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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那祺主义者袁振英对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独特贡献/赵京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18日 来稿)
     摘自陈立平、郭彬、李继锋著《袁振英传》
    
     一、香港教育 (博讯 boxun.com)

    
    袁振英,别名震瀛等,1894年7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温塘乡。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其父到香港设馆教学,11岁的袁振英才随父亲去香港,在英皇书院与皇仁书院接受西式教育。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袁振英的学长李文甫在战斗中不幸中弹被俘,慷慨就义。事后,革命党人收殓包括李文甫在内的72具烈士尸体,合葬于广州黄花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在皇仁书院读书期间,袁振英开始涉猎新的政治思潮。他首先接触到当时在中国盛行的无政府主义。他说:“我的一切思想,最初发源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再发源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多少的成分不同。”[1]袁振英认为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把无政府主义译成“无治主义” 更为恰当,因为“无治主义”不仅主张“无政府”,而且主张无强权、无宗教、无姓氏、无民族、无婚姻、无家庭、提倡自由恋爱等[2]。
    
    刘师复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了袁振英。心社成立不到半年,袁振英也在香港皇仁书院与同学杜彬庆、钟达民等组织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大同社”。大同社主张无家庭、无国家,提倡世界大同,与当时广州的心社遥相呼应。袁振英回忆,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我当时在香港也觉得很赞成,所以同几个同学如广州海港局医生钟子晋兄弟达文等组织了一个‘大同社’。所以我在这个时候便受了无政府主义所影响了,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各种主义宣传,只有这一种罢了。”[3]从此,无政府主义成为影响袁振英一生的政治思想。
    
    袁振英不喜欢浓厚殖民色彩的香港,他对英国人在香港表现出来的不可一世的优越感,更是深恶痛绝。1915年,袁振英从皇仁书院毕业,返回内地读书,投考国立北京大学。
    
    二、求学北大
    
    1915年,中国新文化启蒙的狂飙正在酝酿之中,21岁的袁振英来到北京,考进了北京大学,选修英文。袁振英忙于学业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无政府主义的关注与研究。
    
    袁振英阅读了克鲁泡特金与古尔德曼等人的著作,对无政府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刘师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后经黄凌霜、区声白等人阐扬,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学说。袁振英的思想也属于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一流派。
    
    1917年5月,袁振英与北京大学同学赵太侔,联络黄凌霜、竞成、华林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实社。这是北京大学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社团之一。刘师复的妹夫郑佩刚当时参加了实社的成立会,他回忆:“1917年春我去北京,在民主堡垒北京大学住了一个时期。某夜雪花飞舞,一群青年在北大宿舍围炉开了一个小组会,出席的有袁振英、赵畸(均北大)、黄凌霜(清华)、华林(《国风报》记者)、竟成(满族)、佩刚等10多人。交谈至深夜,结果产生了一个实社,并出刊物,叫做《实社自由录》,由袁振英、黄凌霜编辑,托我在沪印行。”[4]
    
    实社以进德修学为宗旨,以研究无政府主义为范围,自称“与广州之心社,南京之群社,鼎足而三”[5]。黄凌霜在《实社自由录》第一期的弁言指出实社的宗旨:“于政治上则蕲无政府之组织,于经济上则主张共产之真理,而希其实现。无政府至美也,共产至善也,欲成就之,盖未可以旦夕几也。吾人于是不能不先将无政府共产主义之观念,灌输于一般平民之海中,以促其自觉。灌输之方术,有激烈焉,有温和焉。前者以炸弹、手枪而为荆间、苏菲亚之行动,后者以教育、言论勤其感化,求大多数之同智同镕。二者初似不相悴,实则并行而不相背。”[6]
    
    实社的成员研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注意研究克鲁泡特金与古尔德曼的思想。他们出版不定期刊物《实社自由录》,太侔、袁振英(震瀛)、超海(黄凌霜)、竞成、区声白、华林等为编辑以及主要撰稿人。《实社自由录》总共出版了两集,第一集于1917年7月出版,第二集于1918年5月出版,均由郑佩刚在上海代为印刷。在《实社自由录》第一期里,登载署名为太侔、震瀛、超海、竞成联合撰写的《实社意趣书》;发表袁振英(笔名“震瀛”)的《生活革命之大潮流》、《答贵鸿君》两篇文章以及译作《婚姻与恋爱》(古尔德曼著)。在《实社自由录》第二集,袁振英仍然用“震瀛”笔名撰写《万恶之源》,翻译托尔斯泰的《爱国主义与政府》以及伯克曼的《暴动与无政府主义》,还以“震英”为笔名写了一篇小说《自由恋爱》。实社还设立通信图书馆,有图书3千册,吸引了许多读者。
    
    无政府主义能够在北京大学迅速传播,并成为一个热点,与校长蔡元培有一定的关系。蔡元培在辛亥革命前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并与无政府主义者过从甚密。他聘知名无政府主义者、老同盟会员吴稚晖任北京大学学监,请另一位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讲授生物学。《实社自由录》的封面题签人为李石曾、吴稚晖。实社的核心成员区声白、黄凌霜等负责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编辑工作,他们在这个刊物上积极宣扬无政府主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最后一期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专号。
    
    无政府主义者被警方视为最危险的“过激党”。袁振英等实社成员的活动给校长蔡元培带来了麻烦。时任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张东荪,认为蔡元培身为国立大学的校长不应该提倡无政府主义,甚至张冠李戴地认为实社的通讯人赵太侔就是蔡元培。他的指责引起了政府与警方的注意,北洋军阀政府派教育部长范源濂来查办蔡元培。关于这个风波,袁振英晚年还心有余悸:“幸好范氏是蔡氏‘民元’教育部的次长,所以蔡先生便叫我在报章上登一启事说太侔已经毕业回山东去了,实社的通讯地址改为上海心社机关报《民声社》转。这便算是了事。”[7]
    
    《实社自由录》只出了两期,但影响深远。巴金、毛泽东等都受过它的影响。巴金曾说:“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实社自由录》第一集,那里面古尔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应该说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净了。在这时候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8] 毛泽东回忆:那时“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朱谦之是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生,他说:“我来北大时候,北大图书馆公开陈列无政府主义机关报如《新世纪》、《民声》以及一时流行的小册子如《实社自由录》之类,供人阅览。这对我早年思想的影响很大,我的政治幻想即由此产生。”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正是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最为流行的时候。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的传播中心,也是无政府主义的重镇,而袁振英等人发起的实社便是北京无政府主义者聚集的大本营。那时无政府主义与新文化思潮结盟,共同开展对专制强权、传统礼教和包办婚姻进行无情的批评与冲击。一位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后来回忆:“五四运动以前,北京方面有公开地流行和秘密地流行的两种刊物,关乎前者有《新青年》、《每周评论》一类代表作;关乎后者有《自由录》、《民声》、《进化》杂志一类为代表。前者重在批评中国旧有的恶文化,范围有限,后者却重在铲除一切人类的桎梏,目光较远。并且公开的文章刺激性比较地弱,秘密的文章刺激性比较地强。所以使人感印很深并且发生极大的影响的,还是那些秘密流行的出版物 。”[9]这段回忆证实了无政府主义对青年学生影响之深远,而《实社自由录》正是当年引领风骚的其中一份重要刊物。
    袁振英对陈独秀的学术水准有所怀疑,认为他“根本不懂得教育为何物,绝对没有教育经验。陈独秀听说曾到过日本,但他读过什么书,得过什么文凭和学位,都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什么专长,只会作些政论罢了。”[10] 不过,陈独秀对英文优秀、思想激进、性情倔强的袁振英有深刻印象,让他成为《新青年》杂志投稿人。1917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5号,刊登了《结婚与恋爱》。这是袁振英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译文,也是一篇较有影响的文章。
    
    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进德会”,以此对抗道德的沦丧。反对做官吏和议员,这是进德会对中级和高级会员的要求。这些要求与袁振英的自我要求非常吻合,因此对于他根本不是难事。他为了遵守丙级会员的戒律,曾坚持5年不食肉。
    
    袁振英在北京大学撰写的《易卜生传》,是他一生中最得意与最重要之作。《易卜生传》发表于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这一期《新青年》属于特刊,名“易卜生专号”。这个专号发表的文章,除了袁振英的《易卜生传》,还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罗家伦、胡适等译的《娜拉》,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
    
    胡适策划《新青年》“易卜生专号”时,建议袁振英以易卜生的生平或作品为题材撰写毕业论文。袁振英接受了这一建议,翻译与易卜生有关的资料,用英文撰写易卜生传记。袁振英把用英文写完的《易卜生传》再翻译成汉语文言文。由于《新青年》“易卜生专号”急着出版,袁振英没有时间将全文译完,就先把翻译好的一部分拿去发表。这是在翻阅易卜生大量作品及参考国外多种易卜生传记之后,第一篇用中文撰写的易卜生传记。袁振英因此成为中国研究易卜生的第一人。袁振英在这篇传记里高度赞扬了易卜生的思想与行为:“易氏虽为一有名之大剧曲家,然亦一大革命家也……易氏之新思潮,如好花怒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果敢无伦,前人之不敢言者,彼乃如鲠在喉,以一吐为快;发聋振瞆,天下为骇,此氏所以有‘惟天下之最强者,乃能特立独行’之语也。”[11]
    
    易卜生的作品与思想一经《新青年》杂志介绍,立即引起城市青年学生的兴趣与共鸣,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热”。文艺评论家阿英回忆当时“易卜生热”的情形时说:新的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地喜欢他,也几乎没有一种报刊不谈论他。作家茅盾于1925年写道:“易卜生在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字萦绕于青年心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12]
    
    “惟天下之最强者,乃能特立独行”, 袁振英最为欣赏易卜生的这句名言,这也是众多追求独立思想与人格的年轻人案头的座右铭。袁振英后来对五四新文化时代青年与易卜生的这种共鸣作了明确的解释:“易卜生是一个少年的思想家,适合于现代的新思潮,……中国的恶社会底势力,还是很大,不知有多少的青年人,做他的牺牲,易卜生主义实在是:战胜这种万恶的环境的很好的工具。”[13]
    
    三、漂泊
    
    1918年7月,袁振英在北京大学毕业,返回广东,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书。由于广东高等师范长期欠薪,袁振英辞职前往菲律宾。他此行除了谋生,更重要的是协助南洋的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真社”在菲律宾组织华侨工党,编辑《平民日报》。
    
    1919年3月,袁振英从广州来到菲律宾最大的岛屿小吕宋,与南洋真社的首领华林接上联系后,在小吕宋的马尼拉市开展活动。袁振英与华林认识,二人曾是实社成员。对于在菲律宾的日子,袁振英作这样的描述:“我到了小吕宋以后,除了组织菲烈滨工党(华侨),周游群岛演讲鼓吹,出版《平民日报》机关报,又兼国民党机关报《民号报》外,还兼福建人的中西学校和广东人的爱国学校,弄到有钱也无去路,终日牢忙,因为报馆、学校、工党等都有食有宿。提倡华侨教育,为华侨服务,委实是平生一大快事!教育华侨青年是比较国内的青年还要紧得多,因为华侨不容易找得教师。”[14]经过一年的努力,袁振英顺利完成使命,帮助南洋真社组建了华侨工党。他回忆道:“一年后工党成立了,起了一座大洋楼,出版机关报《平民日报》,我的责任完成了。”[15]
    
    袁振英返回广州,担任广州《民号报》、《新民国报》的编辑,也不时在报刊上发表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因为刘师复的缘故,无政府主义在广州有着深厚的土壤,许多报馆的记者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袁振英回忆当时的情形:
    
    当时广州的《民仇报》、《中原报》和《现象报》的记者郭唯灭、杨计黑、陈雁声、何介克等人,都信仰无政府主义,常在报纸上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攻击旧社会。当时曾有一副对联说:“唯灭道德罔计黑白”。意思认为无政府主义宣传是不道德的,黑白不分的,表示反对……当时广州的钟标(又名君华,广州新亚酒店经理,已故)和张铸英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宣传中,常见到的外国无政府主义书籍,除上述之外,还有施蒂纳的《我与自己》、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克鲁泡特金的《叛逆者之言》、《互助论》等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16]
    
    袁振英当时也在这些报纸上发表翻译文章,如克鲁泡特金的《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道德》、《古尔德曼女士文集》、《胡黛连女士文集》等。
    
    四、“共产主义马前卒”
    
    1920年7月,袁振英随广东游东记者团结束在日本、朝鲜与台湾的宣示活动,回到中国大陆。途经上海时,与《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相遇。因为这次会面,原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袁振英转变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参与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袁振英晚年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主义马前卒” [17]。
    
    袁振英对此回忆:“我在‘民七’(1918)毕业于北京大学,离开北大了。陈独秀不久也脱离了北大;‘民九’(1920)我与陈独秀又在上海共产党小组再会了。”[18]这次会面导致了两人之间的合作,合作的主阵地依旧是《新青年》杂志,但他们这次新合作的范围要远比投稿者与杂志主编的关系深入、复杂与重大。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袁振英,为何被陈独秀请来帮忙编辑《新青年》和组建共产党?其中有许多原因:
    
    一是袁振英是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都属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来自苏俄的代表正在撮合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形形色色社会主义者的合作。对于袁振英从日本、台湾回来以后不去广州却逗留上海的原因,有篇文章是这样解释的:“无政府主义者遣派金家凤、袁振英等在沪倡无政府主义……其时又以国内思潮汹涌,倡无政府者最多,反对孔孟旧礼教者亦甚多。”[19]
    
    二是因为袁振英是陈独秀的学生。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建党活动中,积极借助于北京大学的在校学生、毕业生。纵观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就会发现最早的共产党人中,北京大学的师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三是袁振英的英语水平高,陈独秀需要袁振英在他和共产国际、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之间担任文字与口语翻译。
    
     四是陈独秀请袁振英帮忙编辑《新青年》。因为那时《新青年》已停刊数月,稿源严重缺乏,政治上又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向,需要袁振英这种既懂得社会主义理论又有编辑经验的人才。袁振英也乐意帮助陈独秀筹建共产党并宣传苏俄革命。因为他早就对无政府共产主义情有独衷。在无政府主义者中,袁振英的理念是最能够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他对陈独秀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颇有点瞧不起:“根本上陈独秀不懂得什么叫做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又不懂得西文,所以他不能不要我帮忙,而且我也乐得担任这种职务。因为我自从‘民元’(1912)跟着我们省文史馆副馆长郑彼岸和心社一班老同学宣传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20]求贤若渴的陈独秀与跃跃欲试的袁振英见面以后一拍即合。在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袁振英一直与陈独秀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全力以赴协助陈独秀工作。袁振英后来感慨地说:“陈独秀民九在上海组织共产党小组,也要我帮忙一切。实际上只有我们俩。”[2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2002年编著并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记载:“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
    
    在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一大”前后》第二册中,发表了袁振英的一篇回忆录。这是1964年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陈登才等两名研究者的采访整理稿(经袁振英本人看过)。这篇回忆录透露了许多颇有价值的信息,包括鲜为人知的建党初期的历史真相。在这篇回忆录中,袁振英说他参加了1920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讨论建党的会议:“一九二0年五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六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由陈独秀,由陈拿给大家讨论的……)。”
    
    阅读袁振英关于建党初期的回忆资料,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强调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国际性。袁振英对当时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了一个令人诧异的记述:当时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其中有许多外国人,不过地点是在‘中国’罢了” [22]。在他的记忆中,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有各国人士加入,成员除俄国人外,还有朝鲜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袁振英的记述显然和参与建党的其他早期党员的回忆有较大的差异。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巨大的差异呢?
    
    袁振英擅长英语,可以直接和当时在沪的包括苏俄代表在内的各国社会主义者交流。当时陈独秀与国际上的革命者来往频繁,袁振英就成为陈独秀与他们交往与沟通的桥梁。同时,袁振英在陈独秀的介绍下成为俄文报《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译员。此外,他还担任《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主编,需要收集与翻译大量的外文资料,这三项工作使得他经常与外国的革命者接触与合作。因此,他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萌芽时期的互动情况有着亲身的了解与直观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强烈而深刻。史学界在以往对中共发起组所作的各种说明中,不仅很少提到俄共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作用,而且忽略了魏金斯基[23]是这一组织的主要成员这一事实。袁振英的回忆可靠性如今得到了最新公布的前苏联档案的证实。袁振英这段特别的回忆,与对中国共产党建党贡献至伟的魏金斯基同苏联远东局的信件往来和档案的内容,可以互相佐证。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原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资料的开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许多真相逐渐得到明朗。
    
    当袁振英抵达上海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拓展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秘密大本营。而这个大本营的所在地就设立在袁振英担任英语翻译员并时常进出其中的《上海俄文生活报》报馆。
    
    袁振英称是陈独秀介绍他进入上海俄文生活报社担任英语翻译员的。《上海俄文生活报》于1919年9月21日创刊,初创时期规模很小,最初为周刊,后来改为日刊。随着出刊的频繁,《上海俄文生活报》越来越显露出布尔什维克的色彩。1920年2月,苏联共产党官员以5千美元买断《上海俄文生活报》。自此以后,《上海俄文生活报》就成为一份有着充裕资金的真正布尔什维克报纸。
    
    《上海俄文生活报》内容十分丰富,涵盖社会、政治、文化、工商等方面信息,设有许多栏目。它在上海注册、编辑、出版,却不限于上海一地的读者,发行范围相当广泛。同时,该报的编者和撰稿者也不限于在上海的编辑部成员和居沪俄人。比如,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和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商务参赞托尔加舍夫均在该报发表过文章。这说明《上海俄文生活报》是布尔什维克面向整个远东地区的一份重要报纸。魏金斯基按照上级指示在上海组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以后,而魏金斯基的公开身份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这家报馆也就成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掩护机关,也无形中成为远东书记处的一个工作机构,报馆一些人员直接参加了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有关的革命工作,如谢麦施科、阿嘎丙夫、巴兰诺夫斯基、霍多洛夫、李泽洛维奇、波波夫等与在上海的中、韩、印革命者有密切联系。他们接触的中国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曹亚伯、朱卓文、陈家京、曹子祥、张福堂、姚作宾、张墨池、景梅九、黄凌霜、胡愈之、秦抱朴等,其中也包括袁振英在内,他们多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无政府主义社团、工会组织和学生团体的领袖或活动分子。
    
    俄方解密档案揭示,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于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1920年9月,维连斯基—西比利亚可夫就东亚工作情况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该处取名“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作为“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维连斯基—西比利亚可夫本人兼任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的工作纲要是:第一,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第二,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第三,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第四,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
    
    1920年初,俄共(布)中央远东局设立外国处,工作人员有魏金斯基、马马也夫等。同年4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外国处派遣魏金斯基作为全权代表、季托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作为助手前往上海,开始在远东各国有计划组织共产党的工作,同行的还有魏金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在他们之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启蒙工作是由个别俄罗斯侨民来做的。例如天津大学教授鲍立维(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和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新闻》执行编辑A·A·伊凡诺夫(来自巴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等人。
    
    袁振英回忆魏金斯基在中国的革命活动:“一九二0年×月,俄国派魏金斯基来中国,留俄华工杨明斋和韩人安氏同他一起到来上海,魏金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他们并在法租界霞飞路七一六号英租界爱华德路设立《俄文生活报》报馆。当时陈独秀住霞飞路旧渔阳里二号柏文蔚家,门前挂《新青年》杂志社招牌,魏金斯基常到这里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24]
    
    前苏联解密的档案明确透露了魏金斯基一行的使命,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在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下设立了一个外交科,该科于4月派出了一行人前往中国(上海)——全权代表魏金斯基(格用戈里耶夫),季托夫(东方学院毕业)和谢列勃里亚科夫(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三人都是共产党员。此举奠定了我们对远东国家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基石。”[25]
    
    当时从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出席“五月会议”的周佛海回忆: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魏金斯基在座。魏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26]
    
    袁振英的北京大学同学、后来参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则说:魏金斯基的打算是:“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27]
    
    1920年6月,即在袁振英抵达上海前一个月,魏金斯基写信给远东局汇报了他来华之后做的主要工作:“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群益书店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的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定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28]
    
    这封信说明,魏金斯基来华后的主要注意力并不在急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上,而是致力于促使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包括在沪的日本和朝鲜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一个联合的组织。作为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深通英文的袁振英也应该是魏金斯基争取的对象。对于当时的情形,袁振英强调:“我们在‘民九’就是要集合一切社会主义者,地点虽然在中国,但各国人都有。所以日本人能够在《劳动年刊》详细叙述我们的经过。”[29]那时俄方人员参加中国党团组织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根据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翻译过来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里,明确记载米诺尔和别斯林就是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
    
    1920年7月19日,魏金斯基委托陈独秀联络召集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上海召开联合大会。刚回国的袁振英正好赶上并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另外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回忆:“一个是俄人Stumisky,另一个是华人山东籍杨明斋。杨会说俄语,任翻译,他们是来推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晚上,我们在渔阳里一号陈独秀家中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出席者有:Stumisky、杨明斋、陈独秀、李汉俊、尉克水、袁振英、俞秀松、金某(朝鲜人,金九?),还有一个印度人和我。议案很多,重点是宣传工作,认为社会主义者同盟应该首先具备自己的印刷机关和宣传阵地,当晚议决先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委托我全权负责。Stumisky 君交二千元给陈君转给我收,作为印刷所的开办费。为了工作方便和力争自力更生,这印刷所是公开营业的,接受外间订货,秘密印刷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书刊文件传单等。”[30]
    
    会议讨论了新组织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名义来命名的问题。多数人能够接受“社会党”的名义,但比较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更赞成使用“共产党”的名义。会议最后产生了一个足以显示其包容并蓄特点的名称“社会主义者同盟”。而由此派生出来的包括魏金斯基在内的5人领导核心,则定名为“革命局”。魏金斯基于8月17日向伊尔库茨克上级组织写的报告称,会议成立了包括魏金斯基在内的5人革命委员会,提出先在各中小工业城市建立像上海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然后召开各革命委员会代表会议,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上海革命局最初由5人组成。已知这5人中包括魏金斯基,另外4人是中国革命者,其中陈独秀和李汉俊已得到证实,其余两人在上述档案文献中没有记载。但笔者猜测,袁振英可能是其中1人,因为那时袁振英几乎是专职为陈独秀以及党组织工作的。根据魏金斯基的建议,革命局设立了三个部,即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负责整个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日常运作。魏金斯基当时给上级的汇报中写道:这段时间以来,我在此地的工作总结如下:在上海建立一个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其中4位中国革命者,加上我)。委员会有3个处:1.出版处:2.情报鼓动处;3.组织处。……情报处组建了华俄通讯社,该处目前已经向31家中国报纸供给资料,希望将其扩大,因北京已经建立了一个分部。我们情报处的资料由—位中国同志负责,资料来源主要是俄国远东的报纸,以及《先驱论坛报》、《曼切斯特卫报》、《国家报》、《新共和报》、《纽约之声》、《俄罗斯报》和我们—行人提供的文章! 苏维埃日历上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也在这里全文发表了。[31]
    
    可以推断,负责情报处资料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袁振英。他主编《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主要靠国外的译文支撑。也有说是杨明斋,但杨只会俄文,对英文资料并没有能力处理。
    
    7月19日的会议议决先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委托郑佩刚全权负责。魏金斯基交2千元给陈独秀转给郑佩刚,作为印刷所的开办费。这个取名“又新”的印刷所就很快建成了,印刷厂印刷了中文的《共产党宣言》、《劳动界》、《共产党》、《新青年》以及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自由》等书刊。这家印刷厂还与远东书记局辖下的朝鲜革命局共同拥有和使用,高丽共产主义者小组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编辑的《共产》等朝鲜文书刊,以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机关报《新大韩独立报》也由这家印刷厂印刷。主持此工作的郑佩刚认为:“社会主义者同盟属于统一战线组织性质。我在又新印刷所经手印刷的刊物文件也反映了这种情形: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报《共产党》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自由》是由景梅九主编的,都是月刊。此外,还有《正报》、《新青年》、《新湖北》、《美术杂志》以及各式各样的小册子、传单等。”
    
    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中心,在北方是北京,华东是上海,南方是广州,以上海为最活跃。上海方面担任工作主要人物是陈独秀、杨明斋、Stumisky、李汉俊、郑佩刚等;北京方面是李大钊、黄凌霜、华林、Browy等;广州方面是梁冰弦、刘石心、W君等。[32]
    
    从郑佩刚的回忆来看,那时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显得亲密无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率先介绍布尔什维克革命与苏俄,并积极准备响应俄式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多是国际主义者,不少人学习并懂得世界语,有与国际同类团体合作的习惯。历史上许多后来被归纳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思想言论,最初是通过无政府主义的渠道提出和传播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包括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内,大都程度不同地被无政府主义吸引和影响过。中共早期的另外一位领袖瞿秋白是1921年到俄国接触到马列著作后,才从信奉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在其临终前写下的《多余的话》中,称自己在信奉马克思主义前曾是一个近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
    
    1920年7月19日的会议是俄共代表花了很大力气准备的。他们直接出面筹划,并且直接参加,要求陈独秀向各地革命者发出信件,邀请各地代表来沪。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产生,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主缔造的,而是最初由俄共党员柏烈伟出提议创建,并在他与其他布尔什维克如魏金斯基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各地发起成立的,他们资助甚至直接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同盟。对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这段“蜜月”时期,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曾作过这样的解释:“我党开始形成时,去那里找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呢?真正能够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上的人呢?且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当时曾有一部分激进分子相信了无政府主义,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故在上海仲甫同志发起组织党时,连沈仲九也拉进来,并且在当初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33]
    
    有了上述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苏俄代表牵线下合作的背景,对陈独秀与袁振英的沪上相遇并立即展开合作就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了。陈独秀受魏金斯基的委托写信通知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这次会议,是否包括袁振英呢?如果包括袁振英,那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不回广州,却在上海上岸并与陈独秀相遇。最近发现的袁振英1920年10月(或许11月)写给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封信,佐证了我们的推断。这封信收录在罗素的一本自传里,摘要如下[34]:
    
    中国上海霞飞路渔阳里 6号
    
    1920年10月(11月?)6日
    
    杜威博士造访此地,可谓辉煌矣,但我等多数学人,对他的保守理论,颇感意犹未尽,缘因我们大多欲探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及社会主义等理论之真谛。总而言之,我们亟欲细悉诸种社会革命哲学的知识。我们是克鲁泡特金先生的信徒,我们的目标乃是在我国建立无政府之社会。我们殷切期待阁下开我等之茅塞,细述基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哲学奥秘。除此之外,我们尚需阁下矫正美利坚哲人杜威博士的理论谬误。我们深望阁下在中国拥有绝对的自由,而非阁下在英国的貌似自由。为此之故,我们敬期阁下在我处的成就,将远胜于杜威博士。
    
     阁下的手足般同志袁振英
    
     (中国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秘书)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袁振英当时就住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六号,也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的所在地。信中袁振英明确称“我们是克鲁泡特金先生的信徒,我们的目标乃是在我国建立无政府之社会。”可见他是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更重要的是他在署名中称自己的职位是“中国无政府——社会主义同盟秘书”,这就表明了该组织的存在以及袁振英在这个组织中的角色。这信对澄清袁振英当时的政治身份、政治思想以及政治信仰很有帮助;也对研究社会主义者同盟是否存在、这个同盟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合作情况很有帮助。
    
    李丹阳记载,上海共产党组织派人到汉口游说当时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恽代英和他的追随者加入共产党:“1921年4月,李泽洛维奇和其追随者马哈尔到汉口与两名广东人会面。英国情报机关指出其中一人是陈独秀的同事Chung Huang Li,此人大概就是参加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黄凌霜,另一人应是袁振英。因为据袁振英晚年回忆,他于1920年夏在上海参加共产党小组以后,曾被组织派往武汉去联络那里的农工和学生,还劝说当时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恽代英等人加入共产党小组。英国情报仅报告了他们四人会面时谈及布尔什维克在远东的组织和活动,至于李泽洛维奇等此行是奉谁派遣,有何具体任务均未提及。但他此时已同正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和有关布尔什维克组织都有联系,则为确定的事实。”[35]
    
    李泽洛维奇(Jack Lizerovitch),这个如今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俄罗斯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颇有影响。他是在英国长大的一名俄国犹太人,早年随父母侨居伦敦,但没有加入英国国籍。他家所在的伦敦东区是穷苦工人和犹太移民居住区,那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十分活跃,李泽洛维奇一家因此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发生了联系。1917年李泽洛维奇从英国来到上海,受雇于英商怡和洋行。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他拥护苏维埃政权,并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联系。根据英国方面的情报,许多从苏俄派到中国来的人,如魏金斯基等人都曾在上海同李泽洛维奇有过联系,并得到他的大力帮助。李泽洛维奇与不少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熟识,加上他熟练英语,因而成为布尔什维克与中、韩革命者之间联系的桥梁。英国情报部门当年多次发现他的类似活动,判断他是布尔什维克组织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团体之间的联系人[36]。
    
    袁振英与李泽洛维奇相识,他们的英语都非常熟练。袁振英能够在早期建党时扮演重要角色,与他出色的英语水准有关。据袁振英晚年回忆,他确实奉陈独秀之命去过汉口,还见到过恽代英。他到汉口的任务是“联络恽代英同志,劝其加入共产党”[37];“调查武汉三镇的教育状况和汉阳兵工厂、铁厂、纱厂等的劳工状况”[38]。
    
    社会主义者同盟是孕育中共胚胎的母体,它在汇集信仰不尽相同的社会主义者共同从事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促使其中一部分人转而信仰布尔什维主义,正如后来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说,要力求使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混合的组织,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袁振英与李泽洛维奇先后奉命去武汉说服恽代英等人加入共产党组织,想同恽代英以及利群书社成员林育南、项英(项德隆)、李书渠、李求实、卢斌、施洋等,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使他们早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是当时颇为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才华出众,感召力很强。他发起组织了互助社等进步社团,1920年初又在武昌横街创办利群书社,致力于介绍新文化,推销进步书报杂志,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不过,这次袁振英的汉口之行并不圆满,没能说服恽代英和他的伙伴们加入共产党组织,但恽代英和袁振英因此成了私交颇深的朋友。
    
     1920年9月,停刊了几个月的《新青年》杂志复刊,并成为共产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新青年》杂志是1920年春随它的创办者陈独秀从北京迁回其诞生地上海。迁回上海以后,这家中国最知名的杂志发生了巨大转变,转变涉及到编辑方式、经费与政治倾向等方面。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倾向在复刊后的《新青年》杂志封面装帧上就有所反映,借用茅盾的话来说,就是“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人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39]。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图案,这个图案“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这个图案并非是《新青年》杂志编辑们的原创,而是来自对美国社会党党徽的模仿。这个封面图案的设计与魏金斯基有关。魏金斯基来华前曾在美国活动,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回到俄国加入俄共(布),1920年1月参加俄共在远东的活动。曾经为美国社会党成员的魏金斯基利用其方便条件,替上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购买美国社会党的一些书籍。《新青年》杂志复刊后封面的这个图案,就是在这些书籍中得到的。
    
    《新青年》杂志复刊后内容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复刊号(即第八卷第一号)登载了陈独秀政治观点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书《谈政治》一文。此外,专门开辟了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陈独秀把这个“带有树旗帜的作用”[40]的专栏交给袁振英主编。袁振英担任《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编工作,是他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最大贡献。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俄,不是赞扬就是反对、不是喜欢就是失望,对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政治试验品既充满期待,又有着莫名的恐惧。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人对其知之甚少。《新青年》开辟这个专栏,就是致力于把社会主义的苏联介绍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人民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成功经验,了解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中国人民坚决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袁振英当时的编辑与翻译工作十分繁重,每月只能拿到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没有特别介意,照样专心工作,写的文章很多,写得也很快。他曾经用唐朝诗人李白来打趣:“李太白所谓‘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也不是一件难事!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41]
    
    “俄罗斯研究”专栏中有大量介绍苏联的稿件,占了《新青年》杂志的大量篇幅。关于这点,袁振英说:“因为当时《新青年》的赤化已现,‘北大’一班教授已不敢投稿……所以我便不能不多翻译一些美国共产党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周刊的稿件。”[42]从第八卷第一号到1921年第九卷第三号,《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许多当时能够收集到了的英、美、德、日等国报刊刊登的有关苏俄介绍与研究的翻译文章。提供稿件的有李大钊、李汉俊、沈雁冰、李达、陈望道、袁振英等人。发表的文章内容有:列宁的《民族自决》、《无产阶级政治》,倍倍尔的《女子将来的地位》,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达的《马克思返原》等。
    
    《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文章目录统计如下:
    
    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9月1 日):1、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张慰慈译,2、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汉俊译,3、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汉俊译
    
    第八卷第二号(l920年10月1日):4、苏维埃共和国底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汉俊译,5、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报告——中俄通信社,6、苏维埃平民教育一一杨明斋译
    
    第八卷第三号(1920年11月1日):7、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杨明斋译,8、全俄职工联合大会——震瀛译,9、劳农协社——震瀛译,10、俄罗斯的我观——震瀛译,11、列宁——震瀛译,12、克鲁巴特金告英国工人——震瀛译
    
    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13、苏维埃的教育——震瀛译,14、彼得格拉的写真——震瀛译,15、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组织——震瀛译,16、革命的俄罗斯的学校和学生——震瀛译,17、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震瀛译,18、文艺与布尔塞维克——震瀛译,19、赤军教育——震瀛译,20、中立派大会——震瀛译,21、俄罗斯的实业问题——震瀛译,22、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改造——震瀛译,23、劳农政府召集经过情形一一一震瀛译,24、过渡时代的经济——震瀛译
    
    第八卷第五号(1921年1月):25、俄国与女子(包括六篇文章)——震瀛译,26、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陈望道译,27、俄国底社会教育——震瀛译,28、劳农俄国底农业制度——周佛海
    
    第八卷第六号(1921年4月1日):29、俄国农民阶级争斗史——李达译,30、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李达译,31、俄罗斯——震瀛译,32、列宁与俄国进步——震瀛译
    
    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1日):33、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李守常,34、劳农俄国底妇女解放——李达译,35、劳农俄国底电气化——P.生
    
    除“俄罗斯研究”专栏外,《新青年》杂志中还有零散的苏俄介绍:陈独秀撰《俄国精神》(第八卷第一号);郑振铎译《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及李少穆译《哥尔基在莫斯科万国大会演说》(第八卷第二号)、震瀛译托洛斯基的《我们要从那里做起?》(第八卷第三号);震瀛译《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第八卷第四号),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及震瀛译《苏维埃政府底保存艺术》(第八卷第五号)等等。
    
    “俄罗斯研究”专栏从第八卷第一号至第六号一直未间断,时间从1920年9月至1921年4月,最后一期为第九卷第三号。“俄罗斯研究”共刊出介绍苏俄的译、著35篇,其中译文32篇,震瀛署名翻译的就占了24篇。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的12篇文章全是袁振英一人翻译。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给周恩来的信中指出:“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门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个留俄华工杨明斋能够翻译些俄国的工农生产的字数,因为他不懂得理论。”[43]可以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俄罗斯研究”专栏的文章,第一次真正地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面目和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革命理论。
    
    “俄罗斯研究”作为《新青年》杂志新设立的专栏,刊登的译文全然不掩饰对苏联的同情、欣赏与赞美。它的横空出世就象陈独秀树立的一面旗帜,显露《新青年》的出版者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倾慕与认同。而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确实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这个时期,袁振英已经由“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者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者”了[44]。
    
    《新青年》第八卷刊登的译文,政治、社会类内容的比重比以前增加,文艺类只占译文总数的23%,政治和社会类译作加起来则占译文总字数的73%。分析第八卷的译作内容,可以看到,本卷的政治译作大部分是“俄罗斯研究”系列的作品,以及其它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这不同于《新青年》早期较多译介欧美自由主义的著作。《新青年》第八、第九卷,虽继续刊发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以及陈衡哲、俞平伯等人作品,但属于不太重要的诗文及小说,唱主角的已变成袁振英为主的对苏俄情况的译介以及李季、李达等左派论述。通过“俄罗斯研究”专栏,《新青年》最终转向认同马列主义。
    
    《新青年》在内容上的剧烈变化,特别浓郁的“俄罗斯”气息,引起了杂志社部分社员的不满。胡适在一封信中抱怨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45]胡适的这句话自然是有依据的。Soviet Russia是美国出版的一个刊物,袁振英的大量翻译文章都源自此刊物,此外还包括《先驱论坛报》(英文名DAILY HERALD,1862—1964在伦敦出版的日报,1964年改名为《太阳报》)、《曼切斯特卫报》(英文名MANCHEST GUARD,1821—1959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出版的报纸,1959年后改名为《卫报》,在伦敦出版)、《国家》(英文名NATION,1865年在纽约创刊的英文报纸)、《新共和》(英文名NEW REPUBLIC,1914年起在美国纽约出刊的一种英文报纸)、《纽约之声》(英文名NEW YORK CALL,美国杜会党纽约分部的日报,1908—1923年出刊)等。有学者研究后发现,袁振英等翻译的原文大都集中于1920年4月到10月的《苏维埃俄罗斯》周刊中,也即魏金斯基来华以后的半年时间内。可见《新青年》杂志社社员当时所参阅的《苏维埃俄罗斯》周刊不是由他们按期订购的,而是在魏金斯基来华以后邮购的。这点足可见《新青年》与魏金斯基的亲密关系,也就是共产国际与陈独秀、袁振英等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杂志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0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以后,委托陈望道主编《新青年》,这更让胡适等感到不快。1921年1月,《新青年》杂志的北京编委对杂志转向马克思主义进行紧急商议,认为如此明显的党派意识,已经有违“同人杂志”宗旨。钱玄同并不赞同《新青年》的变化,但他觉得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于是给胡适写了一封信,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46]
    
    钱氏要求大家尊重创办者陈独秀的个人选择,“私产”二字虽然说得较重,但也不无道理。钱玄同认为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作还不如公开分道扬镳的好。至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已趋于分裂,陈独秀与胡适的分道扬镳以及《新青年》的转向则成为明显的标志,而袁振英主编的《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这场冲突的焦点。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于1920年8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参与创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袁振英,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
    
    1920年间,浙江、湖南、湖北、安徽、广东等地一些青年学生,或因学潮被迫离校,或因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或因渴求充实新的知识了解新的学说,纷纷来到上海找新青年杂志社、星期评论杂志社和民国日报社,要求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等人给他们指点和帮助。上海工读互助团的一些青年,也急切盼望有一个引导和组织青年的革命团体,来帮助他们解决在工读互助当中碰到的种种困难。1920年8月17日,魏金斯基在给其苏俄共产党上级组织的报告中提到:“我们的前景是: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倾向革命的大学生组织起来,建立一个集中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该青年团的代表届时可以加入我们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革命委员会了。”[47]
    
    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成立。袁振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发起人之一,其余还有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八个发起人的名单最早来自1933年仿鲁的回忆[48]。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之间的关系,袁振英的看法与人们的习惯看法不一样,他说:回国经沪见到了陈独秀。他要我帮忙他组织了共产党小组,当时,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49]。从这段文字看,袁振英是把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等同看待的,两位一体,只不过名称与叫法不同而已。他坚持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不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下属机构,而是党组织的一体两面: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决定戴宅为团址,挂“外国语学校”的招牌,我和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主持团务,总务由杨明斋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小组(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一九二一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延年、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蔡畅等同志在巴黎成立的共产党小组,当时也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所以戴宅实际上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还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用陈独秀的名义组织起来,由陈独秀抓的),到了这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已具雏形了(日本坂西太郎曾在日本劳动月刊介绍这一情况)。 [50]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据当年的团员魏以新记忆:召开团的会议,有时陈独秀和杨明斋也来参加。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袁振英所说的一体两面的现象。
    
    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之后,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了外国语学社,这是上海党组织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招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同时参加一些革命活动。外国语学社虽然公开登报招生,但实际上许多人并不是因见报而应招,而是通过陈独秀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他成员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介绍而来的。刘少奇便是其中一个。1920年10月,刘少奇通过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抵达申城,进入外国语学社。贺民范还陆续介绍任弼时、萧劲光、周兆秋、胡士廉等湖南青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刘少奇回忆:“在一九二0年的冬天,(我)即由湖南一位相信社会主义的老先生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这件事,我由北京回到长沙,又由长沙到上海,进了当时青年团及陈独秀等创办的外国语学校。”[51]其实,外国语学社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为培养留苏预备人员而设的学校。学员少时有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具体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杨明斋和库兹涅作娃讲授俄文,李达讲授日文,李汉俊讲授法文,袁振英及他的北京大学校友沈雁冰讲授英文。
    
    1921年4月左右,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中挑选二三十名团员分批赴俄,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挑选到俄国学习的外国语学校学生有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曹靖华等,他们从俄国学成回国后,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1921年冬,外国语学校结束。这所学校从成立到结束,历时10个月,为培养共产党的干部和造就革命人才,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间,袁振英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担负着宣传方面的重任。他不仅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编,还是《劳动界》周刊及《共产党》月刊的编辑与撰稿人。
     《劳动界》杂志的出现也与魏金斯基推动中国共产主义活动有直接关系。1920年8月17日,魏金斯基在给上级的一份工作报告中说:“这个星期,8月22日我们的出版处就要用中文出版《劳动界》。拟作为月刊出版,印2千份,每份1分钱。由我们自己的印刷厂承印。”[52]
    
    《劳动界》于1920年8月15日创刊,比魏金斯基计划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开设演说、国内外劳动界、调查、时事、读者投稿等栏目。《劳动界》编辑部提及该刊由陈独秀和李汉俊两人发起,“宗旨在改良劳动界的境遇。……希望劳动界诸君对于投稿及推销两事,大家出力帮忙,好叫本报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53]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为中共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袁振英(署名震瀛)等。袁振英在《劳动界》上共发表3篇文章,内容短小。
    
    《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刊,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一份半公开的刊物,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共产党》月刊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编辑部都设在上海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共产党》月刊的稿件许多是由新青年杂志社提供的。月刊出版后,随出售的《新青年》附赠。
    
    《共产党》月刊的办刊风格受美国及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完全模仿英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The Communist,发行地伦敦),与英国《共产党》的封面装帧相同,将“短言”(即“卷首语”)排在封面。袁振英是这个重要杂志的编辑与撰稿人,袁振英回忆:“我们还在新旧渔阳里两处出版了《共产党》周刊,总编辑部设在《新青年》杂志社中,李达、陈独秀和我都参加了编辑。当时因对外不用《共产党》之名,故曾以《康敏主义周刊》(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无政府》,《安那其》等封面出版。《共产党》周刊,实际上是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机关刊物。”[54]
    
    除了做编辑工作外,袁振英还翻译了几篇文章,其中有《莫斯科第一次工人的自由市府》、《波兰共产党忠告世界工人》、《中国与俄国》等。在《共产党》月刊发表的文章,作者一律署笔名。如李达的笔名是“胡炎”、“江春”,沈雁冰的笔名是“P生”,周佛海的笔名是“无懈”,施存统的笔名是“C·丫C”,李汉俊的笔名是“汗”、“均”,袁振英的笔名则是“震瀛”、“震雷”。 袁振英一生发表的文章较多,用了太多的笔名,以致许多人不知作者的真实姓名为袁振英。
    
    五、广州奋战
    
    1920年12月下旬,陈独秀、袁振英师生两人先后离开上海来到广州。袁振英回粤的使命有两个:一是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二是为既不懂汉语更不懂粤语的俄国人充当翻译。因为到广州不仅有中国国语的翻译问题,还有粤语的翻译问题。这些都是袁振英擅长的。
    
    袁振英回到广州后,跟陈独秀一起住在市内泰康路回龙里九曲巷11号一座三层楼的一个房间里,从室内可以眺望市北郊的白云山,陈独秀因此把居室叫作“看云楼”。陈独秀在广州除了教育行政事务以外,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此,袁振英回忆:“陈独秀到广州后,广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青年杂志社也在一九二O年底由上海迁到广州,编辑部设在广州市泰康路回龙桥一座大楼下(也即看云楼),陈独秀仍任主编,他和李季、潘赞化及我都留住在这里。《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仍由上海群益书局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出版,第六号起才移到广州昌兴街二十六号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出版,但编辑部还在回龙桥看云楼。”[55]
    
    在广州,袁振英除了继续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充当俄罗斯人的翻译外,还成为重新建立的广州共产党的成员之一。
    
    广东本是无政府主义者相对集中的地方。1920年10月,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由共产国际代表米诺尔、别斯林与七名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出版了《劳动者》杂志。10月,他们以“广东共产党”名义,散发《苦的是平民!怎样才是快乐呢?》的传单。由于广东“共产党”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被革命者认为“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56]。
    
    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回忆了1921年广州无政府主义势力的盛况:“春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莫斯科逝世,广州举行追悼。入会参加者千余人,发言者颇多,会场是高等师范大礼堂。《广州晨报》是日出一特刊,送到会场分赠。—九二一年五一节在广州是盛况空前的,我们分头组织发动各业工人停工一天,举行盛大示威游行,沿途呼口号、散传单,行列长达数里,领队是谢英伯。他是个大胖子,这天跑得汗流浃背,气喘喘地一步一抹汗,但精神奕奕。林森这天也在队伍中,手捧一大堆红色传单,沿途分派。他这份传单内容是劝人抛却长衣,改穿短衣,移风易俗,劳动神圣,传单上还画一把大剪刀,教人将长衣剪短。那天,永汉路口,竖着两个大画像,一是马克思,一是克鲁泡特金。”[57]
    
     陈独秀的到来,让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脆弱同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陈独秀与广东“共产党”的成员联系,把自己起草的党纲给他们讨论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激烈的争议,认为必须与无政府主义者分开。
    
    陈独秀联络广东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以《新青年》、《广东群报》为主要阵地,并通过演讲等方式,对无政府主义展开全面论战。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东省公立政法学校作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讲演,着重谈了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称:“无政府主义虽然也分几派,我认为各派共通的精髓所在,就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底绝对自由。”并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论证无政府主义“都是走不通的路”。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听了这次演讲,即写信给陈独秀,全力为无政府主义辩解,对陈独秀的主张进行非难。1月22日,陈独秀收到来信作了回复。区声白不服,继续致信陈独秀。陈独秀再作答,区声白继续辨白。如此往复辩论达3次之多。书信共六件,都发表在《广东群报》上。陈独秀为此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开辟“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公开披露这六封书信件,双方形成了一场公开的辩论。
    
    袁振英与区声白、黄凌霜曾为实社的核心成员,在陈、区两人的辩论中,袁振英采取了温和的态度:“我当时曾劝他们团结,不要分裂,分裂没有好处。”[58]袁振英当时的心理较为复杂,当区声白、黄凌霜批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纪过于森严时,他是心有同感的,这也是他后来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同时也深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吸引,不再是以前那种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了。
    
    《广州晨报》是无政府主义派的新闻堡垒。该报于3月2日突然对陈独秀等人进行攻击,指陈独秀等意图将公立学校变为私有。被点名的陈独秀、陈公博、袁振英等人于第二天、第三天连续在《广东群报》发文回敬。陈独秀认为:既然各人信仰的主义不同,将来始终是要分开的。联合起来活动,由于主义、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必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分开,各走各的路。无政府主义者鉴于与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不能共处,没有统一的语言,也甘愿退出广东“共产党”。由于七个无政府主义者退了党,广东“共产党”仅存米诺尔、别斯林两个俄国人。经过认真酝酿,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组织真正的共产党”[59],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米诺尔、别斯林、袁振英、李季、沈玄庐。此外,包惠僧受上海党组织派遣,于5月间来广州见陈独秀,也参加广州共产党的活动。广州共产党成立后,把陈公博主编的《广东群报》和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作为党的机关刊物,加上当时由上海迁来广州的《新青年》,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最早建立的六个地方组织之一。对于袁振英加入广州共产党的事实,同他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一样,也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正本中得到了确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2002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记载:“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6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当时,袁振英正忙于准备到法国里昂留学,陈独秀也忙于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工作,都无暇参加这次重要会议。广东参加“一大”的代表是陈公博与包惠僧。袁振英到法国后,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不再参加党的活动。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有短短一年时间,犹如流星般闪过,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袁振英始终没有放弃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信仰,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原因呢?袁振英道出了心声:
    
    当时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就是无政府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无政府主义就是到达共产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殊途同归”。
    
    巴金是一生致力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宣传的。而我认为:主义是一种工具,拿来利用,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不是宗教迷信和盲从,不是一种升官发财的工具。我最赞美马克思关于“只论目的,不论手段”的理论,这绝不是不择手段,而是最择手段,是为达到共产主义都要选择一切最好的手段,这是一种意思,另一种意思是目的正义化了手段;目的好了,手段有时差一点也不妨。我主张“无调和、不妥协”,旗帜鲜明,“革命者向左转,不革命或反革命者向右转”,不要“挂羊头,卖狗肉”。我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反对“各尽所能,各取所值”。[61]
    
    我之所以参加共产党小组,就是在当时很少人提倡共产主义,假如我不负担一份责任,对于主义的发展,更多一些妨碍。”[62]
    
    袁振英是一个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颇为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1921年3月,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道扬镳,袁振英并没有在这个大转变中离开共产党。他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最终离开了共产党。其中的一个解释,就是他对个人自由有很强的意识,无法适应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我有自知之明,我的自由主义不能够担负共产党铁的党纲!”[63]关于这一点,他的夫人黄式坤也予以证实。1986年,她给妹妹黄璧坤的信中说:“振英在共产党未成立之前已接受共产主义,但不愿想受一个党的指挥,而要有自己的自由。”[64]他甚至不承认自己曾是共产党人。20世纪50年代他颇感无奈地说:“一般人因为我在民九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的小组,及与陈独秀在北京和广东的特别关系,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最亲密的都是这般看法,其实我始终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很像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一般。我的外父黄嵩龄常以为我是一个共产党,所以反对他女儿同我恋爱。我的叔伯辈现仍以为我是一个共产党。邵元冲(西安事变的替死人物)与连声海夫妇唐允恭,谈及我是共产党。陈济棠、林翼中等及诸人都以为我是共产党。只有共党的同志们才知道我不是共党。”[65]
    
    袁振英1929年与香港受匡出版社合作,计划编译出版一套丛书,以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成立的无政府主义社团——实社作为丛书的书名,名《实社丛书》,计划出版17本书。至1937年秋,已经出版了9本,它们是:《近代学校与教育改造》、《近代婚姻与家庭改造》、《上帝与国家》(巴枯宁著)、《古尔德曼女士文集》、《革命与进化》(邵可侣等著)、《易卜生传》、《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王尔德著)、《无治主义者的道德》(克鲁泡特金著)、《牧师与魔鬼》(短篇小说集)。另有8本正在印刷或准备印刷,它们是:《近代科学与无治主义》(克鲁泡特金著)、《胡黛莲女士文集》、《托尔斯泰社会哲学》、《乌托邦的苏俄》、《孔德平生和著作》、《孔德实证哲学原理》、《震瀛室散集》、《震瀛室译丛》。1937年秋,中国抗战爆发,《实社丛书》因而未来得及全部出版。
    
    1979年1月18日,袁振英在广州去世,终年85岁。
    
    
    [赵京2011年4月17日整理]
    
    
    [1] 袁振英:《三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
    
    [2] 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载《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底根源》。
    
    [4]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载《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第184页。
    
    [5] 凌霜:《答思明君》,载《实社自由录》第1集,1917年7月。
    
    [6] 凌霜:《弁言》,见《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
    
    [7] 袁振英:《自传》(1969年4月10日)。
    
    [8] 巴金:《我的幼年》,载《民铎》1923年四卷四号。
    
    [9]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2页。
    
    [10] 袁振英:《袁振英的坦白书》。
    
    [11] 袁振英:《易卜生传》,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
    
    [12] 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
    
    [13] 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
    
    14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
    
    [15] 《袁振英致周恩来信》(1973年7月9日)。
    
    [16] 《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
    
    [17] 袁振英:《从学习胡风事件中来观察我自己的思想底来龙去脉》(1955年8月3日)。
    
    [18] 袁振英:《袁振英的坦白书》(1958年12月25日)。
    
    [19] 仿鲁:《清算陈独秀》,载《陈独秀评论》,1933年3月出版。
    
    [20] 袁振英:《袁振英的坦白书》(1958年12月25日)。
    
    [21] 袁振英:《我的忏悔录(思想上的自传)》(1955年8月3日)。
    
    [22] 袁振英:《袁振英的坦白书》(1958年12月25日)。
    
    [23] 魏金斯基(1893—1953),也有译作称之为“维经斯基”,俄国人,俄文原名Г.Н.ВОЙТИНСКИЙ,在华期间化名“吴廷泉”,1920年4月率俄共(布)党员小组来华,1921年春回国。大革命时期数次来华。
    
    [24] 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
    
    [25] 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委员令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就本部组织与活动向共产国际执行轨行委员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载《联共、共产国际和中国(1920-1925)》,台北东大图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7页。
    
    [26]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
    
    [27] 《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28]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29] 袁振英:《三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
    
    [30]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载《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第958页。
    
    [31] 《魏金斯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上海),载《联共、共产国际和中国(1920-1925)》,台北东大图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0页。
    
    [32]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载《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第959页、第961页。
    
    [33]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34] Autobiography, Bertrand Russell,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8,p.369。
    
    [35] 李丹阳:《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36] 李丹阳:《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 》。
    
    [37] 袁振英于1958年9月5日填写的《干部登记表》。
    
    [38] 袁振英:《袁振英自传》(1950年)。
    
    [39]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40] 《陈望道谈话记录》,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8期。
    
    [41] 袁振英:《我的忏悔录(思想上的自传)》(1955年8月3日)。
    
    [42] 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
    
    [43] 《袁振英致周恩来信》(1973年7月9日)。
    
    [44] 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底根源》。
    
    [45]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46] 钱玄同:《钱玄同致胡适》,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2页。
    
    [47] 《魏金斯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载《联共、共产国际和中国(1920-1925)》,第12页。
    
    [48] 仿鲁:《清算陈独秀》,载《陈独秀评论》,1933年3月。
    
    [49] 袁振英:《袁振英的坦白书》(1958年12月25日)。
    
    [50] 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
    
    [51] 王光美:《刘少奇青少年时代·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52] 《魏金斯基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1920年8月17日)。载《联共、共产国际和中国(1920-1925)》,第11页。
    
    [53] 《〈劳动界〉出版告白》,载上海《民国时事》副刊《觉悟》,1920年8月17日。
    
    [54] 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
    
    [55] 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
    
    [56] 《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
    
    [57] 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载《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第963页。
    
    [58] 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
    
    [59] 《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
    
    [6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61] 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
    
    [62] 袁振英:《袁振英的坦白书》(1958年12月25日)。
    
    [63] 袁振英:《我的忏悔录(思想上的自传)》(1955年8月3日)。
    
    [64] 黄式坤致黄璧坤信(1986年)。
    
    [65] 袁振英:《四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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