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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理论/曾飞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2月10日 转载)
     来源:共识网

     还是那句老话,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注定要灭亡的民族。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就在于能够通过反思不断变易,改善自己的文化,自主把握自己的前途。

     邓小平1993年跟邓肯谈话时,就意识到“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对此很担忧,“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初始阶段,邓小平认为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可以防止两极分化。1993年他与邓肯谈话时明确提出:“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曾经告诫过大家:“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向郢,《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后的牵挂》) (博讯 boxun.com)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法拉奇很自然地提出了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静静地抽了一口烟,然后伸出手来,指着法拉奇手中的采访本,一字一句地认真地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

     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在反思,都必须为人民而反思。不这样,他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有过错不可怕,可怕的是往死路上坚持到底不动摇,文过饰非,诡计多端,瞒天过海,而最终为自己的私利而葬丧整个民族。因而,在“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的困境之下,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须彻底摆脱对圣人的盲目跟随,用自己的脑子独立思考,在现实与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中进行反思,弄清楚理论和政策上的哪些失误“导致两极分化”,并加以纠正,以便走上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为此,我们必须有勇气反思邓小平的发展理论。

     对此。网友“未来”评论说:“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危机重重。按照邓的观点,应该是不折不扣地走上邪路了。资本的泛滥和加剧,正在愈来愈猛烈地消耗摧毁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元气。怎么样让古老而优秀的中华文明延续下去,代代相传,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使命。也是我们能否紧密团结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反思改革的失误和纠正之法,反思我们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以及在历史长河中所应当担当起的角色,就会少一些迷茫!”

     邓小平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公开发表的关键性论述有:

     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年5月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一思想到后来被他归纳为“发展才是硬道理”。(2007年02月人民网:《邓小平十大经典语录:“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人民网,《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南巡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语蔽之:与“发展才是硬道理”相对的自然是阶级斗争就是软道理,或者没道理。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首先把“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为“压倒一切的标准”。这个标准就已经刻意模糊了生产力靠什么得到发展,人民收入靠什么增加的马克思的阶级观点:“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然而经验教训已经表明,并且还会进一步表明这样的阶级观点是不可以回避的。至少,在目前美国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肯定比中国高,国民的收入水平肯定比中国高。依照“压倒一切的标准”,美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肯定要比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更加正确,也更加“符合”社会主义。但邓小平并不认为美国实行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也不可能公开这样认定。这就造成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也就是导致了理论上的悖论。

     有关的报道说:1978年9月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北方谈话”。他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从执政的高度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他强调:“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无疑是正确的。但反过来讲富裕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目前美国很富裕,但它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原因很简单,少数人依靠垄断资本盘剥绝大多数劳动者(包括体力与脑力的所有劳动者,包括科技工作者)而形成富裕只能是资本主义。如果中国人民近百年的浴血奋战为的只是这样的少数人的富裕与“盛世”,那何必当初?中国古代唐、宋、清三代的“盛世”,少数人的富裕都位居世界第一,甚至整个社会的GDP都世界第一;依此逻辑,我们搞复古,搞封建官僚制复辟就可以了,何必到处寻找什么“黑猫白猫”,搞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在一片迷雾中瞎摸?清官好皇帝的丰功伟绩,封建官僚制不就是现成的好猫,现成的过河之船吗?然而中国过去的每次“盛世”之后的都是民族的灾难与屈辱,甚至陷入乱世。人们不会无知到连这一点不不懂。让那帝王将相之类的人类精英“真想再活五百年”,享尽人间的富贵与荣华,那么代价就是劳动大众的牺牲与少活五百年。圣人厉以宁早就无耻地宣称过了:“4.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牺牲“4.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换来“少数人的享乐”的秘密现在连掩饰都不必了。羽翼日益丰满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充分的自信,他们不怕老百姓怎么样——内有“实力”,外有美国的航空母舰与高科技。

     在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的两端之间,任何借口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而只讲经济建设不讲阶级斗争的路线,都不符合中华文明赖以常青的中道哲学,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根本原理。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两端的何种组合结构能够适合具体历史时期的实际,而获得国家经济的顺利发展,达到民族兴旺、强大的目的,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判断。没有绝对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也没有绝对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许任何的“干扰”与“冲击”。即使是在中国人民被迫全民抗日的以国际的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特殊时期,延安也依然有大生产运动的经济建设“干扰”与“冲击”。中国传统哲学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原本就是至理。

     仅仅把“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为“压倒一切的标准”必然无视两个关系到阶级的根本性问题:只顾收入增加而不问绝大多数人是否遭受少数人的剥削而两极分化,愈发贫穷;只顾生产力发展,而不顾用什么样的代价来发展生产力,甚至牺牲一代中国人也在所不惜,包括滥用转基因技术来让少数人发财致富而不顾民族灭绝的危险。这些理论漏洞早就已经演变成了不幸的现实:听任绝大多数人遭受少数人的剥削而造成贫富悬殊,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已经无可置疑地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听任以中国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一代中国弱势群体的被牺牲为代价而发展生产力。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肯定是“失败”和“走上邪路了”。

     这也就是说,邓小平有严重漏洞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已经造成了邓小平最不希望发生的“失败”和“走上邪路”。

     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刻意模糊阶级观点。

     《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厢情愿地避开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无产者不对官僚资产者进行阶级斗争,就无法解放自己。官僚资产者正在联合成阶级对无产者进行阶级斗争,力图把无产者变成奴隶。无产者也就不得不联合成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以取得社会生产力,彻底解放自己和绝大多数人。

     笔者在《邓小平的反思与反思邓小平的先富理论》一文中已经指出: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是关于“富起来”之“富”,严重混淆了作为个人消费的“财富”和作为资本的“财富”两种不同的概念。“改革开放之初普天之下都是无产阶级,大学毕业在哪里工作转正以后每月都拿53元”的说法就已经陷入这种混淆概念的泥潭里了。“无产阶级”的所谓“无产”根本性的界定是没有掌握生产资料,也就是不拥有作为资本的“财富”,而不是少拥有作为个人消费的“财富”。因此,在今天,无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再高,他也不会变成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会因此而消失。资产阶级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根本不在于他个人拥有较多个人消费的“财富”,而在于他拥有很多作为资本的“财富”,并且用这些财富作为资本来剥夺劳动的剩余价值而进一步增加财富。其间当然包含着剥削的因素。因而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必然鼓励了私人资本的财富积累,私人资本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其发展必然以其他人、其他地区的贫穷化为代价,要之本变成天使,而自觉地“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并不符合经济规律。

     无产者避开阶级斗争的结果就是听任极少数的“先富者”顺利地形成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些垄断性的巨富只可能是手中把握着权力的一些官僚及其团伙,他们这些极少数人才有可能掌握中国的绝大部分财富——作为盘剥他人的资本的财富。这就是两极分化的现实,两极分化必然是新的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并没有被避开,只是静悄悄地展开。想避开阶级斗争而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即使算是善良的愿望,也是一种危害无产者的一种空想。

     《共产党宣言》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而在中国的当前就是打倒本国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不针对目前阶段还具有进步性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不仅仅是改善吏治的反对腐败。也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所有的劳动者联合成阶级去反对产生新官僚资本势力来残酷掠夺劳动者的一场阶级对阶级的经济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不是邓小平的模糊化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党内”。或者时下流行的传承历代官僚政治的所谓清官与贪官的斗争,也就是所谓的反腐败斗争——民众讥笑为大贪反小贪的官场游戏。更不是苏联式的转移两大经济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之争的视线,而故意把宏观性质的阶级斗争落实到每位一个人头上,下达百分比指标,用人为地划分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成份的办法挑动国民内斗,用微观化的政治地位之争掩盖官僚资本势力掠夺劳动大众经济利益的真正的宏观性的阶级斗争。同时造成民众对阶级斗争的厌倦,从而避免劳动者联合成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除此之外,还必须反对国际上的垄断资产阶级。本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必然要依附于国际上的垄断资产阶级而制造两种两极分化:国内的两极分化和国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而给无产者造成深重的灾难。

     《战后发展理论的演变》一文早就指出:“依附论的理论先驱者巴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潜在的经济剩余都是十分巨大的,因而并不存在一国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障碍。然而,第三世界的剩余产品都被发达国家侵占了,所以才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停滞,技术原始和社会落后的状态。弗兰克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提出了‘依附’的概念。他认为这种依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所造成的,第三世界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主要为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而生产,从而使自己依附于发达国家。第三世界的上层领导人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去创造本民族的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甘愿充当买办。他们的生活方式依赖于中心地区经济上层的活动,并帮助中心的统治阶级将自己国家的剩余产品转移到国外,因而世界上存在着一条依附的链条,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中国的买办们早就宣言“中国不需要发展民族汽车品牌,只需要做好加工业就好”;“中国不必有自己的汽车自主品牌”;“中国还要再作20年衬衫,至少”。(龙永图名言)以至于主动停止生产中国自有的大飞机运10;断送著名的中国大豆让位给美国转基因大豆;让出中国的食用油控制权由外国企业控制;让出百货供应市场给美国沃尔马等,自觉充当附庸。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中国的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义军就逃脱不了这个宿命而走向崩溃。中国获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民众如果不自觉利用已经获得的政权去争得真正的民主——劳动者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人,而听任自命为“代表人民”的高官“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那么中国的民众也逃脱不了革命胜利果实被官僚夺取,用来作为建立新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的宿命。而邓小平唯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理论的掩盖阶级斗争的理论倾向,无疑起了麻痹人民大众的可怕作用。如果邓小平同志在天之灵有知,就不该继续以为自己“问心无愧”,而应该感到愧疚。

     《共产党宣言》还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无产者必须废除的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而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我们的发展理论忽视了这一点,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企图在不阻止、不废除官僚资本的占有方式,而健康地发展并取得社会生产力已经被教训所否定。我们不能继续沿着具有严重的片面性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道路走下去,而走向民族衰败的不归路。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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