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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宽容失误”下的“媒体失范”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2月28日 转载)
    
    来源: 东方网 
     (博讯 boxun.com)

    近年来,一些“新闻部分失实有理”的声音渐强,特别是去年北京市一中院终审驳回河北晋州某棉织厂对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名誉权侵害的控告,认定商品生产者应容忍社会公众以及媒体对其作出的苛刻批评。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判例,使“宽容新闻失实”获得了法律生存空间。
    
    “新闻失实有理”是否当真有理,暂且不表。不过,眼下,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在“有理”论的支持下,真实性作为新闻的本质属性正在受到挑战与冲击,并有让位于时效性、轰动性的迹象。而在“宽容”的名义下,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与媒体,在采访报道、编辑出版中“自觉”放松了对严谨性、科学性的高标准、严要求。
    
    这样的走向,相信即使是“新闻失实有理”论的坚定主张者,也不愿看到。
    
    最新发生的“5?7”杭州飚车案中媒体集体性误用“车速70码”的事件,就再次提醒:必须对“失实有理”论的强大渗透力及潜在危害,有所防范和预警。
    
    追问:“问题车速”为何没成“问题”?
    
    “70码”这个新词,始于杭州“5?7”飚车肇事案,因最初被警方草率当作事故发生时的肇事车行驶速度而引发公众不满,导致该交通肇事案升级为全国公共性事件。一时间,“70码”在网站、媒体里铺天盖地。
    
    其实,“70码”本身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车速。
    
    这有两个意思。一方面,这是一个事故发生时段不可能出现的车速。杭州公安方面的最新调查结果已经确认了此观点——警方在5月15日的情况通报会上,通报专业鉴定机构出具的“时速为84.1公里~101.2公里”结论,并为一周前发布的引述肇事车主及证人所述的事故案发时车速只有“70公里/小时”的不慎重说法表示了道歉。
    
    另一方面,这是一个不该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词组。作为长度单位的“码”,不应用于车速计量单位。车速的常见规范单位,以公里制式看,是公里/小时;以英里制式看,是英里/小时;其次,警方发布的信息,经查,无论是最初那个“不严谨”的通报,还是后来的专业鉴定结果,均为“公里/小时”,而非“码”。虽然,即使是来自权威信源的内容有时也可能有假有错,但不任意改变信源、改变新闻事实,是媒体报道的基本守则。因此,以严苛的新闻工作标准来鉴定,“70码”作为一起“报道事故”,也并无不可。
    
    耐人寻味的是:对事故领域里的“问题车速”,从公众到媒体,显示出“不依不饶、追究到底”的坚决彻查态度,连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都务必探清来历;但是,面对新闻报道里的“问题车速”,却普遍采取宽容态度,表现出“不以为意”的看法。连诸多有影响力的全国大报、大台,至今也还在错误地“码”来“码”去。
    
    出现这种情形,与部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中,“迈”(指英里)、“公里”、“码”的混淆有一定关系。不过,根据我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用于定量地描述物理现象的量,使用的单位应是法定计量单位。①显然,以此作为“宽容”理由,实在牵强。
    
    更何况,车速问题已成为杭州飚车案中的关键事实。
    
    对关键数据的行文准确,信息来源的权威性,不是“可有可无”,不是“无所谓”,而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前提。
    
    一个不该发生的“问题”出现了,却并没有被“较真”、被当作“问题”对待,这究竟算是新闻理念的进步还是退步?令人深思。
    
    解析:失实报道背后的社会“宽容”环境
    
    真实,是受众对新闻的基本要求,也是新闻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虚假乃新闻之大忌,五个W、一切细节、数据、引语、场景描述等等,都不能失实。无论是联合国国际新闻道德规约,还是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都特别强调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准确性。新闻单位为了杜绝差错、失实,也常常设置多道“防火墙”。
    
    可惜,近年来,“防火墙”形同虚设的现象十分普遍。原因固然有多种,但不容置疑,与近年来泛起的种种为失实新闻辩解的论调、与对假新闻的定义出现困惑有关。正如中国传媒大学魏永征教授指出的:业内存在的种种为失实新闻辩解、认为新闻失实有理的论调,是现在失实报道不仅无法灭绝,反而更加猖獗的一个主要原因。②
    
    追溯起来,“失实有理”论源于美国上世纪的“公众人物理论”。按照该理论,报道涉及“公众人物”的新闻报道时,采取美国的“实际恶意”原则,要求“公众人物”在指控媒体侵害其名誉权时,必须举证说明媒体在报道时有“实际恶意”。如果媒体是在没有“恶意”之下出现的部分失实,则公众人物应该“容忍”,不应追究媒体之责。
    
    上述理论引入中国后,衍生出适合中国特色的各种“有理”论。
    
    比如“容忍论”。其代表观点可借用知名法学学者贺卫方的一段表述:“新闻,条件是‘新’,它不新,就不叫新闻了。有时,为了保证这种追求‘新’的公众知情权,记者只能对他所见所闻的观察作出判断,而无法要求他像一个侦探或警察一样把整个事件调查透彻,确认无误后再拿出来发表。也就是说,要及时迅捷地发布信息,我们必须容忍记者报道的部分失实。”③
    
    又如“效果论”。2008年汶川地震中某报率先发表、被广泛转载的“母爱短信”新闻,是一个连基本的新闻要素都没有,无时间、无地点、无人名、无作者、无目击者、无核实途径的“N无新闻”,迄今所能查证的原始出处,为一网友文学创作中的内容。但面对这个事实,不少人认为新闻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可以起到激励人们救灾热情的效果。
    
    再看“需要论”。有的英雄人物报道被加上种种想象的成分,有的电视新闻画面是外国首脑对记者讲话而画外音却是他在非公开场合说的内容,有的新闻图片是PS的,但都被认为是一种“宣传需要”而得到默认乃至成为“潜规则”。
    
    还有“来源真实论”:认为凡是有真实来源的信息,都是可以报道的事实。比如报道网上的帖子,转载其他媒体的报道,引述什么人的陈述,只要标明出处,至于他们说的内容是否真实,细节是否准确,那就“与我无关”了。
    
    学者李希光对此现象曾这样评价道:“媒体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每篇报道不可以缺少核实。但是,今天的媒体提供给公众的信息不是以公众需要看为标准,而是以读者和观众想要看为标准。只要能抓住读者和观众的眼球,或者能够抢在第一时间报道,媒体不在乎新闻的核实。结果是,报纸越厚,频道越多,信息量越大,虚假新闻越多。”④
    
    无独有偶,坚持8年之久“新闻打假”的《新闻记者》编辑部,今年初也吁请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新闻理论研究人员,对诸如“假新闻的判定标准究竟是什么”、“对产生良好社会效果的造假行为是否可以容忍”、“转载媒体是否应负核实责任”、“重大题材的新闻摄影作品是否允许PS”、“商业炒作算不算新闻造假”等展开深入讨论,希望“为维护新闻事业的纯洁性和新闻真实性原则而不懈努力”。⑤
    
    在“70码”案例中,“码”的错用并不会影响案件最终事实的确定,且“70码”比“70公里/小时”更具有蹿红的优势元素,因此,按照“宽容”、“效果”等观点去看,这样的失实实在微不足道,从媒体到记者、编辑到公众,都“不在乎”。
    
    对新闻真实性的“不在乎”,对微观细节的不求真、不核实的工作作风不能小觑,因为它相当于埋下了一颗颗假新闻的定时炸弹。
    
    警惕:不应轻视“新闻失实有理”论的负面影响
    
    大量“事出有因”的虚假报道出笼,成为继传统的“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型后迅速激增的虚假报道类型。
    
    梳理这类“事出有因”的失实报道,大体分成五类。
    
    “以讹传讹”型。网络的高自由度,也意味着信息的高度不确定性。但许多记者、编辑习惯了用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查找线索,检索知识而往往惰于求证、核实。上海某大报曾登出一篇某著名大学博士的知识性解读文章,将原本由网友恶搞而无中生有、且语涉不雅的“卧槽泥马”一词加以引用和解释,还认真介绍了其典出《战国策》,闹了大笑话。
    
    “偏听偏信”型。采访时只听一面之词,不加辨析与核实的“有闻照录”,造成最终新闻内容的失实。吉林那个“五胞胎超级孕妇”的假新闻,固然是孕妇的一次恶搞,但记者采访时仅凭表面现象和当事人的口述,事后也未向专业人士咨询求证,犯了新闻之大忌。
    
    “暗渡陈仓”型。为追求消息的轰动、独家,一些记者和编辑会把“一家之言”变成“权威发布”,把“预测报道”变成“肯定新闻”,导致了公众的错误理解和判断。
    
    “添枝加叶”型以及“任意删减”型。不仅表现在稿件内部编采中的“二次加工”,也反映在层层转载时的“改写整合”,信息不断添加或删减,让公众得到错误的理解与判断。
    
    与传统意义上的凭空捏造的假新闻相比,上述失实报道呈现出几个新特点:数量众多,并呈上升趋势;主观造假的少,客观失实的多;涉假媒体多,往往是一报“感冒”,众报“吃药”;主流媒体也相继遭遇这类“失实门”;因局部失实、微观失实而引起的整体失实、宏观失实案例激增。
    
    然而,“新闻失实有理“论的更大危害,是对新闻专业素养底线的冲击与损毁。新闻从业人员以及媒体对事实准确性、真实性的要求开始放低,自律意识与他律意识变得麻木起来。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曾指出:群众对新闻媒体有三个问题最不满意:“炒”、“造”、“搞”泛滥,工作作风漂浮。在他看来,媒体的“浮躁”主要是文化的缺失。⑥
    
    如果说,记者、编辑把关意识不严,放松了专业操守方面的严格要求,缺乏科学求实的态度、缺乏严谨细致的作风、缺乏核实求证的专业素养,那么,媒体自律意识淡漠,对差错及失实的追究机制不健全,则成为令人担忧的新现象:在失实报道面前,绝大多数涉假媒体,要么“沉默是金”,要么强词夺理,要么避重就轻。能够诚恳认错的,竟十分鲜见。
    
    如上海某金融报曾针对该报所登的《中国给“美式快餐”加把盐?》一文中提及“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中国可能考虑通过向美国注入流动性的方式帮助美国‘救市’”。作了如此更正:“经核实,该说法系录音等技术失误所致,与刘明康主席讲话原句不符,特此更正。”⑦而同日另一财经报纸在“致歉”中却称:“刘明康并未在天津达沃斯新领军者论坛上作过如此表述,本报引用不当”,⑧读者仍然不知道失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楚天都市报》2008年7月13日刊登该报记者采写的《一个“非尖子生”的“传奇故事”》后,被发现多处失实。之后,该报在一篇澄清报道中这样“婉转致歉”:“本报在前期采访报道中,虽然出于良好愿望,但未能及时与新加坡方面核实有关细节,导致部分报道内容与事实不符,在此谨向读者致以真诚的歉意。”⑨连承认编采过程中缺乏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的勇气都没有,令人不得不怀疑其道歉的诚意与纠错的决心。
    
    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失实的媒体,是一个缺乏责任感和公信力的媒体。当对新闻报道专业底线的麻木与漠视,不再只存于个别记者和编辑身上时;当责任感和公信力被一个媒体降至可有可无的地位时,这既造成了假新闻杜而不绝的现象,还进一步纵容了记者、编辑的浮躁作风。
    
    呼吁:新闻失实“零容忍”机制亟待健全
    
    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如何杜绝新闻报道中的“70码”差错呢?
    
    首先,需要强化媒体责任意识,健全追惩威慑机制。无论是原创新闻、还是转载新闻,新闻媒体都要恪尽核实之责:不但记者要把关,编辑更要把关。不过,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要树起对新闻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等专业底线的“不抛弃、不放弃”。
    
    事实上,“新闻失实有理”论是种似是而非的论调。
    
    “新闻失实有理”的“理”,其实是学界谈论由于新闻失实造成的侵权纠纷案中,媒体应否承担法律责任时所提出的一种意见。这种观点主张,只有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失实,甚至只有故意造成的失实,才应承担责任。
    
    应该说,此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在法理上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研究。但也应限于法理层面。正如魏永征所驳斥的:“法律责任同道义责任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法律是道义的最低标准,道义是法律的最高目标。任何媒介、任何新闻工作者,都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行为不违法,而应该有更高的行为标准。即使新闻媒介或记者对于某些一般过失造成的轻微失实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心安理得、若无其事了。从道义上说,在新闻必须真实的问题上,不存在宽容的余地。”⑩
    
    宽容失实绝非纵容失实,司法宽容也无法取代职业使命。其实,“实际恶意”原则出台后,美国学界也不断推出修正方案,希望对媒体的不实报道作出限制甚至惩罚。
    
    事实上,前述例子中的失实,绝大多数在真实性的获得、信息源的确保、相关事实的核实等方面,只需一个电话,一句求证,片刻间就可以避免细节的失实。可惜,在“宽容”的名义下,不少新闻失实现象获得了培植的养分,新闻内部的自律、约束机制逐步成为摆设。
    
    
    至于那种把“效果”视作“宽容”分界线的观点,更不足取。“效果”如何,不同角度结论不同。仍以“母爱短信”为例,虽然它没有损害什么人,某种程度上还感动了社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效果”也是不良的,因为它至少损害了党报的公信力,影响了读者对真新闻的信任。正如《“母爱短信”载入历史请慎重》的评论所指出的:新闻永远姓“真”,新闻永远不能与虚假为伍,对虚假新闻也必须奉行“零容忍”,对“正面报道”中的假新闻也不迁就,否则,我们的传媒会遭遇“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公信力危机。?
    
    任何虚假新闻,不管是负面报道,还是正面报道,只要是谎言,都足以造成人们的认识错误,产生误导。在这一点上,两者的危害效果并无本质差异。所以,如果不树立起对失实“零容忍”的态度与机制,如果编辑与记者不能成为新闻的“守门员”,如果整个社会都缺乏严格考证、严谨务实的专业精神,谁能保证下一次不会跑出什么“马”而产生恶劣影响呢?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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