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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驳王希哲辛亥革命书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1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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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王希哲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博讯 boxun.com)

    
    王希哲先生是中国海外民运的顶尖人物,著作等身,又在中国坐牢时间最长之一,他的言论一向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值得认真解读。
    
    王希哲有两个观点值得讨论:
    
    第一是其《“武昌起义”就要爆发了吗?——不可不喊叫“革命”,也不可迷信革命》一文认为:“大清真是被辛亥革命推翻的?不!不过是军事权臣袁世凯乘机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天下罢了。演出的是司马氏对曹魏,赵点检对柴周旧戏。若西太后还在,若大清朝稍有决断的重臣还能有一二人在,哪能有袁世凯的反骨,又哪能有武昌“乱党”的好结局?”
    
    其二是《真的“武昌城头几个阿兵哥擦枪走火报销了”大清朝?》认为:“57年右派骂‘党天下’。其实换个角度想想,对中国历史进程来说,党天下毕竟比家天下进了一大步,很可能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的阶段,中国数千年家天下一步到位‘公天下’,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想,一切就释然了!”
    
    上面两个观点为什么值得讨论?首先因为它们代表了很多国内人的看法;其次因为这两个观点都明显地缺乏国际观,只看中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不看全球政治的横向动态,在观察中国政治的演变时,几乎完全排除了国际因素,这就很像胡锦涛最近所说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共领导下取得成功的。
    
    其实,中国的抗战能取得成功,既不是中共之功,也不是老蒋之功,而是因为日本人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不去进攻苏联、与德国围歼布尔什维克,履行其“反共同盟”的条约义务;反而掉头进攻美国,引爆了世界上最大的火药库,直到几年后原子弹爆炸,断绝了日本的根部。
    
    老蒋的“英明”,在于他早十年就看到了这一点,知道日本的在华扩张势必与英美的在华权益迎头相撞,而中国只能通过国际局势的演变来获得解放。这也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高明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地方。因为《论持久战》明显地缺乏国际观,因为当时苏联已经与日本亲善、拒绝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所以毛对苏联无法指望。但是,“持久战”是不行的,南宋与南明都进行过数十年的持久战,最后怎么样了,还不是被“东北入侵”的外敌一一“统一”了?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国际形势的演变,只有中日两国单独决斗,中华民国连退到台湾的可能也不存在。老蒋的“英明”,在于它比毛多了一点国际观念,不会去犯毛那样的愚蠢错误,去卷入韩战、越战、支援第三世界,为苏联白白送死。
    
    按照上述的国际观来看中国事务,当可以发现:
    
    其实推翻了满清的并非袁世凯,这个袁世凯总统后来连一个日本的“二十一条”都顶不住。推翻了满清的,实为袁世凯之前的八国联军的庚子之役,自那以后满清就已名存实亡,再过了十年,辛亥革命义旗一举,满清的名也亡了。要知道,革命军从来没有打进过北京,甚至中国红军在1949年也未能打进北京城,直到1989年才补了一枪、人民解放军得以占领北京天安门。而八国联军早在1900年就把北京掀了个底朝天,八国联军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是当之无愧的。辛亥革命造成了一个君权(王希哲所说的“大清”)的结束,和另个君权(王希哲所说的“袁世凯”)的开始。就是在袁世凯的君权内部瓦解之后,还有多次君权复辟的企图,其中张勋、满洲国,而最为严重的则是“文革”。但辛亥革命毕竟是传统中国在承受了七十年(1840──1911年)的国际压力之后再也承受不起的时刻,所发生的一个断裂与爆炸,所以这不是政治革命的常规爆炸,而是一场“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军事文化观念民间风俗的连锁核裂变”!这怎么可能是袁世凯的功劳呢?
    
    
    二、八国联军与五胡乱华
    
    八国联军毁灭了清朝,就像五胡乱华毁灭了西晋一样。
    
    当然,和八国联军“战争引起了革命”即八国的入侵引起了辛亥革命不同,八王之乱是“革命引起了战争”即八王的内乱引起了五胡的入侵;和八国联军相同的是,八王之乱同样导致传统社会的全面解体、并推动整个社会在经历了无政府状态和全面改组之后,逐渐形成了南北朝格局。
    
    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为其序幕的现代南北朝时代,与以316年五胡乱华攻占洛阳为其序幕的古代南北朝时代,相形之下有一大特点:现代南北朝时代的开创者们(西方列强)不仅有强大的武力,而且也是挟带着雄厚的文化力量前来的。他们本身就是新的文化流的席卷者、挟带者、所有者,而不仅仅是个五胡那样的导流者。而古代南北朝时代则不同,它的开创者们(五胡)是些货真价实的蛮族,他们最多只是借用了西域和印度文明的皮毛。相反,使得近代中国志士(如邹容等人)恨恨不已的色目人,却是新文化潮流的弄潮儿。
    
    古代的五胡不同于现代的八国,它们原先只算中国的藩属而非独立的主权国家,后来乘虚而入中国,把宗主国社会结构中许多固有的壁垒迳行打破,从而为新的文化流──西域而非印度的、大乘而非小乘的佛教文化──的灌注中国,敞开了门户……五胡作为外来文化的导流者,由于他们破坏行为而为中国文明的再生开辟了道路;夷狄的叛乱成为中国革命的杠杆,这是极其富于戏剧性的历史事件。
    
    开创现代南北朝时代的外来势力,以八国联军为先驱,以日本和苏联为后继,不仅集军事力量与文化力量于一身,而且,还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其坚强的后盾。军事、文化、经济这三者的综合力量,是可怕的全面杀手,最后导致全面专政。这种现代化的综合力量,要胜过古代五胡的单纯军事力量、胜过古代西域的单纯文化力量──绝对不止简单的“三倍”;这犹如五指合扰的力量要远远胜过一指力量的简单“五倍”。
    
    在这种全面杀手的强大压力下,现代南北朝时代的各种社会演变及文化革命,要比古代南北朝时代的速度快上至少一倍。这仿佛温度愈高,高炉中的矿石溶化越快。现代南北朝时代令人怵目惊心的社会地震、政变暴行背后,还有一个古代南北朝时代所没有的经济革命──工业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正在一声不响地改变整个世界也包括整个中国的面貌……因此,现代南北朝的变革要比古代南北朝的变革远为深远广大,其剧烈惨酷也就尽在情理之中了;同时,尽管其力度更大,但所用的时间却可能短于古代社会的演变。
    
    我相信,五胡乱华也好,八国联军也好,这些侵袭者唯一积极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迫使中国社会瓦解,迫使中国在文化和习惯上作出根本的改变,从而进入一种全新的文明。从文明史的意义上不妨欢迎这些侵袭──它们越是强烈,日后的中国就将崛起得越高!
    
    中国社会是惰性有余而弹性不足,没有强大的压力就不足使它改变,而不及早作出某些改变,就无法在这列强环伺的世界上谋求自立。这种看法也许只是一种“产生于南北朝末世的心理”吧!但是很明显,不论是古代南北朝时代还是当今的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旧文化体系的破败和外来文化的鸠占鹊巢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崩离析、生灵涂炭!我看到了某种奇怪的一致性:外来文明的侵袭总是不迟不早,刚刚正好在中国原有文明已经进入了“末期”之末才开始大显神通的!进一步看,也许正是外来文明的初显神通,加速了中国原有文明的“进入末期”。
    
    
    三、苏联与毛泽东追随八国联军
    
    中国近代在八国联军、日本入侵之后,终于形成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党国主义的镇压之权。这个镇压之权就是全面专政的革命政权,正如林彪语录所说,这个政权的本质就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暴行影响深远,甚至深入到了“破四旧”这样的文化革命之中。苏联、毛泽东,都是这一暴行路线的忠实追随者。
    
    据历史记载,毛泽东遵照苏联指示,保留故宫、拆毁北京。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首都规划”随即展开。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苏联专家的指示,保留故宫、拆毁北京。应该说,苏联专家的指示与他们极力保留俄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习惯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和在俄国采取截然相反的策略呢?原来,苏联专家拆毁北京城墙的主张和八国联军拆毁天津城墙的举动,倒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种殖民者的做法,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两样。毛泽东奉命拆毁北京,不过作了八国联军在天津做了但在北京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比抗战期间占领北京的日本侵略者还要穷凶极恶。于是,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毛陆续拆除。到1952年8月,甚至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也被拆除,而梁思成、张奚若等中国专家的坚决反对,在毛泽东这个次等洋奴(苏俄斯大林的奴仆)的面前,丝毫无济于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进城之前的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还两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提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版图与七百年前的蒙古帝国版图,有惊人的巧合,这仅是一种偶合吗?在我看来,日本和印尼等海洋世界得以脱离蒙古铁蹄之外而东欧未能幸免于难;日本和印尼等海洋世界得以脱离苏联铁蹄之外而东欧未能幸免于难──这不仅是“内陆与海洋”之地缘政治的特点决定的,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种族与文明的命运决定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八国联军、日本、苏联的交相侵逼下,分崩离析。
    
    
    四、党天下与家天下
    
    王希哲还美化“党天下”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其实“党天下”不要说和说宪政民主相比,就是和“家天下”相比,也是历史的退步。因为党天下迟早会发展到家天下,党天下只是家天下的一个准备和伪装。这就像梁山泊与太平天国,开始时党天下,但最后还不是发展为宋江和洪秀全的家天下?毛泽东也是一个宋江。
    
    试想,家天下需要人民供养多少“皇族”?最多几万人罢了。即使最为腐败的明朝,其灭亡的时候,朱元璋的后代也不过十万挂零。但是“党天下”却需要人民供养几千万党员干部。这里面的差别太大了,是五百倍以上。除非你说这五百倍的苛捐杂税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否则它只是历史循环过程中的倒退部分。
    
    再者,在“家天下”的政治制度中,受到生命威胁的只是皇位的争夺者,包括皇族内部的竞争者。但是在“党天下”的政治制度中,受到生命威胁的却是所有的人,包括异党人士(国民党反动派)、党外人士(右派)、普通百姓(地富反坏)以及党内的异议人士(高岗、彭德怀、邓小平)甚至是党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
    
    家天下与党天下到底孰优孰劣?谁的危害性更大?
    
    2010年9月13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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