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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静: 中国人的信任结构关乎民主化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1月15日 来稿)
    
    一、信任的概念与种类
     (博讯 boxun.com)

    (一)信任的概念
    
    Hosmer认为,信任是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收益之不可预料事件时,所做的一个非理性选择行为1。
    
    较之Hosmer的无奈,信任在吉登斯那里却积极、主动得多。他认为就信任本质而言,信任本身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因为它需要一种“跳入未知”的承诺,或一种幸运的抵押品,这种抵押品意味着接受新鲜经验的准备状态,并将“创造性”界定为在面对预先确定的活动模式时创新地行动或思考的能力2。
    
    (二)信任的种类
    
    基于研究的需要,研究者将信任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以下三种分类比较具有代表性,在研究中国信任问题的文献中也比较常见。
    
    1.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
    
    卢曼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前者是建立在熟悉度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的基础上,后者则是建立在用外在的像法律一类约束或制裁上,来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3。人际信任是对个体的信任,有时又称为人格信任。制度信任是对机构、群体、组织以及较抽象的对象等的信任,相类似的表述有非人格信任、程序信任等。
    
    2.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
    
    在中国文化背景的信任研究中,较多地将信任划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4。一般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以血缘家族关系或其他关系中所包含的情感的亲近远疏为基础的特殊信任,即是一种差序性信任,而非以社会团结、共同道德价值观念或共同信仰以及法律、社会制度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普遍信任。特殊信任有时又称为私人信任,普通信任有时也称为社会信任。
    
    3.情感型信任与认知型信任
    
    Allister将信任划分为情感型与认知型信任。Lewis和Weigert对社会关系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情感的信任与认知理性的信任分别与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相联系,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次属群体在社会中所占比例和地位的变化,认知型信任将越来越成为人际信任的主要形式56。
    
    显然,上述不同种类的信任,不仅存在于个体行动者之间,而且存在与个体与系统之间,甚至于存在于系统与系统之间以及各种系统之中。
    
    二、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理
    
    (一)文化类别
    
    与人类的大多数行为一样,信任行为也带有文化的烙印。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殊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因此被认为是生成特殊信任的绝佳土壤。在国外学者对中国信任问题的研究中,韦伯与福山的论点比较具有代表性。
    
    韦伯在对中国儒教与道教二类主流宗教研究基础上,指出中国人彼此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即建立在家族亲戚关系或准亲戚关系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78。
    
    福山将人际信任扩展更深层的领域探讨,即关于社会信任的分析探讨,认为诸如中国、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很多社会组织都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家族基础之上,因而对家族之外的人缺乏信任,这样的社会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社会,或一种缺乏普遍信任的社会9。
    
    国内一些学者从人际交往的模式出发,探讨了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本土特点。如关于“自己人”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人对外人的信任是通过——拟亲化和个人之间心理情感的亲密认同——这样两个将外人变为自己人的过程建立的。而“自己人”身份的获得是外人获取信任的一个重要条件。
    
    上述研究的结论似乎趋于一致,即中国人的人际信任是特殊信任,而非普遍信任,进而推演出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国家。
    
    然而一些后续研究却与上述论点相左10111213。特别对于一个经历了二次剧烈社会变迁(即1949年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与自1978年推行至今的改革开放)、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资讯越来越发达的国家,其国民人际信任的特征绝非以特殊信任即可简单概括的。事实上,中国人选择特殊信任还是普遍信任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14。动一台危险性较大的手术,我们是信任一个实习生的外甥,还是一个具有高超医术的医生呢?当然我们会选择后者。当然为了使自己更加“放心”,我们又会以包括与医生交谈、请客送礼、利用关系网、登门拜访和帮忙办私事等方式增强医生可信程度,将普遍信任转化为特殊信任。
    
    (二)社会与制度
    
    1.关系本位
    
    中国是关系本位社会15。关系是建构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认识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要依据。有人将信任比喻为空气,认为它无所不在。而在中国,关系也无所不在。
    
    关系对信任的影响在于二者的紧密结合,同时关系成为中国式信任的前提、有力保证。
    
    首先,血缘家族关系是制约中国人是否信任他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二,在个人的关系网中,不同关系类型与不同的信任程度相关联。一般而言,以已为中心,在亲人、同学、同事、战友、上下级等各种关系,同自己的关系越近的,对其的信任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其三,关系(包括血缘家族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中所包容的双方之间的情感内涵,对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具有明显和重要的影响作用16。对人们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的嵌入性关注代替了对人们身份和从属群体的关注,强调人们对资源的占有转变成强调人们对资源的动员能力,这些都赋予人们在社会空间的位置以客体性。
    
    2.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信任的结构与特点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传统社会中以私人信任为主,现代社会则更依赖于系统信任或制度信任。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私人关系的运作与正式的法制手段都可以成为信任建立的机制,而且二者之间可以相容17。同时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变迁存在着明确的互动关联,信任本身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18。即如果从非正式的习俗、道德到正式的法律、规定,这些制度性因素通过其内化于社会成员后形成的约束力量来增进社会信任度,这时信任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被提升了;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已经掺杂了该社会成员对涉及其中的社会制度的信任,于是社会制度就拥有了作为信任的保障机制和作为信任本身的一部分的双重义涵19。
    
    事实上,在仍处于剧烈制度变迁的中国社会,所谓正式的约束——宪法、法律、规则、规定等越来越受到国民的重视。当社会制度、法律等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特别是他们信任这些制度)时,当对社会信任不是严重缺失的情况时,不足以让行动者做出关于信任的判断时,行动中所涉及的那些正式的制度性因素将会给予行动的达成以有力的支撑。
    
    3.伦理道德
    
    如前所述,虽然正式的制度运作空间在逐渐扩大,但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属非正式制度的伦理道德仍扮演者着重要角色。
    
    “信”是儒家的五常(仁、义、理、智、信)之一,一般认为“信”即信用,诚信。可见中国人对于信用、诚信的笃信,古来有之。商家讲“童叟无欺”,普通人为人处事也要讲个“信”字。无论社会境况是路无拾遗还是世风日下,个人是否守信均被视为评判其道德行为最为重要的标尺之一。
    
    Zucker曾系统总结了三种主要的信任产生机制:由声誉产生信任,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和由法制产生信任20。而前二者均与伦理道德有关。伦理道德作为对信任形成和运作的一种制约力量与保证机制在中国人这里一直以来都是相当有分量的。
    
    三、信任结构
    
    如前所述,信任作为一种在后天社会交往活动中所习得的对周围其他人行为表现的预期,其本身自然摆脱不了本国人文或地域风俗、社会遗风、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并呈现出因时因地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国国人的信任结构构成,也有其多元化的特点,但与西方人的信任结构构成还是存在较明显的差别,与传统社会以及改革开放前相比,也发生了一些似乎显而易见的改变。基于前文的分析,现以五个命题的形式进行简要的总结或描述。
    
    1.西方人对信任的概念认知是以“信心”为基础的普遍信任,而中国人则是以“关系密切”、“忠诚”为基础的特殊信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较之普遍信任(社会信任),特殊信任(私人信任)占据了更多的空间。中国人总试图通过某种途径将普遍信任转化为特殊信任。
    
    2.中国人对其所信任的对象,存在较明显的等级差序,关系差序未必与信任差序严格对应,起决定作用的是情感差序。
    
    3.制度变迁、资讯的日趋发达等外部环境的巨变,使原有人际信任中的首属群体由直接可以接触到的基本人群如亲属、朋友等,次第向次属群体如一些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其部分信息的群体扩充,中国人的信任半径在逐步增大。
    
    4.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对社会群体、社会角色和机构或组织的信任也在发生改变。改革开放前后,“单位”用人制度发生了较大改变,随着职业流动成为一种常态,中国人对“工作单位”(组织)与“工作单位”领导(社会角色)的信任,逐渐由人际信任变更为制度信任,由情感性型信任变更为认知型信任。
    
    5.较之正式制度或约束,非正式制度或约束——道德的力量同样强大。
    
    四、结论
    
    中国人的信任结构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论题,它涉及对一些基本信任问题的厘清。其他一些论题,如中国人的信任行为、品牌信任、组织中的上下级信任,信任修复等都以此为基础。上文归纳的关于中国人信任结构的五个命题中,部分论点已得到实证验证,部分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与补充论证,特别是实证研究方面的补充。
    
    注释:
    
    1Hosmer,L.T..Turst:The Connection Link between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Ethic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2):379-403.
    
    25101419梁克.社会关系多样化实现的创造性空间——对信任问题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2(3):1-10.
    
    347111516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3):11-22.
    
    612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3):23-39
    
    8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9Fukuyama ,F..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Creation of Prosperity.New York: Free Press,1995.
    
    131720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社会学研究,1999(2).
    
    18Luhmann,N..Trust and Power.Chicheste:John Wiley &Sons Ltd.,1979.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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