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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治:大陆的老师?/邓文正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07日 转载)
    苹果日报
    一年多前,应邀往教师进修班上,谈政治学的课题。当中一讲,是讨论法律的。记得我提到,中国的问题颇特殊,也不容易解决。民国初年,很多政府顾问,是欧洲人,特别多是德国人。我们的法律和军事体制,很「德式」;但背景是「唐律」和「大清律例」,配上「六法全书」。够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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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建政后,因「革命需要」,采用了一大批「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顾不得与原来一套是合是不合。事情变得更麻烦。多年来,没听见有学者专家,把这个问题梳理一下,弄出一个有逻辑有连贯的系统来。
    
    最近,北大法律教授贺卫方,在他的〈香港法治:大陆的老师〉一文中,谈到这个繁杂问题,认为那「难以为法治确立一种稳定和清晰的模式走向」。因为麻烦的本源,来自各种「观念和规范相互冲突」,而那样的「内在矛盾难以化解。」
    
    百多年来,在香港这片土地上行的,是英国的普通法。习惯法的背景,「先例」的约束力,控辩双方可抗衡的互诘程序,陪审团的使用等,使这个地方的法律,有系统,上轨道。
    贺的友人──深圳律师陈惠忠──到香港出庭后,很有感慨:「假如我们这里有这样公正的司法制度,那该有多好!」他说。贺自己也问:「为甚么我们始终无法建立这样公正的司法制度?同样是中国人的小区,何以……大陆迟迟不能上轨道?香港能够……提供怎样的借鉴?」
    
    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山先生到香港大学演讲,自言其革命思想,来自香港。又说他自己的老家香山,距香港仅五十哩之遥,而两地政府施政差异,有如云泥。「外人能在数十年间在荒岛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地如香港,其故安在?」国父的结论说,他「闻诸长老,英国及欧洲之良政,并非固有者,乃久经营而改变之耳!」
    
    孙先生说的,是百年前的香港。小贺(借用章贻和语)说的,早今天的香港。区别是制订,不是种族。我们有稳定和清晰的法律系统,也不是英国人一下子建立起来的。不数十年前,「大清律例」还生效,男人还可以名正言顺纳妾。不过,你很难能成功贿赂法官,也不能要求法官必须具甚么党派背景;掌权的──不论甚么肤色血统宗教语言──也不能强法官怎样判案,判了案你也不敢不执行。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有司法独立。
    
    小贺说:「如何协调共产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之间的紧张」,是个「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他要香港作老师。其实他不就是个好老师?
    
    邓文正
    政治文化评论员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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