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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刘放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12日 来稿)
     辛亥革命已经百年。百年前那些中华英烈义士,绑炸药,佩火枪,冲锋陷阵,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以血肉之躯驱除鞑虏,推翻了大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然千年帝制,并非一夕可以铲除。封建残孽、专制遗习死而不僵,民主自由步步维艰;而民智未开,人心蛊惑,走了太多弯路。内战、外患,中华民族百年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今,两岸仍未统一,路向仍非明确,争论依然不休。民主自由之路仍艰难崎岖。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此言仍未过时。

     回顾百年历史,沉重得让人承受不起。 (博讯 boxun.com)

    有不少人问过我同一个问题:既然现在资本家可以入党,既然个人可以出租房屋、土地,那么当年为何要革命(指共产革命),为什么要消灭地主、资本家?
    我真的无言以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现在中国那些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口口声声说“决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的人们,不知有没有想过,马克思主义正是货真价实的“西方那一套”。难道马克思是中国人吗?
    也并非没有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透彻。辛亥革命时期那些先贤们,其实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梁启超先生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指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他断定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必然带来灾难。孙中山先生也在他的论著《三民主义》中,以事实为根据,系统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性。
    例如,他指出了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将很快走向灭亡”的错误,事实是资本主义仍在发展和壮大(一百年后仍然如此)。他也指出,马克思曾认为,资本家必不可能允许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事实是后来整个西方都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
    不过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理想,与三民主义要实现的大同盛世并无大的差异。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为达至这一理想的方法、手段、过程都是错误的。他反对以阶级斗争、消灭地主资本家等暴力方式去实现这样的大同(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核心)。
    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制定了一套平均地权、建立国有资产的具体方案。其方式是和平的。1950年代台湾的土地革命,基本是以这种方式完成。事实证明是成功的。不幸的是,后来中国大陆采行的“土改”和一系列“兴无灭资”运动,正是孙中山先生所极力反对的方式――流血和暴力的方式。
    孙中山先生后来联俄联共,与共产党共同合作进行民主革命,一方面是当时革命力量薄弱,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是他过于天真,满以为共产党会真心跟他们一起实现民主共和。
    现在回头去看,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似是无可避免的。这是中国的国运,是中华民族的宿命。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确实有许多引人入胜之处。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共同富裕、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无疑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世界。但能否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至这一目标,就是另一回事了。
    西方人有一种说法:假如你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你的年龄肯定是二十岁(梁启超、孙中山发表上述言论时,都已届知天命之年)。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中国,实际是刚从清末接过来的烂摊子(正如共产党后来常说接过国民党的烂摊子)。许多地方军阀、土匪流氓摇身一变而成民国官员,这些人的素质可想而知。国家贫穷,生产落后,社会混乱,官员贪污腐败。加上连年战事,确实是民不聊生。尤其到了内战后期,其溃乱之状更不难想象。
    身处这样的时代和社会,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或一个救国救民心切的书生、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向往,对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热切期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包括许多共产党精英在内,许多人参加共产革命的初衷都是救国救民,都有建立一个富强民主国家的理想和抱负。
    假如你我仍年青,身处其时其境,则你我也都极可能将投身共产革命。这就不难理解李悦、顾准、李慎之这些前辈当初为何会走这条路了。因此有些人对这些前辈的误解实在是不近情理。
    但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许多人自己后来也被革命吃掉。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邓拓、吴晗、胡风等。连他们的许多亲人也被革命吃掉。如赵紫阳等人的父亲也在土改中被杀。刘少奇的姐姐、胡耀邦的兄长都成了“阶级敌人”。
    
    然而,很少有人能平心静气的,以客观的态度,回过头去想一想,看一看。
    当时的民国政府,外有日本大军侵入,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关头;内有共产党革命建立的政权(国中有国)。加上政权初建,百废待兴,那些旧官僚、土匪流氓的地方政权不听政令,旧军阀改编的军队不听指挥。这是真正的内忧外患。国民党可曾有过一天安闲,可以用来整饬朝政、治理腐败?蒋介石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一边内外恶战,一边把国家治理得海晏河清,吏政清廉。
    再看如今,中国四海太平,贪污腐败如何?社会公正如何?贪腐早已超出当年百倍千倍。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人在惋叹当年国共错过良机,没有组成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共和,并将合作失败的责任都算到蒋介石身上。这是极其幼稚之见。事实是,当时国共两党,性质不同,理念相异,形同水火。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证明,阶级斗争、消灭“剥削”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自始至终是共产党的宗旨(直至中国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人家的目标是世界革命,是“解放”全人类,怎么可能跟你组成联合政府?每一次的合作,都只是一种策略,为下一步做准备。
    作为从封建社会过来的人,蒋介石固然有独裁思想。但民国政体的基础是民主架构,其三权分立的机制是健全的。蒋介石统治时期(不管他内心愿不愿意)中国制定通过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宪政民主宪法。只是因为长期战乱,及退台后的特殊环境,蒋介石以此为藉口延长了“训政”阶段,坚持独裁。但最终在蒋经国时代放弃专制,中华民国在台湾实现了真正民主。辛亥革命算是留下了一点血脉。
    而这场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试验,终于在1990年代以苏联解体、东欧转型为标志,基本结束。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超过一亿人在这场灾难中失去生命。
    中国共产党在毛死之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抛弃了僵化教条,取消了阶级斗争,放弃了暴力革命,全力发展经济,开始注重民生。尤其“三个代表”的提出,实际上已经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其性质更接近社会民主党。
    政治经济性质的改变,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也不再属于社会主义。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定位极不准确。那些仍高喊共产主义口号的人,自己也未必再相信共产主义了。
    但是地主的头砍了就砍了,资本家跳楼了就跳楼了。内战中死了的人就死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生灵涂碳,皆因一念迷思。这一切就像一场噩梦。
    几十年后,仿佛时光倒流,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资本家还是资本家,私有制还是私有制,贪官污吏还是贪官污吏,有钱人比以前更有钱。
    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今日里,海峡两岸都在兴高采烈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年,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嘉年华。好象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
    面对辛亥革命的先贤,我们该怎么说?
    

    强国是所有革命先贤、人民大众――包括现在观点不同各政治派系的共同理想和愿望。一百年来(主要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已发生很大变化。台海两岸经济都已发展。大陆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二,科技水平、军事实力也在世界前列。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已经崛起或正在崛起。
    中国这次崛起,主要是由两个条件决定的。
    一是几十年来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由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外敌威胁的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是少有过的。这是世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使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对中国有实质性的可能战争威胁仍是微乎其微。除非中国自己主动出击,如针对台湾、钓鱼岛的战争。
    二是执政党摒弃了教条、僵化的理念,实行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经济。而引入市场经济,这点至为关键。市场经济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和传统经济观念。以中国的人口基数,世界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规模浩大的经济活动。
    中国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还取决于,中国改革开放之时,世界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先进的电子科技时代。各种成熟的科技成果、富余资金都在寻找市场,寻找出路。中国一旦开放,与世界接轨,各种先进技术、科技信息和资金就蜂拥而来,形成洪闸效应,高水位的水自然流向低水位。西方几百年的科技成果,中国在瞬间就能得到,少走了许多弯路。实行开放后的中国以优惠的政策条件招商引资,吸引大量西方的现代化企业进入中国,以合资或其他方式在中国生产,一步到位地提升了工业技术水平。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快速发展之路。
     再就是,西方各国及中国周边地区几个经济龙头香港、台湾、新加坡都对中国经济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帮助。其中香港对中国的投资额达到两万多亿人民币,台湾则达七千多亿人民币(这是多年前的旧数据)。这还不包括那些无偿援助及捐款。当然也包括技术上、管理方面的移植和帮助。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对中国伸出了援手。这些援助包括无偿捐赠或有偿贷款,以及各种经济技术合作。就是被国人视为仇敌的日本,也无偿援助了六十五亿人民币,低息贷款一百六十多亿人民币以及提供各种帮助如环境保护、技术培训等。有些国家的对华援助至今仍未停止。
     所有这些输血式的帮助,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过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天赐良机。实际上,现代社会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协作,这种繁荣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共同结晶。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并非没有繁荣过。秦皇统一中国,“六王毕,四海一”,铸兵器为铜人。此时应是世界第一强国。汉代文景之治,开疆扩土,经济繁荣,也是声威赫赫的第一强国。
    唐代就不用说了,长安是当时的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四海归顺,八方来仪。贞观之治,长安斗米三文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走到哪里都可以免费吃饭的物质条件,让任何一个古今中外强国都自愧不如。
     宋代国力稍弱,但以经济总量计,仍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只要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知道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兴旺景象。南宋时虽偏安江南,而苏杭一带的经济文化也相当发达,俨然也是盛世。“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这从当时文人的诗词歌赋中也可以反映出来。而元帝国的铁骑征服了世界,版图包括了大半个欧洲。明代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强国。郑和下西洋的舰队,绝对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一支舰队。
     清代的强盛时期,自不必说。其疆土之大,人口之多,经济之雄厚,都是世界首位。晚清一般认为是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开始。但据西方历史经济学家的考证,中国仍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约占全球经济活动总量的三分之一。
     就是在兵荒马乱、社会环境相当不稳定的中华民国初期,当时的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百分九左右。在相对安定的江南一带,GDP增长甚至超出百分之二十以上。以这种势头,如果没有八年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可以想象中国早就崛起了。
    当然,无论什么样的条件,还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用双手创造了这一经济奇迹。以中国的富饶、辽阔,以中国人的勤劳智慧,中国崛起、富强是必然的,正常的。不能崛起,贫穷、走向没落才是反常的、不合情理的(如前三十年)。
    纵观几千年,中国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无论谁当皇帝,只要有几十年不打仗,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不横征暴敛,让民众休生养息,经济就会繁荣,物质就会丰富,国家就会富强。
    横向的例证,则是同为华人的香港、台湾、新加坡,他们早就富起来了。
    这一次的繁荣,简单地说,也就是给中国民众松开了绑缚,给了他们生产活动的自由。如此而已。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经济繁荣,国家强盛,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事实存在。如果无视这一事实,也是不客观的。
    不管怎么说,老百姓能有温饱都是好事。
    但若以此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则不符事实。认为这种模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制度”(宋鲁郑等人之语),则近乎荒谬。如果硬要说有“优势”的话,那么不得不承认,这种一党专制下低人权、低工资、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确实快于民主国家。
    问题是,这样竭泽而渔,能否保证长期持续发展?后果如何?则令人怀疑和担忧。

    中国崛起了,强大了,但这是否就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贤所憧憬的盛世大同了?这是问题的焦点。
    事实证明,经济发达,并不等于就是盛世;国家强大,并不表明就是社会大同。实现盛世大同,首先要有社会公平与正义,要有良好的社会道德基础,要有比较完美成熟的教育、文化与健康的信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要相对公平合理。而现在中国所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些。
    现实是,中国的社会资源、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异悬殊。中国的基尼指数已大大超过危险的警戒线(见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文章,2009年《经济参考报》)。
    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的社会财富。据最保守的统计,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会财富(见北京大学“收入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的调查文章,2009年《经济参考》),已形成权贵利益集团。中国已是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有些人穷奢极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也就是说,其余百分之八十的人只占有百分之十几的财富。贫困人士、弱势群体的生活不堪侧目。就是按官方的统计,中国仍有超过一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从国内报刊看到,就是在号称最富的广东,因为贫穷,清远农村有些小学生在气温接近零度仍赤脚或穿着破凉鞋上学。
    这样贫富悬殊的社会,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理想的大同盛世。
    另一严重问题是贪污腐败。经济发展几十年,贪污腐败也是与时俱进,前腐后继,越反越贪。在此随手列个数据,即令人触目惊心。因贪腐而定罪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三个:陈希同、陈良宇(两人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部委正部级六人;省、市、自治区正省级干部十人;国家部委、央企副部级干部二十三人…… 再往下就是成千上万了(已被揭出的贪腐,只是冰山之一角)。
    中国现实的写照是:一面繁荣,一面腐败。这是制度性的腐败。连中共中央也已意识到,贪污腐败已危及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于此相关的是社会出现的种种危机。这也是因司法不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所致。据有关统计,中国每年因强权暴力而引起的群体事件已达数以十万计,而且在以快速的趋势增长。
    以强制拆迁引至的自焚事件为例,仅去年就发生了近十几起。中国人向来比较珍惜生命,不崇尚过激行为。中国历史上点火自焚的事例极为罕见。如果不是天大的冤屈,他们断不会选择如此激烈、恐怖、痛苦的自杀行为。
    还有赵连海一案,作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儿童的家长,因为上访申诉要求赔偿,居然被判刑。这已经失去了起码的法律道德底线,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了。
    当然,还有社会道德堕落导致的有毒食品,医疗、教育的腐败和落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如此等等,大家都很清楚,在此不再赘述。
    另一个不能不提的是,比起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时,民众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是提高了,进步了,而是大大落后了。
    辛亥革命后,因民国政府制定了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这个时期思想言论自由、开放,文化迅速发展。仅以报纸、杂志为例,民国初年,全国就有各种报刊五百多种――大部分为民办报刊。同一时期,仅新创办的新闻通讯社就有二十多家。
    同时,法律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自由。这个时期各种政党、社团大量涌现。除了政治政党,还有各类分别代表不同利益的社团,如一些行、会的组织等。与现在最大的不同是,这些政党、社团大都是独立的组织,不受执政党或政府的掌控或操纵。故这个时期中国的学术活跃,思想开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时代产生了鲁迅,产生了胡适,产生了大批思想文化精英。也培养出许多优秀科技人才,包括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科学奖得主。
    如今的情况怎么样,大家都明白,不说也罢。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这方面,我们足足倒退了一百多年。现在没有一家非官方的新闻社、报纸、电台等媒体。却有严密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连互联网的“敏感词”也层层过滤,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文字狱、言论罪仍然存在。多少因写作或报道而触犯利益集团、权贵的作家、记者系狱,或被跨省追捕。刘晓波因发表《零八宪章》而被重判十一年徒刑。刘晓波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政治观点,属于相当理性的建言。不管如何强词夺理,这就是言论罪。其实,将刘晓波的观点放在报刊公开讨论,未必就会引起社会动乱。重判刘晓波只是表明当局严重缺乏自信,表明他们没有丝毫的民主、文明意识。
    对无时无处不在的社会危机,当局精神高度紧张,使用所有资源“维稳”,以各种手段打压异见人士及维权、上访民众。这包括国家武装力量,以及各种先进的电子侦控仪器设备。“维稳”经费接近或超过国防预算。社会矛盾已接近临界点。
    显然,这些都与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先贤所祈望的盛世大同社会相差甚远。
    左派们照例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咎市场经济、西方影响。但是香港、台湾新加坡及西方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可见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社会本身。
    其实,正是由于政治改革的不作为,没有建立起科学民主的健全法制社会,缺乏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有效监督机制,才产生了上述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因此,解决之道,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繁荣梦想之道,就指向政治体制的改革。
    许多有识之士,包括体制内的有识之士,如温家宝总理等,都已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表达出希望政体改革的强烈愿望。
    然而现实又是如此严酷。利益集团对政治改革无比恐惧,百般阻挠,处处制挚。他们不愿实行政治改革,拒绝普世民主思想,对政治改革的呼声一再打压。一些知识精英也充当卑鄙角色,利用政府掌控的媒体攻击自由民主思想,否定普世价值。当然,实际上他们已经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并非是真正在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民间思想也呈现出复杂性。由于政治改革缺位,经济改革带来的种种弊病让弱势群体和一些社会人士对进一步改革产生疑虑,甚至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有些极左派也利用这一点乘机兴风作浪,鼓吹要走回头路。进行政治改革已不再像当年实行经济改革那样,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那么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是否适合自由民主之路?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好象又回到一百年前,还在探索、求索、摸索。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北美华侨中宣讲民主革命,起初竟无人理睬,或视为诳语。但如今的时代,早已今非昔比。占世界百分之七十四的国家已实行了民主制(尽管不少国家的民主制仍未完善)。
    如上所述,中国体制内外都有一种健康的力量,在试图推动政治改革。而在这网络资讯时代,中国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社会的形成,已成为一股巨大潮流,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坚力量。
    以这一次浙江乐清“维权村长钱云会之死”事件,可以强烈感受到这一点。这样一个偏僻村庄发生的事,居然引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关注。事件中有几十家媒体自发进驻该村采访、跟踪报道,有三个独立的公民调查团参与调查,还有上万的群众前往声援。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无论最终结局如何,事件过程本身即意义重大。有那么点“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意象。
    诚然,改革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还需要机会,离不开体制内外的共同努力。这种改革也许会是渐进的,缓慢的。我同意有些学者的看法,这毕竟是一个过渡阶段,站在历史高度,长远来看,自由民主是世界潮流,中国必不可能拒之于外。热爱自由、民主是人的天性。“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语)。
     当然也应该看到,民主制度仍存在许多弊病。自由民主本身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都已衍生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民主政制远非完美。她也是在不断纠错中完善发展起来的。民主社会也并不意味着解决所有问题。尤其中国这样的现状,文化道德体系的重建将比宪政建设更为艰难。
    因此,中国也应该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资源,结合东西方文明的优势,建立一个更臻完美的民主社会。
    旅美学者孔灵犀先生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地与西方对话和批判性地自我反思之后,真正传承并实践着华夏古典文化的中国才能迎来道德的回升和社会、思想与文艺的全面复兴,才能成为拥有创造活力的富强国家。”
    他又说:“我们如何做出至仁、至信、至诚的努力去抚平国家的创伤并在全球化的体系下重建一个散发着弘扬古典价值和创造活力的社会秩序?相信实现民主就能医治社会顽疾是短视甚至是有些慵懒的思路,因为它仅仅只是复兴的几个最基本条件之一。前几代人的疯狂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严峻的考验。没有大局观,缺乏跨越时空与文明的视角并时刻把历史作为镜子,只会重蹈复辙。”
    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学人的见解。应不乏真知灼见。这些都是宪政思想家、政治家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愿上苍佑我中华。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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