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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月刊:纪念胡耀邦先生逝世22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15日 转载)
    “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
    
     ——纪念胡耀邦先生逝世22周年 (博讯 boxun.com)

    
    本刊编辑部
    
    今天是2011年的4月15日,距离耀邦先生逝世的日子已经整整22周年了!
    
    我们纪念耀邦先生,我们向耀邦先生致敬并向耀邦先生的家人表示我们诚挚的慰问和祝福!
    
    22年前,耀邦先生的突然辞世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悼念活动,这场悼念活动又迅速转化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反腐败、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并间接推动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壮举。那么,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耀邦先生身上?或者说为什么耀邦先生的去世会引起国内政治乃至于国际政治的巨大变化?我们认为原因不外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耀邦先生在“两个凡是”等极左思想的笼罩下依然主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准备了思想解放的基础。如果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果不冲破“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恐怕是不容易进行的。而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显然是得民心的,人民当然会因此怀念耀邦先生。
    
    其二,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毛黑暗”时代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使一大批遭遇政治迫害的“老干部”得以解放。与此同时,在胡耀邦的主持下,50多万被打为右派的文化界人士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这些举措使得数百万个家庭又过上了相对正常的生活。人们也因此而纪念耀邦先生。
    
    其三,耀邦先生抵制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关于“精神污染”,可能有些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认为既然是“污染”就应该清除,这里应该多说两句。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经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界知识界的良心人士开始反思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系列悲剧,进而对执政党和现存社会制度提出了一些怀疑和批评,并开始讨论社会主义的目的,讨论人性、人的价值、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早已厌倦了“红色文化”的虚伪说教,生活方式也在向着港台方向靠拢,烫发、裙子、喇叭裤、牛仔裤、高跟鞋、集体舞以及邓丽君等人的轻曼抒情音乐(所谓“靡靡之音”)开始渐渐流行。所有这些东西在邓小平等人看来都是“精神污染”,都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都是很危险的。因此,伴随着83年的“严打刑事犯罪”活动的开展,邓小平们发起了一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要求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讲话”。一时间风声鹤唳、黑云压城,大有中止改革、再造文革的态势。显然这场“清污运动”是逆历史潮流的,是不得人心的。后来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的抵制下,这场来势汹汹的“清污运动”搞了28天就结束了,知识界文化界人士避免了一场政治灾难,人们因此也有理由纪念耀邦先生。
    
    其四,耀邦先生尊崇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带头抵制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
    
    80年代中前期,经历过“毛黑暗”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开始反思文革悲剧的制度根源和社会根源。当人被异化为“螺丝钉”的时候,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因此,良心人士开始高扬人性和人道主义大旗,开始睁眼看世界;方励之、许良英、王若望、王若水、刘宾雁等人开始高声呼唤民主、呼唤自由,张贤亮、温元凯等人则公开主张“给资本主义平反”,并“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这显然是一种引导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和文明的潮流。但邓小平们缴获政治大权后,坚决反对国家的民主进路。早在1979年就摧毁了魏京生等人发起的“民主墙”和“第五个现代化”运动,并针锋相对的提出了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在80年代中前期先是喊叫要“清除精神污染”,接着邓小平又多次指出所谓“精神污染”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指令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耀邦先生做了力所能及的抵制,他积极倡导舆论开放和言论自由,采纳朱厚泽提出的“三宽”政策(即宽松、宽容、宽厚),并多次向大家推荐马克思“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强调说:“我们不搞审查,不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这是国民党过去搞我们的。”还说:“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在1986年由他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中不但拒绝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而且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认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强调“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由于耀邦在“自由化”问题上坚持“普世价值”路线,与独裁者有了最根本的政治分歧,加上86年12月发生的学生民主运动,结果导致耀邦先生在1987年元月被邓小平们赶下台,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的这一行为感动了整个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界,因而他的辞世受到了广大知识界人士的普遍怀念。
    
    其五,耀邦先生还极力反对集权,反对家长主义一言堂,力倡民主、法治和宪政。早在80年才当上中共中央主席时,他就要求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强调集体领导,多次指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等。
    
    此外,耀邦先生还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主张适度消费、藏富于民;坚持为政清廉、反对腐败和铺张浪费。他亲民爱民,从政足迹踏遍祖国大半河山;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搞小圈子,不搞暗箱操作……凡此种种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和优良品质,以及因此而受到的打压和不公正待遇,终于导致他的辞世,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民众自发悼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前中共高官田纪云曾因此公开撰文说:“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我们认为田纪云对耀邦先生的赞誉是名副其实的,是符合胡耀邦先生的一生写照的。但问题在于胡耀邦这颗“共产党人的良心”在1989年就死了。耀邦先生既死,他的几乎所有发自“良心”的政治主张都被后来的执政者所抛弃,有很多事情还越来越严重的走向了耀邦先生所期望的反面。
    
    比如说,耀邦先生在和外宾谈话时强调说“必须改革现存的政治体制”,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必须同步,否则将导致严重后果。但8964大屠杀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便被束之高阁,除了偶尔当做遮羞布拿出来挥舞两下,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导致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改革蜕变成为一场官僚贵族阶级鲸吞和瓜分人民财富的盛宴,并导致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发生。
    
    比如说,耀邦先生主张人民致富、藏富于民。但当代中国的巨量财富完全掌控在官僚贵族阶级及其依附势力手中。基尼系数持续攀高,两极分化持续拉大,“仇官”“仇富”现象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景观。官民矛盾——正上升为威胁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主要矛盾。
    
    比如说,耀邦先生主张为官清廉、反对铺张浪费,但如今的官场却腐败得不可救药,用温家宝的话说就是“腐败得令人触目惊心”,不仅贪贿数额动辄百万、千万、上亿,而且常常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腐败窝案频发,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不仅如此,“三公消费”每年几达上万亿(网友最近爆料中石化广东分公司一周购买300万茅台拉菲,其中,仅一瓶拉菲1996<750ml>的无税进价就高达11846元)。而国情的另一面则是城市“蜗居”现象普遍,“蚁族”丛生,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死不起的穷人依然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比如说,耀邦先生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抵制“思想政治工作”、抵制“清除精神污染”、抵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九十年代以来的执政党决策集团,却将民主化道路污蔑为“改旗易帜的邪路”,高喊“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继续垄断政权,搞一党专制;继续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仅反对自由化、民主化,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将唯一倡导普世价值和政体改革的温家宝先生架空孤立——执政党最高层的政治智慧已经完全被捞在手中的既得利益所蒙蔽,其政治短见程度必将危及到该党在中华大地的合法生存!
    
    比如说,耀邦先生倡导法治、宪政,强调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但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是宪法和法律屡被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机关所践踏,因言治罪、文字狱现象远超中国历代文字狱记录的历史总和。远的不说,仅今年2月份以来,便有刘贤斌、冉云飞、陈卫、朱虞夫、丁茅等十余人2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或拘留、或逮捕、或判刑;更有滕彪、江天勇、古川、野渡、唐荆陵等二十多人被强迫失踪——他们的家人得不到任何他们的消息;而最近被警方带走的艺术家艾未未不仅被强迫失踪,而且有官方媒体还污之以涉嫌经济犯罪;另有数十名维权人士因为参与一些户外聚会或“散步”活动就被以各种各样的罪名进行处罚;甚至传说中有很多民主维权人士遭遇各种各样的虐待和酷刑。不仅如此,各地方政府还动辄调动大批武警公安乃至黑社会流氓来对付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起来维权抗争的民众,他们的代表人物常常会遭遇被抓捕、被判刑、被送精神病院甚至被挖掘机、载重车碾死的命运——“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情况已经到了骇人听闻、千夫所指的地步!
    
    面对国家如此严重之病危局面,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当代胡耀邦?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共产党人的良心”?!
    
    1989年1月,胡耀邦在湖南长沙某宾馆约请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第甫时说:“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这个讲话离胡耀邦离去世不到三个月,这是胡耀邦民主思想最后的公开的表述。
    
    我们认为耀邦先生去世前为中国社会所指引的民主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合乎历史潮流的,是完全可以医治当代中国的缠身百病的。但问题在于胡耀邦先生去世后,在当代共产党人中恐怕难以找到“共产党人的良心”了。有人认为赵紫阳先生也是“共产党人的良心”,我们也认为是,可惜紫阳先生也去世了。那么共产党的活人里面还有吗?有人说有,谁呢?温家宝,我们也倾向于这种观点。在当代共产党人的最高层里,恐怕也只有温家宝先生最靠近“共产党人的良心”了。他勤政、他廉洁,他倡普世价值、倡政改、倡法治、倡依法行政、倡公平正义、倡人的尊严和幸福。所有这一切都像一个“良心人”说的话,都像一个“良心人”做的事。但是要真正成为“共产党人的良心”,温家宝先生仍须不断“给力”、不断加油,仍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希望温家宝先生能够勇敢地、义无反顾的与权贵集团决裂、与“五不搞”集团决裂,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决裂,并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为中华民族开辟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未来和明天!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温家宝先生如果能够更加主动大胆的向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向着自由、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不仅自己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良心”,成为“人民的良心”乃至于“人类的良心”,而且能够拯救已经陷于执政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更早更快更有效地造福中国各族人民。千秋大业,系于一念之间;屈指黄昏,其不果毅策马乎?其不奋势扬鞭乎?!
    
    话又说回来,如果温家宝先生只是喜欢一味地“仰望星空”,只想做做“中国影帝”,并没有做“共产党人的良心”的计划,更没有做“人民良心”乃至于“人类良心”的宏伟蓝图,而且在其他尚活着的共产党人身上也找不到这样的“良心”,又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跑了张屠户,就得吃带毛猪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全部共产党人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十三亿中国人的一个零头。这么多的“党外人士”,这么多的人民大众,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戮力同心,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迟早必成。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自由,是法治,是宪政,是共和,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家的统一,实现人民的尊严和幸福,到那时,人民会说什么呢?人民会说:“共产党人没有良心了,但我们自己有呀,我们的良心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不错,这也是一种假设,共产党高层没有良心人士了,但广大的共产党中下层一定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良心人士。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的所有良心人士,无论其何种身份、何种地位,也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认同耀邦先生所指点的民主出路,只要还愿意为危机四伏、病象百出的中国尽点自己的责任,就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从事这一伟大的中国民主工程吧。这期间,我们可能会遇到官僚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梗阻和压力,可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麻烦,但是我们没有退路了。耀邦先生曾多次强调说: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为之而奋斗的同志是革命家;过着默默无闻、浑浑噩噩奴隶生活的人是奴隶;身为奴隶还赞美自己的奴隶生活的人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我们认为没有人喜欢做奴隶,更没有人喜欢做奴才。但如果民主一天不实现,我们就一天背负着那种做奴隶甚至做奴才的厄运——是可忍乎?是不可忍也!那就让我们勇敢的站起来为民主中国和自由中国而奋斗!民主自由实现了,不仅我们解放了自己,过上了做主人、有尊严的生活,就是对于已经辞世多年的胡耀邦、赵紫阳等共产党良心人士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
    
    最后,我们再次向“共产党人的良心”胡耀邦先生表示我们的纪念和缅怀!
    
    ——《零八宪章》编辑部
    
    2011.4.15.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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