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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钱云会惨死、谋杀与新加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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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06日 转载)
    杨恒均更多文章请看杨恒均专栏
    这次到新加坡来实地了解普通民众对新加坡模式的感受。以前也来过几次,但都没有机会同新加坡人深入交谈,去年底集中时间研究了一番“新加坡模式”后,计划了这次新加坡实地考察之旅。
     (博讯 boxun.com)

    
    在几天时间里,我同十位各行各业新加坡当地人(包括三位出租车司机)进行了长达11个小时的对话,获得了从书本上很难得到的第一手感性认识。
    
    
    由于时间安排异常紧凑,我暂时把其它的一些事放下了,一天也就上网一个多小时。偏偏这期间,发生了钱云会被大卡车碾死的事。大陆一些新闻网站上还出现了在西方媒体一般会回避的一张残忍得让人想吐的照片:一个弱小的身躯在庞大的车轮下身首异处……给我的新加坡之旅罩上了浓重的阴影。那几天,无论是打开邮件、博客还是微博,第一个出现的总是“钱云会”三个字,有不少网友请求我发表意见与评论,两天不到,这些请求变成要求,接下来又变成督促,语气一次比一次激烈,最后有个别网友开始指责我“漠不关心”,对我出言不逊。
    
    
    别说我在国外,即便我在国内,即便我亲临现场,以我的专业知识,以及当地复杂的政治环境与层层黑幕,我又能接触到多少真相?一个时评作者,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除了表示同情与愤怒之外,又怎能写出像样的评论文章?
    
    
    可是,很多读者依然希望我站出来,说出我的观点,用评论显示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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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我写了一套政治间谍小说《致命系列三部曲》,小说得到一部分读者的热捧,也有一部分读者认为不过瘾、不够惊险、不够刺激。但这套中国的间谍小说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不但直面美国中情局、台湾国安局,更涉及大陆国安部的一些内幕,也是我研究国际情报战之后,以通俗小说的形式向大众揭露真相的一个尝试。这个尝试应该说是成功的(最近20年里任何一本公开的披露情报战的文献,没有超过这三本小说披露的),这套小说可能仍然是迄今为止,在海内外政治立场与观点截然相反的媒体上同时刊登的政治类文学作品。因为从一开始,他们都认同小说中揭露的事实与“真相”。可是,不久之后,两边都有人对我的“事实与真相”不耐烦了,因为他们认为我的“事实与真相”无法支持他们的立场与观点。
    
    
    有一天,一位海外网站的编辑发表了一篇据说是前国安部特工的回忆录,在这篇回忆录里,前“特工”描述了过去十几年他自己在海内外执行国家安全部暗杀任务的详细经过。那位编辑如获至宝,随即停止了对我小说的连载,并给我写信说:杨先生,这才是关于国家安全部最真实的故事,他们采取暗杀、美人计等卑鄙手段,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可你的小说里一点也没有提到,不知道你是故意美化北京的情报部门,还是你自己压根儿不了解真相……
    
    
    我想告诉这位编辑,苏联克格勃(以及后来的俄国)情报部门搞暗杀,中情局在二十年前也有暗杀活动,台湾国民党时期的情报机关暗杀成风,都搞到美国本土去了(江南案),但1983年成立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并不搞暗杀。这是事实,这一事实真相,也许和你的“常识”不符,也无法支持你的政治立场与观点,但这是事实。这一事实是否会动摇你的立场,冲击你的“常识”,让你的观点站不住脚,那并不是“事实”出了问题;而如果你歪曲哪怕一点点的“事实”去支持你的立场,迎合你的观点,那就一定是你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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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国家安全部的前身中央调查部有没有暗杀,我不清楚,而1949年之前的战争年代,双方都少不了暗杀、“锄奸”等,更不用说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时代,残忍得可以杀掉“叛徒”的一家老小。
    
    
    我曾经有幸与1949年前就是中共特工的老同志多次相处,听到了很多至今党史上都找不到的故事。我记得一位老同志说过,那时开展对国民党的统战、宣传与情报工作,又刺激又好玩,简直易如反掌。问他为什么,他说,国民党政权腐败透顶,失去了民心,当时只要一点拨,愿意给我们提供情报的国民党军官能排好长的队……至于老百姓,对国民党腐败政权更是深恶痛绝。
    
    
    好几位老同志都提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权最行之有效的武器是“宣传战”,当时不管是什么社会丑恶现象,甚至包括一些我党情报机关蓄意策划、组织与挑起的事端,只要说成是国民党造成的,就能获得一边倒的民意支持。“你不能把这说成是共产党会搞宣传,这其实是大势所趋啊”,一位前国安部领导说,“国民党政权腐败透顶,失去了民心,自作自受!”
    
    
    这位老同志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就“钱云会事件”采访他一下:作为一名共产党的老情报战士,这件事让你想起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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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新加坡普通人(此处指官员、富商与专家学者等精英之外的新加坡人)的聊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话者几乎都对新加坡现状持满意态度。虽然在我的“诱导”下,有四位对话者都在最后多多少少表达了担忧与些许的不满,但总体来说,“人民很满意”,大家的幸福指数很高。有一位出租车司机这样总结:满不满意是相对的,只要和周围比较一下,不要说新加坡比马来西亚强多了,就是同日本、韩国、香港相比,我们也不差,新加坡建国只有45年,还不满意,要怎么样?
    
    
    有一位店员流露出对当局对付反对党(打压得毫不留情)的不满,最后也坦承,建国45年的新加坡,经济发展一直直线上升,反对党不管推行什么理念,能够提出比这更好的经济政策吗?反对党上台,能够让我们的收入更多、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更快吗?如果不能,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你?
    
    
    也有一位对话者对我赞扬新加坡表示“感谢”之后承认,李光耀培养自己的儿子当隔代接班人,延续他的王朝,让人心里总感到有点不舒服,而且,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李光耀之子李显龙下台后,上去的人还会是他们指定的,甚至依然是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再来一次隔代指定)。至于这样的政府是否有贪污腐败,外界可能并不完全清楚,可有一个事实是,新加坡的贪污腐败的程度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一位新加坡人告诉我,曾经有反对党的人指责李光耀贪污腐败(给自己买了一栋房子),被整得很惨,最后流亡澳洲。这事我早就知道,但这位新加坡人在说起这件事时的神态(压低声音,好像怕被人听到),我却是第一次注意到,我打断他问道,你在新加坡敢公开说李光耀的坏话吗?他支支吾吾地说,他们知道了,会告我诽谤。李光耀像一位皇帝,在新加坡你搞不过他的。
    
    
    我又问,如果我写文章批评李光耀呢?我在新加坡会有危险吗?他说,你在新加坡有地方发表吗?西方任何一个媒体刊登严厉批评李光耀家族的文章,都会被要求道歉与赔偿。我不以为然地说,扯,没有人会给他道歉与赔偿吧?这位新加坡人立即说,不道歉?你的媒体就别想再进入这个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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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新加坡人的话让我打了一个寒颤,似曾相识啊。站在新加坡的街头,我猛然发现了一个本该早就注意到的现象:我正置身于一个人均拥有最少报纸与杂志的城市国家。走过了几十条街道与好几个闹市区,报摊不多,而报摊上的报纸与杂志就更少(恐怕只有非洲一些国家与北朝鲜会比这里更少)。
    
    
    这个发现让我惊讶无比,因为我是从香港飞过来的。毫无疑问,香港是世界上人均拥有最多报摊,以及最多报纸与杂志的城市(特别行政区)。这两个城市都是以华人为主,由华人在管理着,都是具有特色的城市,也是大陆人目前说的最多的两个模式: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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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温州钱云会被大卡车碾死的悲剧真相何在,显然超出了我的判断能力。但从我个人的“常识”出发,我不认为当今北京政府会暗中支持、掩盖这种丑闻,更不会去主导、策划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然而,各地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则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各地发生的暴力拆迁,以及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而跨省追捕自由言论者,已经使得这一认识成为“常识”。
    
    
    曾经有共和国政法部门领导告诫我,你在各地行走要注意安全。我看得出他是真诚的,毫无威胁之意,但悲哀的也恰恰在这里:他知道,涉及到利益,一些权贵利益集团什么残忍的事都做得出来的,连他有时也会无能为力。而更可悲的则是:他却是那些利益集团的总保护者。
    
    
    两个互相矛盾的“常识”使得钱云会案从一开始就不再是一个关于“谋杀”与“交通事故”的简单案件,真相远在“真相”之外,既然可以躲猫猫死,既然可以喝水死,既然可以“被自杀”,既然允许牛奶残害幼小的生命,既然可以用非法与无耻的手段对付到京城上访的公民,既然李刚的儿子可以名正言顺地撞死人,既然……请问,把一位挑战利益集团、不停上访的小人物按在车轮下,活活压碎,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不被人弄死,反而不正常了啊。
    
    
    当我试图说服网友,一定要理智,要尊重事实真相的时候,有网友开始说我“不明真相”,我知道,我们在说两个不同的“真相”,而我,却第一次发现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解释。他们至少有一点说的并没错:你不关心钱云会,下一个被碾死的很可能就是你!他们做得出,而且,做出来之后,还会把它说成是交通事故。应该说,这些耸人听闻的事儿还没有成为“事实”,但却无疑是真相。
    
    
    于是,很多人在并没有掌握“事实”的时候,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层次的“真相”。或者说,把未来很可能会发生的“事实”,当成了真相。没有人会怀疑这不是“真相”……
    
    
    如果那位共和国的特工还活着,如果那位政法委领导能够看到我的博文,也许他们能够帮助我走出困境。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要追查真相,一定可以弄个水落石出,给公众一个交代。但让他们紧张并且不知所措的,反而是另外一个让他们害怕与不敢面对的“真相”:六十多年来,前辈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光荣与信任已经飞快地流走,历史正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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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49年共产党推翻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是合理合法的。这合理与合法在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被当权者折腾得所剩无几,1976邓小平上台前夕,国家奄奄一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与赵胡两位总书记实行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给共产党政权重新注入活力,但稍后又毁于一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闷声发大财”成为指导思想,中国经济一路向好,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同时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经济发展20多年,问题也积累了20多年,今后几年,波浪起伏的中国无疑又会跌倒谷底,这次如何走出波浪低谷,就看经济高速发展是否能够持续,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跟上,以及中国的发展方式能否成为“中国模式”:可持续,不违背天地良心与自然规律,以及:不会被自身的痼疾所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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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我也认为有一个独特的“新加坡模式”,在经过一些研究,以及实地考察后,我才意识到,所谓新加坡模式,就是一种“混合政体”,是在西方早就出现过的一种混合各种政治体制的杂种制度,又叫“混合政治”。就我看到的文献,最早论及这种政体的是马基雅维利,他提出的“混合政府”是当今很多特殊模式的鼻祖。马氏看到了当时仅有的三种政治体制(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各有优点,也各有弊端,强调美德的重要性等等。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政府体制,才能造就完美的政府。
    
    
    马氏的学说有其他种种解读,并有多种延伸,但如果我们看一下香港、新加坡以及民主前的南韩与台湾等国家与地区,就不难看出马基雅维利的影子:既然每一个政治体制都有缺陷,那么为什么不择善而用?或者,对我有利的我就采用?采取实用主义,弄出一个特色的“模式”?
    
    
    当今的“中国模式”不正是如此?无论我们的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又或者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分开来研究,你会发现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独特之处,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有过,现在也都还存在于地球上的很多国家之中,但能够把这些互不相干、甚至互相排斥的“制度”弄在一起,塞进一个国家的政体里,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则首推新加坡与中国大陆。
    
    
    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大陆的政体里,你能够找到北韩与古巴依然在实行的书报管制制度,你也能看到在经济与社会风气等领域,有比美国还自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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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常常把李光耀说成是儒家的楷模,是以德治国的典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今世界诸国中,把卖淫与赌博都同时合法化的国家其实没有几个,而新加坡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你如果批评他的领导人李光耀,他会用“法律”的手段让你倾家荡产与妻离子散!道德,在这个国家很重要,尤其是皇帝的道德。可就在我离开新加坡的那一天,一条新闻让我对这个国家的所谓道德产生了疑问。
    
    
    新加坡海峡时报的头版头条:中国黑龙江22岁的女子死在新加坡富翁的游泳池边,警察得出结论:女孩在新加坡富翁别墅过夜后,可能去裸泳,却因为不会游泳而溺毙……死者的父母赶到新加坡,他们原来以为美丽的女儿只是到新加坡一家印度人开的餐厅当领班……
    
    
    我又把能够找到的新加坡报纸(四个报摊上也就三份)全部买下来,仔细读完,沉思良久,因为我发现在所有的新加坡报道中,对那个把女子带到别墅嫖宿的新加坡精英富翁没有一个字儿的“不敬”,这实在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想象的奇迹啊。是因为卖淫合法化,还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财富与权贵精英们已经像李光耀一样成为道德的化身,媒体早已沦落为供他们合法玩弄的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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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李光耀在新加坡取得成功后,曾经有野心要把新加坡模式推向马来西亚,也就是合并两国,由他来搞新加坡模式。后来被马来人识破了“阴谋”而作罢。但他不必太灰心,英雄毕竟有用武之地。如果你稍微对照一下,“中国模式”和“新加坡模式”都是混合政体的典范,这是当初邓小平刻意学习新加坡模式?还是两个国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这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国家都有了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正是“混合政体”所具有的优势,设计者在一开始就带着功利主义思想,把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某些经验吸收过来,也确实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例如,当发现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他就全盘引进,但实行市场经济的绝大多数国家用人权(价值观)与国家福利来限制市场过分自由与膨胀,或多或少规范了自由市场,这方面他就不引进,结果市场倒是自由发展了,道德、权力与人格等也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
    
    
    这种“混合政体”还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为它在“择优录用”的过程中,把那些看似“毒素”却其实是“疫苗”的部分给剔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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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至少从我自己的研究与实地考察的情况来看,“新加坡模式”暂时是成功的,让新加坡民众满意,社会也很和谐,如果这不算成功,难道马来西亚的多党制民主才算成功?现在简单探讨一下新加坡模式为什么成功。
    
    
    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李光耀先生。李光耀建立了新加坡,功劳比华盛顿建立美国还要大一些(华盛顿有很多人帮忙,李光耀几乎是独自一人)。从已有的材料看,李光耀人品与修养也不差(虽然我前面对他多有不敬),有些方面比华盛顿更突出(至少李光耀先生没有奴隶伺候他),当然,两人不可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是:华盛顿任两任总统后离开了权力中心,留下了了千古绝唱的美国民主制度;李光耀不但不退出权力中心,而且还隔代培养自己的儿子接班。华盛顿成为民主世界永远的灯塔,李光耀只不过是现代社会披上西装的另外一个皇帝而已。
    
    
    可新加坡模式却少不了李光耀,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一定面目全非。这就是“混合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与建立者个人道德,以及他对全局的掌控程度密不可分。可问题是:李光耀创立了新加坡,新加坡从此也就离不开李光耀,一旦没有了李光耀,新加坡模式绝对出问题。而且,问题不出在新加坡模式,而是出在李光耀家族。
    
    
    我的“七十年大限”理论对新加坡完全适用,新加坡现在建国只45年,李光耀如果不隔代多指定几个接班人,我估计新加坡模式根本无法持续到建国60年,更别说70年了。当然,这不是说新加坡要亡党亡国,而是说有些新的变化要出现,打破现在那种所谓的“新加坡模式”。
    
    
    如果没有子承父业,新加坡不可能繁荣至今,李光耀不可能那么品格高尚、大公无私。如果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看看中国的历朝历代吧,有哪几个朝代的前三代皇帝不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甚至盛世叠出,繁荣昌盛的?当然,有人说中国当代的开国皇帝就不是,一上来就折腾老百姓,折磨接班人,那是因为,他本来是皇帝,却被自己身边的一帮革命同志逼迫得不得不废除世袭制,而更主要的是,他唯一的可以继承皇位的儿子却牺牲在朝鲜战争中。如果毛岸英没死,毛泽东会想办法培养他隔代接班,而且一定会成功,那样的话,毛本人对未来尤其是他死后就比较放心,也更有信心,从而,他也就不会把自己的接班人一个一个折辱致死,把几个亿的中国人弄得死去活来,人不人,鬼不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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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模式之所以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规模与特殊地理位置。“混合政体”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规模要小,这样才便于建立这种模式的人控制,不至于走样。新加坡人口只有五百万,靠转口贸易、高科技与旅游业很容易让这个城市繁荣昌盛,更何况它像香港背靠中国大陆一样,夹在马拉西亚等大国之间,只要一些有眼光的精英制定正确的贸易与通商规则,不愁经济发展不起来。
    
    
    李光耀有这个眼光,善于利用人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仅此而已,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在世界城市国家(或地区)中,新加坡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其他地方的城市国家(或者相对独立的以城市为单位的政体)都并不输于新加坡。
    
    
    拿香港作一下比较就清楚了。还可以拿中国的深圳作比较。过去20年里,深圳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新加坡。深圳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一个国际大都市,比新加坡更加传奇。不同的是,深圳除了同新加坡差不多的常住人口外,还居住着几百万流动人口,新加坡有这个能力吗?
    
    
    如果中国各地城市允许自治的话,会产生几十个新加坡,几十个香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中央集权要学习新加坡模式,要一统江湖,却想不到自己的规模成为障碍,一个“德高望重”的李光耀家族与他挑选的精英可以控制新加坡,让新加坡只有三四分报纸。中国别说没有新加坡这样的开国皇帝,即便有,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威德”覆盖13亿人口?结果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为必然,50家大家族下还有500家利益集团,层层瓜分利益,鱼肉民众,弄得苦不堪言,同样一个“新加坡模式”,到了北京,就走样了,规模是主要的原因。
    
    
    当然还有民众的素质,这里不是指高低,而是指不同的素质。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城市,按照其生活水准来说,在文化艺术与科技等人类的精神财富上,真是乏善可陈。当时下南洋来到新加坡的华人以及北上的马来人,追寻的就是“填饱肚子”,李光耀让他们如愿以偿了,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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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这种混合政体的模式,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竞争力,什么样的竞争力?就是可以随时调整立场,不顾原则,突出某些优势的竞争力。例如,中国现在几乎可以买下世界了,而且也在逐渐购买。可是有人就奇怪了,美国还是世界老大啊,他比中国有钱很多,他为什么不能购买世界?或者在中国购买世界时与中国较劲?原因很简单,他的体制不允许它这样“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我们的混合体制——集社会主义的绝对政治权利与资本主义庞大的经济实力于一体——则可以做到这一点。
    
    
    相比较而言,这种混合政治在一些相对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在面对非混合政体的时候比较容易发挥优势,取得局部成功。例如,如果现在在中国内地某个地区搞混合政体,或者吸收极左的一些做法,不但不会失败,往往会取得成功。听说有个华西村就很“成功”,这一点也不奇怪,想一下,当每一个人都享受自由的时候,你纠集五个人,以崇高的借口剥夺他们的自由,让五个人团结起来,那么,毫无疑问,你们的力量是最大的。
    
    
    还有一个重庆模式,有人竟然说要推广到全国,这实在是可笑。重庆模式的“成功”就在于实行了文革的那一套,而它实行文革那一套却没有造成文革的灾难,就因为它只是在一个小地方实行。而且,使得整个小地方在于周边一大片地区竞争中,占到了明显的优势。可你想复制重庆模式到全国各地,不必了,毛泽东同志早就搞过文化大革命了。
    
    
    这道理同中国某一个教子有方的父母的经验一样,他靠严厉的管教,甚至靠皮鞭让自己的几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请问,你想把他的经验推广到全国,让每一个父母手里都握一条皮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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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模式不适合中国,或者说,中国早就实行的是(混合政体的)“新加坡模式”。以前很多人说,大国不能搞民主,我认为恰恰相反,正因为大国才一定要搞民主。否则,除非你回到秦始皇时代,建立绝对的权威来掌控绝对的权力,不乱才怪。所谓大国民主,核心内容就是各地自治,这并不难理解。我们有很多实际上根本不是自治的“自治区、州、县”,但中国实际上的自治出现在华西村,重庆基本上搞出了自己的“模式”,国际上还有新加坡、香港与台湾模式可以借鉴。中国还有那么多地方,为什么不能各显神通?一定要一起等死似地等待北京的几个人来决定你们的命运?决定十几亿人的前途?这也许是新加坡模式给我们的最好的思考。
    
    
    至于钱云会的案子,“事实”只有一个,“真相”却有很多。我们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歪曲“事实”来表达立场与观点;可我们却也一定要记住,“真相”不能被掩盖。这案子牵扯出的土地、民心、舆论等等现象,不应该只让我想起1949年前的国共谍战,更应该引起当局的重视,直面“真相”:从民众对于一个为村民上访者寄托的感情与爱戴,看看利益集团是如何蚕食民众利益,腐败又是如何地腐蚀了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如何的紧张——这就是真相!
    
    
    20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从北京传出了好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11年要加大力度惩治贪污腐败,加大力度打击贪污腐败从何入手?我认为就应该从钱云会案子暴露出的“真相”入手:要从限制、打击利益集团入手;从给民众表达意见反映情况的渠道入手;从加大媒体与公众监督公权力入手……
    
    
    这篇散记太严肃也太沉重了,最后开一个玩笑,让我们回到本文的标题。国安部到底有没有暗杀?答曰:如果过去有过的话,我一定就是头号杀手;而如果今后还将继续的话,我一定就是第一个被暗杀的……^_^耶——
    
    

杨恒均 2011-1-3 海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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