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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毛泽东主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步骤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12日 转载)
    
      毛泽东主义的实质是专制主义、革命主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按意识形态的说法是社会主义民主,如果不按意识形态的说法应该是宪政民主。意识形态也好,非意识形态也好,民主应该是官方与民间的共识,也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观念力量。无论如何,只要是搞民主,就必须告别毛泽东的专制主义、革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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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制主义的核心是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是绝对权力的绝对滥用。毛泽东的绝对权力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个是绝对的世俗权力,另一个是绝对的精神权力。绝对的世俗权力在建国后没有任何制约,表现在:已经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形同虚设,甚至十几年不开会。政党制度名存实亡,党内派别消失殆尽,党外政党成为既不中看也不中用的花瓶。各种民间组织不是被彻底消灭就是成为摆设,他在革命时期赞扬的农会组织灰飞烟灭,社会自组织功能、自治功能严重萎缩。他号称的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成了他手中整人的工具,他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与权术共谋。通过《人民日报》的社论的人治方式取代了法治,甚至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把林彪定为接班人成为政治上的天方夜谭,林彪的政治出逃成为政治上的黑色幽默。他统治所依据的原则不是美德、不是平等、不是民主、不是共和,而是恐惧,他不但让身边的元帅、将军、官员感到无所适从,更让恐惧的原则弥漫整个社会。
    
      对此,可能有人会举出1945年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访问观感来反对上述观点,即毛泽东是主张搞民主反专制的,其实并非如此,其原文是这样的: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毛泽东作答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具有民粹特点的民主观,就是他的这一个“让”字也会使人大跌眼镜。也就是说,他的民主观是以“让”字当头的民主观,是恩赐的民主。何时让,在什么地方让,让到什么程度,让给谁,让的时间、地点、人物、性质和范围都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让”的民主是不是受到法治和宪政的约束,建国后的所谓的大民主实践就是让的结果,而且毛泽东这种“让”字当头的民主观并没有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反而在历史周期率的泥潭当中陷得更深,让的背后仍然是不受限制的专制权力,在专制发展的历史上,抽象的人民总是与现实的专制权力共存共荣。
    
      毛泽东绝对的精神权力就是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他的思想不容丝毫怀疑。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就有立德、立言、立功之说,而毛泽东“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是古代“三立”在当代的翻版。毛泽东本人最喜欢的就是“伟大的导师”,愿意做精神上的领袖,其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既当世俗领袖又当精神领袖是所有专制者的共同梦想,在西方经过宗教与世俗的争斗之后,使得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二元化,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专制者几乎再也不能管精神上的事,绝对的权力受到了削弱并受到宗教的约束。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宗教,所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对绝对专制权力约束不大,中国的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又为绝对权力涉及道德精神层面打开了巨大的缺口,在毛泽东那里达到了顶峰。当时就有人调侃“全国八亿人民不用思想,就靠毛泽东一个人思想就行了”,这话有些绝对,却道出了绝对精神权力的真谛和实情。毛泽东思想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相悖,严重地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囚禁了人们的灵魂。即使人们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也成了教条,否则就不会在后面又加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之类的内容。
    
      毛泽东的革命主义与当今的建设主义更是格格不入,他对暴力革命的歌颂、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偏好,对阶级斗争手段的推崇和广泛普及(比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还有当时流行一时的并写进小学课本的顺口溜:阶级斗争松一松,阶级敌人攻一攻,阶级斗争抓得紧,革命政权掌得稳)把传统文化窝里斗的“酱缸文化”(柏杨语)发挥到极致,严重侵犯了人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颠倒了人们的是非观,深深地毒化了人民的灵魂,激发了人们吃人般的野蛮狼性,在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不良影响,时至今日仍在一些群体中有广泛的市场,在社会中如幽灵般游荡。中国古代就有一句话,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革命的手段不能用到建设当中来,古代帝王都懂的道理在毛泽东那里被遗忘。毛泽东用革命的方式来指导建设,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每一阶段的建设都充斥着革命的硝烟,他建国后一错再错,不但使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也使政治上的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综上所述,不告别毛泽东主义,就是不告别毛泽东的那种不受限制的世俗和精神的双重绝对权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因此步履维艰。告别毛泽东主义,中国才能走上政治现代化之路,才能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保护公民的权利,保护人权。建立宪政民主,政治才文明,社会才和谐。
    
      在这方面,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话可能会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启示,他在接受俄罗斯著名《消息报》采访时,就应该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表示说:“如果谈到应如何评价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从新的俄罗斯诞生以来,这个评价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于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
    
      中国的体制是照抄照搬苏联的,如果中国政治体制不改,苏联在何时、何地、何人、何组织出现的问题也同样会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权力者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不但“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且不改革政治体制,是绝路加死路。当时的苏联通过公开性、民主化、人道主义打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通道,扫除了改革的障碍,告别了斯大林主义。中国也得走这条路,告别毛泽东主义,不走也得走。往前走,融入世界政治文明主流,是一条活路。往后走,是专制主义的万丈深渊,是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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