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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崔天凯把金正日捧成了秦始皇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6月2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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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谬种流传
     (博讯 boxun.com)

    据2010年6月16日韩联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近日向韩国外交官赠送一段苏东坡的文字,引起了各方揣测。有人认为,中国可能以此表达对“天安”舰沉没事件的立场。这段文字是苏东坡《留侯论》的一部分。内容是“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虽然是一件个人的赠礼,但也由此引来了不少揣测,认为是中国方面在间接地表示对“天安”舰的立场:中国反对断定朝鲜是肇事者,因此所持立场是,不能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对朝决议案,即使是主席声明,也不同意“点名”或“谴责”朝鲜。韩国认为,在“天安”舰事件已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情况下,中国的态度会左右今后应对措施的方向和力度。
    
    这段新闻不明不白地援引苏轼的《留侯论》,本来可谓断章取义,与两韩争端可以说是毫不搭界。但崔天凯作为中国堂堂“上国”的外交部首长,应该不至于如此无知。
    
    那么他到底有些什么深意呢?
    
    我想来想去,如果这里面还有些逻辑的话,那就是
    崔天凯把金正日比作了秦始皇。金正日虽然和秦始皇无法相提并论,但他刚刚爆炸了核武器几件,又勇敢击沉了韩国的“天安舰”,这舰竟然还和中国的象征“天安门”同名,看来金正日确实不是“无的放矢”……因此之故,崔天凯用张良的故事劝戒韩国人学习逃犯张良忍耐为上,也就把金正日抬高到了暴君秦始皇的高位了:不仅韩国人应该让他金正日,就像张良逃避秦始皇的追捕那样,就连“上国”也得怕小金几分,因为当今中国领袖,就个人而言,无一人比得上小金之勇毅,犹如秦始皇那样无所顾忌也。
    
    
    二,《留侯论》误国误民
    
    其实,崔天凯可能并也不明白苏轼的《留侯论》本身就是有些问题的,例如奇正不分,把权宜之计当作百年大计,结果误国误民,演出了亡国之音,根本就不值得援引。尤其是把《留侯论》当作“国际礼物”,就更加显得怪异。
    
    说苏轼的《留侯论》误国误民,不能不说到苏轼当世的北宋局势,而首先还得看一看《留侯论》的原文。
    
    〔宋〕苏轼:留侯论
    
      【原文】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材,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是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
    
      古代所谓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气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宝剑跳起来,挺身去决斗,这可谈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称“大勇”的人,当突然面临意外时不惊慌失措,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的抱负很大,而他们的志向又很远。
    
      张良从圯桥上老人的手里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么能断定这位老人不是秦朝隐居的有识之士出来考验张良的呢?观察老人用以含蓄地表达自己意见的,都是圣人贤士相互间劝诫的道理。世人未加细察,以为他是鬼怪,这就不对了。而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兵书上。当韩国灭亡的时候,秦国正强盛,用刀锯、鼎镬迫害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无罪被杀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这时即使有孟贲、夏育再世,也无所施展。一个立法严厉、苛刻的政权,它锐利的锋芒不能触犯,而当它走到末路时就可以乘虚而入了。但张良却忍不住愤恨之气,凭借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铁椎的一击来达到目的。当时,张良虽然死里逃生,实在是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真太危险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决不肯死在盗贼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宝贵,死在盗贼之手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人的杰出才干,他不去规划伊尹、周公那样安邦定国的谋略,却想出了荆轲、聂政那样行刺的下策,完全因为侥幸才得以不死,这正是桥上那位老人为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礼的行为重重地刺激他,让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后才可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说:“这小伙子值得一教的。”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袒露着身体,牵了羊去迎接。楚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低声下气地对待我们,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于是就从郑国撤兵。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就投降吴国做吴王的臣妾,三年中丝毫没有懈怠。如果只有报仇的志向,而没有屈从忍耐的功夫,那不过是普通人的所谓刚强。那位老人,以为张良的才干绰绰有余,就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刚强锐利之气,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呢?老人与张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却命令他做仆人、婢妾的事情,而张良却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责怪老人,这样秦始皇当然不能使他惊怕,而项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
    
      观察汉高祖刘邦所以取胜、而项羽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忍耐或不能忍耐。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所以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出兵。高祖刘邦能够忍耐,保存强大的兵力以等待项羽的衰亡,这是张良教会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占了齐地,想自立为王时,刘邦勃然大怒,并且显露于言辞和脸色。由此看来,刘邦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盛气,除了张良,又有谁能替他补正呢?
    
      太史公司马迁曾猜测张良一定是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但实际上张良的身材、相貌就像少妇、少女,同他的志向和气概并不相称,所以我以为这就是张良所以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 (王兴康)
    
    苏轼的《留侯论》误国误民之处,在于它加剧了北宋的退缩苟安的性格,违反了“理论应该平衡实际”
    的要则。也就是说,理论应该弥补实际的缺陷,而不是为实际的缺陷进行辩护。这也是“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区别:理论家总是为实际的缺陷进行辩护,是马屁专家、御用文人,在曹营说曹营好,在汉营说汉营好;思想家总是对实际的缺陷进行批判,是挑刺专家、独立灯塔,在曹营说曹营的不好,在汉营说汉营的不好。苏轼的《留侯论》却借古颂今,好像北宋皇帝像张良那样英明;但从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出,北宋皇帝受到了“靖康之耻”的惩罚;完全不像张良那样能够“豪杰亡秦”。
    
    苏轼的《留侯论》是典型的阿谀奉承。
    
    三、为何说《留侯论》是亡国之音
    
    苏轼的《留侯论》不仅误国误民,是典型的阿谀奉承;而且还是亡国之音。
    
    在我看来,反秦分子(类似现在的“反党分子”)张良的自我克制的一面,虽然受到苏轼的表扬,但那毕竟只是反抗者的权宜之计,类似野兽出击之前的潜伏,而不是张良的全部。张良的主流或曰至少一半,还是阳刚的豪杰,具有荆轲那样的气质,敢于出击,敢于造反,敢于刺杀人面兽心的最高统治者。
    
    而北宋官僚苏轼却把张良的权宜之计总结成了一种人生态度,甚至变成了百年大计,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张良这样的人,绝不会面对暴政忍耐到底的,更不会成为顺民,被蛮族乖乖牵到宰杀之地。
    
    按照史实,张良这个人是具有两面性的,他既有善于隐忍不发的一面,更有“击秦博浪沙”的一面,而且是先有“击秦博浪沙”的一面,失败后迫不得已才隐忍不发的。但是苏轼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非不知也,是不论也。苏轼为何一笔带过张良刺杀秦始皇的壮举?要知道这个壮举,是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没有做过的“先觉行动”,本来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苏轼为了论证自己的“留侯哲学”,竟然阉割了张良的源动力,而把他的权宜之计拿来大书特书。可见苏轼的《留侯论》所呈现的,并非真的张良形象,而是苏轼等北宋官僚的怯战心态。苏轼的《留侯论》其实是《怯战论》,是北宋“文官政治”、“平民政治”的可悲写照。北宋之“联金攻辽”,南宋之“联蒙伐金”,都是效法秦始皇“远交近攻”的范例,但为何“画虎不似反类犬”,反而加剧了自身的衰亡呢?无他也,《留侯论》的误导作用也。
    
    苏轼这样一来,不仅无法在自己的时代激励“豪杰亡秦”的壮举、鼓励宋朝反抗北方民族的压迫;反而只能误国误民,错用阴柔,招来“靖康之耻”的横祸。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苏轼(1037—1101年)死后不过二十多年,奉行“留侯哲学”的北宋王朝就被北方蛮族连锅端掉,两个皇帝同时被捕,几万官绅变成俘虏,几千后宫沦为性奴, 押解至东北的赵宋宗室人口上千——史称“靖康之难”,史称“靖康之难”,更被相传岳飞所作的《满江红》称为“靖康耻”。
    
    苏轼的《 留侯论》,的确堪称“亡国之音”。
    
    2010年6月20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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