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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成了胡說的“天堂”了嗎?/趙子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1月1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作者:趙子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六日,筆者在杭州參加一次校友沙龍組織的浙江人文之旅文化采風活動,一位同行者諶老師,他是一家面向中小學生的刊物的責任編輯,他對筆者道:“你知道嗎?杭州的西溪就是《紅樓夢》裏大觀園的原型,《紅樓夢》的作者就是我們杭州的洪昇啊!”筆者聽後大驚。過後幾天,筆者又與杭州的幾位茶友晤談,其中兩位也相信:也許西溪真的就是《紅樓夢》裏大觀園的原型,作者真的就是我們杭州的洪昇。“你看我們杭州報紙電視上的報導介紹,說的可都是有鼻子有眼,讓你不信都不行啊!”一位強調道。
     看來,杭州已將此奇談弄假成真啦!只因筆者多年來於紅樓夢研究以及杭州都有些留意,故而有了寫下本拙稿的衝動。 (博讯 boxun.com)

    “杭州西溪是《紅樓夢》裏大觀園的原型,《紅樓夢》作者是杭州的洪昇”,這就是來自吉林省高官學者(省總工會)包主席的“土默熱紅學”的核心觀點。《紅樓夢》(本名《石頭記》)公開面世迄今已過兩個世紀,而“紅學”也與之相伴百餘年了。筆者將百餘年來的“紅學”歸納為三大類:學術紅學、百姓紅學、胡說紅學。學術紅學應是由王國維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在清末民初所開創,其以學術研究為出發點和目的;百姓紅學則指廣大紅樓夢讀者和一般研究者,對《紅樓夢》一書的閱讀感受和一般見解,通常不以撰寫形成嚴肅文章而只以零散語談或片言短文存世;胡說紅學是由胡適博士所首造,魯迅先生捧場,再經毛澤東主席大加宣導而至中國大陸“文革”期間達到最高潮,其後期代表人物有馮其庸、周汝昌、劉心武、王蒙,最近的,抱歉,就是這位“土默熱紅學”包主席啦。
    約二零零五年前後,“土默熱紅學”開始在互聯網上大量散播,筆者也隨即看了一些,覺得也只是新一波“紅學”熱中的參與熱鬧而已,其“觀點”也只能算瞎猜、歪解和附會的大雜燴。當然,這期間,在互聯網上的各紅學網站,“土默熱紅學”已遭廣大紅友廣泛批駁,成了過街老鼠。只是未曾想到,“土默熱紅學”生存能力極大,不幾年間,成了“碩鼠”,占了“天堂”,直攪得杭州“西溪泛紅”,這也讓筆者驚詫不已。
    這裏必須指出,就在互聯網上的各紅學網站廣泛批駁“土默熱紅學”之時,“土默熱紅學”卻在官辦的紙面媒體和電視上一路暢通,什麼報紙電視專訪啦,什麼研討會講座啦,一路綠燈護送,就讓這“土紅胡說”(這是筆者的概況)武裝了千百萬讀者和觀眾的頭腦。顯然,這是體制之病。由此亦可確信,國務院溫家寶總理不斷強調的“政改”實在必要,必須及時。否則,黨報黨媒只給“胡說”留版面,讓弄虛作假者翩翩起舞,而真才實學無從施展,人民的真言遭噤聲,此豈不天下危矣!
    二零零六年初,包主席其“土紅胡說”代表作六十萬字的《土默熱紅學》出版,出版社是吉林人民。用包主席自己的話來說,巨著甫一面世即“在國內學術界引起巨大震動,主要是推翻了百年紅學大廈的基礎——曹雪芹的著作權”。包主席書都出版了,可說的話怎麼儘是些外行話呢?紅學的基礎是“曹雪芹的著作權”嗎?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這些學術專著還構不成紅學的基礎嗎?何況,“曹雪芹”是否是曹寅之子還是之孫,甚或曹寅家裏是否真有“曹雪芹”這麼個人,這還在“紅學”界裏爭論不休,成了公案。包主席怎就能包打天下地認為《紅樓夢》一書“過去的著作權”是“曹雪芹”這個人呢?論證“曹雪芹”真假及其姓名中的壼奧,這是紅樓夢研究的學術紅學的入門和基本功。可見,包主席入的並非學術紅學之門,其基本功也就遑論多少了。
    居住在香港的梅節老先生,受朋友慫恿,當年也買了一冊《土默熱紅學》來讀,不想一讀之後,氣憤不已,即揮筆寫下長篇滅文《謝了,土默熱紅學》。文中直揭土默熱篡改曹寅詩讀不懂朱彝尊句弄虛作假之劣。還有紅友安曉玲也不厭其煩地連續寫了《 四評土默熱紅學》,評土默熱生啦硬套歪曲捏造之妄。二零零六年年末,又有內地網友在互聯網上發出《給吉林省(總)工會主席包秦(土默熱)先生的公開信》,網友在信中對包主席寫道:“ 覺得您有幾個失策。(一)身為高官,您不應該冒充教授;(二)不應該篡改曹寅的詩;(三)不應該偽造‘菊花詩’;(四)不應該化名‘秦軒’自吹自擂。這幾個失策,都是無恥小人的伎倆,不應該是個高級官員的行為。您可以去腐敗,但不應該偷雞摸狗。” 為此,也有網友要求包主席“對全國線民作公開道歉”。
    然而,網民等來的不是什麼道歉,而是土默熱先生他繼續在全國大紅大紫,還使杭州“西溪泛紅”,還受聘成了杭州“西溪學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員”。杭州方面還邀請包主席來杭州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主持“建立國際紅學研究院”;新華網浙江頻道“西溪濕地”欄目,也以“西溪與土默熱紅學”為主打,看上去該欄目叫“土默熱西溪”似更合適。
    其實,杭州以浙商的靈活機敏,早在“土默熱紅學”甫一露臉,就把這個“土紅胡說”的“肥皂泡”撲捉在手中啦!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六日,杭州在西溪濕地舉行“土默熱紅學研討會”,報導中稱“西溪就是《紅樓夢》的孕育地”,參加會議的浙江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主席黃亞洲對“土默熱紅學”觀點予以肯定,給以讚美。而據筆者所看報導留下的記憶,當時參會的還有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劉夢溪老師。
    政府搭台,大腕捧場,官商設席,包主席恐怕志滿意得了吧?接著,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九日,《杭州日報》報導,該報記者張藜藜昨天採訪西溪濕地綜保工程指揮部,記者被告知,西溪濕地二期工程已經將建立“土默熱紅學陳列館”的計畫考慮在內,而工程部文化部副主任蔡雲超對記者道:“‘土默熱紅學’將杭州西溪濕地與大觀園結合在一起的說法,令人振奮!”是夠振奮的,忽然間找到了把西溪開發炒紅炒熱的“新聞熱點”。兩年後,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新華網浙江頻道轉載杭州《都市快報》的報導,“日前,土默熱在浙江圖書館報告廳舉辦‘西溪泛紅’:紅樓夢與西溪文化報告會”。可歎這杭州,似乎成了他包主席“土紅胡說”的“天堂”,竟讓他的牛皮吹上了天。
    宣傳的力量是巨大的,政府都說了是,小民有幾個還敢不信呢?筆者搜看這些“消息”和“報導”時,有一種時空倒置之感,杭州還是在蒙元統治下嗎?官府和民間在各唱各的?但何以西施之鄉在當效顰東施呢?
    若土默熱說大觀園裏有杭州(西溪)的影子、《紅樓夢》作者有曹寅同時代者,則“土默熱紅學”或可成為百家言中之一說,但像幼兒似地指著西溪濕地說這就是大觀園的原型、洪昇就是《紅樓夢》的作者,則“土默熱紅學”就是在胡說啦。其實,《紅樓夢》裏的“大觀園”,是以南北各地園林為原型,尤其是以中國園林文化的精華即皇家園林文化為其基本原型,再加以綜合概括、文學描寫,怎麼會是以某一地園林為主要原型、紀實描寫的呢?如果讀者覺得某處園林很像大觀園,這只能證明《紅樓夢》作者筆頭之老道,運筆之高超。
    關於《紅樓夢》(本名《石頭記》)原創作者問題,筆者在此也不妨亮出觀點。筆者認為,原創作者是蘇南太倉的吳偉業,就是寫了諷刺吳三桂的歌行《圓圓曲》的作者吳梅村,他是明末清初的文學領袖、詩壇第一家。無論是從《紅樓夢》的創作意圖、描寫手法,還是作品中散發出的運筆格調和詩質氣韻,《紅樓夢》與吳梅村的詩詞、傳奇等作品完全一致。
    其實,關於《紅樓夢》作者與吳梅村有關的說法,早在晚清至民國初年就已出現,不少研究者都認為,《紅樓夢》的“作者”身份必是“遺民”且為“博極群書之人”(林紓《致蔡元培函》,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而鄧狂言在他的《紅樓夢釋真》(一九一九年九月上海出版)裏即斷言,“蓋《紅樓夢》之作,當在康熙時代,疑為吳梅村作,或非一人。”(林紓也認為作者“亦不止為一人手筆”)。在鄧狂言的“觀點”發表約半個世紀後,臺灣的山東威海籍律師杜世傑先生陸續發表了研究論著,稱讚鄧狂言的“觀點”為“舊索隱之翹楚”。筆者以為,如果紅樓夢研究沿著晚清至民國初年的這條路徑一直走下去,“作者問題”應是不難解決的。
    令人唏噓的是,自一九五零年代開始,大陸“紅學”卻走上了另一條“新紅學之路”,即筆者所歸納的“胡說紅學”之路。這也與毛澤東的直接宣導不無關係。如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對一批“哲學工作者”“談話”,毛強調道:“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黨史文匯》,二零零五年,第十二期)。而在此後的“文革”十年高潮期間,毛澤東更是不斷強調他的“毛紅”觀點,以至將大陸的“紅學”燒到了最熱,成為古今中外文壇史上最奇怪的景觀。這期間,毛澤東還極其關心姚雪垠的《李自成》小說的“創作”,批示:“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徐志奇《毛澤東為啥有“李自成情結”》)。
    就紅樓夢研究來說,毛澤東的那段話,正好說倒了!事實上,在紅學諸家中,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比較對一點,胡適的看法是不對的。但在當時的大背景之下,毛澤東主席的話就是最高指示,等於是給大陸的紅學研究戴上了緊箍咒,學術被政治綁架,學術成了毛家掛帥政治的附庸!(如今,學術又成了鄧式硬道理經濟的附庸!嗚呼!)於是,半個世紀的大陸“紅學”,就是遵守著毛主席的指示,沿著胡說之路,越走越遠。如今,“土默熱紅學”這一路“胡說”,竟走上了天堂杭州,聚土成燈塔,泛紅了西溪,印滿了黨媒。
    古時有民諺:上說天堂,下說蘇杭(今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即由此古諺演變而來)。難道今日的杭州成了胡說的“天堂”了嗎? 寫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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