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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败象与“傻子量度法”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30日 转载)
    
    来源:南方都市报
    
    
学术败象与“傻子量度法”

    复旦对朱学勤涉嫌抄袭做出的结论并未服众。中国学术界重建公信力任重道远。
    “傻子度量法”、行政化、大学产权的国有,官僚治校等,这些因素叠加,共同造成了当下中国高校骗术狂欢中,集体沦落的败象。
    
     如何考察作品的质量呢?那就看发表刊物的“档次”。如何衡量“档次”?以该刊物近年来发表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来衡量。最后发现刊物档次的划分也有问题,就是所谓的高档刊物存在一个80/20的现象,即80%的引用的往往是那些20%的文章。一个在“高档”刊物发表的论文可能不会被引用,而发表在“低档”的刊物可能被引用的次数反而高,这个量度标准被“噪音化”而“失真”。
    
     已告一段落的“朱学勤抄袭”事件,因方舟子的实名举报申请复旦重查而再起波澜。
    
     1月23日,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称,已提请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重新调查朱学勤抄袭案。方舟子当天将申请信在其博客上公布,并称朱学勤的抄袭比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汪晖抄袭”更严重。
    
     2010年3月以来,汪晖与朱学勤———知名学府的知名学者涉嫌抄袭事件引发了普遍关注。在事件披露后,朱学勤主动申请启动调查程序,“开胸验肺”,复旦大学随后响应介入调查。与汪晖和清华大学的双双沉默相比,赢得了媒体的一片掌声。然而,复旦最后认定的结果“注释不规范”却让人有些哭笑不得,“不规范”究竟该作何解释?
    
     涉嫌学术抄袭和剽窃的个案,近年来一直层出不穷,如武汉大学周长城涉嫌抄袭案,之前北京大学王铭铭抄袭案等。不久前,笔者与一知名教授谈到朱学勤案。他表示,如果这也构成“抄袭”,那媒体对学者就“太苛刻”了。显然,这类现象已被学界内部视为当然。
    
     为何这么多学者都陷入了“不规范”的泥潭,是个人的学术败德行为,还是体制性的学术败象?答案显然是后者。抄袭仅是当下中国学术界集体参与的制度败象之一。不仅仅抄袭、剽窃、代笔,论文的买卖甚至发表等都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武汉大学的一个相关研究报告发现,大陆论文伪造买卖的市场,2009年已达10亿元的规模。
    
     被逼的“适应性行为”
    
     中国的大学究竟怎么了?学术专著、论文剽窃成风的背后远不是学术道德丧失如此简单,显然是激励约束机制的失效,是投入收益比的权衡结果。在当前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科研这部分主要是数发表的专著、论文数量。当“不规范”的专著、论文成为职称评比,职位晋升的主要手段时,产生的恶果不言而喻。靠这种邪门歪道来晋升要比靠真实本领来晋升容易得多,只要后被追究惩罚的机率很低,这种歪道就会盛行。
    
     如果一个教师,坚持自己的学术原创性,注释“规范”,不贿赂学术期刊的编辑,发表过程干净,如此一生能发表几篇论文呢?他在结果评比、职位晋升中怎能与“注释不规范”、剽窃请人代笔者竞争呢?因为后者的成本要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学术竞争者往往有三种。一是逃离高校,愤而退出游戏;二是主动认输,不与歪道者竞争,甘愿被边缘化;三是被“同化”,也拾起歪道之术。
    
     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更多的人是选择了第三类。这是在成本收益比下,竞争者被动选择的一种“适应性行为”,你不跟着做一定有额外的损失。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骗术高明与否的比拼,知识本身的生产荒芜,游戏的性质被完全改变,真才实学反而无人问津了。惊人的学术成果,比如有些被曝光的教授一年竟能出产7本专著,只能表明如此歪道骗术是如何的猖獗疯狂。实际上,整体性的学术道德底线沦丧,并不是学术腐败的原因,而只是一种结果。
    
     邪门歪道成为学术争胜的一个机制,完全改变了高校的学术氛围,原因就在于参与者被惩罚的几率低,要支付的成本也随之降低。一般而言,几率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执行的问题;二是游戏规则,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本身有问题。对学术专著、论文的注释的规范,抄袭、剽窃等,各高校多少都有一些处罚规定。因为要发现、查处一些违规者的成本较高,使得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明规则失效,潜规则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加大惩罚力度,比如来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运动,是无济于事的。王铭铭、汪晖、朱学勤这些知名教授的“不规范”处被发现,只是体制败象的“倒霉蛋”而已,冰山下尚有更多的邪门歪道者。这种执行成本高的背后恰恰是游戏规则出了问题。现行的一套学术评价体系,不仅执行难,成本高,而且还延伸出更多的问题,抄袭剽窃上瘾,“山头”“学霸”肆意,腐败贿赂成风,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知识该如何度量
    
     一个教授的知识水准的高低,有无创新性的生产,究竟该如何评价和度量?能否简化到或替代性的以数专著和论文的数量来衡量呢?好比一件商品,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度量商品的质量,也就没有办法准确定价,那一定造成市场上假冒伪劣成风。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绕远一点,可从知识论着手,先探讨一下大学究竟是什么?
    
     人类孜孜以求的知识,其功能主要是可以增加人类自身的自由度,一是有利于人类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二是可以降低人类在鲁宾逊一人世界中不会存在的社会制度费用。在哈耶克那里,知识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原理知识,这类知识一般不受时空的限制,具有普适性,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同时由于这类知识一旦被人类掌握,功效巨大,后来人类把这类知识的追求意识化,近代以来的实验科学就是这种意识化的产物。另一类知识则是场景性的知识,在独特的时空中存在,具有时效性。比如农民插秧的“技巧”,大头针制造工的“技术”,企业家捕捉商机的“能力”等。这类知识往往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内,高频度的从事某一活动的副产品。这类知识的适用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范围有限,而通过专业化的,有意识的求知活动,往往得不偿失。
    
     现代大学恰恰是专门性的去追求原理性知识,传播并交易这类知识的场所。但传授知识和生产这类知识却未必在大学里进行,个人可以在家做实验,一个屠户在工作之外也可思索人类的制度安排困境。知识的增量衡量虽然最终可以带来人类福利的增进,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近百年时间。而对于专门从事知识的生产者(比如大学教授)而言,他的收入的获得,是依赖于其生产的知识的。而如何衡量其生产的知识,并将其定价交易始终是一个难题。一个普通人无法评价一个学者所拥有的知识量。人类在漫长的演化和试错过程中,最终发现要依赖于其同行进行评价,才不至于“失真”。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的朱锡庆教授近年来对大学制度做过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大学的本质是一套有关知识交易的制度安排。大学的核心是同行评议,就是利用同行来代替社会,对知识进行量度和评价,然后再依此进行定价和交易。同行评价具有两重含义。一是相同知识领域的人可以相互参照;二是同行之间存在较多的接触和交流,使其拥有多个维度的现成信息。直接,多维度的信息,这约束了盘外招的使用。
    
     同时,同行评价是一种权威评价,内外兼顾。通常是由校内权威组成一个很少人的委员会来出结论,这个委员会是不允许跨学科的,但要同时参考校外同行权威所提供的评价意见。在朱锡庆看来,恰是在同行评价中过程信息起作用,这相对有利于需要长时间酝酿的大的创新发现的产生。
    
     理性的狂妄
    
     人类在近几百年摸索出来的一套制度,为何最终会偏离?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现在的大学知识评估和度量,不仅仅是中国以数论文和专著的数量论,在美国、日本等国也是如此。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同行评价是一套有效的度量知识的制度安排,但也有其明显的问题。尽管其由同行的权威主导的过程评价,但知识生产本身是有竞争的,也就是说,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可能产生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对知识度量的“失真”与否有直接的影响。比如新知识的产生如果对原有权威的知识是替代性的,那就会造成旧知识的贬值,这种情况下,旧权威可能就会贬低新人和新知,而如果新知识是对旧知识的补充或佐证,旧的权威也会有夸大新知识的动力。尽管在一个多元化,竞争性的评价体系中,权威本身滥用,也是有成本支付的,长期看,烂评的后果是权威的贬值。
    
     正是由于这个内在问题,人类有了寻找更“客观的”、更简单,成本更低的知识度量标准的动力。先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转向。据张五常教授研究,美国70年代以来整个的学术氛围开始转变,偏离了同行评议的外部的因素恰是越战后,在当时西方普遍质疑权威的背景下,新人不服旧有的权威。最后以数论文数量,发表的刊物等级以及被引用的次数等,这类看似“客观简单”,傻子都能计算的标准来取代“不客观”的同行评议。
    
     要客观,首先要求研究者要有作品才能判断。但仅有作品还不行,如何考察作品的质量呢?那就看发表刊物的“档次”。如何衡量“档次”?以该刊物近年来发表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来衡量。最后发现刊物档次的划分也有问题,就是所谓的高档刊物存在一个80/20的现象,即80%引用的往往是那些20%的文章。一个在“高档”刊物发表的论文可能不会被引用,而发表在“低档”的刊物可能被引用的次数反而高,这个量度标准被“噪音化”而“失真”。最后干脆直接抛弃“档次”标准,以一篇论文的引用数量来直接衡量论文质量。结果是“自引”,或者让学生多引用,或与同行约定“互引”,同时发现综述性文章引用次数较高,就多些综述性文章。
    
     这样看似“去人格化了”,更客观了,但经历层层的替代考核,已经严重“失真”,一个学者或教授的知识生产能力最终也没有被准确度量。近年来,西方所谓的“权威”期刊,比如《自然》杂志等发现的多例剽窃,抄袭事件也引起了西方高校和学界的反思。企图用一种貌似客观公正的“工程学思维”来量度知识,替代人类经过百年时间自发演化出来的同行评价制度,是一种哈耶克意义上的“理性的狂妄”了。如果真能找到这样的一种客观明了的知识量度标准,大学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知识量度的标准是政治挂帅,90年代以后,迅速转向,学习美国这套“傻子度量法”。不催生出上述的种种学术败象,才奇怪。
    
     尽管同行评议是一种“自发的秩序”,是大学制度的核心,但其也不是单独可以有效运转的。要屏蔽外部的干扰,其他的配套制度安排也是必须的。比如教授治校、大学要独立于行政,要杜绝权力对知识度量和评价的无端干扰,同时大学的产权要明晰等。
    
     在中国当下,除了引入了这套愚蠢的“傻子度量法”外,外部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更是问题重重。职称的评选、职位的晋级,除了数论文和专著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更荒诞的指标,这些指标的获得往往要靠行政权力。因此,行政权力成了知识量度规则的制定者。因此,可看到的一个乱象是,在大大小小的职称晋级中,在各种各式的学术资源的获得中,没有一官半职,是难得分到的。
    
     “傻子度量法”、行政化、大学产权的国有,官僚治校等,这些因素叠加,共同造成的了当下中国高校骗术狂欢中,集体沦落的败象。这也是朱锡庆教授对整个中国大学改革悲观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大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外部新生力量的引入,合资或者把外国大学引进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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