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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培训周易,不问苍生问鬼神/李铁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15日 转载)
    
    根据中组部制定的大规模培训干部的计划,来自15个中央部委的2000多名司局级官员,近日到指定的几所院校开始学习培训。他们被要求年内在7所院校完成至少40个学分的自主选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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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以往的干部培训不太一样,此次学习不是统一上课,官员们可以自主选学,选课人数到一定规模才开班。
    
    从“自主选学”情况看,“幸存”的42个讲座中,国学、宗教哲学等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多达19个。报名人数在前三位的讲座分别是北大的“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中央党校准备了36个讲座,结果仅有“《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达标。
    
    国学、宗教哲学等课程热得发烫,相比之下一些典型的现代学科则遭到冷遇,比如心理学、系统科学、环境保护等讲座,由于报名人数不足,被迫取消。
    
    你不得不承认,至少这一次,官员们表现得相当率真可爱,不再端着了,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哪怕是被教科书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东西,还是想选就选。借用此次培训的一位官员的说法,他们需要的是“最解渴最实用最积极最务实的讲述”。
    
    不过,率真归率真,但也有许多公众对官员们热衷于“周易智慧”、“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等讲座颇有微词。毕竟,咱们也没见过其它国家的公务员培训讲瑜伽、占星术、心灵鸡汤之类的课程吧?
    
    纳税人掏钱雇佣公务员,要的是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夫,至于他们“修身齐家”的的内圣之学,什么心性修为、灵魂安顿似乎不应该是纳税人拿钱去管的事。纳税人的钱,不是给官员们去喝“心灵鸡汤”的。
    
    或许有人说,修身养性之学有利于官员更好的工作,先内圣后外王。可在现代政治中,内圣与否是官员私人领域的事情,现代政治文明靠的是制度约束,有了分权制衡,管他内心是天使还是魔鬼,都必须老老实实工作,清清白白行政。
    
    另外,此次最受官员追捧的周易、老庄、禅宗,基本都是出世的学问,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大都是盛年时热衷入世的儒家学问,到了老年退休才转向出世的佛老之学。而如今,这些官员正值为人民服务的盛年,还没退休就如此热衷这些出世之学,这算不算是一种信仰和精神的幻灭?
    
    《周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周易》在某些国人眼中,可能是被神化最多的一本书。经常听人说此书“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始终”,是一本无所不包但又最难契会的“天书”。总之,一提到此书,一些民间人士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博大精深”,如果你表示疑问,他们自然会说,《周易》太玄妙,非俗辈所能体会其深意。
    
    常见的玄妙说法有以下几种:《周易》的编码的模糊观念,是后世的模糊数学的先躯;《周易》卜辞里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有人说这是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就是从这来的,另外,现代的宇宙爆炸学说,几千年前《周易》就说了;《周易》里的一分为二观点,比马克思辩证法学说早了几千年;《周易》指导军事、天文,甚至炒股、企业管理,云云云云。
    
    虽然我第一个硕士念的是中国哲学,但确实没怎么研究过《周易》,也不敢妄言。不过,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是这样说的:“尽管说法颇多,但‘《易》为卜筮之书’却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易》的发明乃是出于先民的前逻辑思维,是巫术的产物。或者说它本质上就是一本巫术书。”
    
    或许有人说,这是启良先生的偏见,他不懂《周易》瞎说。《周易》在世界哲学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天有很多外国哲学家都是从其中找智慧呢。
    
    鄙人确实不懂《周易》,但总觉得这些有关它的玄妙说法有悖基本常识。笔者在香港念西方哲学的硕士博士期间,也接触过一些世界级的哲学家,不管是亲见的还是耳闻的,真还没听说过哪个大哲学家是热衷于从《周易》中找哲学智慧的。恕我寡闻,一个都没见到。另外,我国这些研究《周易》的哲学家,又有谁能在世界一流的哲学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呢?恕我寡闻,还是一个都没见到。
    
    至于说现代科学的某某大发现,《周易》里面早就有了,这类说法,你要稍作留心,都是事后诸葛亮而已。比如,说二进制和易经有关系显然十分牵强,二进制本身只是存储计算的格式,正好和物理上的半导体物理特性吻合,苏联还有三进制呢,莫非也要和易经联系起来?
    
    还有,既然现代这些伟大的科学成就咱们几千年前就有,那这些科学发现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先搞出来的呢?前面几千年,那些学《周易》的人都干嘛去啦?至于用《周易》炒股,我也没见中国出个巴菲特,写《周易》炒股书的人,还是只能从出书里面赚钱,在中国股市里,这些作者基本还是赔钱。
    
    说什么无所不包,如果你回头去看看世界各民族的早期哲学,前逻辑时代的哲学,都是无所不包的原始本体论。我真没发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说法,和古希腊的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有多大的不同,又有多少高明之处。
    
    据我观察,“博大精深”这个词,从来不会用在真正主流的学术发现头上,没有人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多么博大精深吧?相反,倒是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比如占星术、瑜伽术这样的边缘术数,才动辄称博大精深。
    
    历史上有这么个故事:有一天,汉文帝突然在半夜里紧急召见贾谊,也很礼遇的空出前面的位子让贾谊坐下。贾谊很高兴,以为汉文帝要和自己商讨国计民生,可没想到汉文帝丝毫不谈国家社稷之事,整夜都是让贾谊给自己算命,关心的都是自己阳寿几多、时日凶吉之类的怪力乱神问题。后来李商隐为此写了首诗讽刺其荒谬,后两句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老庄与禅宗的背后
    
    除了《周易》,最受官员们追捧的还有“道家思想与老庄智慧”、“佛教禅宗与人生”两门课。在中国传统士大夫眼里,这两个实际属于一类,就是“佛老之学”。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入世为官,经世济民一直是儒家士大夫的价值理想。士大夫们也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儒家有很强的入世意识与道德责任担当,讲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其精神气概是相当积极豪迈的。
    
    但是在中国历史中,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士大夫们往往在盛年时期秉承儒家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进取。但到了晚年,却常常看破红尘,醉心于超尘出世的佛老之学。顾炎武就曾说:“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原因就在于在旧时的皇权专制制度下,政治黑暗,士大夫们很难真正实现儒家的理想。在缺乏现代民主健全制度的环境下,官场上充斥着黑暗的党争、腐败与丑恶的政治斗争贯穿于每一王朝的始终,斗争的形式虽有异,但残酷的结局大致相同。
    
    于是士大夫们理想幻灭,希望落空,现实世界既然令人烦恼和失望,就需要到彼岸世界去寻求填补心灵空白的填充剂。而佛老之学,认为外在的功名和荣辱,只不过是虚假的幻影。士大夫由此而在佛教道教的出世信仰中,得以自我解脱,自我平衡。苏东坡就是一例:“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乃于“郁憏无聊之甚,转而逃入于禅”。
    
    这就是所谓“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于是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与佛教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始终成为中国士大夫互为补充的心理结构。
    
    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对佛教的真诚信仰。特别在禅宗里面,有些无耻之人往往借禅悦之名,行放浪形骸、玩世不恭之实。因为禅宗把空义推到尽头,彻底否弃大乘佛学的承负感,空虚的主体拥有绝对的自主价值。从而禅宗把人间浊世当作天堂,美其名曰不离浊境修得正果。一些无耻官员借口什么“佛在屎溺”、“佛在床第”,生活腐朽不堪。这种佛老之学,已经堕落成厚黑学。
    
    现代政治文明告别了皇权专制,政治生活已成为一项有着透明公正环境的现代职业,官员们也可以由此告别传统士大夫的绝望与虚空。努力健全我们的制度,建立现代政治文明,在老庄、禅宗的虚空中去寻求解脱,总不是个办法。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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