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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政治和网络文化――埃及巨变的两大历史指向/李劼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2月18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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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纵览中国》 尚未最终谢幕的埃及巨变,提供了远比二十年前苏东民主化浪潮更具创造性的历史内容。虽然进行全方位的总结,为时尚早,然而指出这场巨变最明显的两个历史指向,却并非夸张。这里说的是,义工政治和网络文化。

     一、义工政治:现代政治的第三个里程碑 (博讯 boxun.com)

     提出义工政治,或曰自愿者政治(VOLUNTEER DEMOCRATIC,OR VOLUNTEERATIC),是相对于历史上的君主政治(MONARCHY),或曰寡头政治,极权政治,见诸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让•博丹的《国家六论》;是相对于现代民主政治(DEMOCRATIC),见诸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从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的哲人政治,到中世纪教会的神学政治,教会政治,演变到西方的君主政治,再转换为现代民主政治;从意大利城邦的君主政治起步,到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民主以后论说的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由此得以定型。其间,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三权分立,颠覆了让•博丹在《国家六论》中提出的主权中心。如今,现代民主政治由于埃及巨变而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时代。从埃及巨变中呈现的义工政治,继上述两种政治形态之后,提供了第三种形态:即是以义工方式、而不是以政党方式,主导民主政治,从而形成全新的民主政治形式:义工民主政治,或曰自愿民主政治,亦即本文杜撰的英文新词,VOLUNTEERATIC。若将君主政治和民主政治分别作为现代政治的两个历史里程碑,那么,埃及巨变中出现的义工政治,则是其第三个里程碑。

     那位谷歌公司的雇员威尔•谷奈姆在((Wael Ghonim)向公司请假投身民主运动之际,绝对想不到,他会无意之中创造历史。不仅是谷奈姆,事实上,谁也不曾想到,历史竟然如此日常,如此普通。谷奈姆并不想当领袖,一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当中没有人有政治野心,我们这么做,只是“因为我们爱埃及,埃及是我们的国家”。这可能是当年法国人让•博丹论说主权时绝对想不到的。在现代人的普世价值观念里,国家并非以主权为中心。人权意识一旦觉醒之后,具有比主权更深刻的国家意味,或曰祖国内涵。祖国,或者说国家,首先不是基于威权意义上的所谓主权,而是基于民众在自由和生存意义上的人权。倘若说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乃是意在制衡权力;那么基由人权意识引发的义工政治,则是在权利(RIGHTS)和权力(POWER)发生不可回避的冲突之时,断然废黜权力之于权利的任何剥夺。无视权利的权力,在民众没有权利意识从而使当局轻而易举地走向极权专制的情形下,坚如铜墙铁壁;但在觉醒的权利意识面前,再威严的权力都有如沙堆的城堡,可以在顷刻间灰飞烟灭。穆巴拉克从铜墙铁壁变成沙堆的城堡,生动地提供了一个权力在权利面前倒塌的历史事例。

     被权力主宰的历史总是故弄玄虚的,而由人权引导的历史却并不神秘,而是素朴可亲,呈现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脚底下。苏东走向民主化的历史时刻以柏林墙的倒塌为象征,埃及巨变的历史景观,则以谷奈姆所做的脸书(FACEBOOK)为标记。谷奈姆的脸书,叫做“我们都是萨伊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

     被埃及专制当局无辜杀害的萨伊德,既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文化精英,而不过是一介平民,一介不愿屈从专制淫威的平民。这个平民的被害,激起了另一个平民的不平。于是,一场改变埃及历史、从而影响全世界、全人类的历史巨变,就在这个平民的不平之中, 开始酝酿。假如人们并不健忘的话,二十年前的苏东民主浪潮,却是经由相反的路径,抵达的。长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产生的政党、组织、领袖,还包括反复的宣传,不懈的诉求。要而言之,假如说,苏东民主浪潮的特征是精英政治,并且依然诉诸政党政治的方式,那么,埃及巨变的特征是义工政治,不是诉诸政党,而是诉诸网络,诉诸网民的响应。苏东巨变是由地下到地面的抗争完成的,而埃及的巨变则是从网络到广场完成的。

     由于苏东巨变是诉诸精英政治的民主运动,因此,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英雄伟人,承担巨变的领袖。诸如戈尔巴乔夫,叶里钦,哈维尔,瓦文萨,等等。但埃及巨变由于无意中选择了义工方式,整个过程没有领袖,也没有伟人。在血泊中倒下的是普通人,在血泊中站起来的,也是普通人。历史,在这一刻显得空前的朴素,不需要依仗伟人的肩膀,而是向每一个普通民众,张开怀抱。

     在欧美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民主政治,虽然迥异于先前欧洲的寡头政治,极权政治,但依然带有那种政治模式的历史痕迹,经常需要被诉诸伟人、或者精英来达成。更不用说,英国的民主政体,还掺有贵族政治的遗风。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当年希特勒通过选举登上元首宝座的历史教训。现代民主政治的精英模式和伟人情结,骨子里是寡头政治、极权政治遗留的历史残骸。即便是在美国,假设华盛顿当年突然产生相反的一念之差,那么就很可能成为第一任君王,而不是第一任总统。经过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民主政治的伟人痕迹已经相当淡化。然而,无论美国的民主政体,抑或两党多党角逐互相轮替的政治方式,依然笼罩在精英政治的阴影底下。美国的政治家,虽然可以起自布衣,但必须首先接受高等教育,跻身精英群落,进入主流社会。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人们可以看到,埃及巨变中所出现的义工形象,恰好给民主政治走出精英模式,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在这场巨变中令人瞩目的谷奈姆,既不同于美国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不同于苏东民主浪潮中的政治精英叶里钦、哈维尔、瓦文萨等等领袖。在谷奈姆身后,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任何特定的圈子,比如小布什背后的骷髅俱乐部;或者特定的族群,比如跟随在马丁路德金身后的黑人族群,而他本人也无意于于扮演政治领袖,不过是为被侵犯的人权,一尽绵薄。谷奈姆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以后有什么打算,回答:事情结束之后,还是要回去上班的。

     长年以来,一直由政党政治、精英政治所左右的民主政治,就这样被谷奈姆无意之中突破了。人们由此突然发现,原来,公众性的政治人物,可以不是职业的,而是业余的;可以不是专门挑选出来锻炼出来的,而是临时站出来尽一尽义务的。换句话说,在紧要关头无意中承担了重大历史使命的风云人物,并非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什么党人,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司雇员。

     这种从精英模式到义务担当的转换,极大地拓展了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空间。一个投身历史创造性时刻的政治人物,不需要自我训练和长年培养,不需要家族背景或者族群支持,不需要经风雨见世面,不需要千锤百炼,不需要具有一呼百应的英雄气概,不需要具备天降大任的伟人品性,而只消抱有一颗略尽绵薄的平常心就可以了。这意味着,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人们毋需像以前那样期待着出现伟大人物,出现领袖人物,因为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要角或主角。由此,英雄创造历史的必然性,完全被普通人随意现身的偶然性所取代了。过去那种极其虚幻、十分虚假的人民创造历史神话,如今成了非常真实、相当平凡的日常人生。

     除了上述特征之外,还必须强调和指出的是,义工政治的另一面,是迥然不同于历史上穷人造反、造反有理,暴力革命、革命无罪之类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方式。首先,义工政治的根本宗旨,是捍卫被侵犯的人权。虽然这样的捍卫,会导致专制独裁者的倒台,但本意并不在于推翻打倒。其次,义工政治的参与者,不以贫富为转移。因为这不是穷人对富人的反抗,也不是富人对穷人的压迫,而是毫无夺权意识、毫无抢占之心、毫无占有心理的人道主义奉献,德兰修女式的善举义行。义工政治不会遵循造反有理的逻辑,而是不求生存利益的自愿服务。同样道理,义工政治也不会选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因为义工不求权力,不要天下,不坐江山。义工政治即便出现政权移交的结果,也不会诉诸暴力,追求暴力,而是遵循理性的方式,遵循和平的方式。

     义工政治的这种特征,源自于义工政治参与者的爱心和慈悲心,而不是暴力造反通常基于的仇恨和嫉妒心。当谷奈姆被当局指责背叛祖国的时候,他如是回答:“假如我要‘背叛祖国’的话,那我为什么不继续留在阿联酋、在自家的游泳池里休息?!挣一份不错的工资、继续升迁?!人云亦云、任国家怎么搞?!”这位谷歌公司的雇员还告诉电视台主持人,和他一起主办Facebook上一个网页、或者说是平台的其他人,个人情况,至少是从物质角度来说,也都不错,不少人都有房子、汽车,其中一些人甚至非常富有。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参与、协调大规模抗议呢?他说,我们当中,没有人有政治野心,这么做,只是“因为我们爱埃及,因为埃及是我们的国家。”

     由此可见,正如埃及巨变是从谷奈姆那句“我们都是萨伊德”起步的;在任何一个专制国家里,民众倘若想要实现民主政治的梦想,都可以从“我们都是谷奈姆”开始。谷奈姆由此成了一个象征,象征着民主政治步入了义工政治的时代;一个极富历史内涵的隐喻,隐喻着历史的创造其实就像日常生活一样朴实。民主政治在古典意义上的英雄时代,结束了。

     二、美国可能产生不领薪的义工总统

     作为现代政治史上第三块里程碑的义工政治,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则不是在于历史的转折关头,而是在于日常的管理层面。也即是说,假如历史的巨变可以由义工承担,那么,日常的民主政治操作,是不是也可以诉诸义工模式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作为这个答案的现实例证,便是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数年以来一直以义工的方式,担任市长职务。这位纽约市长给自己规定的年薪是一美元。

     布隆伯格从来不张扬这样的义工方式,而美国民众也司空见惯似的不以为奇,至于美国学府里的一些人文教授,更是对此不屑一顾,甚至可能会看成是富翁作秀。然而,假如把布隆伯格的一美元年薪和埃及巨变中的谷奈姆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就会发现,这恰好可以拼成一幅完整的义工政治的未来图景。

     正如谷奈姆无意中提供了在历史紧要关头如何创造未来的义工政治模式,布隆伯格也同样以无心插柳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义工政治的另一幅前景:以志愿者的身份,担任政治首脑。试想,假如布隆伯格将来竞选美国总统,并且成功入主白宫,那么就很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不领薪水的总统。从不领薪的市长,到不领薪的总统,这在布隆伯格仅一步之遥。假如这一步能够实现,那么,与埃及巨变中的义工政治相应,这世上有了义务执政的政治首脑,从而使权力(POWER)因为在位者的义务方式而得以消解其威权意味,从而加深服务于社会的涵义,加强服务于公众的功能。

     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为捐献财富而呼吁奔走时,布隆伯格在纽约市长的任上,悄悄地为消解权力的威权意味,铺出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坦途。人间世最具诱惑的两大要素,金钱和权力,在被美国的富人领袖同时推向世俗世界的边缘。假如联系到比尔盖茨是微软的创始人,联系到谷奈姆是谷歌公司的雇员,那么未来的那条历史图景地平线,就会极其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网络文化。

     三、网络文化:义工政治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底蕴

     显而易见,埃及巨变的两个主要当事人,萨伊德和谷奈姆,都是网络时代的普通人,也是网络时代的文化人,假如可以把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来定义的话。无论在意大利的城邦时代,还是法国大革命的浪漫时代,抑或美国独立战争的草创时代,乃至马丁路德金的民权时代,甚至苏东巨变的叶里钦、哈维尔、瓦文萨们的民主化时代,假如要让这样两个人成为改写历史的公众人物,都是不可想像的。这不是他们太普通,而是在那些已逝的时代,人类还不曾拥有网络文化。

     从高科技文明中产生出来的网络文化,是以人与人之间空前沟通为特征的。这种特征,与专制极权天然相克。专制极权习惯于垄断信息,独占资讯,制造大量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从而戴上形形色色的神秘面具。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所谓重要人物,都是拥有秘密的神秘人物。有没有秘密,成为权贵和平民的重要区分之一。网络文化打破了权力当局对资讯的垄断,网民的人肉搜索,又使见不得人的权贵秘密,越来越难以隐藏。而也正是对秘密的垄断和反垄断,或者说,是将秘密关进黑箱、还是要把秘密放出黑箱的冲突,构成了埃及巨变的导火线:警察威逼萨伊德交出录相带,萨伊德拒绝;警察因为萨伊德的拒绝,将他残害致死。

     在一个前网络文化的专制极权国家里,民众被权力垄断的媒体不断洗脑:要无条件服从,不可以对当局说不。没有网络的民众,很容易被极权当局愚弄,从而成为愚民。然而,网络文化兴起之后,不费吹灰之力,就自然而然地打破专制当局之于知识和资讯的垄断。网络既是图书馆,又是资料室,更是不需要任何场地的读书会,交流会。知识就是力量,资讯让人见多识广,让人阅世见世面。

     网络带来的信息爆炸,造就了一种空前辉煌的人文景观。在网络上流连忘返之际,诸如自由、尊严之类的人之为人的普世价值,就会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网民网友网虫们的内心深处。网络文化的人文熏陶,是潜移默化的,是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为什么六十年代的中国知青,会为了一根木头跳进激流白白送掉性命?为什么二0一0年的埃及青年萨伊德,敢于面对警察淫威,宁死不屈?答案很简单,前者活在前网络文化的愚昧时代,并且被扔到刀耕火种的野蛮情境下,最后成为莫名其妙的烈士,有如中国古代自杀被杀的节妇烈女。而后者活在高科技的网络文化时代,知道捍卫自己不可侵犯的尊严。知识就是力量,在网络时代进一步变成了:上网,意味着尊严,意味着人之为人的觉醒。

     为什么一上网,尊严就已然在其中?因为平等。如果说,平等在前网络时代,仅仅是一种观念;那么平等到了网络时代,就成了不言而喻的形式。过去有人发现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如今人们可以发现的是,网络是有形式的意味。专制与等级是同构的,等级必然导致专制,专制肯定以等级为秩序,为底座;与此相反,网络则是平等的天然形式,网络不分男女老少尊卑贵贱,向所有人提供共同的平台。一个再无知再自卑的人,只要一上了网,平等感就会油然而生,自信心就会由此确立。

     平等是尊严之母,尊严是平等之子。一个平等待人的人,必定是有尊严的人。反之亦然。网络不是宝塔状的,不是等级制的,而是平铺四展的,互相连接的,四通八达的。网民没有高低贵贱,网上没有强权霸权话语权。过去有说,猿人是由于直立,大脑开始向人脑进化;如今可证,世人是因为上网,尊严不需要开导不需要赋予,就自然会在内心深处确立,生根,发芽。就此而言,网络文化兴起之日,便是专制极权寿终正寝之时。

     由此可见,埃及警察与萨伊德的冲突,是专制机器与网络文化的交锋。在一个前网络时代,警察杀害平民,专制当局不会遭到如此巨大的反弹。但在一个网络时代,这样的案件,马上成为引发巨变的导火线。因为网络,既是一个看不见的组织家,又是千万个聚会集会的无形场所。人们在前网络时代通常聚会的地方,是酒吧、咖啡馆,沙龙,俱乐部,议事厅,会场广场,等等;而网络文化却把所有这些场所,通通组合到网上。并且,还带有通话、警报、消息传递、集会通知等等诸多功能。网络还省却了宣传、鼓动、动员之类的传统手段,一条消息发布出去,所有的动员,尽在不言之中。一句极其简单的话:我们都是萨伊德,胜过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宣传家鼓动家的最激动人心的演讲。现代艺术,因为回到了初始,而魅力独具;网络文化,由于去掉了烦琐的枝枝蔓蔓,让一句最简单的话,造就了历史上最朴实的民主政治形式:义工政治。

     一个萨伊德,固然是渺小的;但作为网络一份子的萨伊德,却是强大的。埃及警察在殴打萨伊德的时候,不会意识到,他们在侵犯萨伊德尊严和人权的同时,一不小心,触犯了网络,冒犯了网民。网络一启动,网民一动员,不仅施虐的警察要遭到惩罚,警察背后的整个专制当局,也要随着一起倒台。埃及巨变,既是人权的胜利,也是网络文化的奏凯。

     网络文化天然独具的众生平等,一视同仁,又会非常有效地消解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的诸多隔阂和歧见。捍卫人权的普世价值,成为有着不同宗教信仰背景的埃及民众的共识。一月二十五日的游行集会上,抗议者曾经如是说:“不管你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还是无神论者,你都得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争取到属于我们的权利!我们不会就这么沉默下去!”

     尽管埃及民众在取得胜利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埃及的政局变化,依然前途未卜,但埃及巨变所呈现的两大历史指向,义工政治和网络文化,却已然昭示了世人,尤其是昭示了仍然挣扎在专制极权底下的民众:历时二百多年的现代民主政治,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未来图景。这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二0一0年二月十五日写于纽约寓所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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