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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主社会进化到民主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劫数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31日 来稿)
    首发
    从官主社会进化到民主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劫数
     ——关于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若干思考 (博讯 boxun.com)

    
    郁异鸣
    
    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与民主社会无缘。数千年来,中国社会通行的政治制度,是在皇权专制之下,由各级官僚主宰这个社会。“帝王至尊,以吏为师;中央集权,郡县分治。”是秦始皇与汉武帝遗留给历代中国人而由所有执掌国家政权的人代代相袭陈陈相因的政治遗产,迄今在中国社会亦并无根本性的改变。
    
    百年前,发生在武昌的一场清军哗变,出人意外地终结了中国的帝制。中国社会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导引下,由官主社会的传统文明朝民主社会的现代文明转型,终于拉开了帷幕。历经近百年的努力,中国迄今除了在不受中国共产党管辖的小岛台湾区区2000余万国民中,由蒋介石于1950年在莲花县试行普选县域行政长官发端,至蒋经国于1980年代开放党禁报禁而成就整个社会的多党和平竞争政治格局,直到李登辉于2000年巧妙设计诡异的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制度,放任执政的国民党分裂后去展开与在野的民进党竞争,而终于导致国民党在和平的社会变局中失去了执政地位,才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中国社会,是通过人民的选票而不是通过军事强权的暴力夺取,首开政党轮替执政之先河,使整个社会于和平的氛围中交接政权,从而,在中国的一个区域,彻底地重建了一个社会执掌公权力的统治者是来自人民普选授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如果我们以台湾作为一面镜子,来观照大陆13亿人民的处境,其依然处于转型途中且没有任何转型的时间表和线路图,相信任何人皆可一目了然。大陆中国的整个社会,也依然由通过暴力竞争取胜而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控,其还权于民以重建各级政权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进程,除了在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村一级,是实行村长与村书记分享治权之外的半民主制,整个大陆中国社会的各级政权,皆由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小官僚们牢牢地把持着。大陆中国社会由官主社会转型成民主社会的进程完结之日,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是一个未必能够实现的遥远梦想。
    
    本文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大陆中国社会由官主社会朝民主社会转型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在这一旷古未有的转型进程中,其最终结局如何?
    
    一、腐败的中国官僚群体已经不可能独立主导并完成中国社会的艰巨转型。
    
    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竞争夺取政权这60多年来,由于拒绝来自党外的合法监督和制约,其招徕的大小官僚作为一个群体,已经蜕化变质为当今世界一伙最为贪婪无耻和没有远大政治理想的既得利益团伙。
    
    辛子陵在《救党三策》一文中,曾引用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话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作为一个处于权力不受外部制约的弥漫性腐败环境中被浸润多年的中国官僚群体,其面对必然要展开的中华民族由官主社会朝民主社会转型的历史性变局,其实任何一个党内涉嫌贪腐的小官僚都能意识到,这一伟大的社会转型真正展开之日,也就是他们吸髓知味的腐败生活被彻底终结之时。中国人如果指望这群已经沦落到寡廉鲜耻见利忘义境地的官僚们,来自觉地主导这一带有自我剥夺既得利益性质的社会转型,无异于缘木求鱼。
    
    辛子陵在《救党三策》中,为了说清楚中国的大小官僚的腐败究竟骇人听闻到了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给他的读者们援引了很多被主流媒体遮蔽的真相,在此不赘。其中,在我看来,最令人沮丧和绝望的事实是,辛子陵把中国网民们提炼归纳的寡廉鲜耻的中国大小官僚们包养情人的九个奖项告诉他的读者们,则足以把当下的中国官僚群体,日后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包养情人“数量奖”:授予包养146个情妇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包养情人“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包养情人“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95本,制作标本236份;
    
    包养情人“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包养情人“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包养情人“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包养情人“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包养情人“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包养情人“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事实上,由于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招徕的官僚群体已经无可挽回地大面积弥漫腐败变质,已经导致了中国整个官僚群体完全丧失了主动领导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他们也自然因此而失去了独自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能力。我以为,无论中国共产党内是否会再次出现诸如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的党内良知,这个当今世界上最腐败的执政党所招徕的寡廉鲜耻的官僚群体,他们已经担当不起用排他性的方式领导中国社会朝现代普世文明进行历史性转型的伟大重任。靠中国的官僚团队来主导中国社会的转型,任何美妙的设想都注定会落空。
    二、未来的中国社会,若没有合法反对派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空间,中国人奢谈社会转型,无异于痴人说梦。
    
    最近,担任国务院总理已经8年之久的温家宝,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再次公开谈论中国进行民主化转型的问题,顿然在中国社会引起一片波澜,给人以死水一潭的中国政局似乎被搅动了的感觉。
    
    相较于中国顶层社会诸如吴邦国、贾庆林等人公然拒绝学习“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的颟顸思维,温家宝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内难得的富有良知的人,其呼吁中共尽早展开必然要进行的社会转型的言论,足以表明他是一位想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家。
    
    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恪守建政以来不给任何合法持不同政见群体以有效组织并开展活动的机会和舞台,并让他们能切实能在宪法的框架之内,监督和制衡中共在执政过程中偏离宪法和践踏宪法的施政举措,所以,温家宝无论是对党内诸如吴邦国、贾庆林这样的保守派官员隔山喊话,还是希望唤起党内各路诸侯良心发现,而自觉地顺应时代潮流的殷切期待,其陷入在硕大的庙堂中无人响应的孤掌难鸣尴尬境地,一点也不会令人意外,其难免被人讥为作秀式的演戏,也似乎言之成理。
    
    毕竟,温家宝说了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更愿意看到他领到国务院能做什么,做了什么,且能做成什么。再说,在当今中共的体制架构中,温家宝其实并不是最有权势的人,就连党的总书记胡锦涛也不是最有权势的人,他当政8年,居然依然成为不了党的核心。他们均受制于党内那些退出政坛的老人帮制肘,无法或无能不受干扰地展开这场必然要进行的社会转型的变局,亦是一个明显的政治现实。
    
    特别是最近20年来,中共从苏联东欧的变局导致共产党消亡的历史演进中消极地汲取教训,不给国内任何一群合法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以一个有组织的活动空间,不仅严禁这帮人组党活动,严刑侍候发起组党活动的人,而且对结伙发布“08宪章”以力促中国加快朝宪政转型步伐的领头人重判11年徒刑。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共想一手遮天垄断社会转型的领导权自在不争之论。可是,他们还通过禁绝不中听言论的舆论控制,居然连合法持不同政见者置喙的权利也加以肆无忌惮地剥夺。由此看来,温家宝新近在深圳所发表的力促中国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显然不是这个党的主流想法。这个党是不是真像温家宝所期待的那样,确实很愿意领导中国社会加快转型的诚意和理想,不过是广大善良的中国人一厢情愿的想象。
    
    事实上,一个既残酷又无情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达60年的执政党,自始至终以一种“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心态,甚至以一种铁屁股指挥豆腐脑的作派,自己不想也不屑于拿出主导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表和线路图,还严厉阻止那些在宪法的框架内既和平又理性地展开政治活动的合法持不同政见者们这样做。这个党把这些为中国社会未来建言献策,合法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空间,挤压或打压到了极为逼仄的地步。
    
    正是鉴于中国大陆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存在有组织的合法反对派的生存环境和足以成就他们监督和制衡执政党的政治活动空间,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会引导,更不会放任有组织的合法反对派有秩序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遑论让他们成为自己执掌公权力的有效监督者和制约者,中国将自然而然不会出现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社会转型。中国政治制度的停滞,是历史性的停滞,而不是某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刻意为之。
    
    尽管中共党内诸如温家宝这样的良知会时不时地发表一通促使整个社会加快转型的高论,而把众多国民犹如死灰充塞的心里给挠得痒痒的,但这也仅仅是玩玩说些哄人的话令人开心一刻的弱智游戏而已。至于中国的一些对民主制度一知半解的“类人孩”们,因此而陷入想入非非兴高采烈的癫狂状态,只能证明中华民族确实是个被统治者修理数了千年,而暂时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制度成果的劣等民族。
    
    三、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成功,必然以中国共产党消亡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究竟会不会像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一样,在一场她自己失去主导权的变局中走向穷途末路,确实是个有待历史证明的最大悬念,本文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我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命运,究竟是以脱掉沾满血污的外衣安然淡出历史舞台,还是重蹈前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乃至罗马尼亚共产党猝死的悲惨覆辙,从最根本意义上说,这取决于她自行清理历史负资产的诚意及其在此基础上自觉主导中国社会转型的成败。
    
    众所周知,随着莫斯科和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存档的文字档案逐渐解密,和许多历史亲历者现身说法,近代中国许多历史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中国共产党建党近90年来的所作所为,虽然其巨大成就确实举世公认,但是,她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段,无论是给中国这片土地,还是给整个中华民族,都曾造成过无比深重的伤害。
    
    明白无误的历史已经确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拿着卢布才得以组建的苏联共产党的儿子党,其在历史上直到建政前后,都一直对斯大林团伙俯首帖耳奴颜婢膝,就连内战取胜之后的建国时机选择和国体政体的架构设置,都要向斯大林独裁的苏联共产党中央请示,其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附庸,甚至心甘情愿地听任斯大林把蒙古从中国肢解出去,并极端愚蠢地为斯大林去朝鲜战场上火中取栗而同联合国军不宣而战。
    
    即使我们不去深究中国共产党在建政之前所进行的一系列与前苏联有关的见不得阳光的罪恶活动,仅仅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这60年来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犯罪而论,这个党其实早已在道义上失去了继续执政掌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诸如,1950年展开的以镇压反革命为由头的中国历史上远超“焚书坑儒”的大屠杀运动,毛泽东主事的中共中央居然事先定下按总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在和平年代肆无忌惮地大开杀戒,一举就在6亿多国民中处死了71万人;在中共建政前后展开的暴力土改运动中,不下200万生灵作为恶霸地主从肉体上被消灭,从而,也彻底瓦解了中国农村历时数千年的乡绅治理文明;1957年开展的反右运动,一举禁锢了55万个最具思想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这批最具创造力的民族精英沦为贱民境地达20余年;1958年至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时期,人为制造饥荒饿死国民达3750万,远超任何一场战争或自然灾难导致的对中国人大幅减员;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浩劫,更是导致一亿人受到伤害,其中,不下100万人死于非命;至于 21年前的1989年在北京制造的6-4屠杀惨案,其在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犯罪的记录上,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社会初步走进了开放世界的全球性视野之内,而被世界各国众目睽睽加以全程关注,那其实真的不算什么滔天的罪恶。
    
    对这样一个扛着如此沉重历史负资产的执政党而言,她若真想改恶从善,不希望由她的掘墓人来清算自己的罪孽并埋葬自己,其唯一的出路,是在自行清算自己积欠国家和民族历史债务的基础上,洗心革面,脱掉自己披了近百年的罪恶外衣,并在主导还政于民的历史性转型过程之中,适时地选择时机,在主动向国家和民族谢罪的基础上,而礼送这个不适应普世文明社会游戏规则的革命党走进历史的深处,再按照现代文明的政治游戏规则,重组一个适应和平竞争的现代型政党。
    
    我以为,中国共产党除了走通这唯一能安然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由之路外,不会有更加光明的前途。否则,这个党如果不是在内部纷争中走向分裂,而陷国家与民族于动乱的世界,就是在大中城市里民变蜂起的骚乱中,而在派出军队镇压时,由于军人的临场哗变而走向暴虐的猝然死亡。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预期和设想。
    
    如果我们不讳言历史的真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早已经死亡多时了,她的精气神早已烟消云散,其留下的只是一个躯壳。目前,虽然这个党依然号称其党员人数接近于8000万众,但是,随着中国的权贵们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化的畸形改革,已经导致这个党连同她所捆绑的中国社会,已经踏上了一条风险莫测的不归路:这个党的工人党员,早已沦为受奴役、受剥削的在野党党员;其农民党员也大都把入党或留在党内可以参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分肥,作为最核心的动机;至于知识分子入党和留在党内,亦无不是为了利益均沾而毫无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意念可言。如果刨除上述这些党员中的乌合之众,剩下的无疑就是那帮在各级政权和党委中执掌公权的大小官僚们。只有这帮人才是真正分享党执政而来的巨大利益的核心成员。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无疑是由这帮官僚们当家作主和作威作福。
    
    实事求是地说,在鱼龙混杂的中国共产党内,确实也聚齐了诸如刘亚洲这样的中国社会最拔尖的各式精英和人才,这批开眼看世界的人,并不是意识不到自己的党已经前程黯淡。但是,由于受到制度的约束,受到体制的局限,加之中国官场自古通行的逆淘汰机制的自然作用,党内最卓越的精英和人才,却注定不能被挑选到最核心的权力中枢里来堪当大任。像温家宝这种平时除了“仰望星空”忧思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就是间或在不同场合发发感慨的党内良知,已经是这个党臻于极致的异数了。至于像刘亚洲这种人微言轻的中将级一个军方部门的领导人,他就是声嘶力竭放胆直言的话语句句击中了中国病的要害,亦不过是不上斤两的口水四溅,党内高层的大佬们不因此而降罪于他,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遑论他们真的会按照其设想而身体力行。
    
    我以为,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危机,至少在未来10年之内,既不是中国基层社会的治理因为各级官僚以掠夺性搜刮民间财富的方式将社会推向贫困,或眼睛向上罔顾社会公正而恣意妄为从而导致社会治理大面积的失败;也不会是整个社会氛围因为党的意识形态破产而日益走向万劫不复的精神沉沦;更不会是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而导致中国的经济走势日趋病入膏肓。其最要命的危机是,她在最近10年之内,必须从道统和制度层面,切实解决党的最高权力的传承问题,因为道统无法确立,制度不能定型,其权力顶层因为最高权力传承达不成共识而走向势均力敌的分裂,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这就像毛泽东死后所发生的悲剧一样,最终以零和游戏的方式再次诉诸暴力手段决出输赢。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和社会失败而导致中国轻启战端而向世界转移深重危机的可能性,我以为,除非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阶层集体发疯,这一极端糟糕的前景应该不会发生。其原因非常简单:这个星球上掌握最强大军事手段的国家,在可见的将来尚轮不到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制度的竞赛中面临败局已定的前景时,我倾向于相信这个党的决策阶层,哪怕仅仅是出于为儿孙解套的考虑,也会选择承认失败,并最终融入西方文明主导的国际秩序,他们大概不会傻到两害相权取其重。
    
    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劫数会是全体中国人的劫数乃至全世界的劫数吗?
    
    劫数一词,是来自佛教的概念,原指极漫长的时间。后亦泛指命中注定的厄运,大难,大限。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难逃其命中注定大限将至的劫数,是她的历史演进逻辑所注定的:当共产主义乌托邦已成泡影,当共产其实已经变成私产,当远大的理想已被物欲所取代,当一个以道义担当而自豪的党在早年所作的建设民主社会的承诺已经蜕变成官主社会可笑的谎言,中国共产党的第五代领导人如果还以为凭借一支名为解放军其实是党卫军的暴力维持,就能永远霸占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不放,那绝对是秦始皇传人的梦想而已。
    
    我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究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转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而真正走向和平崛起的康庄大道,还是成为固守官僚们专制的政治制度不变,而日益沦陷为当今世界上一个人道灾难频发的失败的国家并为祸整个人类,未来20年必见分晓。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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