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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有了保障,精神病人怎么办/杨支柱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6月08日 转载)
      据2010年6月2日新京报报道,6月1日,民政部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透露,中国将建立普惠型孤儿最低养育标准,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分散在家的孤儿每月可得到600元的养育金。
      
       这一消息仍然传达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政府将大幅提高孤儿的社会福利,二政府倾向于鼓励家庭收养孤儿。这一举措将激励孤儿的亲友收养孤儿,使孤儿真正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有利于孤儿的身心健康。这一举措将极大地减少流浪儿的数量,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这一举措所传导的政府珍重生命、关爱儿童的信息,还有利于形成社会善良风俗,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博讯 boxun.com)

      
      但是要实现上述目的,仅有财政补贴是不够的,还必须破除家庭收养的法律障碍,清理现存的收养法规、规章和土政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8年修正(1999年4月1日生效)时删除了收养孤儿、弃婴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只能收养一名”的限制,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根深蒂固的影响,那些较低层次的规范性文件和土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清理,现实生活中收养孤儿、弃婴仍然困难重重。
      
      当然,王振耀先生的话并非无可挑剔。譬如他说各地可调整孤儿范围,将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改嫁纳入,就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凭什么否认改嫁寡母作为母亲的权利?第二,为什么不将母亲死亡、父亲再娶并提?这涉嫌性别歧视,也不符合中国真实的儿童生存状况——民间不是流传“宁死当官的爹,莫死要饭的娘”吗?孤儿作为法律概念,应该以父母双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广义精神病,包括植物人、白痴)为标准。改嫁或劳改并不丧失行为能力,也未必没有养育孩子需要的财产。这些孩子生活有困难政府也应当救济,但不能把他们纳入孤儿概念。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亲权制度和监护制度是分开的。一方面父母对孩子由于最密切的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天然亲情,使得父母义务的履行基本上不需要监督。另一方面,孩子的出生是父母自主行为的结果,有自由就有责任,所以父母养育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不但没有报酬,还需要支出生活、教育等各项费用。而当父母双亡或失去行为能力(包括一方死亡、另一方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未成年的孩子通常不得不由亲友、其他收养人或孤儿院来抚养。对于非父母的监护人来说,一方面因为缺乏血缘关系增加了监督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因为孩子的出生不是他们自主行为的结果而产生了抚养义务是否公平的问题。在亲权制度和监护制度分离的国家和地区,监护人原则上没有支出抚养费用的义务,相反还有从孩子的财产中领取适当报酬的权利。因此当孩子没有财产的时候,由公共财政支付必要费用和适当报酬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中国大陆由于亲权与监护制度不分,统称监护,使得抚养孤儿的重担完全压在非父母的监护人身上,而许多贫穷的监护人根本就没有肩负这一责任的财产上的能力。其结果,是大量的孤儿流落街头,大量的孤儿——其中大部分是女孩——被福利院有偿送给外国人收养。未成年人犯罪的急剧增加,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乃至将来的人口加速老化,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政府不但有承担抚养孤儿的费用的道义责任,而且政府这样做在经济上也是合算的。绝大部分人就其一生来说,他(她)消耗的社会福利都要小于他(她)所创造的价值,否则社会如何进步?把孩子看成社会负担的观念是片面的和短视的。孤儿长大就业以后照样要纳税,照样要为他(她)自己也为中华民族繁衍、抚养后代,他(她)并没有因为每月享受了600元养育金而占到任何便宜。要说有谁占了便宜的话,那就是他们的父母因为死了、疯了或变成白痴、植物人了而“逃避”了养育孩子的责任。但是谁愿意占这种“便宜”呢?这种“便宜”政府怎么可能拿回来呢?根本就不可能拿回来呀。因此,政府拒绝抚养孤儿的经济责任实际上是强制推行“父(母)债子(女)还”。这种株连逻辑不但不人道,也跟责任自负的现代法治原则背道而驰。
      
      600元的养育金虽然有点少,但如果能够健全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再加上亲友对孤儿必然会有的同情心,孤儿的抚养问题应该基本上可以解决。但是成年精神病人(以下简称“精神病人”)呢?
      
      精神病人的扶养费用更高,付出的辛苦更多(几乎总是要占用一个劳动力来照顾病人生活),扶养精神病人也不像抚养孤儿那样充满乐趣和希望。即使对于精神病人的父母来说,虽然孩子的出生是他们自主行为的结果,但孩子成为精神病人仍然是个意外,而且他们一旦年迈就根本没有能力照顾一个精神病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一大堆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但完全让这些人承担精神病人的治疗、生活和看管费用既不公平也非他们力所能及。其结果,是精神病人满街跑,极大地威胁着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虽然精神病人不大可能像孤儿那样在将来创造出比他(她)消耗的福利更大的价值,但是精神病人满街跑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却可能远远大于扶养他(她)所花费的费用。因此精神病人的治疗、生活费用和监护人的报酬都属于公共安全费用,理应由公共财政支出。医疗改革,也应首先全额解决精神病人的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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