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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华:以鲜血弘道的先知林昭(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18日 转载)
    
    【轉按:林昭於1958年轉到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工作,得到老校長吳玉章的保護。吳玉章先生於1966年底逝世後,再也無人能夠保護圖書館的林昭。此文作者劉利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1999年因為修煉法輪功遭受迫害。】
    
    中国的女性苏格拉底(下之3)--
    以鲜血弘道的先知林昭
    --纪念林昭成仁42周年
    
    刘利华
    
    
刘利华:以鲜血弘道的先知林昭

    
    林昭她太过鲜活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她太过纯粹的赤子般纯真,以及她太过醇厚浓烈的情感,都使人很容易忽视她在思想上作出的先知式贡献。而她的的确确作出了这样的贡献。
    
    林昭在写于1965年7至12月的14万字长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中把毛泽东斥为“独夫”、“魔鬼”。这使笔者想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应当名文规定,公民有权利公开责骂国家和执政党最高领导人,而不适用“诽谤罪”等等的相关律条,同时规定公民有义务负责任地向政府陈述责骂的缘由,以利政府工作的改进。最近笔者读到一篇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的署名苏铁山的文章:《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作者的本意是说张志新被判死刑是罪有应得,理由则是,张志新的反动言论远远不止是众所周知的那些。“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多次书写张贴大量直接针对毛泽东主席的反动标语,包括‘打倒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等”,并“在公开场合及开会时多次高呼上述内容的口号”,“在她自己的《毛选四卷》上书写了大量的攻击、漫骂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苏铁山的意思是,这些“反动”当死的罪证,在已经公开的张志新的事迹中被刻意地掩盖了。实际上,这些新挖掘出来的证据,与其说证明了张志新当年该杀,莫如说证明了,很有可能张志新比人们已经知道的更为有思想。
    
    为什么公民责骂政府和执政党领导人,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呢?因为,他们是政权的人格化身,公民对其责骂,常常会直接反映出政府及执政党工作的失误。就算是骂得不对,毫无道理,国家领导人能让公民通过骂出口恶气,也未尝不是即时释放公民心理压力,维持整个系统继续运转的很不错的排气孔道。上个世纪40年代,有一次延安打雷劈死了一个人,有个老农说,怎么雷公不把毛泽东劈死?毛泽东知道后,说要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这么仇恨我。经了解,是当年税收太重所致。当时相应的处理方法不是抓人,而是减税。这是执政党和政府
    领导人对待人民责骂、谩骂、以及咒骂的唯一正确态度和方法。但是共产党得到全国政权后,又重回了专制的老路,新的专制的统治模式再次将奴仆人格广泛地制造出来。到了今天,竟然还能仅仅因刘晓波起草了一个《零八宪章》就把人家关进大狱,竟然还有人认为口呼打倒最高领导人就构成死罪。至死都戴着“右派”帽子,2009年于孤独和疾病中客死巴黎,想回来死在炎黄祖宗所在的国土上都不获准的林希翎在1957年就提出:对现实不满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满意现实,社会就不会发展。“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林希翎:《我的思考》)这话说得多明白呀?多数普通人民跟最高执政者一辈子都不能相逢面对面地一次,彼此之间不会发生个人权利之争。老百姓骂最高执政者,实际上不应当看作是他们对执政者个人的仇恨,执政者应把这种骂声视为政府威望的睛雨表,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国家大政方针上不全面、不周到或不对头的报警器。
    
    上面这一番话,并不是笔者为凑字数的赘言,是因为下面将要引用说明林昭的思想深刻和重要价值的原文时,很难完全剥离或遮蔽住林昭对当时的最高执政者毛泽东的责骂。当然,笔者虽然欣赏林昭的文笔和思想,可却并不以她用尖利的文字骂毛泽东为然。因为,她对中华民族命运前途的认识的穿透力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她骂毛泽东再难听,不能增高她思想力量以毫末,她对毛泽东根本不用骂语,她在理论是非上也已经达到了可纠正毛泽东之最深刻理论错误的层次。而就她思想的鲜明、独到和深刻之处而言,则她不但高出同代人思想最
    杰出者──比如顾准、林希翎,而且即使放在今天,她的融入了血、融入了情、融入了对生命对民族对人类之挚诚关切的见地,也仍然处在思想的高端。
    
    在对社会主义的操作层面的理论认识上,比林昭还要年轻4岁的中国人民大学右派学生林希翎(1935~2009)1957年就曾鲜明地指出过,“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他们爬上了统治地位,就会产生思想上的局限
    性,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其实这是最笨的办法。”“想封住人民的嘴巴,这是最愚蠢的!”(林希翎1957年5月23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林希翎的诚实、勇敢与思想尖锐,当时就得到过人民大学前校长吴玉章,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肯定。这个当时只有23岁的法律系四年级小女生在公开演讲时,甚至引发过“林希翎万岁”的感动呼声。
    
    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上,顾准也已经提出对完全的计划经济的置疑,对市场经济及价值规律具有普遍效用性价值的论证,还有他对间接民主或多党制衡的议会民主的探索和提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相对于西方文化和希腊城邦制度的特点及弱点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元、蔑视经验理性与其支持专制之间内在联系和机制的思考和论证……,这些至今仍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重要课题,他的思考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但是,相比之下,林昭有任何别人没有的独到。
    
    林昭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中说,从反专制的“坚决而诚恳的基本立场、根本态度出发,在同时代人及我个人之艰苦的斗争中自己竟然逐渐形成了颇称完整的一套东西!──从原则、方针、路线直到策略、方式、方法。”
    
    在社会发展目标上,1959年林昭在上海养病期间,在她第一次被捕前,和张春元、顾雁相识。他们意气相投,参照《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形成了“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赵锐:《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第三章:抗争(1960~1967年)》)
    
    在实现上述社会目标所采取的政治措施上林昭也提出了明确的主张。1962年保外就医时,林昭结识了黄政,以待罪之身曾跟黄政深入地讨论过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诸多重大问题。黄政回忆说,林昭那时提出的是“系统的政治主张”。林昭“曾说办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极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对于当时全国城乡各行各业不允许个人经营,多种经营一律‘割资本主义尾巴’,广大城乡小商小贩无出路,林昭曾提出国家不能统包统揽一切经营权,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发展多种多方经营,才能真正发展
    经济利国利民;林昭当时就曾认为,……必须改变闭关锁国方针,……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加速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的发展。”(黄政:故乡人民的骄傲──忆为真理而献身的战友林昭同志,见《林昭,不再被遗忘》第200~201页)他们还共同拟定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纲领,共有八项政治主张:
    
    1、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
    2、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
    3、国家应实行军队国家化;
    4、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
    5、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
    6、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
    7、国家应对负有民愤者实行惩治;
    8、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援助。
    
    (赵锐:《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第三章,抗争(1960~1967年)》)
    
    这些涉及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的关键性主张,在林昭和战友们提出来并形诸文字的时候,都被认为反动透顶、大逆不道,他们因此不是被剥夺了自由,就是被剥夺了生命。差不多又过了20年,这些主张仍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中国改革开放年代部分地变成了现实,部分仍还有待于继续为之奋斗。
    
    然而上述这些还并不是林昭的真正独到之处。她真正的独到是,她以把思想“活出来”的方式,发现并提出了虽然远非系统全面,但却相当深刻重要的中华民族必须完成的思想任务,这即是:走出马克思主义的非普世价值立场的束缚与误导。
    
    “活出来”是什么意思呢?用林昭自己的话说,即是形成那套颇称完整的东西,“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源于理性。”她说:“理性在我只不过时或用以检验、分析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就是说,与一般理论观点和思想见解产生于大脑逻辑地推导、综合地概括不同,林昭首先是用承载情感的心,坚持本心的意志,及以把意志对象化的行动“活”出来的。
    
    1957年5月22日那个闷热的夜晚,她挺身站出来为正受着“左派”群起攻击的张元勋解围。她说:张元勋“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象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林昭,不再被遗忘》第84页)
    
    林昭此时真切地感受到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就是她的独到思想的起点。这个“组织性”的核心内容或实质,其实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立场,就是所谓的劳动阶级至上的价值观。这个价值原则,这个阶级立场,林昭在土改时期和反右运动之前从未觉察到有什么不妥。但是当她发现正是在这个无产阶级的立场或价值原则下,反右斗争的发动者彼时刚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此时一下子又把提意见的人指为敌人;执政者刚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触动其权力专断的意见一出来,马上就如临大敌,暴露出来叶公好龙的本色;更让人不耻的
    是,执政者为了挽回面子,扭转这个运动带来的“被动”,竟宣称自己本来设计的就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本来帮助党整风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出自爱党帮党的真诚好心,可是“组织”却昧着良心不看事实,一定要指鹿为马,教唆一些盲从“组织性”的青年打击还持守着正直品质的青年,逼着这些真诚善良纯朴热情的青年眼泪肚里流,假话嘴中出,自我做贱,自认别有用心、心怀不轨。
    
    这种具象化了“小人性”的“组织性”让向来不肯自欺、保持着本真的人性良知的林昭不能接受、不能认可。她非常震惊地发现,过去她未曾反思过的“阶级立场”或“组织性”与她正派地做人的良心不能相容──坚持做人的良心就一定会违背那个所谓的“组织性”,而如果认可这个“组织性”,则必然要昧掉做人的良心。“组织性”要求她把党的政治立场──这是非普世的──放在第一位,而良心则要求她把对每个人都适用的道义、真诚、尊重人格,拒绝认鹿为马这样一些普世人文价值置于比“组织性”更基础的地位。
    
    我们可以这样追问一下,任何“组织性”都会与良心发生矛盾吗?显然非也。只有以非普世价值立场为内容的“组织性”才会和良心发生矛盾。人类任何需要群体协调的活动不都存在着“组织”及“组织性”的需要吗?比如,街道老太太们每天按时到某场地扭秧歌健身也会有相应的“组织性”,这样的“组织性”是完全可以和普世的良心、良知统一起来的。在人民被暴力地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在没有任何可能和平地恢复这些基本权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无以奏效的反抗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斗争时,这一斗争
    虽然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阶级至上的非普世价值观为指导,但是整体地看,这个斗争在现实上只以争取人民大众被剥夺了的应有权利为目标,因此没有超出普世的道义范围。所以,那个时候的林昭以及和林昭一样地投身共产党领导的艰难而危险的反抗国民党专制的革命斗争的人们,组织性与良心是可以统一的。顺便说一句,当时积极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专制斗争的人们,完全不必为生命中有这一段历史而后悔。相反,能真诚地为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参加这个革命,是永远都值得骄傲的。但是此时,共产党掌权了,在劳动阶级上
    至上这种非普世主义的“道义”掩护下又重回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老路。在它之下党的“组织性”相应地也就变成一种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的专制主义了,这时,它必然与良心发生矛盾。
    
    林昭既活出来了这个重大发现,也就活出来了她的是非原则。在她短暂的生命中,在那样残酷的牢狱生活中,恰恰就是这个原本情感浓烈醇厚,想象力舒卷自如,文笔绚烂奔放,多姿多彩到一个人就能演成一台大戏的可爱才女,在抗争监狱中那可怕的暴力的同时,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无拘无束地写信揭露黑暗和鞭挞专制时,竟然开启了可能她自己也并未觉察的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精神命脉能否永续不断的重大事业──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束缚,重回普世价值这一真正的人间沧桑正道。
    
    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中,无论是嘲讽、怒骂,还是悲悯、慨叹,无论是批判、建设,还是祈祷、宣誓,一切的一切,林昭都不再离开普世价值的原则,一切的一切,林昭都是从人性、人心、公义、良知出发。
    
      “考虑一切问题处理一切事情的基本立场,……其全部根据只是
      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残踏的公义必需得到伸张!”
    
      “公义就是我的上帝,公义也是我的力量,只要我始终谨守、坚
      守而且恪守着义理而行,我就拥有无穷尽的力量,……”
    
      “作为一个有理性、有良知、有血气、有肝胆的‘人’咱们除了
      孜孜为‘利’以外,到底心里也还应该要怀有一个‘义’字
      的!”
    
      “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
    
    林昭从基督教传统,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和中国传统中汲取了丰富的普世价值营养。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道德,仁义、仁念、仁心、良心,书写于法国大革命旗帜上的自由、平等、博爱,中华民族的神明华胄,始祖先圣们建构起来的华夏文明都汇聚于林昭之胸臆,抒发为文字的万钧雷霆。
    
      “尽这份力是为我自己基督徒的良心。
    
      “应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任多少人骂我该死也得,只要我在上
      帝的真理和人类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颗经得起审判的‘涅而不缁,
      磨而不磷’的良心!
    
      “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
      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这是被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为什么我不能选
      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
      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凌霜劲节千钧义,挥刃英谋一念
      仁!’(《秋声辞》)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仁心呵!为什么
      我要怀抱乃至于对你们怀抱这么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仁心呢?归
      根到底又不过因为是本着天父所赋与的恻隐、悲悯与良知,难道
      这就构成了我的错误吗?!
    
      “我记得这是法国大革命首义的日子!就在今天──7月14日,
      再也不堪专制压迫的愤怒的巴黎市民奋起攻破了封建王朝的黑暗
      堡垒和暴力中心巴士底狱!而作为欧洲中世纪时代的葬歌和人权
      世纪黎明的基调,那震撼寰区深入人心的举世闻名的、我的战斗
      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乃从此被战斗者的鲜血焕然大
      书于人类编年史的篇页之上。
    
      “天下者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
    
      “先生们没有权利迫使广大的中国同胞特别没有权利强使如林昭
      这样的反抗者都来象你们一样忍受这个暴君的统治而分担他之一
      切恶劣行为的耻辱,作为堂堂神明华胄的黄帝子孙的我辈完全拒
      绝承担如此一份放弃人权没身为奴的亵渎文明始祖、辱没清白父
      母的荒谬的“义务”!非但绝不承担而已,还要坚决反抗、彻底
      揭露以作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斗争!
    
      “林昭被这伟大的精神力量充盈起来,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惊天动
      地的呼声:
    
        皓皓高邈地覆我的苍天!
        冥冥沉漠地载我的后土!
        英华焕烈地照我的日月!
        明智宏德地胤我的始祖!
        天哪天哪!
        上帝的真理,世间的公义,
        众民的道德,人类的良知啊!”
    
    她以她那个时代鲜有的明白和非常的不屑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把它称作“楼梯上打架的理论”,把这一理论强调的阶级立场称之为“楼梯上踏步”。林昭的这个表述非常形象。阶级斗争和人的阶级立场作为人类文明史发展至今的一种真实,是无法否认的。但是承认了这种真实,不意味着在应然的意义上要认定人类永远都应当如此,更不意味着人类需要把这样一种实然设定为在社会生活中衡量是非、善恶的人文价值标准。当把人类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处于相当初期的、或不成熟、或愚昧阶段时,必然要经历的实然的阶级斗争稀里糊涂地认定为不可改变的铁律时,也就把阶级斗争理论当成了反映社会永恒规律的、人只能被动追随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恰恰就囿在这个圈里而误导着人们。那么这种“真理”的实质,就恰象林昭这里生动表达的一样,认可的是处在不平等社会地位的阶级和个人,在“楼梯上打架”,你把我拉下来,我把你踹下去,暴力轮回,永无休止。不打架时会是怎样的情形呢?那就是不同阶级的人,你在你的台阶上踏步,我在我的台阶上踏步,永世无法作为具有平等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的人,站到一个平台上,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林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误区的揭示是多么尖锐、深刻,而其比喻又是何其生动、贴切?
    
    她认为,站在“所藉以打架的那具贵楼梯上是永远无有真正的是非可言的!”“事实是世间一切道理的基础!象你们的秘密特务所说:道理竟然也是有‘阶级性’的!我不知道有‘阶级性’的‘道理’那是一些什么‘道理’,但我当时也就说了:纵然‘道理’有‘阶级性’,事实可是一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阶级性’的”。她坚定地确信:“墨写的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然则中国这一辈苦难的青春代以及林昭个人以鲜血写下的这许多确定真切至于毫不含糊的事实。决不可能被遮掩于、歪曲于任何墨写或墨水所写的伪善的谎言!……占有了事实我们还愁讲不清道理么……一切皆可引相对论,唯是与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
    
    自由战士的原则是要争取民主权利。魔鬼政客的原则那大致是要维护极权统治。
    
    因为你们一向只把人当成为某种工具!你们的所谓重视人爱惜人等等,除了在一些情况下是欺世盗名,一般地说其意义也不过就如工匠之爱惜工具!
    
    你们为了什么?你们为的是一张皇位上坐不下两个皇帝!我们又为什么?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
    
    林昭自己不懂政治,但据闻得别人所说:政治──治政的根本基础,仁心而外,即是理智,高一步要求则是明智。
    
    正如内容与形式一样,目的与方法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要对反抗者使用那实质仅为“统治者的意旨”的马列主义牌儿的所谓法律倒也没啥,年青人不是没见过这类阵仗。最最可耻最最荒唐最最下流的倒是:这马列主义牌儿的所谓法律也者实在仍不过是配合钓饵造成声势以促令反抗者低首就范的一种、一种……一种什么混帐!
    
    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之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假如先生们能够跳出你们那个自欺欺人的所谓阶级观念也者的圈子而发为那怕一句通达平允之论,则这原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假如先生们为愁骨灰盒子装不满而非得要抱住了那个楼梯上打架的“阶级观念”以当随身殉葬之具,那么即待来日一听天下人公论公断!
    
    林昭看到,站在这样一种阶级立场而不是普世立场的基础上,等于是戴上了一幅有色眼镜,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都无法结出正果,更遑论毫无敬畏之心,不意识人的有限性,盲目自大头热心狂的所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之无所畏惧?结局就必定是民族的灾难了。
    
    一切以为标榜的什么调查研究之类等等也所谓全属瞎说!调查已不免偏听偏信,先入为主,研究更得以颠之倒之,大小由之;弄到头,其意义至不过是给那个用以代替客观世界的主观杠杠上一些花花绿绿的装饰音符!这样一种毫不懂得尊重客观存在之本来面目的思想方法,正与那个极端妄悖的唯我独尊的──病态地自大狂至“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状态密切无间地相得益彰,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之最最本质的核心!
    
    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龙蟠虎踞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怕只怕虽是盲人而自以为巨眼,虽是瞎马而自以为神骏,虽是夜半而自以为白日,虽是深池而自以为平地,再加上那么个悖谬已极地昂扬着的“精神状态”:天地人物统统不在眼下,鬼哭神号充耳不闻,只知道“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反正“圣天子百灵相助!没事!”我来了!“而放着□头穷冲不已,则不落水亦必撞山,总要到死非正命而后已。……此谓之主观主义害死人!害死自个那叫活该,最可怕的是在害死他自个之前先已经害死了以及至少害苦了许多人!
    
    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高度上,林昭此时就异常清楚地看到1957年反右运动的实质所在:
    
      “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
      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
      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
      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
      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
      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
      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
      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
      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而滋养
      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这一片中国人的血海里我辈青年所流的
      血,更是无量无际汪洋巨涯!不,管得先生们跳不跳得出你们靠
      以吃饭抱以殉葬的那个楼梯上打架之观念也罢,无情的客观事
      实,不管用上多少伪善的说教或虚伪的粉饰,也决计不能遮掩更
      不必说歪曲!犹如这个青年反抗者三年之前就在给与你们那伪法
      院的书面答辩中所指明了的那样: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
      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
      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
      是我们!”
    
    更进一步,她指出了1957年这个反右运动不仅给那一代中华民族有为青年造成了身心的摧残,而且还将造成窒息掉民族正气的百年大患:“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呢!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鸦雀无声,人心死寂,大家都不得不苟且偷生的时代,面对这样一座坚固无比的专制主义的大山,林昭她这一只啼血的杜鹃鸟,又能怎么样呢?
    
      “彼苍昊天!始祖轩辕!哀哀我中华民族寂寞在极权暴政高压统
      治之下的正气,如今是只不过维持在这一辈于惨重苦难滔天血泪
      中以无比凌历的杀身成仁的勇略毅力为还我人权自由奋作殊死决
      斗的青春代身上了呀!
    
      “我可以怀抱善良的希望,却无法怀抱空虚的幻想!生活在现实
      之中怎么可能靠幻想来过日子呢?而当时先生们的贵党又造成了
      一个何其悖谬何其惨痛的鲜血淋漓的现实呵!面对着那样沉痛的
      政治现实,面对着那样惨重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
      的师长辈和同时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如
      炽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
      存除死方休的反抗者的誓言并竭尽一已之所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
      而外,还有什么是他更应该做的事情呢?!”
    
    今天,当我们在“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告别革命说”、“避免革命说”、“意识形态终结说”等等问题上理不出个头绪来的时候,我们看看如果以林昭普世价值的自觉,她会怎么对待。
    
      “天赋人权盖人都拥有自己所应有的一份!谁也不比谁少即如谁
      也不比谁多!而且神圣的自卫权利本身便要求着神圣的复仇权
      利!”
    
      “假如我是山,我就要立刻倒下来把万恶的凶手埋葬──把他们
      的骨头都砸成粉沫;假如我是海,我就要立刻咆哮着发出控诉的
      巨响而掀起拍天的波浪;假如我是火,我就要轰然如爆炸般地延
      烧开来,使他们淹没在烈焰的汪洋;假如我是铁,我就要把自己
      化为一柄人世间最最森冷、最最锋利的刀剑,而向那杀不可恕的
      恶徒送去他那份所应得的当作惩罚的死亡。”
    
    刚刚已经论证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正义性所在。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及南北战争都是革命,其正义性就不但表现在现实目标上,是以正义的暴力去反对非正义的暴力,更在于,它们本来就是以普世价值为指导。虽然它们的普世主义的原则,不能在革命成功后马上全面实现,不能一下子建成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但是,只要这个原则被政权,也被民众普遍认可,社会就会在现实中不断地趋近那个原则,社会就能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善。这样的革命成功后,为它的成功作出贡献的儿女不会被吃掉,而会被后世万代尊为赫赫有功的先人。国家意识形态能终结吗?国家意识形态是什么?不过就是一套完整而系统的价值观而已。以非普世价值体系为意识形态的国家,人民必然生活在是非善恶标准被扭曲而导致的人为灾难中;以普世价值体系为意识形态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处在符合人性、人道的人文精神的阳光温暖的照耀之下。林昭痛恨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惋惜反专制的正义革命夭折于非普世价值误区的惨痛后果。所以,她更有如下的一些深入而自觉的思考:
    
      “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
      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
      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
      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
      血,可是象这样一种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
      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已经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
      临着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风云局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
      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
      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
    
      “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
      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
      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
      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
      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权力可以作为一种辅佐,特别是在一
      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可是不能当作决定的因素。怎么能够想象:
      只要凭借着政权的力量就足以在生活中建立并确立我们所响往所
      追求的东西呢?”
    
    林昭在狱中恶劣的条件下,常常是在手被铐甚至被反铐下书写甚或以血书写出这14万言的珍贵文字,忍痛受苦,所作所为,何由何求呢?林昭自己说,她对于“执政者一贯所抱之又诚恳又坚决的态度”,首先“根由着的是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计;次则是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
    
    这就是林昭,就是考虑了当代中国的落后,和指出了如何去建设明天的先知林昭!
    
    笔者在读到这些林昭45年前就思考到了,就正确地思考过了的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兴衰、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时,不仅为她本真的人格,修炼的高度,献作自由祭的勇毅所感动,而且更深深地为她思想的先知先见所震撼、折服。林昭,她是这样一位女性苏格拉底,是这样一位当代中国的先知──她知其不可而为,以青春、鲜血、生命求道、载道、弘道,因此具大智大勇而能知往查来,在那样的时代那样残忍的条件下,担起了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回归正道,趟雷、探路、开道的使命。
    
    在笔者看来,这也就是林昭、张志新们以死相祭的具体内容。
    
      大哉,林昭!
      美哉,林昭!
      不朽哉,林昭!
    
    后记
    
    1966年5月6日,张元勋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以林昭未婚夫的身分获准见到了林昭。谈话间,林昭两次嘱咐张元勋“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人们。”“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杀掉!”
    
    笔者在读过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后,为那个时代普遍的苦难,更为林昭为今天和未来的人们不再受难而扑向那个引爆了她自己的苦难的担当深深打动和震撼。整个写作过程包括为写此文的集中阅读,共计用时12天,其间不时地眼睛被泪水模糊,呼吸因哽咽不畅。现在终于可以写个“全文定稿”在网上交卷儿。这里首先要感谢林昭的亲人、同学、好友们,都遵着林昭的殷殷遗愿,记述了他们亲身感受过的那个栩栩如生的林昭,以及那个黑暗压抑的时代;要感谢朱毅先生赠寄我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还要感谢现居西班牙的黄河清先生早于2008年12月就赠寄我《话说林昭》的电子版──惭愧的是,笔者却直到要写此篇随笔才于十天前从头到尾拜读了一遍;还要感谢《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的作者赵锐女士,顺便感谢向我推荐了这本书的秦州先生。两部各具独特风格的林昭传记,将反映林昭生平的大量资料作了梳理,而且还通过访谈林昭生前同学、好友、跑图书馆、档案馆,挖掘出许多宝贵的新资料。没有他们的这些前提性工作,这篇随笔不可能在12天内完成。这里,我当特别称赞赵锐女士,在大陆中国的社会生态中,不计个人得失地完成这样一本传记,是很了不起的贡献。这篇随笔重在议论,几乎没有多少故事性。笔者非常希望,有缘读者,也能自己通过读林昭的遗著和写林昭的回忆、传记去感受更为鲜活的林昭。
    
    (于北京草桥花乡,2010年4月7日)
    
    (此文全文于2010年4月7日首发于《紫金网》。) _(博讯记者:草虾)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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