教会又从生产队那里买下了这个仓库,翻建成了教堂。租、买、建都是有正当手续的,凸渡沙教堂是一个合法建筑物,不是违章建筑。2003年6月26日教堂被强拆后,凸渡沙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很不理解,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出钱,在9月11日又将教堂重新建造了起来。据说政府的有关部门认为:“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直接帮助了凸渡沙教堂的这次重建”,他们不允许境外的敌对势力进入中国。在9月18日,政府再次强拆了刚刚重建的教堂。9月26日,当地镇政府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横蓬凸渡沙聚会点违章建筑再次被强制拆除》,并且还特意登在当地镇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可见:http://www.hzxsny.gov.cn/newsshow.asp?newsid=115),全文如下:
      
      “横蓬凸渡沙聚会点经反复思想工作仍不肯登记,同时又属于违法建筑,在6月26日曾被区人民法院、镇政府联合执法,强制拆除,对其他非法的基督教活动场所产生了敲山震虎的效果。但是,由于少数顽固的信教骨干分子的煽动,该聚会点人员于9月11日深夜突击建房,在原址上又重新建起了活动场所,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同时也阻碍了“红十五线”连接道路工程的进度。9月18日,在区公安分局、宗教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镇政府组织人员,再次对该违法聚会点进行强制拆除。
      
      为确保拆除顺利,镇党委政府成员成立临时领导小组,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整个活动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做到拆除现场井然有序,安全保卫滴水不漏,应急工作及时到位。拆除过程中党委书记俞成良坐镇现场,现场执行人员发扬雷厉风行、密切协作的精神,坚持依法行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的放矢地做好现场群众的疏散、劝导工作。正是由于计划周详、组织严密、责任落实、人员尽职,此违法聚会点被迅速拆除,并填上了煤渣与石块,扩大此次拆除成果,有效防止反弹与回潮现象的产生。
      
      对于此类违法搭建行为,镇党委政府表示要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手腕,坚决将非法宗教活动的嚣张气焰遏止下去,彻底清除非法宗教活动这个毒瘤,以保证正常的宗教信仰和维护社会的稳定。
      
      2003-9-26”
      
      2003年9月份的一天我去刘凤钢家,通过刘凤钢的介绍,我第一次具体地知道了萧山教案一些的事情,我才知道7月份刘凤钢去萧山是美国的傅希秋牧师委派的。刘凤钢还对我说,他去萧山的整个费用,都是他自己出的,没有用傅希秋的钱。刘凤钢还让我看了他写的《来自祖国的报道》,他还让我做了修改,并将题目改为《我所了解的浙江主内弟兄姊妹被逼迫的情况》。
      
      10月2日,刘凤钢到我工作的医院来看我,我母亲当时病危也在这里住院抢救(10天后去世)。同来的还有一个萧山教会的弟兄,我从这个弟兄那里了解到凸渡沙教堂是有合法手续的,不是违章建筑。当时我的建议是,应该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来维护我们的权利,如果萧山的弟兄来北京上访,我可以帮助,我家也是被强拆的,我们可以一起去上访。在上访时,如果有国际媒体来问我们,我们可以说说我们的事情。上访维权是受法律保护的,那时单单上访还没有太多的危险,被劳动教养、被判刑的还不多。国际媒体都是中国政府请来的“客人”,向这些媒体述说自己的事情,为此被抓的还很少。
      
      萧山的主内弟兄姊妹没有来北京上访,但是他们到了杭州市、浙江省等各级政府机关去上访,去反映情况。萧山教会的主内弟兄姊妹们,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权利。在多次上访、反映情况后,2004年萧山凸渡沙教会的弟兄姊妹,搬走了教堂第二次被强拆时填上的煤渣与石块,第二次地又将教堂重新建造起来,这个新建的教堂很大,可以同时容纳五千人聚会,是当今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中最大的教堂。几年过去了,第二次重新建造起来的教堂一直到现在没有再被强拆,看来当地政府说的“违章建筑、影响交通”都是不实之词。
      
    2-2、因萧山教案我们被抓
      
      强拆教堂不是一件小事,它会引起国际社会极大的反响,事实上2003年6月萧山凸渡沙教堂第1次被强拆后,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反响。第2次强拆教堂就更不是一件小事,会加重国际社会的反响。强拆教堂后,又去发表这样的文章“要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手腕,坚决将非法宗教活动的嚣张气焰遏止下去,彻底清除非法宗教活动这个毒瘤”,会极大地加重国际社会的反响。
      
      当地政府已经在网上公开发表了文章,承认了2次强拆教堂,也说了理由“横蓬凸渡沙聚会点经反复思想工作仍不肯登记”。根据这篇文章,尤其是根据这个理由,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完全可以去行使他们“对华援助协会”的工作了。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可能是一直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对这篇文章发表过评论。“不登记就强拆教堂”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在中国也是违反有关法规和政策的,对这篇文章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向国家的有关部门去反映这件事情。
      
      2003年9月再次强拆了教堂,又公开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这时北京的刘凤钢弟兄也就处于危险之中。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也没有注意到刘凤钢所处的危险。如果注意到了这些篇文章,傅希秋牧师一定会让刘凤钢去躲一躲,到边远的山区里面去为主传福音。在这方面,美国的傅希秋牧师、北京的华惠棋弟兄都是比较有经验的。1996年华惠棋、蔡卓华、傅希秋三人因组建神学院面临被抓时,华惠棋就带着蔡卓华去了边远的山区,而傅希秋弟兄逃到了香港。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借着香港,后来傅希秋弟兄流亡去了美国。
      
      遇到事情去躲一躲,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抓我们一般都是出于当时的某种政治需要,如果我们躲过去了,过了一段时期,这种政治需要不存在了,一般也就不再抓我们了。这与刑事案件不同,刑事案件一般躲不过去。但是在刑事案件中,如果确实没有做违法的事,又没有证据,一般会把你释放了。但是因政治问题,只要别人把你给说进来了,警察把你抓进去,一般都会判刑,会找各种理由把你判刑。本身都是冤假错案,不怕再多出一个人的冤假错案。
      
      由于刘凤钢一直受到警察的监视,刘凤钢与“对华援助协会”联系,接受委派,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刘凤钢弟兄是一个很有大无畏牺牲精神的人,他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他已经将他心脏病的住院病历发给了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和“中国人权”,希望在他入狱后为他呼吁,呼吁他保外就医,刘凤钢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曾住院治疗。刘凤钢弟兄也是一个有一定智慧的人,他已经作好了面对危险的准备,为了防止警察监听,那几个月他把自己家的电话都停了,他与傅希秋的联系都是通过公用电话。后来他家的电话还是在他被抓后,我出钱帮助给安装的。
      
      2003年10月,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再次委派了刘凤钢再次去了杭州,10月12日晚在杭州,刘凤钢被抓。一个月后,2003年11月9日我也被抓了。警察对我说:“你是名人,如果没有铁的证据,我们绝对不会抓你。如果没有铁的证据,我们的上级也不会批准抓你,抓你是经过很高层次批准的,我们是有铁的证据的。”
      
      警察对我说:“刘凤钢已经做证了,是你把《来自祖国的报道》这篇文章发给傅希秋的”。这篇文章不是我发给傅希秋的,而且我也不知道是谁发给傅希秋的。警察对我话:“不是你发的,那是谁发的?”,当时我还真不知道是谁发给傅希秋的,当然我就是知道,打死我,我也不会说。为了要我的口供,警察使用了各种手段。尤其是警察认为刘凤钢都说了,你徐永海还死扛,真是往死了整治我。他们使用了能用的各种手段,拳打脚踢、上背拷、冬天里向棉衣里浇凉水、连续十来天不让睡觉等等、等等,由于不让睡觉我都出现过幻觉,但是我没有被屈打成招。
      
      不是我发的,刘凤钢不应该编出是我发的,刘凤钢应该知道我当时的处境,我母亲病危,我借住在朋友家,我正在解决住房问题,我不能有任何麻烦,不能让警察来找我,更不能让警察来抓我。因为一些维权的事情,警察一直想抓我,只是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刘凤钢编出假话来对警察说是我发的,这不是给警察送抓我的理由吗?即使真的是我发的,刘凤钢也应该是“打死也不说”,或者自己承担下来。
      
      警察对我说:“刘凤钢是你的好朋友,刘凤钢说是你发的,刘凤钢能胡编害你吗”?开始警察说这些,我认为这是警察在诈我,在我与刘凤钢之间制造矛盾,我与警察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虽然没少吃苦头,但是斗志昂扬。后来知道刘凤钢真地说了这些,我想,一定是刘凤钢受了酷刑,被打糊涂了,被威逼利诱了,我是斗志更加昂扬。是的,我被抓时,刘凤钢已经被抓快一个月,他一个病人,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如何经受得住这样的审讯。
      
      我被抓半个月后,警察去问了刘凤钢,刘凤钢承认对警察说了假话,承认做了伪证,承认确实不是徐永海发的。11月17日张胜棋和他的女朋友小菲在吉林被抓。为了彼此保护对方,张胜棋和小菲当时就都承认是自己发给傅希秋的。小菲身体很不好,面对各种审讯,小菲晕到过几次,3天后小菲不得不被释放,张胜棋被抓到了浙江杭州。
      
      张胜棋被抓后,由于当时他就承认了是他把文章发给傅希秋的,警察为此事没有过多地整治他,但是为了从张胜棋的口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警察更是狠狠地整治了张胜棋弟兄,张胜棋弟兄受了很多的苦。在警察的暗示下,牢头狱霸时常毒打张胜棋,还时常让身受伤痛的张胜棋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地上泼着冰冷的凉水,那时已是冬天,天气已经很冷,晚上监室里的水都结冰。但是张胜棋弟兄没有出卖、牺牲其他的主内弟兄姊妹。
      
      刘凤钢出狱后,刘凤钢对我说,他编出“是徐永海发给把文章发给傅希秋的”,是为了保护张胜棋弟兄。他当时想“张胜棋年轻,没有坐牢的经验;而徐永海年龄大,坐过牢,有经验”。其实刘凤钢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即使我当时体会到了刘凤钢的这个意思,对警察说了是我发的,那么在那里发的,什么时候发的,我编出来的和刘凤钢编出来的也不可能对上,也保护不了张胜棋。在办案上,警察还是要尽可能地搞清楚真实情况的,并且还要尽可能地扩大“战果”。其实最好的保护方法,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不说或者一问三不知。
      
      不论是在任何“圈子”里,即使是“流氓、小偷圈子”里,对警察说了实话,出卖了朋友,以后就不会有人敢和你共事了;对警察编出了没有的事,牺牲了朋友,以后就不会有人敢和你接触了。因此在当时,我不可能会想到“刘凤钢会有这样的想法”,不可能去配合刘凤钢的“想法”,来替张胜棋“扛事”。事前刘凤钢也没有对我说过“要我替张胜棋扛事”,他和张胜棋的事情我也是真不知道。刘凤钢一定是受了酷刑,被打糊涂了,被威逼利诱了。出狱后他说,他当时以为“只要对警察说了‘是谁发给傅希秋的’,他就没有事了,他就可以被释放了”。
      
      由于《来自祖国的报道》这篇文章不是我发给傅希秋的,不能以这件事情判我有期徒刑了,但是警察已经把我抓了半个多月了,警察又不能放我,警察已经对他们的上级说了,有铁的证据,是个铁案。如果无罪释放我,我一定会向他们索要国家赔偿,警察们也会为此受处分。这样在半个月后,萧山区的警察、杭州市的警察特意请了浙江省公安厅的警察来审讯我们,问东北辽宁鞍山教会的事情。开始半个多月浙江的警察一直说,东北辽宁的事情由东北辽宁的警察管,他们不管。2004年8月,因辽宁鞍山这件事情我被判有期徒刑2年,因浙江萧山这件事情张胜棋被判1年,因这2件事情刘凤钢被判3年。
      
      在起诉书上写到:“2001年10月中旬,被告人徐永海出资人民币1000元给刘凤钢作差旅费,由被告人刘凤钢前往辽宁鞍山市了解当地李宝芝因参与邪教被劳动教养的情况。事后刘凤钢据此写成情报《我所了解的辽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一文,由被告人徐永海向境外杂志《生命季刊》的发行机构提供。该刊物在第20期上全文刊登了上述情报,并回寄给刘、徐二人《生命季刊》第20期杂志一本、美元50元”。
      
      在起诉书上写到:“2003年7月25日,被告人刘凤钢受境外组织美国‘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傅希秋的指使,窜至杭州市、萧山区、西湖区、温州市等地收集当地基督徒所谓的“受迫害”的情况,回京后写成情报《来自祖国的报道》。同年8月5日,被告人刘凤钢指使被告人张胜棋通过电子邮件向傅希秋非法提供”。
      
      在判决书上写到:“被告人刘凤钢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徐永海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张胜棋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2-3、在坐牢期间我们与家人所经历的苦难
      
      我被抓后,警察严重警告了借我们房子住的那个朋友,我妻子不能再住在这个朋友家了。我妻子无家可归,白天上班,晚上流落街头。她常常在街上无目标地走,那时是11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饿了,只能买点滩上的包子、馅饼,也没有钱到饭馆、餐厅去吃饭。到了要睡觉的时候,无处可去,又住不起旅馆,不得不到浴池去睡一宿。这样的日子过了半个多月,后来才用强拆后的补偿款买了房子,有了栖身之地。
      
      因为我入狱,妻子为我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常人不能想象的苦。在我坐牢期间,妻子为我呼吁,写文章、见记者、见联合国官员等,为此妻子时常受到警察的监视跟踪,仅仅在2005年一年里就有90多天是在警察的贴身陪伴下,上下班警察要护送,买菜警察也要护送。妻子为了到远离北京的监狱去看我,被迫辞职,失去了工作,后来才找了一个半日的、临时性的护士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1000元。我入狱后没有了收入,妻子的收入也明显减少,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是她还要帮助狱中的我,每月还要给我寄钱,因此妻子的生活非常地艰难。
      
      在我坐牢的2年中,2次开庭,1次探监,我妻子曾3次从北京到杭州,前后花去了近一万元。怕我在监狱里吃不饱,妻子每月还要给我寄去几百元,还要寄些药品、衣物、书籍等,2年之内也花去了近一万元。妻子的收入很少,家里的积蓄也不多,为了给我寄钱,妻子是省吃简用,吃不好睡不好。
      
      我被抓后,为了给我请律师,没有钱,我妻子曾非常着急。后来“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借着祷告的力量,借着主的大能,使国内的一个弟兄帮助请了律师,我妻子才不再为请律师着急了。但是二审上诉的律师费还欠着,由于请律师时是我妻子签的字,妻子时常处于不安之中,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欠人家的钱不还。因为经济困难,妻子只到监狱里看望过我一次。探监时妻子对我说:“律师在索要二审上诉的律师费了,也没有钱给人家,也不敢到律师那里去取《上诉裁定书》。你不要申诉了,家里实在是没有钱给你请律师”。
      
      在牢里我们被打、被折磨、被侮辱,但是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对家人的牵挂。在我被抓后的头一段时间,我被关在看守所里,没有家里的一点消息。牵挂妻子,妻子肯定不能住在朋友家了,那么她住那里呢?在寒冷的冬天里流落街头吗?牵挂父亲,在刘凤钢被抓后的第二天,我母亲去世了,还不到一个月我又被抓了,80多岁的老父亲如何受得了这些,他是否病到了,他是否还能活到我出狱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不用牵挂母亲了,否则病危的母亲,一定会让我这个儿子,牵挂得不得了。牵挂借我房住的那个朋友,在抓我那天,警察押着我抄了这个朋友的家,给人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人家的工作、生活一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太亏欠人家了。
      
      一想到这些事情,我就如同万箭穿心,心烦的不得了。有时恨不得打自己的脑袋,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但是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必须去想,真是痛苦。这种痛苦比被打、被折磨、被侮辱要痛苦得多。后来由看守所被押送到监狱,能写信了,能探监了,妻子看过我一次,可以知道一些家里的事情了,但是更是为家里的事情着急。面对这些,我只能祷告,求主来怜悯我,来帮助我,更求主帮助我的妻子、父亲、朋友。借助祷告,我才能平静下来,我真是感谢主,如果没有主,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些。
      
      警察对我说:“傅希秋给了刘凤钢很多钱,傅希秋、刘凤钢、张胜棋、三哥、张明选、华惠棋他们一起管萧山的事”,警察让我说出这些,并让我作证。对这些事情,我还真不知道,当然就是知道,打死我,我也不会说,更不会编出伪证来去牺牲别的主内弟兄姊妹。曾有一天,北京的警察还特意来到杭州,特意来问华惠棋的事情。他们还对我说,只要我肯合作,我肯作证,我肯‘立功赎罪’,就可以放我,或者以后可以判缓刑。我没有给他们更多问话的机会,我说:“你们还是赶快回北京去吧,如果回北京不急就到杭州的西湖去玩玩,我不会诬陷自己的主内弟兄。”
      
      警察说“美国的傅希秋给过刘凤钢很多钱,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工作”,对这些,我是真不知道。警察问我时,我说的都是“他们的事情我不知道,刘凤钢说他去萧山的钱都是他自己出的”。我的回答确实能保护刘凤钢弟兄,也许还能保护张胜棋弟兄和对华援助协会在国内的工作。在牢里,我常常心里在想,因为我说的一定是这些,刘凤钢弟兄就编出伪证来使警察来找我吗?一种“被牺牲掉”的感觉,时常涌向心头,不能消失。这种“被牺牲掉”的感觉非常得痛苦。
      
      在牢里,面对审讯我一直比较坚强,坚信主与我同在,我没有软弱。但是,在想到刘凤钢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常常软弱,心中充满埋怨。我信主十多年,但是我还是这样软弱,真是亏欠主耶稣。刘凤钢弟兄为主做工,两次去萧山,不怕坐牢,他的精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刘凤钢弟兄坐牢后,经历了很多苦难与痛苦,为主做出了很多牺牲,他的这些是我们应该纪念的。
      
      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埋怨、委屈、痛苦,我时常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痛苦、屈辱、牺牲。与主相比,我这点痛苦、牺牲算不了什么,我要效法主耶稣,向主耶稣学习。后来,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借着主的大能,我对主耶稣充满了信心,相信一切都在主的掌管之中,所发生的这一切,一定都有主的美意,我战胜了痛苦,一直充满了喜乐。
      
      张胜棋被抓后,张胜棋的母亲李明芝老姊妹受了很多的苦。她,一个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不认识字,为了自己的儿子,北上吉林,南下浙江,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张胜棋是2003年的11月17日被抓的,到了2004年的1月份,李明芝老姊妹一点也打听不到张胜棋的消息。李明芝老姊妹本身患有严重的肝病,那时病越来越重,卧床不起。那年的春节是1月22日,张胜棋的父亲以为自己的儿子已经被打死了,从除夕到初一,老父亲总是呆呆地坐在一处,默默的的说:“我儿被打死了”。张胜棋的妹妹,自己一个人到教堂去,默默地跪在主面前,一跪一天。一家人年夜饭也没有吃,初一的饺子也没有吃,过年这几天一顿饭也没有吃好。我出狱知道这些情况后,我写《为主坐牢者的母亲李明芝》,希望主内弟兄姊妹们能关心我们的李明芝老姊妹。
      
      刘凤钢被抓后,刘凤钢的妻子毕玉霞姊妹受了很多的苦。丈夫被抓时,他们的儿子只有4岁。为了一家人能生存,为了不失去政府的“最低保障金”,毕玉霞姊妹不敢为刘凤钢呼吁,还不得不写信让刘凤钢去“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毕玉霞姊妹内心的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狱中的刘凤钢,担心孩子,误解妻子,心情十分不好,致使心脏病严重。因为心脏病,刘凤钢很长时间不能下床活动,夜间因呼吸困难都不能平卧。有时由于心绞痛,刘凤钢疼的实在受不了,不得不半夜求医。我多次在半夜听到过其他犯人抬着刘凤钢去医务室的声音,只是当时我不知道是他。刘凤钢病得如此严重,但是监狱里也没有更好的药物、设备为他治疗。这样的心脏病小医院都不敢治疗,只能去大医院,监狱里的医务室又不是医院,不可能治疗这样的心脏病。
      
      刘凤钢的这些情况,监狱外边的人不知道,在同一监狱坐牢的我也不知道,监狱不允许我们之间有任何联系。如果毕玉霞姊妹能得到应有的帮助,不必依靠政府的“最低保障金”生活,并能定期去看望狱中的刘凤钢,外边的人就能知道刘凤钢弟兄的病情,就会为刘凤钢弟兄呼吁,也许刘凤钢就能保外就医,甚至可以象魏京生、王丹、徐文立、刘念春、王有才那样到国外去就医,刘凤钢弟兄就不会受到如此的折磨。刘凤钢弟兄的病情真的很重,他心脏上的一根主要血管已经堵塞了95%,时常是憋气、上不来气,很是痛苦,那时他是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刘凤钢身患重病,在牢里他为主受了很多的苦。虽然他因为有病,没有受到酷刑,警察对他还客气,但是身体疾病、担心孩子、误解妻子却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刘凤钢坐牢时,儿子才4岁,他四十多岁才有了这唯一的孩子,也算是中年得子,平时爱得不得了,坐牢时更是揪心。虽说刘凤钢早已有了坐牢的准备,但是面对儿子,他还是希望尽量避免坐牢,为此对警察编出了“给傅希秋的信是徐永海发出的”这样话,对于这一点,我一直能够理解。
      
      不论是出于一时的软弱,还是出于保护教会、弟兄,他做了伪证使我被抓,我都应该原谅了他。我出狱后,刘凤钢还有一年的刑期,他还在牢里,还在为主受苦,并且身患重病。我写信给他,寄钱给他,寄衣服给他,来安慰他。我多次为他写文章,请求弟兄姊妹们为他祷告。
      
      我出狱后,我经济上一直很困难,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困难主动向别人伸过手。刘凤钢还在狱中时,他的儿子有病住院,我主动向朋友求助,找来帮助解决了他儿子几千元的住院费问题。刘凤钢出狱后,他因病危需要急诊住院做心脏手术,我及时找了一个外企驻京的朋友,向这个朋友求助,及时解决了刘凤钢住院费的问题,使刘凤钢及时由急诊室转进了病房,后来做了心脏手术。主爱我们,主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主给我们的命令是“彼此相爱”。
      
    三、两山后教案
      
    3-1、我要申诉
      
      我们的罪名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在网络上,用百度或者google搜索,就会发现在一些法律的网站上,我们案件是这个罪名的代表案例。在中国,以“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刑的,我们是唯一案例。其他类似的案例都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是秘密情报)罪”。其他的案例都有“秘密“这二个字,我们罪名中没有“秘密”这二个字。
      
      我写信给全国人大《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反映警察的违法犯罪,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与义务,不危害国家的安全。“生命季刊”刊登《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这篇文章,使海外华人更加关心中国,也不危害国家的安全(可见王峙军牧师的《三位中国基督徒为什么被判刑》http://www.godoor.net/jidianlinks/wzj-3.htm)。我们的文章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不是危害国家利益的情报。
      
      我们写的文章,我们说的事情,都是公开的事情,不是秘密,自然更谈不上是情报。鞍山的事情,是法庭公开开庭的内容,谁都可以说,不是秘密,不是情报。萧山的事情,当地政府当时就在网上公开报道了,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不是秘密,不是情报。根据国家的各种法律规定,一个“东西”是否为情报,必须经过专门人员鉴定,并且鉴定人一定要在《鉴定书》上签字或盖章。可是在我案件中,没有《鉴定书》,只有一个“信函”,上面没有鉴定人的签字和盖章。这个“信函”最多只能说明“可能是”情报,翻译成文言文就是“莫须有”。我们的案件是岳飞“莫须有”一案的当代版,都是发生在杭州西湖的边上。我们是明显的冤假错案,我们必须要求平反,我们必须去申诉。
      
      警察马毅刑讯逼供是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多年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国家机关多次表示:“一定要加大对刑讯逼供犯罪的打击力度,依法坚决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曾表示“将把对刑讯逼供的监督作为侦查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并颁布“十条禁令”刑讯逼供者将被开除。我们的申诉本身也是与刑讯逼供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我们的申诉理应得到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支持。我们的申诉还应该得到鞍山教会李宝芝等主内弟兄姊妹的支持、帮助,他们是警察马毅刑讯逼供的受害者。现在我请求鞍山的主内肢体对我的申诉给予支持和帮助,为我祷告。
      
      《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当年我是寄给了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利机关,来反映警察马毅的违法犯罪行为。可是后来,警察马毅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我们被判刑入狱。我给自己的老师、全国社会职务最高的基督徒、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的信,在法庭上作为我犯罪的证据被出示了,这简直是十分荒唐。我的申诉理应得到全国人大的支持,理应得到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的支持、帮助。我希望我的老师何鲁丽对我的申诉给予支持和帮助,为我祷告。
      
      《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邪教”一案的事实与经过》,我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一些主内弟兄姊妹,请求众弟兄姊妹们为此祷告,后来此文被发表在美国的《生命季刊》上。《生命季刊》的编委都是教会牧师、神学教授和基督教作家,《生命季刊》的顾问都是海外华人基督教教会的重要领袖,生命季刊还主办过“海外中国基督徒跨世纪聚会”、“中国福音大会”,每次都有几千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徒来参加,2007年12月还要在中国香港主办第三次“中国福音大会”,会有更多的华人基督徒前去参加。把我们说成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自然也就是把《生命季刊》、中国福音大会说成是教唆人“刺探国家情报”的“特务”。我的申诉理应得到《生命季刊》、中国福音大会等众主内弟兄姊妹的支持。我也希望《生命季刊》、中国福音大会等众主内弟兄姊妹对我的申诉给予支持和帮助,为我祷告。
      
    3-2、我要诉讼
      
      我被判有期徒刑2年,2003年11月9日被抓,2006年1月30日才出狱,其中有被监视居住的2个多月。由于我一直不认罪,坚持真理,出狱后有关部门在我们的院门口外盖了一间房子,安装了两个摄像头,8个人在这里上班,几班倒,每天24小时都有人在这里监视。还时常不许我外出,将我软禁在家。如8月1日到8月8日奥运会到记时一周年时我被软禁8天,十一期间、十七大期间我又几乎都被软禁了一个月。我还被判剥夺政治权利2年,到2008年的1月30日才能被解除,其实我现在还处于刑罚期间,处于剥夺政治权利这个附加刑期间。在我家这里负责监视的公安人员、联防人员,还对街坊邻居说,因为我是个“间谍”、“卖国贼”、“汉奸”,所以这样地监视我、软禁我。
      
      我出狱了,作为丈夫,应该好好工作,多挣一些钱,使妻子不用再为生活着急。出狱后,我失去了原来的医生工作,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医院去上班了,我必须去找新的工作。我还发现,我很难找到新的工作,不论是自己应聘,还是朋友介绍,当人家听说我的情况后,人家就不敢雇佣我。我发现,我一个46、47岁的人了,也很难去从事新的行业。
      
      1984年我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先从事了四年的内科医生工作,后从事了十多年的精神科医生工作。在当今的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一些人出现了精神疾病、心理问题,当今社会是需要精神科医生的。我应该继续从事我的精神科医生工作,虽然很多医院不敢雇佣我,但是我还可以个体行医。
      
      1989年我信主成为基督徒后,我知道信仰是最好的心理治疗,在一些教会刊物中,也时常谈到教牧辅导与心理咨询的关系。当今社会上,人们需要信仰,需要耶稣,因此说,我的医疗工作与我的福音工作,在这里是能统一的。还请主内弟兄姊妹们为的这个工作的祷告,使我能够通过我的职业,通过我将来的个体行医,通过我将来的精神科(心理)诊所更好地为主做工。
      
      我要想继续从事我的医生工作,我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我原来工作的医院去继续索要对我书面决定。我被判刑后,我出狱后,一直到现在,平安医院一直没有给我“辞退、开除”等书面决定书,使我不能办理很多事情,也不能个体行医。我1984年开始参加工作,我一直没有分过住房,辞退我也应该先给我住房补偿款,还有各种保险等也应该有个说法。为此我与原来工作的平安医院将会有一场法律诉讼、劳动官司,还请主内弟兄姊妹为我的这场法律诉讼祷告。
      
      我们坐牢了,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们的家人在外边受了更多的苦,我的妻子李姗娜、刘凤钢的妻子毕玉霞、张胜棋的妻子小菲和母亲李明芝,她们都受了很多的苦。如果说,我们为主坐牢,为鞍山、萧山的教会、主内弟兄姊妹坐牢,我们感到无上的光荣;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些家人,对于我们家人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就都应该感到无比的亏欠与歉疚。为了减轻自己的亏欠与歉疚,为了能去工作来使妻子有一个温饱的生活,我必须坚持自己的申诉与诉讼,尤其是坚持自己的劳动诉讼官司,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坚持我的劳动诉讼官司。
      
      我们的家人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其中刘凤钢的妻子毕玉霞姊妹经历了更多的苦难,对此我感到亏欠与歉疚,刘凤钢弟兄也应该感到亏欠与歉疚。我们必须爱我们的家人一辈子,我们应该感到亏欠与歉疚他们一生。“不能歉疚一辈子,爱莫能助,自己去求上帝吧”这些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为了我们的家人能正常生活,为了我妻子能正常地工作,我必须去申诉,去进行我的劳动诉讼。现在我请求刘凤钢帮助我的申诉与诉讼,尤其是帮助我的劳动诉讼官司。
      
      2003年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两次委派北京的刘凤钢弟兄到浙江杭州的萧山去了解凸渡沙教堂被强拆的事情。在委派前傅希秋牧师自然也能预料到,刘凤钢弟兄有可能为此坐牢,并且有可能还会带进更多人的坐牢。我们被抓后,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和傅希秋牧师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多次为我们呼吁,曾呼吁“敦促中国有关部门立即释放这三位无辜的家庭教會基督徒并且应该依法赔偿非法囚禁十个月给被告造成的财物和人身名誉损失”。我出狱后傅希秋牧师也给我来过两次电话,一次是我出狱没有几天,傅希秋牧师就来电话表示慰问;一次是一年前我发电子邮件请求帮助申诉,傅希秋牧师来电话表示可以为我祷告。今天我请求对华援助协会和傅希秋牧师,对我的申诉、诉讼,尤其是劳动诉讼官司,给予支持和帮助,继续给我们祷告。
      
    3-3、我要生存
      
      我入狱前,我是医生,我妻子是护士,那时我的月收入在3、4千元,我们俩的月收入加起来有5千多元。如果我们还继续在原来的医院工作,由于物价上涨和工资增加,现在我们的月收入加在一起应该有8千多元。我入狱了,我失去了医生这个工作,失去了收入;为了看望狱中的我,妻子也被迫离开了原来这个医院,收入减少,这几年我们最少损失了二、三十万元。由于收入减少,生活困难,妻子为我受了很多的苦。
      
      前一段时期,只有妻子一人工作,我们的生活很贫穷,但靠妻子微薄的收入,我们还能生活。10月份,我的妻子也失去那个半日的、临时的护士工作,不得不靠打零工生活,我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在我坐牢时我妻子为我受了很多的苦,现在还在继续为我受苦,我感到深深地歉疚与亏欠。现在我急需有个工作,有些收入。在没有找的更合适的工作之前,我希望能暂时从事一些照顾病人的工作,保姆类的工作,还请朋友们,主内弟兄姊妹为我多留意,谁家有这样病人需要照顾,并愿意雇佣我,我对工资的要求不高。我毕业于中国很好的医学院,行医20多年,曾从事过很长时间的老年痴呆等老年疾病的治疗工作。
      
      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老年人的社会,尤其是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据调查,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为1.49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居世界首位。据调查,近年来,“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显著增加,都市老人家庭一半是“空巢”。这些老年人,他们的生活需要照顾,他们的身体需要医护,他们的心理更需要关注。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们更加关心他们灵魂的归宿,他们需要上帝,他们需要耶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抓紧时间向他们传福音,这也是我多年的祷告内容。我希望我能有更多的机会去照顾这些老人,能有机会去向这些老年人传福音,还请主内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由于一直我没有找到工作,我的生活一直十分地困难,也一直没有条件去申诉。根据当今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我要申诉必须去浙江,这样路上吃住要花去不少的钱。要想申诉成功必须要请律师,这也要花去不少的钱。要想申诉成功,还必须要了解鞍山教案和萧山教案,必须到鞍山、萧山那里去取证,这也要花去不少的钱。总之,要想申诉成功,需要花不少的钱。我的经济情况一直很困难,这也是我出狱后一年多以来,一直没有去申诉的主要原因。
      
      我们都没有罪,我们是冤假错案,我们应该坚持申诉。我们申诉过程,我们的诉讼过程本身也是为主做见证的过程,也是为主传福音的过程。我们的申诉,我们的诉讼,我们请求帮助,这些信息会引起一些朋友、弟兄姊妹的关心,也许还会引起一些国际媒体的关注,会使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见证,听到鞍山教会、萧山教会等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见证,会使更多的人知道主耶稣的信息。如果我们申诉成功了,如果“鞍山教案”、“萧山教案”、“两山后教案”这三大教案得到平反了,一定会极大地推动中国宗教自由的进程。
      
      在中国我们公开地传福音,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一些主内弟兄姊妹就因为公开地为主传福音还被劳动教养、被判有期徒刑了。公开地推动中国宗教自由,要求政府开放宗教自由,是很难的。但是我公开地进行申诉,公开地进行诉讼,公开地请求帮助,还是受法律保护的,不会因为我公开申诉、公开诉讼、公开地请求帮助,就把我抓起来,我公开申诉、我公开诉讼、公开请求帮助,本身也是在为主传福音,本身也是在推动中国宗教自由进程。我们传福音,我们为主做工,我们就应该通过这些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为此还请主内弟兄姊妹为我的申诉祷告,为我的诉讼祷告,为我的工作祷告。
      
      
      徐永海,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室,邮政编码:100088,电话:86-10-82082198,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首发《自由圣火》,后有少许修改)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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