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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是霸占农民土地和剥削农民工/王澄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2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中国模式”就是利用强行霸占来的农民的土地和残酷剥削农民工的劳动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2010年9月28日 (博讯 boxun.com)

    
    这两年,共产党手里有了点钱,先歌唱自己创造了“盛世”,接着一大群御用“学者”大谈特谈“中国模式”。因为是谎话叠加谎话,群狗乱吠,居然能吠叫出17种“中国模式”。[1]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认为,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一个模式,就是利用了强行霸占来的农民的土地和残酷剥削农民工的劳动。2010年8月5日,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在博讯上发表了《土地国有化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要诀》一文[2]。文中指出,1978年到2010年,中共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展经济建设,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手中掌握了从农民那里抢夺回来的土地,“土地国有化”。中共掌握了全部国土的所有权,也就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基本建设包括道路,桥梁,交通,水利,住房,公共设施等的建设解决了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回望国际社会走过的经济建设道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大规模建设中最头痛最困难的事就是征用私人土地,台湾的建设中就遇到过这个难题。中共用强盗手段先是强抢了农民的土地,然后再用抢来的资源(抢来的钱)搞发展,当然是“十分顺利”。
    
    设想一下,如果你要买别人的土地,第一个困难是别人愿意不愿意卖给你,第二个困难是买地的人到哪里一下子筹到这么多钱。如果土地是抢来的,当然就没有这些“困难”。
    
    中共在建国初期就抢走了农民的土地,变为“国有土地”,“全民所有”,“集体所有”。所以在过去的32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首先去除了“征用私人土地”这最困难的一个环节。改革开放初期,中共穷,没有钱却有土地,因为土地是白抢来的。正因为土地是白抢来的,所以中国经济发展是快速的;也正因为土地是白抢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农民的份。
    
    对农民工的残酷剥削更是举世罕见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一再指出,中国农民工深受四重剥削:1。国际生产力和技术能力的布局,中国农民工只能做出力多挣钱少的项目和专业;2。共产党的国家垄断;3。贪官对企业索贿,敲诈,勒索。贪官本身的贪污;4。血汗工厂的无情剥削和压榨。(秦晖“低人权优势”)[3]
    
    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工人工作所得(工资)低到不能养家糊口的程度?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工人不是带着老婆孩子在工作的城市里生活?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工人的孩子不能在工作所在地和当地的孩子一起上学?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工只能住在集体宿舍里,而老人,妻子,孩子不得不在农村留守?胡锦涛还说要“体面”,共产党连“人道”都做不到,还扯什么“体面”。
    
    共产党在点票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些财富是中国二元社会里的贱民,农民和农民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以户口本为身份标志的中国二元社会,把城里人和农民分成上等人和贱民。中国共产党这个带有封建社会性质的反动集团在过去的60年里不仅创造了二元社会(户口制),完善了二元社会,而且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二元社会的下元农民社会那里榨取“剩余价值”,从来就是把农民和农民工当奴隶使唤。先是在1950年代人民公社成立期间把农民的土地全部夺回来,从此,中国农民就成了共产党的“裸体佃农”。之后的50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民和农民工予取予求。大跃进,饿死农民,落后,文盲,缺医少药(一根针一把草的医疗服务水平只有当时国际医疗财政人均投入的170分之一),败落,赌博,环境污染,逃离(农村),被歧视,到城里做妓女,等等,成了农村里7亿8亿农民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写照和历史记录。
    
    有两部电影大家应当看一下,比较一下。[4,5] 一个是中国大陆反映现代农村生活的《天那边》,另一个是反映台湾现代农村生活的《海角7号》。巧合的是,两部影片都是2007年拍摄,2008年放映的。就这两部影片反映的农村情况,中国农村比台湾农村落后了100年。怎样分析这两部电影呢?有两条最为重要:一。农民应当是土地的主人,主人才会处心积虑地把农村的事业办好,并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中国农民从来就不是土地的主人,所以人人想着要逃离农村。二。农村的精神建设要靠农村的精英人物领军,1949年前这些人被称做乡绅,共产党来了先把乡绅杀光了,中国农村从此再也没有了精英人物。过去的60年,有点本事的人都逃离了农村。农村社会没有了精神向心力,农村孩子没有了学习的榜样,农村的精神面貌一天比一天败坏。
    
    要看到,由中共制造的带有封建社会特色的中国的二元社会比人类当代文明落后了一二百年。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一再向全中国人民呼吁,一定要推翻中共的一党专制,解救贱民/农民/农民工。 我们要把共产党从农民手中夺得的土地重新还给农民。我们要求立即取消户口制,农民/农民工和城里人事事平等,彻底消灭反动的二元社会。
    
    农民和农民工兄弟们,不要再对共产党抱有任何幻想了,60年的经验还不够吗?只要共产党在位一天,就没有停止过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和农民工,好为共产党的贪官们“谋幸福”。共产党一天不倒台,农民和农民工们就一天不能从二元社会中被解救出来。
    
    参考阅读
    [1] 赵启正:宣传片描写现代中国,不会"推销"中国模式。人民网(北京) 2010年9月27日
    [2]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土地国有化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要诀。博讯2010年8月5日
    [3]]秦晖: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中国网 2010年09月27日
    摘要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刺激经济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的确,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入市牟利的所谓“政府公司主义”现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统制下的死气沉沉,确实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权力“自由牟利”
       
    [4]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中国大陆农村和台湾农村的比较。博讯2010年8月14日
    [5]王光泽,焦国标等: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土地所有权制度、根本性解决地权冲突问题的公民建议书。
    [6]秦晖:学习西方的“社会主义”。2010年9月27日
    摘要
    比如任意圈地拆迁带来的用地便利、野蛮城管驱逐穷人创造的“高贵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谓“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无论“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能够把这些谓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7] 张维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2009年07月20日人民网-理论频道
    摘要
    第七,我们的经济模式,现在给它明确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里面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它支配资源的效率很高;另外我们有社会主义因素,也就是说保证社会总体的公正。
    
    中国的生态危机、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与经济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并危害到未来的经济增长。
    
    [8] 刘旭明: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2010年9月24日
    [9]刘海影:中国模式如何突围(上)搜狐财经 2010年09月19日
    摘要
    在歌颂中国模式的同时,各界人士(包括中国政府自身)从未回避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讨论。但2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在旧路上一路狂奔,增长机制的变化微乎其微。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源于我们的经济政策,而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方面出现了严重滞后。
    
    一是推进民进国退,纠正社会资源对资源密集型产业与国营企业的倾斜。民众收入的最重要影响变量是就业。这其中的关键是央企的进一步改革。经过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改革之后,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上百家在各个支柱行业中呼风唤雨的央企。随着央企利润逐年上升,对它的争论声也日渐消失,或者局限在央企高管薪水之类的小话题。实际上,央企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这些细枝末节,而在于公平与效率。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出,如果不是依靠创新型优势,而是依靠行业保护、资源倾斜建立垄断地位,垄断型企业有损于社会福利。在反垄断方面,央企不应该享有豁免权。
    
    二是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教育等外部性较大而关系民众基本福利待遇的领域,政府责无旁贷。
    
    三是加强财政透明度,其中关键在于加强民众监督。
    
    四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应充分试点之后,有序允许宅基地的转让流通。城市化大潮势不可挡,农民进城的趋势不会逆转。既然绝大多数农民注定将离开农村与土地,那就应该赋予他们选择权,以求实现他们所拥有(其实只是“部分拥有”)的土地的最大价值。从历史发展道路来看,现代公民社会的诞生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农民的有产化。拉丁美洲陷阱的重要环节,是城市化过程中造成大量失地贫民。现实地讲,中国离乡农民有可能成为中国极贫阶层的最大来源,也可能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源泉。中国若欲尽量降低“拉美化”的风险,处理好农民土地问题或许是最大的关键。而允许宅基地转让流通,是解决更大的农村土地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改革,令离乡农民得以分享城市化带动的土地升值利益,是增强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举措。
    
    [10] 中国模式。互动百科hudong.com
    摘要
    国家权力起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市场制度,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高度控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并在整个社会中进行分配,这种等级或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阶层结构。
    
    不平等叠加。在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初期,市场机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化效应。但是,随着市场机制逐渐成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主要机制后,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也逐渐成为主要的不平等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转型社会混合体制的特征,两种体制中所含有的不平等机制在当前中国社会中被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分化。
    
    市场化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市场机制或者经济因素也成为了社会分层的主要机制,至少成为了与政治因素比肩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到,随着市场化的发展,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力上升外,家庭背景的影响力也有显著上升,教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一般要素,在改革前后都保持着显著的影响。
    
    多元整合,有差别地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在工人、农民之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企业、乡村农业之间,出现了乡镇企业。这种“三元”或“多元”格局的存在,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出现松动、但尚未消除的结果,还会存在较长的一个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便与不少西方国家从“二元”直接过渡到“一元”的道路明显不同,在较长的一个过渡时期内,都会出现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并存的局面。
    (完) _(博讯记者:王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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