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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研究之:孙中山与废约/王国兴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20日 转载)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战争威胁或政治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数百计的不平等条约,几如重重枷锁,紧紧地束缚着中国,使其失去了独立和统一。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修改或废除奴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下简称“废约”),成为中国走向国家统一和独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一项重要任务。
      
     孙中山毕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而奋斗,他始终强烈反对不平等条约,并把它视为谋求祖国独立和统一斗争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活动。 (博讯 boxun.com)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废约”思想和行动,在认识上是正确与失误并存,坚强性与软弱性并有的两重性,而尤以失误与软弱占主导。他这样做,尽管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企图用“忍让”、“妥协”的办法,作为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一策略明显地具有严重的缺陷。孙中山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与列强相抗衡,但却意识不到宣布代表人民心声的“废约”主张,将会激起多么巨大的一股反帝力量。“妥协”、“忍让”的结果,自然事与愿违,使他的美好愿望始终不能成为现实。
    孙中山生活的1866至1925年间,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酷烈的年代。从1884年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订《中法新约》,到1901年八国联军践踏北京,订《辛丑条约》,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犹如台风掀起的割地、赔款的狂潮,将中华民族推向苦难的深渊,同时也唤醒了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的爱国志士,投身到反抗斗争中。
    
    面临着国家权益被列强分割、祖国陷于危亡的局面,孙中山在19世纪末酝酿民族斗争时,就了解中国是受着“五洲列强”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国在国际上是处于“奴隶”的不平等地位。正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屈辱和苦难、国家的贫弱和残破的激发下,促使他走上了挽救祖国危亡的道路。所以在他革命活动一开始,他就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及其危害。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指出:“我中华受外国侵凌,已非一日”,大声惊呼:“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祖国的独立富强为出发点,他提出了“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组织起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求摆脱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半独立国”的不平等地位,从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
      
    甲午中日战后,帝国主义侵略一步步加紧的现实,使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识更加明确,他揭露和谴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活动,驳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论调,警告帝国主义者如胆敢瓜分中国,中国人民定会“同仇敌忾”,奋起“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使他们“无安枕之时”。他联络爱国志士,“合成大团”,要立志“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孙中山的炽热爱国热忱和坚决反侵略思想,为他以后的“废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主观条件。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用以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革命的主要工具,指出:“数十年来,中国与外国所结条约,皆陷于侵害中国主权及利益之厄境”。基于对不平等条约的切肤之痛,他明确地表示对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愤慨和批判。他说:“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使其能“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使中华民族陷于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孙中山称不平等条约为“卖身契”、“铁锁链”。他在探析国家民族危机严重的原因时,与不平等条约联系起来,认识到是各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落到“半独立国”、“次殖民地”的境地。因此,他将“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二者,并列为欲实行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内容。可以看出,孙中山甫踏上民主革命的征途,即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危害性具有一定的认识,表示出要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愿望,对不平等条约甚为不满,欲以去之而后快。
      
    孙中山的“废约”反帝思想究竟始于何时?
     
    往昔论者多认为它产生在20年代,即1923年以后。从现有史料来考察,我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已具有“废约”思想是符合实际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曾相继发表了一些反对不平等条约和列强在华特权的言论。他痛切地指出:“中国向来与外人所订条约不良,丧失主权”,致使其“外交之棘手,系因条约”。基于国家独立自主的原则,孙中山提出了反对不平等条约和“除去”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并宣称将要求各国同意重订海关税则,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以“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迨辛亥革命既起,孙中山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前途,怀着十分乐观的希望。国家过去屈辱既因清廷的腐败积弱自招其祸,推翻清廷后一个新的中华民国自然要独立自主于世界之林。他在辛亥年返国前,即11月23日,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谈话中,明确指出:要“重新掌握海关及其税收”,实现近代中国“早想抹掉的屈辱历史。”中华民国甫告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务要“一洗而去”“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曾对“废约”问题进行了研讨,商议如何进行的对策。它在发布的《中华民国对于租界应守的规则》中,针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租界内强行设立审判机关会审公堂一事,提出了要求收回管理权,以维护司法主权独立的主张。
    
    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答复南京《大陆报》记者问及“领事裁判权其将撤废乎?”时,毫不犹豫地指出:“自当撤弃,一俟改革既定,即须实行此事。”他已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至今仍为“半独立国”,“盖以中国现在尚未收回领事裁判权也”,提出在“各种改革完成时,政府当立即取消领事裁判权”。他还强调要裁去通商口岸、收回租界,严词拒绝了外国在上海扩张租界的企图,认为“此乃华人之意志,谓吾人必要独立者,更不愿在中国而归洋人统辖也。……洋人欲拓上海租界,惟吾人不允,此乃当然之理也。”
      
    值得提出的是,1912年3月,孙中山又以“力谋国际平等”作为《同盟会总章》中政纲之一,积极地谋求摆脱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还多次要求废除侵略者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一再强调:“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政府将取消各口岸(之租界)”;“吾人将取法日本。日本所有之外国人,皆受日本管辖。”
      
    从总体上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有了初步认识,对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是作了考虑,打算俟革命成功之后进行“废约”之事。当时,尽管他尚未明确提出“废约”这一概念,但是他萌发了除掉不平等条约的初步设想,并提出了收回国家权益的一些具体主张,冀求逐步砸碎列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铁锁链”。这虽然只能说是孙中山“废约”思想的萌芽阶段,却已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废约”思想初露端倪,从而为后来提出成熟的“废约”主张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危机的更加深重,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危害的认识日渐深刻,政治态度日趋明朗。照常理推论,他在南京登上中华民国的权力舞台后,本应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带来希望,有所作为,但是,当时政局极不稳定,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列强都未承认中华民国,在清帝退位后他们也仍只与袁世凯发生事实上的外交关系,孙中山所预期的借款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自然无法进行。客观形势使他也无暇顾及“改约”和“废约”的设想。
      
    不仅如此,孙中山不但未能再提出反帝“废约”口号,却反其道而行之,出现言行差距甚大,认识与行动相互矛盾的情况。
     
    对于孙中山出现的这种苍黄反复,认识与行动相互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理解?
     
    过去,许多论者指出是由于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使然。毋庸讳言,孙中山承认不平等条约,固然包含有他的妥协软弱和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但仅此笼统地解释,既不够全面,也难以对事实的原委阐释清楚。我认为,若将这一矛盾变化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上进行考察,对辨析孙中山的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真正动机是有帮助的。
     
    检阅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奋斗史,可以看出:他在相当长时间的革命活动中,一直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和组织国内人民的斗争上,同时也找不到怎样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唤醒并组织起来的方法,而是过于重视列强诸国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所以,从他革命活动一开始,就不断想方设法地寻求和争取外国朋友和组织的支持及援助,并确曾得到过日、英、美等国进步势力和人士的较大援助,但他不能把这些进步势力同这些国家的反动政府及其实行的反动政策区别开来,甚至对待后者还寄予着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期盼凭借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谅解来取得革命的胜利和民国的建立,以完成自己拯救祖国的重任。事实上,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反革命力量极为悬殊,特别是对待帝国主义列强,革命势力根本不能与之抗衡。因此,孙中山不能不担忧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同时又不能不幻想外援,以及争取各国的支持和承认。特别是民国初年的政局,是特殊复杂和极端不稳定的,亟需千方百计地去谋求自立。在这一历史的具体情况下,孙中山面对现实,思绪纷繁,既要“维持国体”,保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又要使“艰难顿挫”的革命能够成功,如此双管齐下显然力所不逮,难以兼顾。在这种形势下,他认为,只有先清内自立,再图御外“废约”,待“内治一定,则以一中华亦足以衡天下矣”。所以,孙中山权衡利弊,便作出了先自立再“废约”的抉择,使用克制的态度,在制定政策时采取了应变方策和措施。他企图在“各种改革完成时”,“俟大局底定”,再着手“废约”的计划。因此,他不敢与帝国主义列强公开抗争,不仅没有在收复主权方面采取积极行动,而且也不敢明确提出“废约”口号,以避免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敌意。
     
    当然,孙中山用承认不平等条约及列强既得权利的妥协,以求达到自立目的的行为,与他自己倡言的维护祖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维持国体”的愿望相去甚远,它既偏离了拯救祖国的伟大奋斗目标,也同当时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枷锁下迅速解放出来的迫切愿望相违悖,不利于调动而且可能挫伤人民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具有明显的策略意义的妥协和退让,是孙中山在没有找到可靠支持力量情况下所产生的一些迷误、幻想和不适当的策略运用,是受当时历史条件所制约的。
     
    实际上,孙中山的这种妥协和退让,也是有条件、有限度的。他宣布承认不平等条约,是以列强放弃支持清廷、不干涉中国革命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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