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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配角邹兆龙:我要做个好演员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7月25日 转载)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广州) 
    经常有人拿他和甄子丹相比,同为武打演员,都有从香港去美国,从美国回到内地发展的轨迹。不同的是,比他年长4岁、早几年回内地发展的甄子丹现在红了,而邹兆龙还在大配角的位置上游荡。
     (博讯 boxun.com)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邹兆龙这名字在国内并不为人熟知,相对来说大家更熟悉他所扮演的角色——最著名的是《黑客帝国》里先知的保护者。
    
    经常有人拿他和甄子丹相比,同为武打演员,都有从香港去美国,从美国回到内地发展的轨迹。不同的是,比他年长4岁、早几年回内地发展的甄子丹现在红了,而邹兆龙还在大配角的位置上游荡。让邹兆龙聊聊甄子丹,他会告诉你他们十几年前在台湾有过合作,“拍完的时候大家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2007年,甄子丹拍《导火线》时邀请他合作,身处美国的他告诉甄子丹,“希望参加这部影片不只是打,因为要找可以打的人在香港有很多,不必这么远让我回去浪费你的钱。”他希望有表演的空间。
    
    类似的话,他也对李连杰说过。
    
    《霍元甲》是邹兆龙去美国后接拍的第一部国产电影,李连杰希望他在片中扮演霍元甲的发小,但他看中了另一个角色——少年霍元甲的父亲。虽李连杰说父亲的角色已经定了人。邹兆龙以为事情结束了,一个月后,他成了少年霍元甲的“父亲”。
    
     “秀才10年苦读也就出来了,武生要超过20年才会被人认可。甄子丹也是这样。”在美国学习的过程,让邹兆龙明白,想要在一个行业做到高处,就要培养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在面包房里练双截棍
    
    12岁开始混迹于片场,20来年一直在做武打演员,邹兆龙厌倦了这样的重复,“从89年到99年,拍了30几部戏。一直都不满意,接到好的角色也没思考的时间,因为接戏密度太高,没法理解那个角色。”
    
    1999年,邹兆龙决定放下香港的一切去美国。“从小就没上过学,我是想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出生在高雄,6岁时,母亲生下第13个孩子,父亲就离开了家。13个孩子,母亲一个人根本养不起,为了让我们上学,就把哥哥们送去了孤儿院。我想留在妈妈身边,又不想给她添累赘,就去做学徒。6岁开始,我在附近的一家雕刻店做学徒。当时只想学到一技之长,长大可以生存。
    
    那时候吃不饱,隔壁有个面包店,我跟妈妈说还是去做面包吧,这样能填饱肚子。9岁半的时候,我去了面包店打工。
    
    我学武术是因为好奇。当时在雕刻店,隔两条街就有一个国术馆,既教你练功,也治跌打损伤,学功夫是为了以后能帮人接骨、医治。7岁时,有一天摔伤了,就去那儿治,看他们练功特别好奇。一个十几岁的大哥哥看出来了,跟我讲,你过来练吧。又不花钱,休息时反正我也没事干,就跟着练,当玩儿了。再说练会了还可以学接骨,自己受伤也可以接骨,我是这么想的。没想到这些会变成我打底的基本功。
    
    12岁时,我到了台北,让哥哥带我去应征附近的面包店。每天收工后,我就会在烤箱旁边练一会儿拳脚,练双截棍。
    
    有一天,一个同事和当武师头的朋友聊天,说片场缺个瘦小的人去给女孩子当替身。他知道我会武术后,就问我:“明天有一个工作你想不想试试看?替女孩子被砍一刀,抢背上桌子,再滚下去。”我练功也没有练过滚上桌子。没想到去现场拍摄时,一条就OK了。人家只要求我上桌子滚下去,结果我滚下桌子时,连桌子一起倒下来,那个画面比他们想象的更精彩。导演和武术指导都很高兴,说如果想做以后就多叫武师头来找我。
    
    我回去面包店就辞职不干了。
    
    武师头告诉我,有一个大厦是武行们专用的地方,他们有个统一的电话,有武师头需要人,就会打电话到大厦。这种工作是不固定的,早上谁最先接到武师头的电话,谁就可以开工,其他人这天可能就没工作了。所以通常早上五六点钟我们就在那儿等着,看有没有人打电话。
    
    买个折叠床在片场睡
    
    邹兆龙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做替身赚了1200块台币,面包店做一个月才9000块。
    
    那时候的武行替身价格是一个班儿12个钟头,小武行900块,大武行1500块。做替身从早到晚一个班儿可以拿到2500块台币,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钱太好赚了。偶尔也有没工开的时候,比如说受伤了,那就要用存款慢慢养伤。
    
    那时的武行没有签合同的说法,因为你又不是演员。到了香港之后,武行已经有合约了,会给你买固定的保险,如果受伤,保险公司支付医药费。每部戏只签几个武行,如果这个场面要三四十个武行的话,会找临时的。但每一部戏都会为临时演员买一个保险,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或者受伤,保险公司会付这笔费用,在美国拍戏也是这样。
    
    12岁到18岁,我一直在台湾做临时替身和武行。在我的记忆里面,那段时光是最开心,最美好的。虽然我没有跟别人一样的童年,但是我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能学到很多东西,很充实。有时一个片场里面总共有3组戏在拍,3组戏都要我,我就买一个折叠床,在片场服装间睡。我经常片场住半个月,回家住半个月,蛮快乐,因为独立了。
    
    我从很小就学会了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后来在工作中都会这样,我做每一件事都会很谨慎,顾虑很多。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我心里一直有种障碍,从小到大都不会主动去要求什么。因为很小就开始工作,在人家的眼里我是个小孩子,不可能主动去找谁,大人叫我们怎么样我们才能怎么样。进了电影圈后尊卑、等级更加明显,比如武术指导和导演,他们没约你,你就不可以主动约人家。
    
    18岁那年,一个蛮知名的演员把我推荐给洪金宝的制片人,他要在台湾拍一部关于跆拳道的励志片。洪金宝选中了我做男主角。拍完那部戏,我得去服兵役,去部队之前洪金宝说,“好好当兵,回来我把你带到香港去。”当兵时不可能和外界有太多联络,我就一直很怕他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服兵役结束前一个月,洪金宝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筹备我去香港的事。当时在台湾退役,至少要再过3个月才能离开台湾。可他们用应聘的方式,让我退役后不到一个礼拜就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他很幸运地进了洪家班。洪金宝身边都是香港演艺界大腕,邹兆龙更加自觉,即使是师父洪金宝,除了过年、过生日,他也从不主动打电话。
    
    电影圈可以讲出名字的人,他会主动打电话的只有一个——袁和平。“跟他在一起,你完全可以放松,一点距离都没有。”小心翼翼地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并非因为自卑。他希望大家在做事时,互相尊敬,工作的时候,拿出态度就好了。
    
    只受过两次重伤
    
    拍动作片的演员经常说,拍完了你还活着,而且没进医院,就很幸运了。在现场撞伤或扭伤,都不算伤。从做武行到现在拍打戏近30年,我只受过两次大伤。
    
    第一次受重伤,是1991年第一次来内地,拍洪金宝导演的一部清装电影,当时我是武术指导。洪金宝提出要求,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效果,我就设计动作,我们套出来的动作蛮刁难的。当时给关之琳找个替身,但技巧队、武术队没人敢做。因为时间和光线的限制,我只能自己上阵。那时候我已经像现在这样又高又壮了,还替关之琳小姐。(笑)第一次很顺利,但是不够好。再拍第二条时,我后背的筋断掉,肌腱、肌肉全部撞坏。在医院躺了3个月,又回去拍戏,又替人家,那个镜头后来剪剪还是用了。
    
    第二次大伤是断手。那个动作是在空中做一个悬空的调转头,就是所谓的凌空侧空翻,结果地上太滑,直接摔下去了,我本能地用两只手撑地,就听啪的一声,手断了,于是又养了三四个月。
    
    拍戏这么多年只受过两次重伤,很多同行觉得我很幸运。我不冲动,每做一件事都小心翼翼。比较容易受伤的人,一是因为动作不熟,还有可能基本功不太扎实。
    
    电影上的那些武打动作是花架子,但要让观众认为那不是花架子,要有好几年的功力。比如说拍咏春拳,为了画面好看,拳脚中还是会加入一些不是咏春的东西,但是不能离太远。
    
    只能凭实力证明自己
    
    在台湾当武行时,我跟一个吸毒的人睡在一张床上。那时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人是个老前辈,要住在你那边,你当然要让他住。他毒瘾发作的时候我看到过,也害怕,那时才十几岁。不是离开就是晚一点回家,或者在他睡得最熟的时候回家。
    
    在这个圈子,什么事情都有。有一部电影宣传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不想我抢他的风头,就提前打点好,让主持人尽量不要问我任何问题。这种情况下,我如果去了,可能对我不利。但是老板又想我去宣传,我就跟老板讲,“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我出现也帮助不大,而且这个市场比较多人会认识他,倒不如让他去做吧。到下一站做宣传时我再去。”老板觉得也有道理,就答应了。
    
    一个人高高在上时可以用各种卑鄙手段去夺取一些东西,但是跌下来时,你怎么办?即使你能够永远坐在那个位置上,也没必要做这类事情。我看到有人做事不择手段或方法不对时,就告诉自己,也告诉身边的人:盯着我,以后不要这么做事。
    
    电影圈是很势利的,你只能凭实力去克服、证明。
    
    我在美国就没有看到过喜欢在现场发脾气的导演,大家彼此尊重。国内或东南亚的导演喜欢用言语侮辱你,也可能是激发你。欣慰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导演用这样的方式激励我。(笑)
    
    我出来打拼时,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小孩儿。某个时段,洪金宝是我的靠山,我的恩师。他旁边的人跟电影圈的人说,“洪金宝对这个小孩儿非常好。”没有他,我不可能到香港,没有他,我也不可能去美国。香港是我的踏脚石,垫了这块踏脚石,我才能飞到那边。没有这块踏脚石,我就直接掉进大海里面去了。
    
    享受工作的过程才能做好、做久
    
    到香港后,除了前3部戏是主角外,邹兆龙再没当过主角。在那3部戏里,他演的都是正面角色。第4部戏,他演了一个比较坏的警察,那部戏让人家看到,原来他可以演这样的角色。“你做过主角还能来演反派,制片方当然高兴。”开始有人找到公司,叫他去演反派。有人找,公司就让去演。因为和公司签了合同,他只能服从,不能有任何怨言。
    
    1990年代初,邹兆龙20多岁,拍一部反派的戏片酬四五十万港币,一年有3部戏,“那个钱太好赚了,赚得太容易了。”他不再去思考,只管接戏,演戏,数钱。
    
    邹兆龙承认自己也有暴发户的阶段, “一年换5部车,衣柜一打开全是名牌,但是一个牌子都不认识。”还好,这一切只持续了3年。
    
    在美国这10余年,除了内衣裤以外,他没有买过任何衣服或贵重物品,现在身上穿的都是10年前在香港买的。
    
    “像我这样的演员,不是靠脸蛋吸引观众的,我用工作态度来吸引。我不喜欢做纸上明星,这种人在现今社会太多了。当然什么宣传不做也不行,因为你是一个产品,你要适可而止地做,因为你始终是演员。”
    
    邹兆龙曾在90年代初与成龙合作过。当时成龙脚受伤了,还需要一两个礼拜才能复原,“我本来要替他做一个回旋踢的动作,正准备拍摄,他突然站起来试了一下踢腿,然后拍拍我说:‘还是我自己做吧,我可以做就自己做,如果可以做都要让人家替,慢慢就会变懒。’我当时听到觉得很震撼,原来成功是这样来的。”
    
    邹兆龙不怕吃苦,拍《全城戒备》时,因为饰演一个因生化毒气而变异的人,全身都贴着特效化妆用的材料,每天带妆工作十几个小时。
    
    在邹兆龙看来,每一段工作经历都是很好的经验,“今天埋怨这个,明天埋怨那个,日子也得这么过,你如果不享受工作的过程,你就不可能做好、做久。”
    
    邹兆龙希望别人认为他是个好演员,“不是明星,这样,我这一辈子对自己就可以有一个交待了。” (博讯记者:薰衣草)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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