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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以屠龙刀定住倚天之剑——悼念蔡定剑先生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1月26日 转载)
    看到著名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的名字,我就想起倚天屠龙的故事。
    
     2002年10月29日我在天涯关天茶舍写了一个《乱弹:新说倚天屠龙》。我说,据传,金庸的《倚天屠龙记》草稿中倚天剑与屠龙刀的归属,与公开的版本有很大的差异。公开的版本屠龙刀归于朝廷,倚天剑流落民间。而草稿中相去甚远。 (博讯 boxun.com)

    
    倚天剑由朝廷掌执,属于庄子所说的“天子之剑”,盖因皇帝乃上天之子,其剑故为倚天。倚天于“天道”之巨炉中锻炼,淬以法家暴戾尖锐之水,祭以无数生灵的头颅和鲜血,遂成焉。与倚天同源而出的屠龙则藏于草莽藁莱之间,国兴之初则默默无闻,及于季世鸡鸣风雨、血腥之时则咆哮于天地之间,旋即跳出地匣,此时,倚天亦弃离朝廷,与屠龙刀剑合一,直指穹庐。
    
    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在庙堂之高,或者附近。一种在江湖之远。如何站队问题,或者内心如何站队,已经刻不容缓。如今一个改革共识破裂的时代,应该走出书斋奔向田野,还是应该保皇,这很急迫。
    
    大学毕业后蔡定剑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干事,谈到这段经历时,他说,那时的生活非常好,也很受人羡慕,但总觉得没有意义,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后来索性通过读研离开了。2003年末,蔡定剑从全国人大的副局级巡视员的官员身份转变为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普通教师时,蔡定剑曾经信心满怀地对好友王振耀说,“不做官了,更自由了,我可以写十几本书。”
    
    在我看来,已经进入体制掌权的学人,就丧失明天,已经变为幕僚的公共知识分子,就丧失了公共性。因为他们受制于必然性,必须在污泥中挪动,而无法自由地天马行空。进入了体制,就是精神上的死亡。况且是1049年秩序这样具有黑铁般原罪的体制。
    
    进体制能为民做事?恰恰不能。从政不再作为自我实现的最高领域,官员都是技术性官僚,无法关怀公共性和政治问题。而政治空间,已经到了民间。所以体制内再多精英,也无法阻挡九鼎在野。
    
    何兵披露,去年冬天在中国政法大学一次颁奖仪式上,已知自已癌症晚期的蔡定剑教授发表感言:“我们学校有些学者,不被官方认同。学校领导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护他们。正是这些学者为政法大学赢得声誉,对他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不要短视。”-
    
    在体制内就等于在历史法庭上自定耻辱柱。于体制内的前途无量,就是于历史法庭上的微末。于尘土中为大者,于天堂为小。中国的出路,未来和青史,都在体制外。这是蔡定剑
    
    于体制内外挣扎的背景。
    
    在我看来,原在体制内的宪政学者,蔡定剑为最。他在镣铐上跳舞,居然能跳出芭蕾。于宪政学者而言,最大的心理冲击或者软肋之一,莫过于官方认为公民素质不高不可宪政,而蔡定剑作出了强有力的回答,击破了官方帷幕,是为皇冠上的明珠。
    
    于建嵘在“画家村记事”中说,“定剑兄,曾全国人大官五品,为宪政民主弃之,入政法大学以教授为生。来访,不谈风月,只言治国之策,亲民之计。众笑兄无趣。兄肃曰:今民主不立,民生又艰,我等心忧而无所为,死不瞑目……”蔡定剑说,民主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他的儿子蔡克蒙在追思会上说,我希望有一天,我给父亲扫灵的时候,能够给他烧一张选票。选票如此“神圣”,它是一个象征:民主宪政的现实。
    
    蔡定剑有一种至死不渝的信念,不仅来自所从事的职业,也不仅仅是宪政研究,更还是生命体验。他的一生为民主宪政做了见证,这种坚定性是49年之后出生的学人之中少见的。从晚清来看民主,就像一个美丽的西洋圣处女,今天来看,就像一个半老徐娘。我觉得应该是几十年淫浸在法治精神之中,稳固了这种信念,排除来自体制内血气魔鬼的试探。须知道在体制内的生存,有一种强大的必然性,使宪政学人的信念遭到扭曲,质疑甚至抛弃。蔡定剑遭遇扭曲,质疑甚至抛弃,并且进行了克服,并且给出了强有了解答。这种解答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最触动灵魂的。蔡定剑有着超越与体制内外的宪政研究成果,例如司法独立,宪法审查,民主观念的启蒙,为维权运动的背书。也就是当下的努力,不是排斥将来的宪政中国,而是铺路。
    
    然而蔡定剑很少把这一些心路历程公诸于众,很少自己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来主动见证,很少将自由主义宪政或者法治道德化。也就是拒绝成为导师,也自然而然地与导师化的启蒙政治隔开距离。他追求民主宪政的副产品之一,就是让自己的重要性消失。美国国父明确指出,伟大的才华,对于民主制度是不必要的。在某种那个意义上,才华卓越之士,并不是共和国的福祉,而是共和国的危险因素,因为他们会讲共和国扭转向寡头的精英政治。所以选择一种合适的,具有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的,受到基督教和法律熏陶,其努力是让自己消失的精英,乃是关键中的关键。
    
    精英、士大夫、英雄豪杰都是去牺牲,去担负出来的。先承担责任,就自然有精英、士大夫、英雄豪杰。欧洲贵族首先是配剑贵族,其生命就是战斗。人文知识分子批判中国缺乏精英,不外乎说是,你们民众得造一个,捧一个。他们有着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想成为精英,却不肯先去牺牲和担负。人文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肉身当作民族的肉身,通过否定民族的非知识分子成分,例如通过道德虚无化法律来否定法律人,把自己当作先验的高度。而且在文革之后,把民众当作混沌,又进一步强化了自己。
    
    民主是一种天命进程,并不随着大多数人的喜好和认识,就上下沉浮。认为是西洋圣处女的时候,可能民主精神远不如今天。认为是味同鸡肋的今天,民主进程或许很靠近。总是并不以特定时代的身体激情和渴望焦虑为转移。
    
    我们今天来谈民主制度、谈自由制度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说民主到底是不是适合中国。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也就说百年前或者千年以来,对自由制度本身没有一个非常切身的感受,没有享受过自由带来的好处和自信。可能长期受的就是专制带来的一种约束,一种恐惧。我们说民主制度好,在理论上提供了很多论证。但是很多人对民主制度没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感受,这种感受没有被见证,不觉得自由制度好。
    
    这确实需要有一个心理过程的变迁。问题是,这几十年来对自由的感受特别缓慢,因为现有制度阻碍了变迁的进程。不是让百姓独立、变得自由,为自由辩护、说自由好,能够带来创造性、发挥人的主观创造性;而只是说自由不好,让你不断地害怕权力、神化权力,一直觉得这样人民好管理。所以对自由制度的好感和信心的心理过程变迁是非常缓慢的,而且受到非常大的阻碍。民众的心理、民情是可以塑造的,要让民众尝到甜头,他就会觉得这种制度好,比如香港的居民。民众尝到甜头,而不是启蒙可以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人对制度的信心、对自由制度的体验是需要物质鼓励的,而不是长期以来启蒙运动那样精神打击的。
    
     对于宪法审查机制的推崇,对蔡定剑来说,是如此重要。那是法律有着内在价值,即使是恶法也是有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有牺牲个体正义的地方,所以世间没有绝对的良法,再恶的恶法,胜于无法无法。陈云不是怕一部恶的新闻法捆住手脚么?关键在于法律体系内部,有一种动力,趋于良法,如违宪审查和公民不服从。这一些都是屠龙宝刀。屠龙刀内蕴兵法和武功秘籍。武功秘籍用来增加我们的宪政能力,兵法用来战胜敌人,定剑定剑,以屠龙刀定住倚天之剑。
    
    如果民主运动或者民主化不能在法律之下运行,而体现为道德运动,那就离暴力血腥不太远了。看到道德无法遏制暴力,反而暗中滋长暴力倾向,美化暴力,非暴力的道德,也是一样。道德化的反暴力,其实离暴力只有一步之遥。在法律之下运行,那么民主化就可以穿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继承过去的法政遗产,扩大现在的宪政推动,在未来留下来我们的努力。
    
    法律人的宪政进路,不会丢弃社会革命,而不像启蒙文人的自由主义言说。蔡定剑相信民主可以用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英国一位历史学家也说道,当普通人越来越多卷入政治风波的时候,对法律改革的要求,就会演化为对社会革新的需要,就会要求保护生活在社会中层和最低层认识的利益。
    
    获得民主的能力,而不是道德精英,更在于力量,而不是单纯依赖说理和话语的力量。
    
    自由主义作为一门立宪的政治科学,其实可以丝毫不关心他说了什么,而是要关心她要干什么,做了什么。为了这个目的,当然要关心作为其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传播开来或启蒙,只有先启蒙开来,才能带动人们干什么。所以为什么那么说,比说了什么更加重要一些。
    
    托克维尔说,大革命强加了中央集权。所以在革命之前,为限制权力做一些准备工作,或者扩大缝隙,是有益的,潜规则和官僚体系,并不会因为革命而消失,无限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在政体层面细微处的进步,确实值得肯定的,如此软化,可以为未来留个容易洗掉的“潜规则和官僚体系”。蔡定剑这一代人把这样一种推动当做使命,其背后有这样一种精神:不管当下的集权如何强大,都是必死的,都不归属于未来,不足为患,建设你自己是首要的。
    
    关键在于我们要站在未来,来鸟瞰当下还有什么遗产,可以用来资产重组。过去和现在的整体局面,已经无药可救。这就相当于判定:1949年是一场癌症,改革时代身体要恢复。但是注定要死。也就是改革本身,一开始就是临时措施。1949年之后的,全都死去。站在未来来考虑问题,未来作为起点,更可以说,是呼唤未来生成,现在可用的一切,为未来做准备。圣经中说“预备主的路修直主的路”,这是旷野的呼喊。
    
    当从一个未来的高度,来看当下的遗产,这种看法就不会处在对方的磁场当中,同样一件事情,观看的角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例如温家宝的民生努力,把它放入一个共同富裕复兴的大潮中来看,他就是一个小助力,也就是以将来的更高的尺度来俯视当下的是是非非。对当下的根本性怀疑,能确定:当下的历史性现实,并不是决定未来的方向标。我们厌恶、否定当下的政治事物,但是还是需要从未来目标出来来拣选遗产。
    
    当在“起源——目标”的整全性当中,就会有过去的一切为当下预备的感觉。就像基督是律法的完成和总结。蔡定剑这一代就有这种认识,他们觉得过去的一切都为现在准备,因此感恩戴德,这就体现为进步论。其实进步也是一种退步,是一种回归。改革(reform)就是一种复兴,对原初政治精神的复兴。改革具有逆向回归于民国的性质。就从政治自由之准备条件来说,逆向回归的力度,取决于法政共和潮流与专政的对抗,并不取决于专政作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张力。
    
    民国代清的法政遗产,例如司法改革与留学的法政系,奠定了民国的政权根基。如今又回到清末,司法改革与法政系兴起。这是一个封闭的循环,清末到民国,再到新清末,朝代更替的迹象喷薄而出。蔡定剑的生命,与此有关,蔡定剑的仙逝,同样与此有关。
    
    写于2010年11月26号未能送蔡先生远行之际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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