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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作古/徐庆全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16日 转载)
      5月9日晨,手机短信送来朱厚泽家属发出的讣告:“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随讣告还有一幅挽联:“国运民瘼终生相伴/仁心厚泽永留人间”。挽联!斯时,也只拟挽联才能表达对厚泽老敬仰、哀悼之意了:“灵心圆映三江月/笔阵横扫千人军”。 (博讯 boxun.com)

    
      此联,为李白、杜甫联句,为一书法家作品,一直印在我脑海。此时突然涌出,想来是激活了我对这位曾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中宣部原部长的老人长久的印象。
      
      因感念而记住朱厚泽这个名字
      
      对朱厚泽这个名字有印象,要追溯到1986年10月。
    
      此时,朱厚泽已经就任中宣部部长一年有余了,而如我这样在当年充满“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热情的学子,却不知道他。说来惭愧,但也不怪我们。自1976年以来,朱厚泽的前任们,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在现当代历史上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朱厚泽有什么?即使报上宣布过对他的任命,也难以立时让学子们记住。到1986年10月,我是通过查找报纸特意记住了他的名字。
    
      我特意查找报纸找中宣部部长的名字,是因为心中怀着一份感念之情。那一年,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10月中旬,研究生考试信息公布,考试科目居然少了一门,而且这一门还是多少年来入学考试必须有的“政治”科目。这可是我们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儿头一遭”——也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遭”。这样的好消息,焉能不让我们备考人欣喜?欣喜之后是感念——记住这位中宣部部长的名字,就是最好的方式!
    
      查找报纸,也多少让我对这位没有故事的中宣部部长有所了解:
    
      朱厚泽,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织金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父及姨母姨父等多位长辈,就学于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任教的达德学,他本人也是该校学生,后又就读于贵阳清华中学。1949年3月加入中共。后长期在贵州工作,从基层做起,一路向上,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此后,我一直关注着朱厚泽的行踪。知道他只当了一年多的中宣部部长——中共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后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9年至2000年,他的名字从报端几近消失了。
    
      仿佛是天意,2001年,我竟然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个会议室。而此时,作为历史专业的我,随着对他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对他也出离感念而到敬仰。但冲口而出的依然是当年的谜:“1986年,研究生入学为何免考政治科目?”
    
      他对我当年的感念多少有些惊讶。他不解谜底却讲起了当年的大势: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摒弃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为什么摒弃?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是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是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是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等等,又是另外一个范畴;此外还可以是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等等,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
    
      朱厚泽说到此处,我恍然大悟:当年政治科目的核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然这个“核心”已经摒弃,政治科目考试题如何出?免考势所必然。
      
      荣任中宣部部长
      
      当然,相对于对朱厚泽在中宣部部长的作为,免考政治科目只是一个极小的问题。此后,只要有机会,我总问他在中宣部那一段的情况。久而久之,与自己所了解的那段历史相结合,他在中宣部的作为也慢慢清晰起来。
    
      1985年7月,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胡锦涛继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陪胡锦涛到基层去,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8月,接到中央的电话,才赶往北京任职。
    
      当年,朱厚泽在思想理论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何以会荣任中宣部长的职位?这是他在贵州思想解放、大胆改革所致。
    
      1982年,朱厚泽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时,用了半年时间,到市属一百多个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主持制订了《贵阳市经济调整提纲》。该《提纲》实施第一年,使贵阳市当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40%,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16%。第二年,任副省长,当年贵州省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18%,财政收入亦大幅度增长。
    
      这年年底,朱厚泽进入中央党校短训班学习。在题为《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毕业论文中,他提出三个观点:1,逐步培养年轻干部取代年迈干部;2,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3,新的领导干部要真正懂得经济。在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届哲学年会上,朱厚泽作为特邀代表作关于培养新一代领导干部的讲话,新华社的《内参》转载了讲话的主要观点,《理论动态》全文刊登。
    
      1984年,《人民日报》头版刊有这样一则报导:春节期间,朱厚泽放弃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到贵阳市郊农村走访农民。当时农民害怕政策变,养鸡专业户谭国均坦率向朱厚泽表露自己的忧虑。朱听后马上把谭国均夫妇和在场的贵阳市长、区长、村长拉在一起,合影留念:“立此存照,来支持大家走致富道路。”谭便把此照作为“定心丸”高挂在墙上,一时传为美谈。
    
      大胆改革有政绩,对改革未来有理论思考,朱厚泽走进中央高层,已无悬念。
      
      “三宽部长”
      
      到中宣部半年多,在思想理论界,朱厚泽一直没有大的举措。包括既往一年一度的全国宣传会议,他也无意召开。胡耀邦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
    
      当年,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胡乔木;而在中央书记处中则是邓力群。“两个分管”下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有他的一套工作方式。首先,他力求敞开中宣部的大门,与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人交朋友。他上任之初,就发生了“刘晓庆风波”。刘晓庆未经通报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投诉她主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被扣压不能公映一事。朱厚泽第二天就安排看试片,提出处理意见。在当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
    
      其次是到地方各种会议上“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朱厚泽的举动,在当年就有两种解读:有人认为他在了解情况;有人认为他是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自己的观点——在下面讲什么不用向中央报告,而要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就需要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人审读了。
    
      翻翻朱厚泽当年的讲话报道,他所轻描淡写的“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既涉及到理论问题的思考,又涉及到他的施政方针。
    
      就理论问题而言,他对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有自己的认识。1986年1月3日,他在上海电影创作会议即席讲话中说:应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
    
      他在参加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说:好多地方是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经济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把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说:中宣部正在讨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看的问题,认为应在战略上坚持,不应当作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和衡量科学文艺的具体尺度。
    
      既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这样的看法,在思想文化方面具体施政方针上,朱厚泽逐渐形成了著名的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
    
      朱厚泽在一系列会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和谐的气氛”、“协调的气氛”、“宽松的环境”。
    
      “三宽政策”的提出,是在1986年月7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他在发言中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最后形成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思想,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
    
      “三宽论”也是朱厚泽在处理当年思想理论界的争论的尺度。处理当年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时,替马丁(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宋龙祥)解围;对于被视为有政治暗喻而打入冷宫的电影《黑炮事件》,他批准公映。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离开中宣部,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接任。1 月28日,邓力群到中宣部主持新老交接。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邓力群说:“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如今,23年过去了,“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的“结论”,已被历史重新写过;朱厚泽西归路上,自然更不必挂怀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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