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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很怪异/姚中秋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18日 转载)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很怪异,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口号。大概只有当代中国那些傲慢的物质主义精英,才会想到这样一个粗俗的主题。
       之所以说它是怪异和粗俗的,因为在这个口号后面,我分明看到了一种暴发户式城市崇拜心理。与此相应,我也感受到一种暴发户式的乡村歧视心理,他们仿佛说,乡村,让生活更糟糕。而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地传播这样口号,让人看到的是一种暴发户式的粗野与无知。 (博讯 boxun.com)

       但当然,这种崇拜城市与对应的鄙视乃至仇视乡村的心理,在中国由来已久。在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尤其是精英群体中,这种心理已经积累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意境可以让他们自豪地对全世界宣告的文化。
       反乡村意识形态的建构
       所有成熟的古代文明,对乡村生活都不吝赞美。古代中国有“田园诗”这样的文体,士大夫喜欢用清新的笔触描述乡村生活的闲适自在,表达遁居乡村的愿望。古代罗马人同样把乡村、农业视为立国之基,大量贵族式居住于郊区庄园的。
       现代化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口移居城市,现代文明也多发源于城市。不过,英国在文艺复兴之后城市化过程中,反而出现了“田园诗”,表现传统的乡村生活与城市文明之间的强烈碰撞及其对人的心理的影响。诗人们普遍表达了对乡村传统的留恋、关爱与守候。在现代化了的美国、德国、日本,精英们仍然把乡村作为一种文化样态,悉心呵护,并把乡居生活当成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向往,即便他未必到乡村长期生活。
       现代中国似乎是个例外。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生活在大都会的文人对乡村产生了日益强烈的蔑视、乃至于仇恨。知识分子制造出种种畸形的理念,逐渐抹黑乡村,制造了一种反乡村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是那些抱着救国心态的启蒙主义者。他们确实是爱国的,但他们是浅薄的文人,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描写的法国文人,无知但自以为是。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建立宪政制度失败的根源在哪儿。而他们从事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就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这些信奉法国式启蒙主义的教授们发奋要在中国建立起现代文明,而他们相信,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是相互冲突的,要建立现代文明,就必须打破、摧毁传统文明。当然,他们眼里的现代文明是与城市联系在一起。他们自己留学异域的时候,就恰好生活于城市,他们以为西方就是城市。另一方面,他们中很多人是从乡村走出的,记忆中的传统文明就与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异域的城市与母国的乡村形成强烈对比。于是,他们对传统文明的鄙视和怨恨,就演变成了对乡村的鄙视和怨恨——也许,这种怨恨是由对故乡的自卑感转生出来的。
       这些启蒙者在课堂上、在杂志上告诉那些从乡村来的青年学生:乡土的农业社会是愚昧的、落后的,完全被儒家伦理、甚至是被堕落的儒家伦理和迷信控制。城市的工业社会才是先进的、文明的。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笔下,农民的形象是阴暗的、变态的。今天仍有大量作品选入中小学课本的鲁迅,多以乡村为其作品的背景,而那里的人物,不论是闰土,鲁四爷,阿桂或者祥林嫂,都是精神扭曲、变态的。即便他们可能是纯朴的,那也是仅仅因为他们是愚昧的;大量人物则是愚蠢的、狡诈的或者疯狂的。总之,在这位启蒙者笔下,乡村社会其实没有文明。
       有评论者说,鲁迅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以时代精英的身份,穿越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农民生活之表象,直接逼视农民的心灵世界,审判其猥琐的灵魂,以达到其惊醒愚顽、催其振奋、死中求生之启蒙目的。这是一种奇怪的启蒙策略:他们身居大都市,本来的目的是启蒙围在自己身边的青年学生及女学生。但他们却拿无从与他们辩驳的农民的愚昧和乡村的文明贫瘠来论证启蒙的必要性。他们的学生们是否被启蒙了,无人知道,但至少学生们及整个社会现在已经知道并且相信,乡村是黑暗的,是文明的地狱。
       在社会科学领域,进步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则论证了人类抛弃乡村的必然性。某些自认为找到了终极科学的学者们搬用西方的社会理论告诉青年学生,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就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因此,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注定了不能适用于工业社会的需求。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民彻底抛弃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全盘拥抱城市的、工业的文明。
       八十年代之后,时髦的现代化理论家们又编造了一套现代化就是城市化的神话。根据他们的理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就是看人口聚集到城市的比例。比例越高,现代化程度就越高。无数人口仍然生活在乡村,让这些理论家们及接受了他们的理论的官员们有点自卑,他们便合谋制造出了种种从文化上灭绝乡村的政策与计划。
       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借助思想、学术、文学等形态,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成功地编造了一套神化城市、蔑视乡村的意识形态。乡村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农民被打上了不文明的印记。那些自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这种歧视心态,不论其政治立场是什么。
       这种意识形态透过无孔不入的思想灌输体系影响到所有人。城市人口因此而产生了一种无端的傲慢。那些从乡村考入城市的大学生,初入校园时无不充满自卑感。而在大学接收的教育,也让他们一步一步地放弃对家乡的关爱,匍匐在城市的脚下。
       仍然生活在乡村的民众,也在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的驯化下,接受了这种反乡村的意识形态。随着电视、网络的普遍,乡村的年轻人忙着抛弃自己的习俗,对父兄辈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只有鄙视和厌恶。他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只有无法克服的自卑,他们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尽快、永远逃离这落后、愚昧之处。这种决绝,固然与乡村的贫困、不便有关,但反乡村的意识形态乃是促使他们作出逃离决策的不可忽视因素。
       由此,文化意义、文明意义上的乡村,在中国不再存在了。在人们的“常识”中,乡村的文明根本不能与城市相提并论。城市是未来,乡村却是过去。城市象征着生,乡村象征着死。在文人的论说、在精英的理念、在政府的政策中,乡村已经丧失了文化的主体性和文明的正当性,它是一个消极的对象,是一个需要花费成本处理的文化、政治、社会、经济负担。三农“问题”这个时髦的口号,就是乡村被对象化的写照。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口号则直白地表达了这种反乡村的意识形态的。以一种夸耀的心态对着全世界喊出这样的口号,说明生活于城市的中国的中国某些精英,丝毫不准备掩饰自己的粗野与肤浅。
       城乡间的主奴关系
       乡村在精英的心目中成为一个麻烦,确实与城乡之间的巨大反差有关。事实上,这种反差不是量的意义上的差距,而是一种质的意义上的主奴关系。
       五十年代之后,在很多官方文人的笔下,乡村社会似乎有不少闪亮的光采。据说,新式农民正在成长,新风俗、新文化正在农村出现,一个新农村正在被新人建立起来。但是,在新生事物却是冷酷的暴力的产物。
       对新的赞美,是启蒙主义的典型话语。新农村的规划者延续了启蒙的规划,并以权力来执行它。他们也是新文化运动之子,只不过不是高才生,而是旁听生。他们重复着二十多年他们的老师的论断:原有的农村、农村、乡村文化是旧的。按照新兴的绝对主义政治逻辑,旧的就是反动的,就应当予以消灭。
       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启蒙者是教授,他们只是用话语表达鄙视和厌恶,现在,掌握权力者则用权力来重复他们的哲学。唯有消灭了旧文化,新文化、新人、新农村才有可能升起。于是,一轮又一轮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在乡村展开。除经济结构之外,乡村的文化与社会结构遭到全面毁坏,虽然在不同地方,毁坏的程度不等,比如,北方就比南方毁坏得更彻底。由此,乡村文明自我生长的机制被抑制或干脆消灭。
       另外一种毁坏,则伪装在个体幸福的面纱下。这就是城乡隔离制度下的精英单项流动。
       在传统社会,城市与乡村之间没有隔绝。相反,通过士大夫、商人的自由流动,借助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城市与乡村之间保持着人员、商品、文明、价值的双向交流、共享与互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城市里的戏班子经常对乡村演出,乡村的艺人也可以进入城市的戏班子。农民与城市人口的文化生活并无太大差距。尤其是,大量市镇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对农民来说就来几里、十几里地开外的地方。
       上个世纪初的现代化,确实导致了乡村的相对衰败,因而有了相当热闹的乡村建设运动。但乡村真正的衰败,尤其是文化上的衰败,始于那个世纪中期。随着城乡隔离制度建立,城市与乡村文明双向流动的所有自然管道被切断:乡村文明无法得到城市文明的滋润,城市文明无法得到乡村文化的补给。处于孤立、自生自灭状态的乡村文明开始粗鄙化:这个乡村正是张艺谋、陈凯歌们下乡时看到的,这也称了他们想象传统中国的全部依据。
       当然,城乡之间的联系管道并未完全切断,有一条单向管道被刻意保留着:城市通过强势的法律、政策,汲取乡村的资源。相对于乡村,城市在所有方面享有特权,城市的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这样,除了一般物质资源之外,乡村的精英持续地向城市流动,而且一去不返——乡村就丧失了文化创造、文明更化的主体。
       不能说没有城市向乡村的流动,但流入乡村的是要么需要改造的文人,要么是找不到工作的知青,或者是肩负着社会、政治改造任务的工作队,以及肩负文化移植任务的文化工作者。城里的“文艺工作者”在权力的组织下,给农民送去先进的、正确的文化,这当然是城市的、也是现代的。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剧团自豪地宣称,自己在过去的一年曾经送了多少出戏“下”乡。
       一个“下”字,清楚地表明了城乡在文化上的主奴关系:城市是文化上的主子,乡村则是有待于城市人予以文明化的蛮荒之地。这些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假定,乡村是没有文化的,必须由城市、由政府、由知识分子向乡村居民输送先进的、现代的文化。甚至比这更糟糕:乡村可能存在文化,但那些文化是落后的、反动的,为了让他们接收由知识分子和政府挑选、供应的观念与文化,反而首先必须对农民进行洗脑,让他们忘记自己的习俗、传统,成为文化上的白纸,这样,城里人才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划画出最好的文化。
       今天,经济学家的文化则被送到了乡下。这个时代的神学是经济学,根据经济学家们拟定的建设新农村的规划,各地政府正在大规模地拆除那些承载着深厚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让农民集中起来居住,把农民赶上空洞的现代楼房。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说法,这就是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将给农民带来巨大幸福。
       悔之晚矣?
       在西方多数现代精英眼里,城市,尤其是现代城市,代表着一种比较粗鄙、劣质的生活方式,乃是文化批判的对象。很有趣的是,在这一点,具有艺术家气质的自由主义者与相对古板的保守主义者之间,似乎能够达成某种一致。但在中国,所有精英似乎都在崇拜城市。
       确实,城市在中国意味着特权,道德上、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由此形成了城市在文化上的霸权。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革命,到新农村建设,通过百年努力,生活在城市的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精英们坚持不懈地使用这种霸权,终于完成或者说接近完成一项史无前例的社会工程:消灭乡村的落后、愚昧文化。这些精英曾经许诺,在这之后,一个由新人组成的、现代化的全新乡村将被建造出来。
       可惜,今天,在乡村,人们看到的只是废墟,建筑的废墟,心灵的废墟,社会的废墟,文明的废墟。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在否定乡村文化之主体性的反乡村意识形态支配下,城市精英及他们所组成的政府采取了种种文化内部殖民措施,旨在连根拔除乡村文化自生、内生的生命机制。本来,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哪怕乡村文化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文化是滞后的,也完全可以透过自发的、零散的学习、模仿过程,实现新生、转进。但因为乡村文化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无可救药的,这种可能性就被取消了,代之而来的是毁坏与荒漠化。
       这些精英除了毁坏,并不掌握建设的技艺。现代中国最大的悲剧在于,精英们几乎从来没有理解“现代”究竟是什么。文人们一直把个性解放甚至性解放当成自由,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当成自由市场,政治学家把协商民主当成民主的高级形态。如此贫瘠的思想所支撑的精英们的现代规划,当然只能带来山寨版的现代文明。精英们甚至连城市都不能治理好。韩寒在上海世博会论坛上发表的演讲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坦率指出了城市精英在城市治理上的失败。
       于是,今天的中国陷入文明的双重失败:城市政治、文化、经济精英们已经大体上消灭了乡村的、传统的文明,然而,他们充满信心地建造出来的城市,却根本就没有文明。这样的城市文化被输送到乡村,乡村与城市趋向同质化,同等的劣质化。
       不过,在占据各个领域权力的城市精英眼里,这个缺憾一点并不重要。他们确实觉得城市的生活很美好,这个国家过去十几年间涌现的富豪多数来自房地产业,无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每个家庭都因为房屋而家财达到百万,甚至上千万。在中国的城市,夜生活之丰富已经让所有外国人瞠目。事实上,在这些精英眼里,没有文明的城市对居于强势地位的精英们是最美好的:在这样的城市,他们可以随意拆迁他人的祖屋;他们可以随意驱逐外来人口;他们可以随意压低劳工工资。
       大约正因为如此奇迹,城市精英们喊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这个口号似乎预示着,幸福的城市精英们甚至不再准备把乡村当成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对待,而准备将其完全抛弃,轻装建设他们规划的现代化。这不,将要举办世博会的那个城市的电台主持人幽默地说:“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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