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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软实力”概念是谁发明的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7月1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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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软实力”(soft power,又译作“软力量”或“软权力”)这个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1937—)在1980年代美国学界关于美国国力是否衰败的大辩论中提出的。在那场辩论中,针对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出的“衰落论”,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而是其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上发表了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和Soft Power等论文,并出版了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提出了“软实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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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奈的实力观,所谓“硬实力”指的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是有形的、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量化的力量。所谓“软实力”则比较抽象,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影响力,比如文化、道德形象和价值观等,甚至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影响力,都可以归纳为“软实力”。
    
    依照奈的观点,“软实力”这种能力,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
    
    在政治方面,软实力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价值观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以此结合基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形成综合国力。——奈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进一步细看,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中,硬实力(Hard Power)作为“支配性实力”,还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更多体现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包括一个国家的思想吸引力和政治的导向能力。
    
    “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有人曾经指出过,美国学者克莱因在19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以上说法都有道理但都没有切中要点,因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其实是来自汤因比的“文明起源论”。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指出: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而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
    
    显然,这个“少数人创造”、“多数人模仿”的“文明起源”的机制,就是“软实力”之所在。
    
    反言之,如果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那么一个社会的软实力也就消失于无形了,其结果,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作为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在牛津大学接受古典教育,并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1919—1955年,汤因比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并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他的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是一套十二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这部书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
    
    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五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
    
    汤因比认为,要揭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已故的祖先,传统习惯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在文明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则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的变化与生长之中。由此看来,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地理,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了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起来。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应战。
    
    另外,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列强纷争,战乱不已。其次,统一国家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第三,间歇时期,特点是宗教思想产生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第四是统一教会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出现,但国家却摇摇欲坠,最后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新的文明开始了,以统一教会为代表的新社会又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
    
    但是,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比如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十六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五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一千年和八百年。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十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人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入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
    
    汤因比的这套文明理论,显然比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更为深入地阐明了“软实力”的来龙去脉。使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地想到:即使是所谓的“硬实力”,也是起源于“软实力”的。他的理论核心也因此被人称为“文化形态史观”,或称为“历史形态学”。其要点可以归结为及下几条:
    
    1、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
    
    2、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
    
    3、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
    
    在我看来,这最后一条,“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正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离所造成的文明解体、社会解体,也正是这一百多年的来的中国所反复经历的噩梦。
    
    举一个例子:
    
    1、由于满清没有能像日本那样,对环境的“挑战”进行有效地应战,因此
    
    2、无法容忍少数“退隐”的伟大人物“复出”展开其历史活动,结果导致
    
    3、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最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使得满清解体、中国解体。
    
    再举一个例子:
    
    1、毛泽东集团曾经对环境的“挑战”进行过有效地应战,因此一度强大,
    
    2、但毛泽东无法容忍少数“退隐”的伟大人物“复出”展开其历史活动,结果发动历次政治运动,导致
    
    3、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最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使得文革惨败、共产主义解体。
    
    现在,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抛弃毛主义、追随西方社会的软实力,来增进了自己的硬实力,但是却没有能力增进自己的软实力,反而使得自身原有的一些软实力日益萎缩、分裂、变态、消失。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如果不能重建并增进中国自身的软实力,那么中国的硬实力并不能发挥已有的功效,甚至会反过来,听凭硬实力恶性发展,成为社会分裂的利器,最终将导致改革开放这个“新型洋务运动”的解体。
    
    盛世危言,殷鉴不远。
    
    2010年7月12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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