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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改的希望所在/姜维平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02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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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像一团火一样,不仅在党内民主派的心中隐藏和燃烧,而且也在社会上维权人士的脚下,照亮了向前延伸的道路,我们没有必要失望!如果说“六四”之后是中国人民走向黑暗,那麽,眼下,则是即将步入光明的隧道底层,最近,谢朝平文字案的跌宕起伏则是鲜明的例证! (博讯 boxun.com)

    
    据报道,9月25日的北京秋高气爽,连日塞车为患的首都这一天道路特别畅通,四十多位老中青记者流、作家、学人,早早地来到北京西一家餐厅,参加为《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脱险归来举办的餐叙活动。我请读者注意作者的简短描述:“连日塞车为患的首都这一天道路特别通畅”,一语双关,意味深长!
    
    我认为,这是一条鼓舞人心的消息,它告诉我们,谢朝平的文字案没有什麽奇怪的,它是无数个文字狱中最单纯,最平淡的一件,它的特点在于拘捕他的官员级别太低,正好党内的改革派又处于某种优势,这种优势还不足以促使他们释放刘晓波,但足以对付下令抓捕谢朝平的官员,如此而已,当然,海外自由媒体提供了正反两个力量肉搏的基本条件,即知情权!
    
    显然,并非仅仅是谢朝平的幸运获释,令人震惊,还在于他重获自由之后,一些中国知识份子的举动,令我敬佩。它的每个细节都值得我们深思!
    
    据海外参与网报道,在北京某处,一间长长的餐室墙壁上,挂着一幅醒目的红布横幅:“贺老谢脱险归来---是人民的力量!感谢全国媒体、网民、推手”。餐叙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主持,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国内外著名作家辛子陵、民法专家郭道晖、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清华大学博士后郭宽宇、华东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孙旭培、学者丁东、任彦芳、梁晓燕,还有谢朝平的代理律师周泽。李锐、杜导正、李普、戴煌等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由杨继绳先生转述了他们的寄望。这是一个人数不多,但很有代表性的群体,他们举动所表达的,正是无数个有良知,对中国前途密切关注的知识份子的心愿,由于恐惧,有很多人不便参与,但他们一定在侧耳倾听这种声音,这些微弱声音所汇成的海洋即将出现!
    
    我欣喜地看到了照片中的谢朝平,看到了那些为他压惊洗尘的良心人士,其中大多数已是耳熟能详:黄钟、郭玉闪、丁东、聂宽、戴睛、萧默、姚监复、王建勋、焦国标、王克勤、李琼、尹慧、谢朝平、郭道晖、辛子陵、田大畏、任彦芳、杨继绳、铁流、贾西津、郭宽宇、王和岩、任蘅芳、王老师等,未显示出的有展江、孙旭培、梁晓燕、史黎晴、何志毅、黄秀丽、范铭、张铁志、吴薇、王志安、焦蓓、贺信、龙平川、周泽、上官缴铭、刘凡、钱昊平、陈建、刘常、曾金燕、博绳武、俞梅荪、马文都等四十多人。这是一个多麽令我鼓舞,振奋的群体啊!我们坐过共产党文字狱的人士,谁享受过如此的殊荣?这说明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史无前例的,那就是:人们已经或正在从恐惧中走出,只要大多数的人走出来,中南海的高官就不得不改变策略,就不得不顺应民意,就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中国就有希望!
    
    前不久,温家宝在深圳关于政改的讲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奇迹,他的奇特在于,不是党内的最高领导人首倡,而是副手的富有激情的呐喊,他表明了中南海高层的有关中国前程的争议悬而未决,改革派与保守派进行最后的较量,而他们的分歧正是社会上,民间里,两种主要思潮在党内的反映,1999年我坐牢前,曾列席过省市级类似的会议,我要明确地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共产党是铁板一块,在高级领导干部当中,在党委会上,总是这样的:社会上有什麽思潮,党内就会有什麽样的争议,只是常人政治取代强人政治之后,这种水火不容的讨论会越来越表面化,温家宝不是做秀,是最后的冲刺!而上述中国良心知识分子的义举,则是对共产党内改革派最好的呼应,特别是已古稀之年的铁流的讲话更是切中时弊!振聋发聩!
    
    报道说,在他们激情洋溢的讲话中,一致谴责渭南警方跨省抓捕作家谢朝平的严重违法行为,是对共和国宪法的挑战与践踏,无视人世间的道德底线,把公权力变成了贪污官吏的工具,堂堂正正的人民警察蜕变为利益集团的家丁,一致要求中央严惩此事幕后黑手,建议中纪委立即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大家认为 “渭南书案”的发生发展,更感到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保护记者、作家正当的写作权益。遗憾的是作为“记者之家”和“作家之家”的中国作协、记协一直沉默无语,对记者、作家谢朝平所遭受到的迫害,从不过问。他们早已不是民间群众团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办机构,因此他们不会保护记者、作家正当的写作权益,更不会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奔走呼号。无疑地,这些话语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体现了策略的灵活性。其实,谁都知道渭南警方的跨省作恶并非一个孤立偶然的事件,但这样讲为他们的聚会找到了立足之地,而一旦走出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就会凝聚更大的力量!我认为他们非常勇敢,也非常聪明!
    
    报道还披露,辛子陵先生在讲话中疾呼:“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确地說:“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由此看出辛子陵的智慧,其实,每个人都明白中国政改未走出死局的症结所在。但他这样讲,既从宪法中找到文字依据,又把胡锦涛的讲话高挂空中,这样一来,就便于引起更多的处于专制高压下的人们的响应,因此,非常洞达和明智。
    
    上述报道还披露了细节,描述说,辛子陵越说越愤怒,最后握拳挥手呐喊:“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时期。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 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其实,他举出的事例已是常识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感同身受:中国若搞多党制,对被扼杀在摇篮里的中国民主党是件好事,但对共产党未必是坏事,台湾已有了榜样,如果共产党下台了,形势就逼其脱胎换骨,或许它也会像国民党那样起死回生,所以,“救党派”可能更容易团结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并说服或迫使中共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据报道,与会人士还强烈要求和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他们认为,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搞预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这一点,笔者身受其害,颇为赞同,2009年初,我曾发表文章阐述类似观点,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促使政府尽快出台一部新闻法,正如辛子陵所说,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因此,绝不能再等下去了!
    
    谢朝平案是一个新的例证:我们必须得靠法律,而不是靠谁的官大,谁良心发现,能救文人于水火之中!无怪乎《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表示,首先感谢全国各地记者、作家、学人对他的支持 ,感谢中央和高检领导对此事的关注,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舆论监督更需要法律保护,否则,无法可依,记者、作家就没有安全感,就会出现腐败官员凌辱记者,流氓地痞殴打记者,被披露的丑恶分子雇凶杀害记者而不被追究的可能,记者就有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之险,被媒体曝光的官员派警察上京抓记者的事情,渭南这种“焚书坑儒”的事情,临渭公安制造文字狱的事情就会去年有,今年有,明年也会有!果然,他的话音未落,广东省东莞市警方又抓捕了一个小说作家。所以,我愿意和谢朝平等人一起大声呼吁,推动我国新闻法尽早出台,并切实执行!我想,谢朝平的话语讲到了点子上,也留下了无尽的畅想,试问:中国政改的瓶颈究竟卡在哪里呢?是不是改变过去笼统的泛泛的批评,而转向某一个切入点更好呢?!或许,本次会议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认为,本次会议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在最后出现,据报道,胡佳妻子曾金燕抱着幼女胡谦慈向谢朝平献了鲜花。请问:胡佳坐的,不是同样性质的因言获罪的冤狱吗?那麽,谢朝平感谢的中央领导和高检的领导,为什麽没有统一的标准呢?原来,中共内部规定,只要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境外的媒体发表了言论,既使触及到了敏感问题和某些官员的利益,一般情况下,也不予追究。这个规定,我是在90年代中期与著名作家张正隆接触后得知的。他因为撰写了《雪红雪白》一书,曾被王震下令拘捕,官方认为他在军内某些人的支持下,企图为林彪翻案,故整整关押了他7个月,险些判刑,据说,最后是李瑞环发话说,他的书最初只是在国内出版,他仅仅是一个文人,没什麽政治背景,与林彪及其部下无关,就算了吧!。。。。。。这样,张正隆免予牢狱之灾。1997年,张正隆对我说,林彪是一个伟人,林彪案是一个天大的冤案,他要写出一个真正的林彪,但出版是不可能的,只留给儿子看!。。。。。。我认为他的遭遇与谢朝平颇为雷同!因此,上述事例及会议并不表明中国的民主政改会一蹴而就!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越过中南海所能忍受的底线!只是地方小官员的失算而已!
    
    唯其如此,作家铁流的壮举才是伟大的,据称,在曾金燕献花之后,作家任彦芳宣读了铁流捐资一百万元人民币建立“铁流新闻基金”的决定,并由铁流将首笔5000元“铁流新闻基金”,当场赠给了蒙难归来的《大迁徙》作者谢朝平,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是的,中国由威权到民主的彻底变化的路还很漫长,但我们不要悲观。我从这些人的掌声里听到了雷雨声,它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美好希望所在!
    
    2010年9月27日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首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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