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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力者的权力”纪念零八宪章二周年暨新年献礼/ 陈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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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0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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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权力者的权力”这是哈维尔文集的书名,哈维尔在谈到捷克“七七宪章”的意义时说:“七七宪章”是近年来除当局以外的第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它一走上社会,社会关系便揭开了新的序幕。各种社会关系,国家与宪章,社会与宪章,国家与社会便活跃起来。看上去已死的躯体转眼间又出现了复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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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们毫无疑问在起草这个文件时想到了“七七宪章”,因为捷克的“七七宪章”在中国的异见知识份子和民运人士中,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们的思想和勇气均和这部宪章有着深厚的联系。中国“八九民运”在如泣如歌的悲情中失败,但却导致苏联和东欧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在这以后的二十年,中共政权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政权,从一个革命党在极短的时间内转而为一个,对社会全民财产巧取豪夺而自肥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五百多个家族占据了整个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在发展是硬道理之下,牺牲社会公义,牺牲自然环境资源,经济高速地发展起来,这个昔日已气息奄奄的政权竟然复活了,看起来还显得生气勃勃,他们持着掠夺的财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和政府。他们不但捏着抢来的财富,也捏着抢来的权力高唱“我们走进了新时代”,低吟“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他们在国际社会发飚发威,号称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价值的路线,这条路线之优已经超过了西方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这个特点确实异常地鲜明。政治上把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力,全部束之高阁,签订的国际公约全部成为橱窗的阵列品。经济上党政干部,可以明火执仗地贪脏枉法,包二奶,玩小姐生活胡天胡地。他们的子女可以胡作非为,一个“我爸爸叫李刚”的事件,成了官二代无法无天的象征。全国自上而下的党政系统干部,结为一个官官相护的利益集团,任何对这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反抗都成为这个集团的敌人,而敌人的意义和过去是不同的,过去把不满他们,反抗他们的人作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这种敌人是不带有私人敌对性质的,任何的不满和反抗与干部的个人利益没有太多的冲突,而现在则是任何的不满和反抗都把它看作是对他们私人利益的侵犯。即使纯思想意识的不满和反抗,也是同样地把它当作是冲着他们利益来的。对于这些“敌人”,他们不再把他们当作政治问题处理,而是把他们当作刑事问题对待,判以刑事犯罪。这是一个罪恶堂而皇之,冤屈遭受虐杀,良知被囚禁的年代。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二十年,国际社会得了中国经济上的好处,也基本默认了这样的状况,国内的异见反抗者承受着这样的耻辱,海外的民运人士的呼吁,受力量制约,影响也非常有限,整个社会处在一种低迷,涣散、丧气、悲愤而至于绝望的状态,找不到一个集合点,找不到一条出路。但是社会的道义和历史的责任感终于让海内外异见人士拨云见天,找到了集合点和出路,这就是“零八宪章”。通过这个宪章向中共当局表达他们的意志,表达我们虽然是处在一个极为无力的状态,处在一个由你们任意凌辱的境地,但是我们依然要把我们声音发出来,告诉你们我们受够了!不再忍受你们的忽悠,我们要做那个指出皇帝新衣的小孩,我们通过“零八宪章”,要求中国宪法中应有的权利。至于,你们要这样对我们,你们看着办吧!我们牙刷毛巾都准备好了,在家里恭候你们。“零八宪章”是以签名的形式出现的,每一个签名者都是在表达自己的尊严和意志。我们情愿呼喊而死,也不愿沉默而生。我们要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也要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找回尊严。
    
    “零八宪章”从内容上来看,是温和低调的,对权贵们公开的劫掠没有置评,对他们罪恶的生活没有谴责。所要求的东西,基本上只是把宪法中已有的公民权利拿出来而已。但是他们依然觉得被冒犯了。这明明是中国宪法中的东西,是他们开会所制定的东西,为什么他们觉得被冒犯了呢?因为共产政权是一个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政权,而“零八宪章”要求共产党的谎言,成为真实的谎言。而一当用来欺骗的谎言,要兑现为真实的东西,这个政权就恐慌了起来。因此,对于中共权贵集团,中南海的诸公们来说,“零八宪章”无疑是“宣战书”。是对他们公开的不满和反抗。而这是宪章的起草者们所要让当局看到的东西。对于当局来说这虽然是一份宣战书,但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东西,因为它的内容,它的形式,是找不到任何把柄的,它既没有颠覆政府,也没有要求废除现存的法律,相反它要求政府负起应有的政府职能,要求政府依法治国,敦促实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在形式上也没有成立组织,只是大家签名而已。你一定要抓人,一定要判刑,你只好做无赖了,当然共产党是不怕做无赖的,而且也做了一辈子的无赖,但是当他们对一个人不满和反抗撒无赖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一群人,特别是对一群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一群在海外有影响力的人撒无赖就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是共产党是不得不冒这个风险的,因为他们除出撒无赖,实在也想不出其它办法来了。那些所谓的精英被当局好酒好饭豢养着,只会揣摸主子的心,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办法,就是有好的点子,也是不敢放出屁来的。所以任何问题放到当政者面前时,他们所做的除出撒无赖,还是撒无赖。当然他们也想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所以在抓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名者,只抓了一个刘晓波,以重罪判处,望能做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刘晓波是走温和路线,声称自己没有“敌人”的人,抓这样一个人更是让当局显得理屈词穷。本来抓与判都是不声张的,刘晓波的名望也只在圈内人之中,在新闻封锁的中国,中国民众基本不知道这一回事。但是中共这一抓一判,不但让刘晓波出了名,还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个情况中共应该是可以预料的,中共在外交上一直与西方各国保持着热线,各方面的渠道也可以了知,判刘晓波等于将诺贝尔和平奖送给刘晓波。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重判刘晓波呢,人们会问中共不是自己在找麻烦吗?但是不判刘晓波这个“零八宪章”的问题如何处理呢,中共也是实在没有办法。这也是“零八宪章”的力量所在,它是一把双刃剑,是无力者智慧和勇气。
    
    宪章的签署者们在和平非暴力的抗争中,时时记得那些在与中共权贵抗争中牺牲的英雄,孙志刚、唐福珍、杨佳,他们以个人一已的力量与这个强大的嗜血政权讨还公理。“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孙志刚讨说法:被打死,唐福珍讨说法:用自己的生命,扬佳讨说法:手起刀落。还有最近被地方权贵制造交通事故,被谋杀的民选村长钱云会。钱云会在当选村长后带领村民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强迫征用,上访长达三年的时间,成了乐清市那帮贪官污吏的眼中钉,最后遭此毒手。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的英雄行为激励着宪章的签署者们,但是激励中不是生出“血债要用血来还”,而是在血染的生命中觉悟到,用生命去作抗争虽然可歌可泣,但却往往是基于对生的绝望,抗争是应该充满着希望,一当抗争充满希望时,就能生出智慧来,智慧是抗争克敌之胜的法宝。另一方面,宪章的签署者们也看到,即使抗争者和平理性非暴力,由着当局的殘暴成性,同样也会流血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要让他们的血不会白流,迅速把流血事件形成为公共事件,就象钱云会被杀形成岁末中国压到性的全国性新闻,给当局造成重大的压力。可以说钱云会事件是“零八宪章”签署以后所形成的最大公共事件。宪章的签署者们对于遍及中国政府衙门的上访群体,那种面对当局软硬兼施所表现出来的,“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的不屈意志有着无限的敬仰,他们的行为产生的社会悲情,社会的震荡是巨大的,他们在把自己的底线压到最低点的同时,也把道貌岸然的政府逼到了道德的死角。这是一个中外历史上从末有过的族群,它那史诗般的悲壮历史,成为世界非暴力抗争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一页。
    
    宪章的签署者认为:无力者的力量是和平非暴力的,这到不是说被压迫者没有暴力反抗的权利,而是基于一当以暴反暴,很明显无力者的力量就显示不出来了,现代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足足可以对付几百个手无寸铁的平民。而非暴力的力量是一种不屈的意志,你把我打倒在地,我擦一下血爬起来,继续讨要我们的权利,你打死了人,我们抬着尸体游行,要求惩罚凶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让政府官员的每一个犯罪行为不但要承担刑事责任,作为政府还要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在具体的利益上,我们有时可以作出一些让步,也会见好就收,但是,在政治权利面前是不作任何妥协的,所有我们应有的权利全部都要讨回来。如果无力者坚持这样做,必定会让权力者心慌意乱,因为不答应归还权利,抗争是无休无止的,不会让他们有片刻的安宁。如果当局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来对付抗争,但因为抗争是和平的当局无从下手,同时也害怕一当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整个局势可能会失衡,难以控制,难以收拾。对于把“稳定压到一切”作为国策的中共政权来说,是很难作出这样的决定。而小规模的流血,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激起更大的抗争。当局面对维权式的抗争,在武装力量以外成立“维稳办”,做些黑社会性质的杀人越货勾当。但当局马上发现,“维稳办”也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形成了一个以黑吃黑的“黑社会”,转眼间把维稳的费用直逼到军费的开支。对此,当局显然是力不从心,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这是和平非暴力所彰显出来的软实力。圣雄甘地曾经说过:“如果我们能发展意志力,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需要武装力量了。”
    
    
    宪章的签署者认为:和平非暴力不仅仅是无力量者的力量,它也是对杀戳和嗜血的历史的否定,它与那种一将名成万骨枯的英雄主义决断,它不以某种激动人心的口号去激励人们,让人们为此去付出血的代价,它也不提倡怨怨相报,仇恨入心要发芽,而是把仇恨变成和平的意志。签署者还认为,今日权力的拥有者的贪婪和施暴,是基于制度的原因,因为一当制度不受监控,人性的邪恶就会被诱发,一当这个制度被铲除,良知就会重新来到他们身边,他们会为今日之种种罪恶而忏悔。签署者明白一个道理,没有这样一种观念,即使与当权者的抗争胜利了,那也不过是一次新的改朝换代。他们不追求一朝一夕的得失,追求的是开万世之太平。为了这样一个宏愿,苦可以多磨,难可以多受,我们这一代人得不到结果,也不要紧,他们抱着:“做事但求心安,成功何必在我”胸怀。这样的思想境界是站在一个文明的制高点上,它是“慈悲”的,它是“博爱”的,它有着宗教般的盖天盖地的情怀。在这样一种境界之下,无力者的力量,偕比高山大海了,它让那些一心只想保住自己那点权位,为权欲、淫欲不择手段,迷失自性的人显得多么地卑鄙渺小。即使他们操着生杀之权,但是在大义凛然的无权力者面前只能是一个侏儒。
    
    。
    
    
    刘晓波获得诺奖后,中共当局出手的还是无赖手段,中共撒无赖是因为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塞缪尔•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藏身之地”。当刘晓波获奖后,中共当局祭出的只能是一块“爱国主义牌子”。不过这一次无赖们把这一块牌子做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辱骂诺奖委员会是对中国司法的干涉,把奖给予一个“罪犯”,是对中国人民的羞辱,是整个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所作出的反映。还对外交国家进行恐吓,要求这些国家不要出席诺奖典礼,结果当然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谈资,没有几个国家去理会它的,除出几个唯利是图,本身就是专制政治的国家。但是这块用滥了的“爱国主义”成效是很有限的,“爱国者”在中国民间已赋于了“爱国贼”的称号。由于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望之无于匹敌,其含金量重如泰山,对诺奖的任何攻击,都如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当然这次无赖的最大的笑话是与诺奖对抗的“孔子奖”,这个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小巴戏”在国际社会面前丢尽了国家的颜面。这一拙闹剧丑剧为2010年的中共政治舞台降下了帷幕。
    
    刘晓波获奖无庸置疑是因为有了“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和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持续发展的,中共批“诺奖”,就要批刘晓波,要批刘晓波就要批“零八宪章”,要批“零八宪章”就要把“零八宪章”的内容拿出来,这是零八宪章签署者梦寐以求的。通过中共的批判,人人都知道了有一个“零八宪章”,而“零八宪章”的内容又基本上是宪法中所具有的内容,中共批“零八宪章”又等于在批判自己的宪法。当局知不知道自己陷入了批判“零八宪章”的怪圈,我想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这也是“零八宪章”所显示出来的另一种力量。在中共的批判下,“零八宪章”已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文件,成为异见者民运人士,和中国一切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人的共同文件。它是无权力者的权力,也是无权力者的“集结号”。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但是中共是不怕的,因为他们是一盘散沙,几条枪就对付得了。但是当十几亿人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以这个共同的东西与中共权贵政权讨说法,索还应有的东西时,共产党的那几杆枪是没有办法对付的,何况拿枪的人的权利也包含在这个文件中。“零八宪章”签署者还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从历史上看,无论中外,有些政权,有些专制暴君他们在当政的时候看起来十分地强大,甚至是无所不能的,他们不让被压迫者看到任何可以战胜的希望,人们只能忍辱负重,只能诚惶诚恐,只能阿膄奉诚,但他们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可能永远,最终的结局都是被正义的力量推翻,绑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共产党这个对中国人民罪恶累累的政权,怎么可能是铁打的江山万年长呢?
    
    “零八宪章”不是灵丹妙药,但确确实实会产生奇迹,它唤起了人们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和社会历史责任感,人们不害怕了,也知道该用什么样方法去对付当局了,沉闷的中国已闪出亮光来。新年的阳光打在中国的大地上,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新的十年,这十年“零八宪章”将会促使整个中国发生变化,那些以前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那些没有希望了的希望,会重新发芽生长。
    
    2011年1月1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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