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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欢呼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兴起——读报随感之十六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6月16日 来稿)
    
     据6月8日《北京晚报》报道,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6月1日调升基层员工薪资30%,作业员每月基本薪资从900元调到1200元。6月6日又宣布,自10月1日起,将再调升至每月2000元。读着这个消息,想起13位跳楼员工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争取到数以万计的员工薪资成倍增加,不禁悲喜交加.我既痛惜跳楼员工的轻生,也为广大员工的薪资能够大幅增加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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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更使我高兴的,还是富士康为员工加薪可能引起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迫使其他企业也不能不考虑为员工增加薪资的问题,而企业普遍加薪不但可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也为扩大内需提供了条件;二是激发其他企业的员工提出加薪的要求,甚至为争取增加工资而采取罢工等激烈行动,为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开拓新的阵地。
    
     我做出这样乐观的判断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各地发生罢工事件达19起,其中既有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也有国有企业。2010年的5月,将作为工人阶级觉醒和工人运动勃兴的标志而记载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
    
     中国工人阶级是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而诞生的。据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史》里的记载,有据可考的罢工,最早发生在1913年,汉阳兵工厂工人为反对厂方用跌价纸币发工资而罢工, 1915年,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抗议工头虐待工人,接着,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日资工厂工人因反对“二十一条”而罢工。汉阳和安源的罢工虽然都遭到镇压而失败,罢工的领导人被处死,但它反映了年幼的工人阶级的权利意识;日资工厂的罢工,更表现出工人阶级的爱国热忱。早期的工人阶级,以他们对经济的诉求和对国运的关切,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我国工商企业的发展较快,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据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介绍,全国产业工人,辛亥革命时约有五六十万人,到五四运动时已达二百万人。1818年,上海的纱厂、烟厂、铁厂、铁路工人、电车司机、黄包车夫及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工人,都曾举行罢工。五四运动期间,因6月3日学生上街演讲,近千人被捕,激起各地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声援北京学生。上海罢工的工人达六七万人,成为五四运动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初主要从事职工运动,如开办补习学校、领导或援助罢工、组织工会等等。1922年1月开始,全国出现持续13个月的罢工高潮,前后参加100多次罢工的工人约有30余万。此后几年,各地纷纷建立工会组织,工人运动多次起伏,高潮迭起,像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历时两年多的省港大罢工等,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记录。
    
     “四一二政变”后,国共两党分裂,工人运动也趋于分裂而陷入低潮。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工会,还是被政府收买的合法工会,都丧失了推进工人运动的条件。抗战八年,全民奋起抗日,工人运动更无从谈起。
    
     工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工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催生了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又加强了工人的权利意识;相反,工人运动的低潮必然带来工人权利意识的低迷。从1927年到1949年的中国工人阶级,就处在后一种境况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境况更是变本加厉。工人运动彻底消失了,工人的权利意识也在“当家作主”的口号下化为乌有。
    
     这当然不足为奇。共产党既然号称是无产阶级政党,就“天然”地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报刊上、宣传材料里、大会小会的宣讲中,都不断重复着“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工人当家作主”一类鼓舞人心的宣传,使工人阶级产生由衷的解放感和自豪感;加上五十年代初期烟赌毒娼迅速消除,政治清明、吏治廉洁、社会安定、民众归心,共产党获得了崇高的威望,更加强了工人阶级的盲目性,陶醉于虚幻的“国家主人”的荣誉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他们的工资虽然很低,但住有房,医有保,衣食无忧,子女入托上学也没有困难,政治上比农民知识分子都高出一头,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占领上层建筑”,进驻大中小学和研究机构,真正充当了一回“领导阶级”。尽管他们在经济上没有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利润分配权,政治上没有真正的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也没有真正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但他们满足于已有的一切,没有意识到还存在着自己必须努力争取并竭力维护的社会权利。
    
     后三十年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变化之一是,工人阶级褪下“当家作主”的外衣,由表面的绚烂而趋于实质的平淡;其二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许多农民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境外资本的不断涌入,更吸引了大量农民弃农从工。到了九十年代,由于国有企业采取了违背工人利益的改革模式,一批又一批的老工人被排挤出劳动岗位,上告无门,成为含冤含恨的弱势群体。被称为“农民工”的新工人,逐渐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近两三年来,客观的、主观的条件,都在孕育着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兴起。
    
     从客观条件来看,首先,权贵、豪强两大剥削阶级的形成和壮大,使有权有钱的强势群体和无权无钱的弱势群体的对立和矛盾日益尖锐。在中国,虽然资本的原始积累早已完成,但原始积累时期被称为“血汗工厂”的剥削方式,仍然严重地存在于各类企业里。违背《劳动法》的行径,如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经常加班加点,工资却仅够本人的生活需要,有些企业甚至限制人身自由,任意处罚、殴打、关押工人,等等,这些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剥削方式,自然会激起工人的不满和反抗。其次,在职工与资方发生矛盾时,地方政府出于引资政绩和地方税收的考虑,往往偏袒企业资方,漠视职工权益。当矛盾激化的时候,甚至出动军警,帮助企业弹压工人。这就使工人感到政府靠不住,要维护自己的应有权益,只有自己起来抗争。再次,《工会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维护职工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但许多地方和企业的工会组织却与此背道而驰,在职工和资方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站在资方一边,成为官方和资方的代言人,工人抗争的消防队。工会这种背叛工人利益的行径,客观上提高了工人的权利意识和维护自己权益的积极性。
    
     从主观条件来看,当代工人阶级的构成,绝大部分都是青年。据《深圳特区报》6月7人的一篇文章介绍,“富士康员工中80后、90后占了总人数的91.3%,”也就是说,在富士康45万员工中,有41万是不超过30岁的青年。也许,富士康是一个特例,其他企业的青年工人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比例,但是,即使青年只占百分之五六十、七八十,他们已经成为当代工人阶级的主体,那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既不同于第一代工人阶级那样唯党命是从,也不像第二代工人阶级(即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一代)那样为了养家糊口而忍饥挨饿,吃苦耐劳。他们是有理想、有个性的一代,虽然幼稚而脆弱,但都怀着美好的憧憬,希望通过劳动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说,第一代工人阶级是奉献型的劳动者,第二代工人阶级是生存型的劳动者,那么,当今一代工人阶级则是进取型的劳动者。这些特点促使他们珍视被前两代工人阶级所漠视的个人权利,并开始意识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进行斗争的必要。
    
     各地风起云涌的以罢工为主要形式的工人运动,就是这些主客观条件汇合碰撞的结果。
    
     当然,目前所展现的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兴起,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且今后必然会出现一些曲折反复。但是它必将继续扩大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工人权利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带来三个明显的社会进步:一是工人阶级对权利的认识和诉求,将由经济领域延展到政治领域;二是运动的形式将由无组织逐渐过渡到有组织,也就是说建立起由工人自主的独立工会。三是公民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工人阶级终究是公民社会的一支强大的劲旅。
    
     我的看法也许过于乐观,但我相信当代工人阶级的无穷无限的潜力,这个主要由年青一代构成的工人阶级,将在今后二三十年里主导中国的社会走向。我希望现今的当政者能够看到这一点,重视这一点,在大政方针的决策里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要创造条件保护他们健康成长。这次富士康“十二跳”发生后,深圳市派出由1180余人组成的工作组,同员工直接对话,进行心理咨询,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创建良好的劳动条件,“让劳动者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借用《深圳特区报》一篇特写的标题);严格执行《劳动法》的规定,如每天劳动不得超过8小时,对加班时间的限制,加班费的标准等。另一个有力措施是彻底改变工会组织的半官方性质,使工会真正能担负起“维护职工权益”的“基本职责”;同时,允许工人建立自己的独立工会,以保证有组织地维护工人的权益。
    
     在欢呼工人阶级觉醒和工人运动兴起的同时,我祝愿年轻的当代工人阶级健康成长,早日成熟,同知识分子和农民一起,以改天换地的大无畏精神,开辟中华民族的光辉灿烂的未来!
    
     2010年6月11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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