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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从欧元区危机看欧盟的命运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09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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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引:2010年4月5月之间,希腊债务危机引起的社会动荡,正在拷问欧元区:主权缺失下的条件下,“统一货币”是否可行?
     (博讯 boxun.com)

    经济学家开始预言,希腊的紧缩财政计划将会失败,该国很可能会退出欧元区以解决财政危机。毫无疑问,上述可能性将使欧元区面临分裂危机,若转化为现实,将给欧元区的整体稳定性乃至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带来不利影响。]
    
(一)

    
    “欧洲化时代”的终结,不是抽象的。欧盟委员会2006年1月12日在布鲁塞尔公布的统计表明:欧洲国家创新能力已经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格里格尔在记者会上表示,排行榜显示欧盟二十五成员国在创新能力上差距也很大,西欧与北欧国家在其中居于领先地位:“在创新能力方面,瑞典、芬兰、丹麦、德国和瑞士在欧洲处于领导地位。创新实力一般的国家是法国、卢森堡、爱尔兰、英国、荷兰、奥地利、挪威、意大利和冰岛。一些新成员国斯洛文尼亚、匈牙利、葡萄牙、捷克、立陶宛、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正急起直追。”欧盟创新能力较差或处于滑坡状态的国家有西班牙、波兰等。
    
    创新能力的排行榜很具体,包括二十六个指标,统计项目包括各国高科技研发能力、综合技术培训能力、研发投资、专利申请、创新动力、创新经营、知识产权等。据这些指标的对比,欧盟二十五国与美国、日本的创新能力差距很大。欧盟的科研投资低于美国33%,如果欧盟二十五国的创新能力保持近年来的水平,显然欧洲与美国在创新能力上的鸿沟不可能很快被填平。”更加具体的统计表明,欧盟和日本在创新能力上的距离还在进一步拉大,而和美国的距离则保持不变。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尔赫根强调,创新实力不仅包括科研能力,更包括应用能力,他举例说,mp3数码播放技术的发明者是德国人,但进行商业运用的却是美国公司。欧盟委员会官员怀特表示,欧洲并非缺乏创新能力,只是创新潜能没有得到发挥。他认为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等国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赶上法国、英国等中等创新能力国家,而如果以目前的投资规模和发展速度,欧盟需要五十年时间才有可能赶上美国的创新实力。
    
    欧盟创新排行榜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正迅速成为全球一流研发和创新中心,面对这两个新兴科技创新大国的挑战,欧盟必须把推动成员国的创新能力,作为欧盟里斯本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行动计划的首要任务。维尔赫根强调,欧盟已经推出了一个全面推动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欧盟委员会正等待成员国政府对此作出政治回应。
    
    但我们知道,欧洲的挣扎是徒劳的。两次大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欧洲问题”。
    
    新国家主义者、泛亚主义者认为,中国应该东联日本、以藉其人财南进东盟,广联黄种人,反向殖民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以匡复数万年来的家园。庶几可斥白祸于国门之外,至少也应该争取美洲和澳洲的半壁江山。他们认为,白种人的统治是一种野蛮的统治,利己、无礼,其行径是一种皮萨罗式的海盗和西部牛仔的混合物,是德国纳粹和美国三K党、俄国光头党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而缺乏讲究天下秩序的全球化内涵。总之,起源于殖民主义统治的现代国际秩序,并不适合担任“协和万邦”、建立“礼制的天下统治”的角色;掠夺性的殖民统治及其片面的“自由贸易”,比给予性的地方自治如“赏赐封国”,更不符合人性。这种罪恶的秩序必须结束。在新世界的城门横匾上将写着:“万国来仪”。
    
(二)

    
    《美国之音》2004年3月7日报道,美国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华盛顿预测,欧洲联盟因多种问题正在全面衰退,最终将为伊斯兰世界所吞没。他认为“欧洲的终结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欧盟根本谈不上与美国抗衡,而且跟人们的期望相反,根本不会成为政治动力的吸引者。恰恰相反,欧盟将被外来的力量所消化。”
    
    欧洲不仅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入侵,还面对西欧的野蛮化前景。2007年1月,欧盟再次东扩。前一次〔2004年〕的大幅东扩,为欧盟增加了七千五百万新公民。这一次,随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加入,又增添了三千万人口。这对西欧的劳力市场意味着什么?对西欧的社会变迁发挥何等作用?东扩的结果是内伤:让西欧面对严酷的工资竞争。欧盟制造业的一名雇员原来每小时工资二十六欧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不到两个欧元。东欧人进入西欧,其实是一种新的“蛮族入侵”。西欧产业进入东欧,则造成自身的空洞化。
    
    欧洲经济长期衰落,与美国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弗格森说:“过去十年来,除了2001年这一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按绝对值计算一直高于欧盟。过去八年中有七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高于欧盟。如果再看失业率数字,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统计,过去十年,欧盟的失业率平均比美国高出一倍以上。”造成欧美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经济投入越来越少,而产出自然减少。
    
    据统计,十年来,美国工人工作小时数一直都大大高于欧盟国家。美国工人每年平均工作两千小时,但德国工人的工作时间比美国少22%。如果把丹麦等国家都算进来,差距更大。欧洲人的假期延长了,工作时间减少了,劳动效率降低了,他们怎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中继续保持强大地位呢?欧洲经济的衰落跟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的滑落有密切关系。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十几年前学者们还发出警告,说德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经济超级大国。 但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德国经济危机深重。统计数字显示,德国是欧盟的主要财政来源,欧盟每年财政预算中约三分之二来自德国。从欧盟成立以来,德国给欧盟的捐款总额超过一千三百二十亿德国马克,但德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却是欧盟各经济体中最慢的,德国的这种慷慨不可能持续,一旦德国的财政来源中断,欧盟的经费将立刻成为问题。与此同时,欧盟面临另外一个严重威胁是人口老化,如果用移民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有朝一日欧洲将被劳动力资源充沛的伊斯兰世界所吞没。欧洲长期以来以世界基督教中心而自豪,但目前精神衰退非常明显,德国、瑞士、荷兰等国现在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人已经不到十分一。
    
    其实早在2000年,法国作家威廉·法耶就写了一本《殖民欧洲》,但引起巨大争议,并遭到法兰西共和国检察官起诉,指控他“挑拨种族歧视、仇恨和暴力……”,从此他开始了长期的司法应诉程序,被处以五万法郎的罚款,还面临禁止出版发行以及销毁所有现存版本的命运。
    
    《殖民欧洲》有些什么大逆不道的内容?
    
    法耶曾是记者、教授、作家、杂文家、剧作家、论战家、广播电台制作人、非党派人士,《土地和人民》杂志的合作者,曾是著名的“新右派”流派的主要活动家之一,1980年代中期改作杂志主编。对《殖民欧洲》一书,有舆论这样评论:“作者语言简洁明了,毫无学究气,一环一环地掰开移民现象的传说,用道理和事实公开批评了主张移民的人士──政治家、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财政高层等等──是多么愚蠢,揭开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法耶断言,法国乃至欧洲的“种族战争已经开始”。《殖民欧洲》全书六章。其中第二章题为《伊斯兰,征服的宗教》,作者提醒欧洲:伊斯兰同化的危险,把伊斯兰和共产主义作了简单然而十分贴切的分析比较并主张捍卫欧洲的领土和文化。〔姚笠:《从巴黎骚乱看移民融合》〕
    
    威廉·法耶的《殖民欧洲》写道:种族战争年复一年扩展着,像非正规的城市游击队:烧汽车烧商店,不断侵扰欧洲人,袭击公共交通设施,伏击警察和消防队,劫掠从郊区发展到市中心,等等。正如一份社会学研究报告所分析的那样,北非青年犯罪也是一种征服领土、把欧洲人驱逐出法国领土的手段。导致这些罪行的动机,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犯罪。在郊区,出现了飞地或者“无法律区”,这类地区像油一样沿着郊区向周边侵染。外族人口达到一定比例,犯罪就骚扰到那些“小白人”,使他们由于不堪种族团伙的欺负侵扰而移居,〔……〕估计在法国有千余这样的地区。这种领土分割的现象令我们感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中世纪时期。在它掩盖下的领土殖民,打碎了左派乌托邦的“种族混合”。法国的那些知识精英们,自己住在专为白人保留的昂贵地区,却总是建议城区的社会阶层混居。在同是欧洲人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混居那是另一回事。对那些否认种族差异的精英们来说,让出大片的城区给大部分移民,于他们毫无影响。对于这种情况,他们把它说成是“社会断层”,然而实际上在那里动荡的是“种族断层”和“种族文化断层”。
    
    《殖民欧洲》写道:政治家们则援引了大量的经济原因,然而实际上作乱的却是十分明显的种族因素。更有甚者,他们批评“小白人”、批评大众,莫须有地说他们的抱怨言过其实,是明显的种族主义。还说他们是制造种族隔离地的责任者。〔……〕实际上,从所有制的意义上说,不是种族隔离,而是领土占领和殖民地。隔离地是一批人遭受放逐的流放地。而今天在法国,是异族用武力夺得他们的领地。一说种族隔离就是把移民当作受害者,然而实际情况却相反,他们是自愿隔离他们的自治领域来自成一统。一说种族隔离就让人想到贫困,想到日益增多的“无法律区”的贫困。事实却相反,贩毒,贩卖偷盗的财物,贩卖合法及非法资料资源,这类经济犯罪使这些人活得蛮好,甚至超过法国的工薪阶层。
    
    在我们看来,威廉·法耶的忧虑是对“蛮族入侵”的恐惧。而实际上,欧洲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一切接近末日的文明所固有的。各个古老的霸权最后无一不被腐化、懒惰和人口下降、丧失方向所毁灭。美国和其他英语殖民地〔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看起来似乎好一点,但那主要是因为它们起步晚,相对比较野蛮一点,而且作为移民国家,大量的外来人口掩盖了白人颓废衰落的刺眼真相。文明史好像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统治民族往往会因为“太忙”而“没有时间生孩子”,结果导致人口下降,再因为人口下降而遭到征服。相反,被压迫民族却往往由于贫穷和百无聊赖而只知道生孩子,结果导致人口上升,再因为人口上升而铤而走险并开始扩张。
    
    2007年3月3日,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举行“约有四十五万人参加的游行和狂欢”,游行的主题是“爱”,有超过一百一十辆彩车方阵,澳大利亚各大城市及来自海外的同性恋支持者均有参加。呼吁给与同性恋者平等权利。游行者来自各行各业,方阵中甚至包括联邦警察、冲浪救生协会、急救中心及一些为大选拉票的政党,他们服饰怪异、发型奇特、舞步趑趄,以求吸引观众目光,不少参加者衣着暴露,甚至出现了全裸人士。游行组委会主席称,游行为全球男女同性恋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今年的游行规模是历届最大的。澳洲同性恋游行最早是从1978年开始,当年为了抗议澳洲禁止同性恋而展开的活动,如今却成了狂欢派对。澳洲政府1984年宣布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及其婚姻的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这必将对全球白人人口的持续减少,火上浇油。
    
    2007年3月14日联合国发表报告说,从那时开始至2050年,全球将出现史无前例的“持续、大批的移民潮”。每年会有至少二百二十万人移居富裕国家,反而富裕国家的原居住者人口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在这期间,非洲、亚洲和中东会增加数十亿人,其中数千万人将移居到欧洲和美洲;同时富裕国家的原有人口则将减少。例如,东欧地区的人口就会将稳步减少,原因在于外移率高,而出生率则追不上。1970至1980年间,富国每年自穷国接收了一百万名移民。但从2007年到2050年,每年将超过二百三十万人。这些移民当中,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每年分别有四十多万和一百二十万。到2050年,印度将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总数近十七亿。巴基斯坦亦将以二亿九千二百万人成为人口第五大国。尼日利亚则以二亿八千九百万人排行第六。到了2050年,人口跌幅较高者是保加利亚,达百分之三十五;随后是乌克兰,达百分之三十三;再随后是俄罗斯,达百分之二十五。跨境移居者将大大增加其它发达国家的人口。而发达地区的人口预期将大抵维持在十二亿不变;如果没有大量移民流入,这些地区的人口更有可能下跌。例如英国人口到2050年将由六千万增至六千九百万,增加的部分几乎全是移民。
    
    有人作过一个统计,认为欧洲的伊斯兰化无可避免,而且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能看到。具体说来,一个社会要维持现有人口数字,生育率(fertility rate,每对夫妇生育的孩子数)必须达到2.11。而今天欧洲国家的数字却是:
    法国 1.8
    英国 1.6
    德国 1.3
    意大利 1.2
    西班牙 1.1
    欧盟平均 1.38
    
    更触目惊心的数字还在后头。尽管欧洲生育率如此低,但欧洲人口并没有显著下降。答案是外来移民。1990年以来欧洲人口增长中,90%来自穆斯林人口。
    
    法国穆斯林家庭生育率是8.1,尽管法国平均生育率只有1.8。二十岁及以下人口中,30%是穆斯林背景。等这些人成年生孩子时会是什么景观?照现在的速度,到2027年,五分之一的法国人是穆斯林。在荷兰,50%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家庭。十五年后,一半荷兰人口将是穆斯林。在比利时,25%的人口已经是穆斯林,50%的新生婴儿来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说,到2050年,德国将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
    
    地理上的欧洲还在,只是内容和曾经的欧洲完全不一样了。尤其因为,穆斯林反对同性恋,他们的出生率接近自然水平,所以和萎靡不振的白人社会相比特别高。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人对穆斯林充满恐怖,认为穆斯林:“根本不把其他的民族当人看,当他们的人口还没有占到多数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很守规矩,他们对当地发生的一切政治、经济事物概不关心,只是一心发展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这种做法会给那些短视的政治家尤其是独裁者带来好感,因为他们就是喜欢那些不关心政治和社会的人,这给他们的发展带来方便。穆斯林的目的总会达到,他们的人口在不断扩大,因为一个穆斯林家庭出身的孩子,天然就是一个穆斯林,一个非穆斯林的女人和一个穆斯林男人结婚,那么这个女人要随穆斯林,生下的孩子也必然是穆斯林。然而,一个非穆斯林的男人和一个穆斯林女人结婚,这个男人也要随穆斯林,他们生下的孩子也是穆斯林,如此一来,穆斯林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而且穆斯林的出生率是很高的,他们不发愁他们的孩子的生计,因为左派种族主义自会照顾他们,抢劫总比生产要容易的多。等到他们的人口达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就会控制那个地方,所有的人,要么随穆斯林,要么掉脑袋。”
    
(三)

    
    历史上未有一群彼此争斗的蕞尔小国能够捐弃前嫌和宿怨,而携手共建一个规模巨大的世界帝国。苏美尔城邦、玛雅城邦、希腊城邦、中原各国,在这方面都是典型的失败的例子。欧洲诸国难道能够例外?让我们拭目以待欧盟的奇迹吧。由于文明的后遗症,这群古老的小国锐气早经磨尽,创造精神也已惰怠,只能成为某个新兴的边区霸权的刀下之鬼,而具有原始背景的新兴霸权,会用各种方法迫使这些蕞尔小国成为自己的俎下肉,留给它们的只有一种可能:成为物质化的、广袤的、机械性帝国的一块领地。像希腊化各国对于罗马帝国,像战国各雄对于秦,像苏美尔诸邦对于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尼采看不到这一点,还由于他只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虽然他因为拥有混血身份,眼界优于某一国的沙文主义者,可是他又怎能“彻底摆脱欧洲人共同的区域眼界”呢?那种欧洲眼界,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真算伟大的上乘,但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却是极为落伍的末流了。尼采预感到欧洲的没落衰颓,但却只知道挽救它而不知道放弃它,更不能摆脱人文主义的局限,不知全球化将要吞没欧洲──不是停留在欧洲的一体化,而是进军于全球的一体化。
    
    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就代表了十九世纪的春秋群雄并预示了二十世纪的战国群雄;但其中除了美、俄两个边缘国家拥有广袤的半开化腹地外,其他几位都由于资源有限、版图局促,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沦为二等国家。冷战结束后,苏联也宣告初步瓦解,只剩美国独大。而今在美国以下的二等国家除了大部分“八国联军的残渣余孽”合组“欧盟”外,又多了当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印度、阿拉伯联盟等板块〔还有个日本左右为难〕,隐然似有“X雄争霸的格局”。
    
    欧洲的一切将在全球化里面终结。正如太阳在西方落下后还会从东方升起,刺眼,迷人,神奇。绝望的尼采学说,诚然是迷妄的,因为它还根植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中;同时它也有不朽之处,即根植于西方却看到了东方,并转向了东方,成为欧洲衰落的见证者。对当今的世界来说,一个颇为重要的工作便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扬弃极端人本主义的思想,并对极端人本主义虽然提出但却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给予一个“文化上的答案”,这要求思考者从尼采的《权力意志》即所谓《八十年代遗稿》出发而不是停止,从他“欧洲合众国”的思想出发而不是停止,从区域政治走向全球政治,以再接再厉,开辟全球合众国,即礼制的天下统治。这当然需要以批判的眼光而不是信徒的眼光来阅读那本探索性、并不成熟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毕竟,波斯宗教只能提供起点而不是终点!当我们彻底肃清了极端人本主义学说中的陈腐,赐给它真正的教益,“天解决”的号角就吹响在这个脆弱的星球上。
    
    文明史的四季以及“天子”学说,是对“永恒轮回”的一个说明和一幅完善的图解。“人的力量”无法满足人的需要、解释人的处境,在柳暗花明的时刻创造了生机的,是“神的力量”。如果说超人学说是欧洲人本主义的终结,那么天子学说则为历史教的全球流行打开了闸门?
    
(四)

    
    2007年3月25日是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二百周年。然而,奴隶制在英国并没有成为“过去”。2007年2月26日,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和国际反奴隶组织〔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公布了一份长达七十九页报告,名为《英国当代奴隶制》,揭示了今日英国仍然存在大量“隐性奴隶”,当然,这些人是被军队和监狱以外的奴隶集团所控制的;这些人被犯罪集团和人口贩子控制,像奴隶一般被迫工作。而政府和警方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该报告的作者之一、英国“赫尔大学韦尔伯福斯奴隶和解放研究学院”的加里·克雷格〔Gary Craig〕表示,奴隶制在全球化的今天普遍存在,“事实上,鉴于交通和管理成本,现在买一个奴隶比二百年前还更便宜”。这是因为存在广阔的国外市场。“今日的英国存在奴隶……只不过这些奴隶被‘隐藏’起来了。”国际反奴隶组织的负责人艾丹·麦克奎德〔Aidan McQuade〕在报告发表后第二天再次确认了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很多人不知道奴隶制依然存在,是因为奴隶制的许多性质已经改变。《英国当代奴隶制》认为,英国的“奴隶”主要是强迫劳动力、被债务控制的人、性奴和童工。麦克奎德说,这些人受强迫或欺骗而进行工作,薪资微薄甚至没有任何收入,“雇主”通常通过精神、肉体的虐待或威胁来控制他们。《英国当代奴隶制》认为,最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雇主”并没有真正施暴,只是采取一种威吓形式,如没收“奴隶”的身份文件,但这足以起到控制作用。因为失去了身份证件就几乎踏进了监狱的大门。
    
    报告还指出,“当代奴隶制在全世界无处不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保守估计,全球范围内的“奴隶”产业,年收益高达三百二十亿美元〔约合两千八百亿人民币〕。目前全世界至少存在一千二百三十万名“奴隶”,其中至少有三十六万人生活在工业国家,许多是被迫劳动的外籍劳工。“当代奴隶制”最严重的是东南亚、拉美、美国、非洲和欧洲部分地区。发达国家“奴隶”的重要来源欧美国家的非法移民问题。2003年,欧盟有三千四百五十万非法移民,这个数字每年至少以四十万的速度增加。2006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美国每年有六十万到八十万人被贩入,其中八成是女性,一半是未成年人。在当代奴隶中,最主要的就是卖淫和强迫劳动。至于英国,它现在不仅是“奴隶”接受国,也是中转地。粗略估算,在过去十年间,大约有一万名妇女和四千名儿童被送到英国当性奴,这些人主要来自东欧、非洲、南美和亚洲。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奴隶”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英国的,他们往往持有工作签证。但由于这些人不了解自己在英国所拥有的权利,语言不通,而沦为“奴隶”。对此,报告的解释是:英国是欧洲最灵活的劳工市场之一,工作时间、录用和解聘制度比较弹性,对于合同签订时间长短和薪资多少没有硬性规定。因此在英国,建筑、农业、清洁和家政成了外籍劳工的“天下”,这些领域也最容易发生剥削现象。雇主更愿意聘用外籍临时工,薪资低廉且可随意开除。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许多雇主威胁外籍劳工,若不符合要求就会撤消工作许可。
    
    英国公共服务业工会〔UNISON〕在2006年《国际劳工移民》报告中指出,外籍劳工对于英国的经济十分重要,因为政府没有给予这些人应有的保护。“英国警方和内政部都承认奴隶制的存在,但由于政府内部对于‘入境外籍人士’所持的态度不同,导致奴隶制问题始终处于英国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之外。”麦克奎德说,英国政客虽然口头上抨击“奴隶制”,但现有的司法和政治框架却无法进行持续、有效地打击行动。政府至今都没有签署欧洲议会的《反对人口贩卖活动公约》。非法移民不愿和警方合作,害怕会被移民局遣返回国。如果揭发“雇主”和“中介”的罪行,在得不到政府的任何保护情况下,他们还可能遭到袭击或被再次贩卖。
    
    古人所谓的“天下溺”,指的正是某种绝大的世界性危机,可是,天下并不会真正被溺的!“溺”的状态,不过是其中一部分人的状态,而不是全体。所以一切的“溺”都会导致一种新的拯救,即未溺的部分搭救已溺的部分。例如,权利观念的危机,激起了新的权利观念和新的权力形态。危机常常激起最深刻的本能力量,使人精神弥满,如果生活没有危机,生命的波澜也就止息,沉寂变得可怕。真正的战士不惧危机,而且怀有深深的欣喜:新的势力正在生长,自然将有新的拯救行为出现在危机过程中!即使仅仅为了这些拯救行为,危机与冒险也是值得的。
    
(五)

    
    二十世纪的联合国,依靠论坛形式协调人类政治行为的状态,但在二十一世纪伊始的“九一一袭击”后,联合国机制眼见得破碎飘零了。“欧洲共同体”有幸靠关税同盟而改变历史的宿命吗?这一宿命就是:统一不得不诉诸某种形式的强制理论。我很怀疑。欧洲议会与美国议会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缺乏强制力量;因为美国的强制力量是通过贩卖黑奴、独立战争、屠杀印第安人、血流成河的南北战争、大陆扩张、海外扩张〔通过对西班牙的掠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稳步建立的,而欧盟呢?欧盟甚至连独立战争都还没有开始呢!有一天,历史也许将证明,人类还是得“穿新鞋走老路”──仰仗某种类似于强秦和罗马的“赐福”?甚至要依靠“全球范围的南北战争”,来实现“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黄金时代的重来、礼制的天下统治,难道真的可以缺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真的无须必要的斧钺以为支持?
    
    任何文化模式,只有当它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代的主要问题时,它真正的内力才会透现出来。在受到多方尊荣之后,它情不自禁地意欲成为一把打开未来之门的万能钥匙!它所开启的黄金时代,可以使黄金变得无用。印第安人曾经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可惜被掠夺黄金的欧洲殖民者一举摧毁。那么现在,全球时代是否应该认可并著手重建自己的黄金时代呢?尽管在“黄金时代”、“太平盛世”的底层,也有其充满杀机的暗流在悄悄汩动。
    
    问题只在于,普遍的和平不足以积累汇成摧毁文明大厦的泥石流。如果“民主社会”就是“平民社会”的话,那么中国在汉朝以后就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了。尤其是在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实施“推恩法”之后,他采用主父偃的建议,下令诸侯分封子弟以分割其领土及势力;又以诸侯在朝庙助祭时所贡献的酬金份量和成色不足,夺去一百零六人的爵号,侯王势力自此瓦解,封建名存实亡。结果民间效法,导致长子继承制崩溃,诸子坐等瓜分家产,不思进取,中国文明从此丧失内在动能。这种类型的“中国民主社会”,具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平等意识,结果极端的平民社会逐渐演变为贱民社会。“程序正义”本是“礼”的重要内容,如果逐渐不被大众理睬,那么破坏程序的“合情合理”就会成为僭越的口实。
    
    历史表明,最有活力的不是平民社会,而是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过渡时期。全球规模的礼制统治,不是古代中国的“礼制的天下统治”的简单翻版与扩充,而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因为古代的天下仅指“赤县神州”,而我们所以借用“礼制的天下统治”一词,用以表达全球化的观念,是由于“礼魂”的信念体现了人类追求秩序的生物性格。
    
    礼魂所借用的外套即古代的礼制,并不能化育未来的世界:“礼不相袭”的“礼”就是指礼制而言;但礼魂即礼的精神则万古如一:那就是爱和平、求安宁的“阴性元素”。这虽然与进攻性的“阳性元素”对立,但却是化育世界所不可或缺的一半。阴性因素虽与创造精神格格不入,但它对创造力的“群龙无首”,进行了规范、阻碍甚至卓有成效的淘汰与歼灭,迫使创造力走向更高的状态。这正如礼的核心思想既不是“禁欲”也不是“纵欲”,而在于“中庸”和“节制”:目标不是“欲望”,而是“创造”!创造性起源于欲望,但创造力却需要克服欲望的骚动。“礼制的天下统治”的精髓,就在于迫使纵欲的时尚转辙,走向创造。礼制的天下统治创造了限制,其结果不是消极的保守而是积极的进取:限制了无秩序的动作,克服了创造的大障碍。而限制之下的最大创造就是某种特殊人格的兴起,没有他的大驾光临,礼制的天下统治是不可思议的。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礼制的天下统治”与“科学的世界秩序”:这两个概念是对同一意象的不同表述。这样的科学正好与民主和社会主义无缘。
    
    科学能造成世界秩序吗?科学不正构成了对于秩序的颠覆因素吗?我认为,科学作为工具,正像两面刃,有对秩序构成颠覆的一面,也有维护甚至巩固秩序的一面,例如,二十世纪后半期人民武装起义之所以很少成功,就是因为现代科技成为各国政府强大的镇压工具。在全球时代,这个特点会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削弱,科学力量在未来将发挥稳定秩序甚至整合全球的“阴性作用”。从科学发展史看,当科学结构剧烈变动时,各门科学的内容急剧调整,科学对秩序确有破坏作用,这时科学发展迫使社会秩序随之作出相应改变。反之,当科学结构相对稳定下来,科学发展相对陷于停顿状态,科学即对秩序发挥某种支持作用,科学成果支持现存秩序。
    
    这就是“科学与秩序的关系”的双重性。现代科学已经转变身份为秩序的支持者,其分科日益细密,有如雨后春笋窜生不已,但各门学科间的互渗也日益深入,最后各类学科间的不平衡将消失,科学内部的平衡结构建立起来,一个“大科学系统”,像大洋包容了所有暗流那样包容了一切分类学科,像汉朝的“阴阳五行”系统和罗马的“亚里士多德”系统,被确立为宗主。然后,在这个总括性很强的“大科学系统”的基础上,将有一个新宗教的冠冕勃然兴起。这种新宗教的核心,可能是历史性的“东西合璧”运动,催生新的精神焦点,它本身也将被全球规模刷新。
    
    对上述运动的表述,可以用一种“交叉式方法”:“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这“交叉式表述”的两部分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空间,使其外延和内涵无形变大。例如,“礼制的天下统治”原出中国种族的伦理范畴,而“科学的世界秩序”却是基于人类各个种族在地球生态环境中所面对的共同处境。这种背景上的不同决定了,礼制的天下统治偏重于人性方面,科学的世界秩序偏重于物性方面;前者注重历史意识,后者注重现实需要。二者虽然同属现世范畴,但前者似乎侧重集团伦理,后者可能侧重自我意识;前者强调服从,后者鼓励自觉;前者重视安全与和谐;后者重视福利与进步,等等。
    
    这就是“礼制的天下统治”与“科学的世界秩序”可能具有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基于二者渊源的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异,演变而成的。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这“交叉表述”得以存在的基础,在于它们共有一颗“礼魂”或曰“秩序精神”,在寻求完满中建立平衡甚至对称。我们可以把这种现世精神支配下的新宗教叫做“历史教”。“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荟集于“历史教”,它作为一种“理性宗教”,从经验科学的基地出发,向着“历史的战场”而不是“永恒的宝座”进发,前去击毁从经验科学派生敷衍出来的社会无序。“历史教”是全球纪元的整合工具,却不是永远的工具。“大科学”其实距离宗教很近,虽然科学终究缺乏一种信念和仰望的要素。
    
    由于科学只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而这个世界对于人的智能而言终究又是不可知的,所以科学总是让人处于不安定的探索状态,迫使人们的心情和看法永远被环境左右和摆布,“被命运捉弄”强烈感觉使人气馁,充满挫折感。故仅凭科学,不足以提供超越人间苦难的力量。科学的发展是基于社会需要和个人意志,即,“非科学的源头”决定了科学的命运,正如“人文理性”〔理性〕是从“自然理性”〔动物性〕的黑暗渊底升起的;“科学的世界秩序”最后也要由教化来维系。当科学发展进入其平缓的下游阶段,宗教的因素必将上升,使科学归入包容性的海洋。在教化的庇护下,科学渡过冬眠时代,迎来春潮。
    
    超越人间苦难,需要本能中的“偏执信念”,这来源于生物力量。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人们都是依靠生物性的“偏执力量”硬撑下去的,而如果按照纯粹理性的认识,人们完全没有理由在如此艰难痛苦的条件下,忍受生命的磨难。我们看到,宗教的力量恰恰来自生物性的偏执精神,这力量鼓励人们在毫无意义的世界上硬撑下去,并以社会化的崇拜方式,增进群众的信心,故宗教无一不在祭仪上狠下工夫。若非祭仪有声有色,信心与崇拜难以持久维持。尽管宗教史证明,越是后起的宗教越是更抽象亦即更超验,更能经得起科学的质询;但围绕越来越抽象的超验力量所进行的崇拜与信仰,有时也会变得越来越具体亦即更经验:成为人类社会的安定因素、人类精神的镇静因素,平息灵魂的焦虑基调,奠定新的黄金时代。
    
(六)

    
    五百年来形形色色的国际战役,都是围绕欧洲文明的价值观念而发生的,至少也是打着欧洲式的旗帜来进行的,即使像日俄战争、中国参与的韩战、越战,二次大战后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些非欧国家参与的战争,对西方文明的前景虽是不妙的预兆,但都还是围绕欧洲文明的准则而酝酿发展的,这些亚洲国家不仅不敢在名份上和哲学上反对西方,而且总要拉上一个欧洲同夥才敢于向另一个欧洲国家开战:例如日本拉上英国才敢于碰撞俄国,拉上德国才敢于碰撞美国;中国拉上苏联才敢于参加韩战和越战,甚至邓小平教训越南也要先跑到美国到谈妥了。现在没有欧洲国家壮胆,连为了“台湾这个内政问题”都不敢和美国对阵。总的来说,反对一切西方象征并有效反击了这些象征的,两百年来惟有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在这些“伊斯兰战士”的进军声中,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的神秘音乐仿佛哑然失声了。在伊斯兰革命的烟尘中,伦勃郎、达芬奇、拉菲尔、塞尚的神奇绘画仿佛一蹋糊涂,就像五百年来的东方艺术那样遭到彻底的糟蹋。在伊斯兰的可兰经文的宣读声中,西方科学理论的大厦即将动摇?某种动人心弦的巨变,不仅作为暗流汨汨渗透,而且满含魄力涌流出来,要使世界承认它的生存权利。
    
    后来削弱了苏联帝国的阿富汗战争,何尝不是在伊拉克入侵伊朗的第一枪中打响的?甚至可以说2001年的反恐战争是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某种后续。难怪小布什政府要把毫不相干的伊朗列为反恐战争的第二批打击对象。小布什没有因此感谢它的死敌伊朗人,尽管美国政府培植了自己的死敌“基地恐怖集团”及其首领宾拉丹,直接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向“后基督教的欧洲─美洲殖民地社会”发起名为“自杀攻击”、实为“人口消耗战”的突击运动。而奇妙的是,这一自杀攻击的重点,正好落在了欧洲殖民地的东西两翼〔苏联和美国〕的头上,而不是主要袭击欧洲本土。
    
    这岂不是一种变相的“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异源文明对主流文明的整合,虽然如此见微知著,但却难以防微杜渐,因为那是一种宿命,类似于生命史的进化过程,是和不断的突变、间歇的绝种,联系在一起的交响诗歌。例如,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的出现,是在欧洲丧尽了殖民地即欧洲没落之后,同步出现的。“统一欧洲”、“欧洲合众国”的诞生,表明作为文明力量和殖民泉的欧洲,已经寿终正寝了。格外有趣的是,唯一保留大量非欧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现在只有俄罗斯一国了,而俄罗斯是唯一拒绝参加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因为俄罗斯一旦追随东欧国家这样行事,那么俄国现有的亚洲领土势必完全脱离欧洲体系,回归亚洲的怀抱。下一步,不是“伊斯兰教从南面吞没欧洲”,就是“东亚人从东面收复西伯利亚,甚至收复伏尔加盆地”。因为欧洲殖民扩张之前,俄罗斯的本土只有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四川省还要小。
    
    1238年,基辅罗斯和俄罗斯各公国向金帐汗国的蒙古人俯首称臣。金帐汗国又名钦察汗国,是蒙古帝国最西部分,占有东欧和中欧地区,由成吉思汗之子术赤的儿子拔都及其后人管理。二百四十年以后,1478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停止向金帐汗国进贡。1480年,金帐汗阿合马率兵讨伐。伊凡三世怯阵准备退却,不久形势发生变化,伊凡三世不战而胜,这样莫斯科公国才获得了独立。1485年,莫斯科大公征服了东北罗斯,号称“全罗斯大公”,娶了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自称是拜占廷皇统的合法继承人。1497年颁布了第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典,从1462年到1533年,伊凡三世及其儿子瓦西里三世统治时期〔1505─1533年〕,俄罗斯的领土从四十三万平方公里〔比四川省的四十八万平方公里还少〕,扩大到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到第聂伯河上游,东到乌拉尔山的支脉,成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这个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经过历代沙皇的不断征战扩张,到1917年沙皇统治寿终正寝时,俄罗斯已成为横跨欧亚大陆,东西长一万余公里,南北宽五千余公里,总面积二千余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地理大国。苏联时期的领土面积二千二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不久前从别国侵占来的;现在俄罗斯联邦的领土面积一千七百一十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千四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从别国侵占来的。这就是说,即使按现有俄罗斯领土面积计算,所侵占的领土面积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除俄罗斯以外的地理大国的面积都大〔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美国937万平方公里、巴西85l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768万平方公里、印度297万平方公里〕。俄国仅从中国就侵占了154.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东部地区为103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两个法国、三个日本、四个英国、八个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五个荷兰、三十四个比利时。今天俄罗斯远东的南部地区即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等,就是俄国在1858─1860年期间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条约夺去的。其中包括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分别割让的。在地理上,俄罗斯原是欧洲国家,它的亚洲领土都是侵占他国而来,其亚洲地区的俄罗斯人口都是从祖居地欧洲移民而来,不仅西伯利亚,就连远东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人仍把自己视作欧洲人;而不像美国人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欧洲人了:所以亚洲的俄罗斯人是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应该结束几百年来抢劫为生的暴力旅行,全部回到他们的欧洲老家去。
    
    波兰人曾被誉为“斯拉夫之花”,不仅因为他们率先起义,反抗斯大林主义的枷锁;而且因为又以“天主教会加团结工会”的方式,瓦解了欧洲殖民主义东线〔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地带,为全球文明的最终转型,开辟了道路。波兰人做到的事,为什么更为西方化的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反而没有做到呢?尽管捷克人1968年、匈牙利人1956年就发动过自由运动。难道因为波兰处在亚洲人入侵欧洲的主干道上,因而比其他斯拉夫人的奴性相对较少?在十八世纪遭到德国和俄国瓜分之前,波兰的政制为一种君主立宪的贵族制度,其贵族势力较英国都不遑多让甚至更加强大。但这种导致英国走向民主和强大的贵族传统,在波兰却未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反而导致了波兰的衰弱和灭亡。这说明相对主义的方法论比较绝对主义的目的论更加接近事物的真相:世界没有一种绝对的善或恶,尤其与人相关的东西,都会因时因势因情而异,革命的王者是承天应运而不是什么英雄造时势。
    
    当然,波兰人和俄国人不同,他们本身就是“西方社会”的成员,是天主教徒,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贡献,要比俄国人来得直接而深刻,如哥白尼就是一个例子,对欧洲文明的潜在影响,波兰人要比俄国人大出许多。波兰人曾经成功地点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导火线,如此波兰人行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往往是为另一些更为巨大的事变开辟了道路……例如,反抗德国和俄国不断瓜分蚕食的波兰人,在二十世纪末叶,终于为欧洲殖民主义体系东方阵营的崩溃,敲响了丧钟。波兰的事例再次佐证了:复兴或新兴皆由反侵略之功所致,没有遭受侵略就没有可能获得复兴或再生。而反侵略起家的民族,在国家强大后必加侵略于他人,如俄国在反抗蒙古成功后开辟了欧洲殖民扩张的东线〔经营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殖民地〕,西班牙在反抗北非的伊斯兰侵略者成功之后开辟了欧洲殖民扩张的西线〔美洲殖民地〕,这就是广义的“报复”,是“强盛起源于遭到强暴”的文明的循环现象。例如日本也是在遭到蒙古入侵之后变成一个积极向大陆扩张的国家;而中国更是把曾经入侵过它的国家,如西藏、新疆、蒙古、满洲一一纳入自己的版图。
    
    再看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大约相当于明朝的十八行省〕:有史以来,中国北部即处于持续而缓慢的干旱过程中,其间不乏回潮时期,但总趋势是许多古代著名的北方河流,渐渐干涸得滴水不见,仅剩下沙石累累的河床枯卧世间。这个自然过程,对东亚大陆社会的发展过程,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首先,气候的干旱造成草原周期性枯萎,迫使漠北游牧民族南侵,对中原农业地带构成经常的威胁,并不时带来毁灭性的入主。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著名的游牧民族大侵袭,大都是紧随严重干旱、草地枯萎,牲畜大批死亡而开始,呈现明显的周期性。而在中国、印度、中东、欧洲的农耕地带,在遭受欧亚北部草原势力侵袭的时间表上,往往呈现同步性。如匈奴、突厥、蒙古等部族的疯狂扩张,就是在同一世代里先后向不同方向进击的。当然游牧人要组织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入侵,离不开强有力的头领和精明的组织者,但其原动力却不是野心而是饥饿,是造成饥饿的灾难性气候。
    
    其次,每一个建立在农耕地带的王朝,甚至是出身于游牧部落的如北朝和五代的主要几个政权,以及辽、金、元、清等诸朝,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防卫问题:遏制尚未南下入侵的新的游牧势力继续南下。北魏拓跋氏政权大力推行汉化改革,阻止同族的鲜卑人继续南下,结果引起“六镇大起义”,也就是生番对熟番的造反和“继续革命”,金对辽、蒙古对金,也是如此。这些例证,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的背后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因干旱压力争夺唯一有水的生存空间。结果是中原人不断南移,先是往东南沿海地带和岭南、云贵川地区迁移,到了明、清以后进而飘浮过海,移民南洋……
    
    综上所述即可知道,中国内部,从来就包含着游牧与农耕这二元之间的势力消长,情况似乎是:游牧民族所给予定居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破坏作用,有时竟比许多直接的建设更富于间接的建设性,例如通过屠杀振奋了许多腐朽文明的生存状态。同时它给定居生活的刺激,导致定居社会的精神状态为之“游牧化”。中国历史上的流寇,不就是内部农民的游牧化所形成的破坏集团吗?欧洲人,不是在受了北非柏柏尔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压迫之后转向大西洋开始扩张活动的吗?所以说“破坏有时比建设更富于建设性”。
    
    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即不仅从游牧和农耕的角度而且从内陆与航海的角度审视文明的发展,在新的中国文明支配全球历史进程之前,它应首先支配中国自己的生活,然后支配“西太平洋圈”,以弥补中国文明的政治传统中偏重内陆因素的缺陷,使之综合南北中国的要素,成为一种兼有航海文明及内陆文明双重特性的综合文明,为全球范围的整合准备条件。新的中国文明业已含有航海文明的特质,这文明的特质是“海岸文明”而不是“海岛文明”,而海岸文明比海岛文明更适合整合内陆文明与海岛文明。我们不应忘记,所谓西方文明的主流,正是海岛文化,从克里特岛到西西里岛,到英伦三岛到澳大利亚与美洲“世界岛”。爱琴海──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这就是欧洲殖民者的足迹。新的中国文明若不具备海岸文明的特质,则难以同化西方的海岛文明而合成未来的“全球文明”。而这一创造性中和化育,是使全球历史得以浑然一体的不二法门。
    
    现代社会兴起的“生态运动”,不正是西方文明受到东方文明影响而产生的历史演变之一?若没有东方文明的护持,“生态学派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在“西方价值观”的侵蚀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可见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并非一个偶然的意外事变,而是逻辑的必然,是水到渠成的果实。例如古代中国人所谓的“尽性”,可以说是包含了“社会生态思想”的原型:每个人如果都尽力发挥了自己天性中的能量,也就最大限度实现了社会生态的动态平衡……“尽性就是让生活自己说话”,甚至是“替天行道”!对于富有天分的人来说,尽性就是“发展天才”;对于恶棍,尽性可使社会生活横生波澜、充满刺激;对于平庸者,尽性也就是做一名忠实的随从。尽性不是纵欲,而是需要纵欲的就纵欲,需要禁欲的就禁欲,需要节欲的就节欲──各个尽其天性。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现有的美国文化不是也很难成为全球文明的建设力量,因为它纵欲太多,节欲太少,禁欲缺如。这种极端商业化的文明是典型的多国环境的产物,其文化是分离性的而不是聚合性的。这样的社会与文化越壮大,世界就越是陷入长期的动乱,即“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世界要完蛋”。从促进技术发展的意义说,这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但它抹煞不掉这一事实:美国式的成就是以整个地球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就美国的事例看,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强烈的反差:文明质量与文明实力之间的极不相称,即,文明质量极差而文明实力极强。所以,美国强大的技术与传播工具,结果是扩大了文明的退化面积和退化深度。美国的实力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基点,这里面当然有“幸运”的成份,而不纯然是所谓“制度优越”或“文化先进”的必然成就,否则就无法解释英国的衰败。尽管乘胜推销救世军观念是顺理成章的,但我怀疑,和平队兜售的廉价福音,并非真货,因此对世界其余部分可能适得其反:其社会效果与在美国条件下的社会效果,可能是南辕北辙。如我怀疑,美国式的社会整合方式在东亚地区的广为传播,其后果将与欧洲式国家模型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的传播相似,只会导致长期的国际混乱。
    
    比较一下号称同质的美、英两国在二战后的国内政治,将是有趣的:英国人把战争瘟神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用“瘟神”来音译“Winston”也许更为传神,正如用“猴孙河”来翻译“哈得逊河[Hudson river]更为传神”〕轰下了台;美国人却推举德克萨斯的粗鄙武夫“艾克”〔Ike,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当上了总统。这说明美国人政治上的幼稚性?还是精神上的原始性?但正是这种幼稚性,这种半生番的气质,使得美国得以继续扩张霸权,接管了文弱了的英国人的世界遗产。牛仔裤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标准服饰,这种野蛮状态和当年希腊人眼中的马其顿人、罗马人的粗鄙何其相似!美国将用粗鄙而不是文雅来管制全球。“谁想成为绅士就先要成为流氓”──这就是文明的圈回之“圆”?
    
(七)

    
    2004年3月11日,在2001年的911事件刚满一千天的时候,西班牙发生大爆炸,造成二百零一人死亡,一千六百多人受伤。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爆炸是穆斯林武装所为,很多原本就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西班牙人纷纷谴责前政府紧密追随美国的政策,认为311爆炸是对西班牙的报复。这起突发事件让反战的工人社会党大大受益,在选前民调中被普遍认为没有胜利希望的社会党一举击败了谋求连任的人民党。
    
    很多选民表示,他们不再支持人民党是因为人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反对而参加伊拉克战争,使得西班牙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袭击目标,因为马德里爆炸案就有“基地”组织的背景。巴塞罗纳市一位选民说:“人民党失去了我的政治信任,它应该被击败。”该市另一名选民说:“我本来不想投票,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人民党应该对马德里爆炸以及伊拉克的谋杀负责。”
    
    西班牙曾是美国铁杆盟友,结果要撤回驻伊军队,马德里爆炸案使得本来不受关注的西班牙大选成为举世瞩目的大事。果不其然,执政的人民党政府黯然下台,在野八年的工人社会党重新上台。大选结果尘埃已定,但风波却未平息,而且演化成地震。西班牙当选首相表示,自己将履行竞选时的诺言,西班牙会把派往伊拉克的一千三百名官兵全部撤回。这意味着美国的“铁杆盟友”西班牙,已经精神崩溃了,其他因此向伊拉克派兵的国家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分析人士指出,西班牙的撤军虽然不会对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和多国部队的规模产生实质影响,但这一决定在政治上的效应却不亚于引发了一场地震。“美国一直寻求将伊拉克问题国际化,所以各国向伊拉克的派兵成为政治上的支持,西班牙态度的突然转变无疑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集团”中东问题专家约斯特·希特曼说。而《纽约时报》也以《布什遭受打击》为题来分析西班牙大选对美国的影响。文章的作者认为,阿斯纳尔政府的下台将迫使那些在伊拉克问题上支持美国的政府三思而行,和美国走得太近会被选民赶下台。一名美国高官说,白宫根本没有想到,马德里爆炸会对西班牙政局带来如此之大的影响,而撤军可能导致“多米诺效应”。
    
    更加微妙的是,西班牙人民党的下台和工人社会党的重新执政,不仅在伊拉克问题上造成剧烈震荡,且将使欧洲政治格局重新划分,甚至对欧美关系也产生影响。原先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导致欧洲出现“分裂”,形成了以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为代表的“老欧洲”和以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新欧洲”。反战的“老欧洲”和亲美的“新欧洲”之间龃龉不断。而西班牙新政府上台后将修复与法国、德国和欧盟所有成员国之间的友好的关系。这将对缓和“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的关系大有益处。因此大部分欧洲国家对西班牙政坛的地震感到高兴。欧盟高级官员说,支持美国的“新欧洲轴心”,导致欧洲出现分裂,如今这个轴心已经不复存在,英国和意大利孤掌难鸣。人民党政府的下台也有利于通过欧洲宪法。分析家指出,马德里爆炸事件有“基地”组织的插手,西班牙人民党的下台等于恐怖组织的重大胜利;会促使他们发动更多的袭击──总部设在伦敦的智囊机构“安全风险管理”公司负责人这样认为。策划马德里爆炸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影响三天之后的西班牙大选。早在爆炸前三个月,一个恐怖分子经常光顾的网站就在讨论袭击西班牙的计划,其目的是增加公众的反战情绪,并迫使西班牙亲美政府下台。该计划明确建议武装人员在西班牙大选前夕动手。“基地”组织还威胁要在即将到来的六月欧洲锦标赛期间在葡萄牙发动恐怖袭击,意大利和英国也都响起了恐怖袭击的警报。
    
    尽管美国总统布什呼吁盟国继续支持反恐战,但遭到西班牙新总理的断然拒绝:“对伊拉克的占领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战后死亡的人比战争死亡的还多。”在民选政府看来,能否赢得选票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政权在选票的压力面前是不可能坚持任何立场的。除非妥协或是下台,而一般情况下政客们都是选择妥协而不是选择下台。这样,如水流淌的民意就成了主宰一切的指针。
    
    但要创造历史的,就不能消极地迎合民意,而要积极地引导民意,这就不得不牵涉到所谓“阴谋治国”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运动群众”而不是被群众运动所左右。
    
    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53-〕写作了一本畅销书《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The Great Unraveling: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2003年〕,该书是他三年以来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的精选。他观察到布什政府一再欺骗公众,而主导其政策的右派保守势力是支“颠覆性力量”,实质上要推翻民主──它们想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现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根除罗斯福新政以来所构建的福利体制。克鲁格曼不是左翼份子,而是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公众大部分持中间立场,一旦人们了解到布什政府激进的政治目标后,将不会有人在当前极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选择他当总统,因为那意味着美国实行多年的宝贵制度毁于一旦──因此《大破解》一书将成为美国选民的警世钟。
    
    有趣的是,在关于布什政府是否大转向的问题上,不久前出任《纽约时报》执行主编一职的比尔·凯勒〔Bill Keller〕,在其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也持同样观点,他在肯定布什政府的同时也承认布什想将美国引入克鲁格曼所指称的极端保守主义方向,其中包括:急剧削减或取消税收制度中的累进税、逐步减少社会保障和其它保险的数额、促进无干涉市场、解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限制、对政府部门进行私有化改造等等。
    
    从“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角度看,如果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右翼政变”真的像上面两位所说的那样,那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头,是美国这个唯一霸权正在进入其角色的尝试──类似于进行某种“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转变”。这一转变也许令许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不如此,美国这个主权国家就无法完成向着全球政府的职能转变。
    
    新的世纪不会是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纪,而可能是“九一一事件”的回响:整个世界急剧“右翼化”,不论美国、中国还是俄国──公共资产正以不同方式迅速落入少数人的腰包,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而作为绝望挣扎的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行为,到处蔓延。
    
(八)

    
    “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现在的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道路,也应该是未来的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如美洲、澳洲以及俄国占领的亚州土地〕人民需要遵循的道路。我相信,这样的遵循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被抉择的命运:“不是你们选择了命运而是命运选择了你们。”所以,能够听候命运裁决的人,是幸运的。不过,不要无所事事地等候,因为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里,才有着最深刻的命运在!
    
    我知道,“人权”概念越是深入人心,就越是在未来的年代里构成对人类安全的实质威胁。人权的要求,本来是作为一股反压抑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充满生命的积极性,可是随着它的持续发展,它的消极性就增长起来:它无所创造了,成为享受、霸占甚至纵欲的藉口;而没有限制地发泄反压抑的力量,会导致生命力量的颓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扼杀。在各种相互对立的“人权”、“自由”、“解放”、“我的奋斗”之间的无情砍杀中,世界已经乱七八糟、百孔千疮了。生态灾难显示,地球的承受能力实在有限,而被迫结束这种文明戏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期不远。于是文明的黄昏又会降临,黑暗时代作为文明衰落的闭幕典礼,庄严地展开,充塞宇宙的惰性及其历史报应的节目,粉墨登场。
    
    命运的安排从来如此:事情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人们不会知道它、更无从理解,指手划脚地追逐事物的影子、是人们唯一所能;而在事情已经发生甚至开始过去的时候,人们知道了也“已经太晚”。而那位能在事情发生之初就看出其征兆的,亿万里也挑不出一个来。古代的先知是百万分之一,现代的先知是亿分之一,由于人口爆炸,使人口质量遭到稀释……更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社会变速的加快,即使那些能在事情成型之初就发现它的〔或叫“后知后觉者”〕,也只是万分之一的稀有动物了。可是有何等命运正等待他们?在这个“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大众化时代,除了被冷冻、隔离和放逐,还能有什么呢?
    
    据报道,欧盟正拨款两千五百万欧洲货币挽救五十种左右目前还在以某种形式使用的“欧洲少数民族语言”,如法国的布列塔尼语、科西嘉语、英国的威尔士语和苏格兰的盖尔语、西班牙的巴斯克语、加利西亚语等等。为什么在全球化步伐日益急促的时代要如此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依靠武力无法进行民族同化?“帝国和意识形态并不能充分替代血缘和文化;要想名垂青史,我们不仅需要后裔,而且需要能够延续我们的语言的后裔。”然而不幸的是,欧洲人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跌,其原因并不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遭受外来统治带来的强制节育,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文明内在衰落所引起的无生育意愿。意大利1.27%的出生率是世界各国最低的,也许因为那里是欧洲文明最先兴起的地方〔从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的近代欧洲〕。这预示着,现代意大利语及其大部分方言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而毁灭它们的杀手可能就是正在源源不断进入欧洲的回教徒,他们带来了欧洲前殖民地人民的逆向殖民运动。
    
    新文化战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经济战争,也非夺取霸权的军事战争,甚至不是推广政治制度的政治战争,新文化战争乃是要决定人类将采纳何等主流文明,决定何种社会模式将主宰未来世界的生死存亡。文化战突破国界、人种、民族、阶级而到处发生: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内战”,而不再是“世界大战”,更不是“民主国家无战争”──相反,“全球内战”交织一团,不分主权国家的国界……它之后才会有“后殖民主义的全球整合新局”。
    
    在我们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享受的提高,工业社会的毒素,不可逆转地导致人种退化,这一趋势断加剧,所以“文化的决斗”势在必行。一方是现存的人性,另方是现存的文明──两方发生冲突,结局如何?人性迄今变化不大,而文明却不断革命,双方差距日巨,矛盾愈来愈深,最后结局也许不像古代那样由人性来毁灭文明,也不像科学幻想小说那样用遗传工程改造了人性,而是两者之间的一个调和。新文化战中倒下的,将不是一个集团,一个国家甚至一种民族,也不是仅仅是一股经济势力或一架庞大可怖的军事机器──新文化战结束时,倒地的将是一种文明,连同它的生活方式、思想形态、经济产能、军事力量;以及它所庇护的民族、国家、利益集团等等……特别是后者。如果他们不肯放弃腐败的时尚,更加不可救药。腐败是文明自身的最大掘墓人,从内部瓦解了自身存在,新文化战所歼灭的不是“四旧”,而是整整一座腐烂的城池以及城里的人,就像是《圣经》故事告诉人们的那样。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物、事,及其互相关系,都会因为“上帝的愤怒”消失得无踪无影。
    
    全球社会的矛盾、敌对的利益,汇归为终极战争是不难想象的。充分的全球化使得终极战争不再诉诸国际战争,而是“一场世界规模的内战”,一场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那时争议的焦点将是:到底是放任欧洲文明通过遗传工程来改造人类呢?还是不愿丧失人性的人们起来结束欧洲文明,以开辟一种更为合理与温和的文明?在时代的两难面前,为避免全球居民分裂为两半,就需要某种角逐与仲裁,以决定自身的命运。这种“决定真理的方法”就是我们预料的新文化战。要避免这两个极端:要么是“机械文明”永远占据上风,特别是它从遗传工程改造整个人类,使得本身成为坚不可摧的王者,成了新人类的“生存基础”;要么是一个新的、摧毁一切文明的“黑暗时代”再度来临。
    
    现在,我们思考并谈论这些,已经并非“为时过早”,因为人性与文明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了。而中国文明的拿手好戏现在正好派上用场:“调和、中庸”,不走极端:既不用遗传工程从先天去改变人性及人的生理特征,也不诉诸毁灭现代文明的激烈手段;中国文明擅长用冰冻式或叫化石形式,来使文明逐渐僵化,固定下来,就像中国文明在过去做过的那样,但这可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的所作所为。这是“脱水”,并在脱水中取得了喘息,赢得了时间,让人性和文明有机会来调整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在这表面上的封冻与石化之下,并非一切死寂,而是进行一场微观世界的内在调整。等调整完成后,文明与人性之间古老的冲突再将以新的力量形式重新激起。于是,在那整个调整期、间歇期、休息期中呈现的社会衰落、疲惫现象,将供奉:一个生机勃勃的“复兴时代”又可以崭露头角了。
    
    王通〔584─617年〕《中说·问易》:“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无疑,王通在论述这五种战争时,把顺序颠倒了。按照儒家的意识,文明的主宰者可以排列为皇、帝、王、霸、强这五序列。同时也不妨认为,所谓皇、帝、王、霸、强这五个级别,在历史上并不像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那样先行存在,而只是儒家思想的事后追认罢了。当然,它后来既然成为一种风行的观念,就对再后来的历史发生了影响。
    
    如果我们运用“新文化战”的观念来理解上述皇、帝、王、霸、强五个级别,那么“战德”就是看哪种文化品性更适合未来历史的需要;“战兵”,就是纯粹的军事战;“战智”,则是谋略战的内容;“战义”则是意识形态战争;“战无为”的时代还未真正来到,其内涵接近礼制的天下统治。那么,什么是“义”呢?用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义”,可以理解为“互助”。所谓“义气”就是互相援助的品质、救助“圈内人物”的习惯等等。既是圈子内部的人物,则必有互相帮助之意。就“礼义”而言,礼是等级是秩序,意味着服从;义是博爱是契约,意味着互助。因而“义”实为墨家“兼爱”的引伸。至于战无为,并非乌托邦,而指天命攸归者。天子无为而无不为,因为他既是天命所在,就不用意识形态取胜,而是用无意识取胜。
    
    他的无意识深处闪烁着天命之光。战德者,是新文化战的表率、奉天承运的指导者。战义者,能给世界带来福祉,把各国引向互助之路。战智者,天下的勾心斗角者皆是也;战兵者,则与动物界最为接近。
    
    归纳起来:战无为者是文明的创造者;战德者是文明的指导者;战义者是文明的致福者;战智者是文明的占有者;战兵者是文明的掠夺者……正因为“战兵”、“战智”、“战义”是欧洲文明的特点,所以“告别欧洲”,不仅是一切非欧人民应该遵循的,也该是欧洲人民包括其殖民地后裔人民需要遵循的。《孟子》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一”就是“统一”。从短期看,孟子的预言落空了,因为最为嗜杀人的秦国嬴政征服了各国;但从中期看,还是比较不嗜杀人的刘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刘邦竟然比嬴政还大三岁,应了所谓“天下神器,唯有德者居之”的谶语。战德,就是文化战;战无为,就是赢得礼制的天下统治。
    
(九)

    
    《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的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犯了马克思主义者经常犯的毛病,在评估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未来前景时,过多关注新技术及其带动下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而忽视了主导世界经济的那些主权国家的政治反动。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治制度及其状态对于经济的决定作用,并十分短视地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一体化,经济自由必定导致政治自由。事实上,欧洲文化和非欧文化的差异不可能对各自的经济系统没有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结果,从东方来的列宁和更东方来的斯大林,完全推翻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用“科学社会主义”在一个最落后的欧洲帝国建立了最野蛮的社会帝国主义制度。
    
    那么,究竟什么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是政治整合。
    
    中国大陆有学者认为,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考察,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已经孕育在二十世纪的三项根本动态中:1,世界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2,欧式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方式 的全球性扩散;3,洲际大国的新兴。〔时殷弘《美国与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相关的观察似乎发现,“在欧洲,谋求霸权的国家引发的周期性痉挛之后,总是领土进一步分裂;在欧洲外面的世界,事态发展却导致规模越来越大的领土集聚。”这后一动态,产生了美、俄等洲际大国,其得利于欧洲文明的国际屠杀。一个超越民族的巨型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许要几百年,但却难以逆转,而能够具备这种规模条件的国家也寥寥无几。
    
    在我们看来,如美国和俄苏赶超欧洲列强并在二战后取得绝对优势,说到底是因为除了实行源于欧洲的现代化之外,它们拥有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规模优势,显示了当代世界强国的新特征。其实这些特征在古代中国的秦和楚、古代欧洲的马其顿和罗马,都一再出现;结果使得中原各国与希腊各国,在野蛮的边缘大国面前不得不沦为二流国家,正如今天的欧盟国家一样。
    
    当然,中心城市的决定作用是不能忽略的,中原各国虽然灭亡,但它们留下的中心城市如临淄、邯郸、郢都、大梁等却长期影响了秦汉帝国的发展;正如希腊各国虽然失势,但雅典、科林斯的重心地位却持续存在;欧洲各国虽然衰败,但伦敦、巴黎、柏林、罗马仍然影响全球化的进程。
    
    立足于大陆纵深地带的巨大强国如美国、俄国甚至未来的中国、印度出现之后,欧洲的半岛国家甚至岛国由于规模太小而逐渐丧失了主导地位,但它们的文化优势正如古代的中原各国、希腊各国一样,还会长在百年。
    
    以此对照,美国目前的状态是否全球政府的合格候选人?显然不像。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及其实际处境来看,它还没有能够摆脱主权国家时代“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通病,没有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的立足点上来。
    
    阻碍美国形成一个全球政府的因素主要是,由于早期殖民地的多重矛盾经历,美国具有“童年创伤”:
    
    1,受到欧洲列强争霸的轮番压迫;
    
    2,掠夺和屠杀印第安人的不良记录;
    
    3,贩卖和奴役黑人的精神烙印;
    
    4,热爱自己的自由;但缺乏容纳非西方强国的历史经历。它对数百年的西方支配性优势习以为常并视为当然,因而缺乏全球化所需的气度和精神准备。美国如果不能超越自己“主流社会”的种族情绪和文化偏见,要主导全球化就像“富人进天国”、“骆驼穿针眼”那样困难:财富和体积成为美国继续前进的障碍。
    
    然而全球化的暴风骤雨已经迫在眉睫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深刻地洞悉了所谓“现代文明”的虚弱本质,因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经历了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原始社会〔五十年代〕、奴隶社会〔六十年代〕、封建社会〔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八十年代〕到社会正义社会〔九十年代〕的全部历程──我们因此知道西方传来的真理〔如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病的,而且病入膏肓。现代中国人何其不幸,被愈来愈深地卷入这场世界疾病,况且并不纯然是被动的:中国人正以愈来愈主动,愈来愈积极的态度与步调拼命挤入这场现代文明的瘟疫戏目……可惜现代文明不但本质虚弱,而且已到虚脱的地步:这不仅是“文明的虚脱”,也是参与这一文明戏码的人自身的严重虚脱……现在世界上愈来愈风行的放浪、变态和狂暴行为,风起云涌,其势头还在继续高涨,丝毫看不出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出现逆转……疯狂的程度,足以说明现代文明的生活者们的虚脱程度。这不仅是心理层面的虚脱,也是生理层面的虚脱。变态的世界已成常态的世界。
    
    现代文明的病已经不是任何“药”所能医治的,“文明病”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开始危害人类的生物基础。除了“毒药”之外,几乎一切药物及手术都已尝试过了……药物治疗被评价为“改良”,手术治疗被评价为“革命”。而现代文明的脆弱性在其与人性的根本对立。压抑人性的机械文明具有强制性,强迫人们顺应。这一倾向由“历史唯物主义”用哲学语言来宣告了,而现代教育就摧折人性、强迫青年接受种种非人的训练,变成贪得无餍的机器人。可以说,现代世界的纵欲败德日益猖獗,日益增加的暴力行为是对现代文明摧戕人性的激烈反抗。不过这类反抗似乎过多个人色彩、破坏性质,而不是集体性的、建设性的反抗。惟有集体性的、建设性的反抗成功了,始能造就一个健康的文明。
    
    随着现代文明的继续堕落,被垄断的文明与人性之间的对立也就愈益严重,二者之间的裂痕已经完全撕断开来,变成了不可填补的鸿沟。好在任何文明都不能长久窒息人类生机、摧折人类天性,而自身却能逃避衰落与毁灭的命运。照此看来,无论现代文明怎样堕落,它也没有能力逃避这个规则的审判。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人类最堕落的文化发生在美洲,尤其是南美洲?答案可能是:因为欧洲最坏的殖民强盗在美洲干下了他们最为肆无忌惮的勾当。这有点像日本兵在其国内规规矩矩、如同机器,一旦到了被占领的海外地区就原形毕露,体现出人性中最为丑陋凶残的一面来。殖民者在美洲开创了最坏的先例及其文化,美洲人所穿的衣服是世界上最少的,而且越来越少,在公众场合,连女人的腹股沟和尾椎骨都露了出来。现在,南美洲的野蛮堕落色情风气已经随着移民侵入北美洲,然后再通过北美洲的强大传播力量扩散全球。欧洲文明就这样祸害了全球,就像当初他们把梅毒传遍了南北美洲,使得大部分美洲原住民族死于非命。
    
    《中国时报》2008年1月15日报道,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十八世纪哲学家伏尔泰或许终究说对了:十五世纪末期梅毒大流行肆虐欧洲各地,可能就是当时的探险家哥伦布惹的祸。梅毒此一世界上最致命的性病究竟源于何地,已经争论了五百年,美国科研团队的最新研究将矛头指向哥伦布这位探险家。
    
    1495年时,一群以法国人为主的佣兵,进入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其中便有人感染了梅毒,这也是歷史纪录中首见。此后,梅毒横越欧洲大陆,到了十五世纪末,梅毒在各地称呼各异,在苏格兰称为“西班牙梅毒”,在弗兰德斯与葡萄牙称为“西班牙病”,而意大利人、德国人与英国人则将梅毒称为“那不勒斯病”。伏尔泰在其讽刺剧作《憨第德》中藉由主角的啟蒙导师潘若思解释了梅毒如何蔓延至欧洲大陆。1493年,哥伦布结束其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历史性首航行程,返回欧洲。而某些医学史学家相信,历史记录上最早染患梅毒的佣兵就是哥伦布探险队的船员,他们与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妇女寻欢作乐因而染病。但是这个论点的证据并不完整。某些专家反而认为,梅毒源于欧洲,事实上是由哥伦布的部下带往美洲。
    
    如今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艾莫瑞大学学者哈珀率领的研究团队,在全球二十六个地点比对梅毒病原体“梅毒螺旋体”不同株别后发现,梅毒是梅毒螺旋体中最近期才演化出现的成员。而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梅毒是热带疾病“印度痘”的近亲,这是南美洲特有疾病,也会影响皮肤、骨头与关节,然而印度痘比梅毒轻微,也不是透过性行为传染,这份报告刊登在网路版《公共科学图书馆:被忽视的热带疾病》期刊。哈珀假设,哥伦布的船员感染印度痘,病菌飘扬过海来到欧洲,迅速适应本地较寒冷也较乾燥的气候,接着变成引发梅毒的病原体,而这种病原体到目前为止大致上仍相当稳定。研究中说:“遗传数据与广泛文献证据的结合,让哥伦布带回梅毒的假说获得新的可信力。”
    
    美洲的生活是极端文明与极端野蛮的奇异交响,我们看到,新野蛮主义在美洲生活中的抬头,其速度并不亚于文明的进展。新野蛮主义迟早会蛀空现代文明的大厦,终有一天使之颓然倾覆。从同情的角度看,新野蛮主义实际上是压抑下的人性所采取的极端发泄方式,它的阴影逐渐笼罩了现代文明疲惫而颓废的躯体,有如洁白的被单罩住了僵卧病床的人。
    
    悲剧的结局大体有两种:一、现代文明结构被新野蛮主义的人性所摧毁,尽管它的许多碎片将作为“历史因素”而得以留存;二、现代文明用改变人类遗传基础的“非人手段”来改造人类、保存自己……实际上这是一场“文明”与“人类”之间的殊死搏斗,而不再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角逐”。这场全球战争的血腥气味已经扑面而来了,现在虽然还较为隐蔽,大多以“科学试验”和“节制生育”的方式进行杀戮,但其结果无疑会逐步显明起来,直到战争结束。但愿这场战争有一个胜利者,不论是谁──而不要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十)

    
    澳大利亚史家罗·华德〔Russel Ward〕根据人类学资料指出:“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即土著,其皮肤虽为棕色偏黑,近黑色,但从体格外貌上看,他们像高加索人种,而不像尼格罗人种或蒙古人种。例如,他们的头发一般长得浓密,但是既不像蒙古人的头发那样细长垂直,也不像尼格罗人那样卷曲,而像欧洲人的波状发型;婴儿的头发为金黄色。”〔Russel Ward,The History of Australia,P.1,1978,London.〕
    
    考古资料显示,“原始高加索人种”是澳洲黑人的早期祖先。原始高加索人种约两万年以前居住在中亚一带,后来向外扩散,向西扩散便成为“雅利安人”,向南扩散便成为达罗毗荼人、锡兰人,向东北扩散便成为日本的虾夷人〔Emishi〕。他们自称阿依努人〔Ainu,或译爱奴人〕,“阿依努”在其本族语言中的意思是“人”。可能阿依努人觉得自己最近的邻居和掠夺者〔倭人,现在翻译为“和族”〕不是人吧。因为两者在人种上的差别确实不小。考古学还证实,印度支那、马来半岛和印尼现在还残留澳洲黑人的同种居民,例如苏门答腊岛的古甫族和马来半岛的塞芒族。澳洲黑人的迁徙路线,显然是中亚──印度支那──马来亚──印尼和新几内亚──澳洲大陆。上述考古研究表明,原始高加索人种是白种人和印—澳黑人的共同祖先,但却和黄种人无关。
    
    居住在塔斯马尼亚岛的黑人已经在十九世纪被英国殖民者以极端残忍的手段灭绝掉了,但其化石和遗骨研究表明,他们和澳洲大陆的黑人不是同种。塔斯马尼亚黑人头发蓬松卷曲、嘴唇稍肿,很像美拉尼西亚人和新喀里多尼亚人,属于大洋洲尼格罗种人。他们与非洲尼格罗种人一样是在潮湿的热带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直到今天也没有在澳洲大陆上发现任何塔斯马尼亚人的痕迹和他们的同种人,说明塔斯马尼亚人不是先到大陆再南下的,而是远道漂航而来的。
    
    1996年4月28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的旅游名城阿瑟港,发生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街头杀戮。二十八岁的布瑞恩特的杀戮从一家拥挤的咖啡馆开始:他端枪向顾客们扫射,之后又来到停车场和店外的大道上向经过的车辆和行人射击……一口气打死了三十五人,打伤十八人。随后他逃到当地的一家旅馆,在被警方围困十几个小时以后束手就擒。布瑞恩特有精神病史,智商仅为66。没有人能想到这个一头金发的智障孩子竟然会继承了欧洲早期殖民者的遗志,不过这次不是用来对付塔斯马尼亚人,而是用来对付白人自己。他在法庭上微笑着承认了所有指控,被判处三十五个无期徒刑。惨案发生后,澳大利亚政府定出新法,禁止销售半自动步枪。但是导致大屠杀的“集体无意识”不会很快消除的。否则精神病人怎么会对同胞大开杀戒呢?
    
    这些研究对我们的课题还有什么意义呢?它是否从另一方面说明塔斯马尼亚人特别原始?
    
    腓力普·洛旭庭教授〔J.Philippe Rushton〕在他的《种族、演化及行为》〔Race,Evolution,and Behavior〕一书中指出,种族分类学可以用来预测行为。总体来说,以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为代表的东亚黄种人比较类似,但却不同于美国白人、德国人以及俄罗斯人,而后面这些人比较相似,但却又不同于美国黑人、海地人以及撒哈拉黑人。该书的研究所取用的资料说明黄、白、黑三大种族的特性具有很高的内在区别度。
    
    在过去二十年中,腓力普·洛旭庭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种族即黄种人〔东亚人〕、白人〔欧洲人〕以及黑人〔非洲人〕身上。通过对于脑体积、智力、性格、性行为、繁殖、成长率、生命周期、犯罪以及家庭稳定等各方面的研究,发现东亚人在这个谱线的一端,黑人在另一端,白人在中间。整体上,东亚人显示了较慢的成熟期、较低的繁殖率、较低的性活动率、较大的脑体积以及较高的智商。黑人则完全相反,白人在中间,但比较靠近东亚人。
    
    黑人、白人、东亚人的平均差异:
    
    [生理特征]
    繁殖双胞胎〔 每1000新生儿〕:黑人〔16〕、白人〔8〕、东亚人〔4〕
    贺尔蒙: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器官:黑人〔大〕、白人〔中〕、东亚人〔小〕
    性交频率: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放任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性病: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脑体积]
    头颅容积: 黑人〔1267〕、白人〔1347〕、 东亚人〔1364〕
    神经元〔单位百万〕:黑人〔13185〕,白人〔13665〕、东亚人〔13767〕
    
    [成熟]
    怀孕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人〔长〕
    头颅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运动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牙齿发育: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第一次性交: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第一次怀孕:黑人〔早〕、白人〔中〕、东亚人〔较晚〕
    生命周期:黑人〔短〕、白人〔中等〕、东亚人〔最长〕
    
    [性格]
    侵略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谨慎度: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冲动性: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自我概念: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交际度:黑人〔高〕、白人〔中等〕、东亚人〔低〕
    
    [智力]
    智商:黑人〔85〕、白人〔100〕、东亚人〔106〕
    文化成就:黑人〔低〕、白人〔高〕、东亚人〔高〕
    
    [社会组织]
    婚姻稳定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守法性: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心智健康:黑人〔低〕、白人〔中等〕、东亚人〔高〕
    
    当然这些差异只是平均水平,每个个体都有所不同。然而洛旭庭教授发现不论时间与地点这种差异具有强烈的模式性,且表现在六十多项不同的生物指数与行为模式上,这显示所谓种族差异决不仅仅在于皮肤颜色。有关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UN〕、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
    
    洛旭庭教授曾去南非收集最新的智商〔IQ〕数据。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观察到的体育能力说起,在黑人运动员看来,白人跳不高,其实东亚人更差。黑人善于弹跳,而数据还显示黑人彼此也有区别:西非黑人善于短跑,东非黑人如肯尼亚人善于长跑,但黑人普遍拥有运动基因方面的优势。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差异实际上从生命在早期就已经显示出来了。黑人婴儿比白人婴儿平均早出生一个星期,但是从骨骼上来讲却较早成熟。在五到六岁时,黑人儿童就已经很善于短跑、跳高、跳远了,十几岁时,就有很快的膝跳的弹射力量。同时,黑人的性荷尔蒙大约高于白人或者东亚人3%到19%。这就意味着黑人有着更好的爆发力,所以更加擅长拳击、橄榄球、篮球以及奔跑,因为荷尔蒙给了他们更多的优势以及更加强壮一些。在学校,他们在生理上也更加活跃,有时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以至于常被诊断为多动症。
    
    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东亚人以及白人的髋骨较黑人为宽〔这使他们不太善于奔跑〕?答案是他们需要生产脑体积更大的婴儿。在进化的过程中,随着新生儿的头颅体积的增大,妇女需要更宽的骨盆。东亚人头盖骨容积平均比白人宽一立方寸,白人比黑人平均宽五立方寸。
    
    一些人可能会非常惊奇,当他们听到种族差异也显示在大脑的体积上。他们也想知道有没有证据显示脑体积的大小与智力水平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很多的研究,包括STATE─OF─ART磁共振影像,都显示了脑体积与智力之间确有关系。这造成了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
    
    东亚人〔106〕;白人〔100〕;混血黑人如美国黑人〔85〕;纯种黑人如非洲黑人〔70〕。很多人难以接受撒哈拉黑人只有七十分这样的低分数。为了数据的精确性,腓力普·洛旭庭教授在南非最好的大学“WITWATERSRAND”重新作了相关研究。在第一个研究中,他用RAVEN进矩阵对一百七十三名心理系一年纪的学生进行了测试,他们的平均分为84。第二次研究采用了不同的个体,平均分仍然是84。在解答IQ测试的培训之后,他们的平均分上升到了96。在第三个研究中,他对经过特殊挑选的理工科学生进行了同样的测试,其IQ在97分左右。所有的这些数据来自精英大学,学生的IQ在83至97之间。在全世界的各类大学中,非洲学生的平均IQ大约低于其他种族15到30分。
    
    表现在脑体积、IQ以及性激素等方面的种族差异可以很好的预测他们的社会行为。例如,在美国的东亚后裔是“模范少数族群”。比白人的离婚率低、婚外出生的以及受到虐待的儿童更少。东亚后裔大学毕业的比例更高,犯罪率更低,与黑人正好相反。黑人犯罪率高不仅因为白人的歧视与偏见,将近二十年的犯罪率追踪调查显示,即使东亚本土暴力犯罪〔凶杀、强奸以及严重暴力侵害〕,也低于非洲本土的三倍,而欧洲本土的暴力犯罪率则在两者之间。这些数据可以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年度报告中查到,而且与发生在美国的情形接近。1996年世界各地暴力犯罪率的统计〔每10万人〕为:东亚〔35〕;欧洲〔4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49〕;1984年的数据为:东亚〔49〕;欧洲〔72〕;非洲以及加勒比海〔132〕;1990年数据为:东亚〔32〕;欧洲〔75〕;非洲以及加勒比海〔240〕。
    
    东亚人显示了最低的性活跃度:不论首次性交的年龄,性交的频率还是性伴侣的数量。黑人的性活跃度则最高。白人的性活跃度在黄种人和黑人之间。当然较高的性活跃度也带来了较高的性病率,英美黑人的性病率是白人的数倍,包括艾滋病。东亚人包括住在北美的以及住在亚洲的性病率则最低。2001年艾滋病感染率为:非洲〔8.4%〕;加勒比海〔2.2%〕;美国黑人〔2%〕;拉丁美洲〔0.5%〕;美国白人〔0.4%〕;欧洲白人〔0.4%〕;东亚〔0.1%〕;北美东亚人〔0.05%〕。
    
    可以想象,未来的全球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这些具有明显先天差异的人群,组织在同一个社会系统中,并让他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不致于演变成印度那样的种族隔离社会〔种姓制度〕或美洲那样的种族疏离社会〔族群社会〕。从中国文明的观点看来,科举制度是个打破“种族─民族─阶级─集团─姓氏”界限的好办法。而区域方国的自治和中枢的间接统治互为犄角之势,或更为形象地说,是轴心与轴珠的运转之势,这是一个比较具有融合性的格局。如此全球秩序,显然不是联合国这样的主权国家俱乐部和北约那样的军事组织以及欧盟那样的地区组织,可以胜任的。
    
    
    [摘自《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2004年初版。]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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