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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与立场--张自忠张灵甫牺牲启示录/玄野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13日 来稿)
     张自忠殉国于抗战,塑民族忠义之魂。日军为之倾服,得其遗体后膜拜敬奉。张灵甫殉职于内争,携最优装备竟至途穷弹尽而亡,成军旅楷模。遗体虽得厚葬,名誉上却作痴愚战犯论,殉职处成爱国主义教育场所以显示辉煌战果。同为抗日民族英雄,同为马革裹尸,身后声名殊异,发人深省。
    
     凭史抚今,最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大陆官方对张灵甫的个人定位。就战术与才能而言,张灵甫本人不是失败的原因。蒋总当年患得患失,成功前攘外后于安内,成功后任人唯亲。上行下效,将帅战前先顾自己,缘何不败?这在战术上已经输了一层。抗战胜利后,蒋总放任将领聚敛而大失民心,构成战略上政治上的大错。作为高级将领,张灵甫置个人安危得失于度外,诱敌蜂聚直至牺牲,首先体现的是军人的临战素质与坚毅操守,而不是所谓反动派的玩冥不化。建国后在军队中所倡导的同样是服从命令为军人天职,而这一天职在张灵甫那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理当赞为军魂,而不应嘲笑。这种错误的价值定位给人造成巨大的错愕。虽然仅是一个将军的名誉,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是非判断准则却贯穿了中国超过半个世纪的时代,给国家民族造成的灾难与贻误是空前绝后的。这个准则就是立场决定一切。 (博讯 boxun.com)

    
    在革命时期民族前途的十字路口上,必须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且联合一切志同道合的力量。立场的确更加关键,但任何时代道德都不失其重要性。三国时代天下大乱,曹操对有意归顺的吕布毅然决断,而对决意背弃的关羽锦衣送行。其中虽然有邀名的考量,但对普世道德的崇敬则是深层的决定因素。政治家可以有凌驾道德的选择,却没有拒绝道德惩罚的自由。历史有其相似处,也有其独特处,为关羽易,为曹操难。见政府对张灵甫的政治定位,就可知其后数十年的悖乱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魂,而共和国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天下为公的坚守是首要因素,其次在于毛泽东及领导层任人唯贤的原则及操弄马列哲学于鼓掌的智慧。天下为公是上世纪政治成功的铁律,袁世凯败于此,割据军阀亦败于此,蒋中正同样败于此。毛泽东大兴运动致中国地覆天翻,政权却依然稳固,同样因为其克己奉公的操行。任人唯贤需要博大的胸怀,蒋氏难以企及,中共以弱胜强实在难免。最后是对哲学的操控,或者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共产主义在当时国人心中是与天下为公等价的,而提升到哲学层次又如虎添翼。但是共产主义理论不过教条而已,斯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恪守教条只能添乱。操控哲学适应中国革命实践的智慧解决了问题,历史上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家不但解决了实际困难发展壮大赢得民心,而且获得了天下为公与理想社会的高标。当时青年才俊对延安的热切向往可以说明这一事实。因为占据着理想现实与用人术的多重优势,拥有如此声望的政党当然有要求民众立场正确的资本。但是,作为始作俑者的数位开国领袖应该明白立场的本质是什么,中国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建国十年后开始的刘邓路线修正主义是正道,晚年的毛泽东依然操弄立场,虽然对百姓来说有巨大的感召力,但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就是缺乏良知枉顾责任了。
    
    立场是应时之策,道德是普世永世法则。毛泽东虽然引进了立场至上的原则,在教育上却强调德育为首。后任不明就里,德育流于形式,立场因循守旧。时殊世异,当年成于立场,如今要败于立场了。和平时期,立场既没有其实用的必要,也没有道义的正确,上层领导不求道德精进,反而对立场依依不舍,是自蹈危途的做法。立场论人,祸害甚深。人品不变,而人在不同情景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下的形象却千变万化。人的评价主要在于品格,不能拘泥于物。拘泥于物的最极端表现就是立场决定一切,道德狗屁不如。这是中国的混乱之源。人的性格与道德在某种情形下是优势,在另一种情形下会变成弱点。在一个立场一个视角下看某人的作为是至善,而换个立场就会变成大恶。在立场的思维下评价人,会混淆是非,人民无所适从;在立场的思维下教育人,则有朝令夕改,今日楷模明朝罪犯的尴尬,从而造成数代人道德虚无的恶果,导致价值体系崩塌。
    
    立场取决于利益权衡,是政党政治的产物。一个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是为了个人利益调节立场呢,还是为了真理而舍生取义呢?相信为了民族自由而牺牲的先烈在这一时刻彻底选择了后者。而一个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人在这样的时刻则是按其个人利益判断所应处的立场。他可以抛弃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宗庙尸骨都可以掘出来鞭笞,以表达自己的忠心。这些到底是对某个政府的忠心呢?还是对利益的忠心呢?文革时期的一些大逆不道的怪行,年轻学生可能出于幼稚真心而为,成年人的行为有几个不是公报私仇?和平时期的大部分情况下,立场更接近于利益而非真理。只讲立场不讲道德,将毁灭这个国家,毁灭这个民族,毁灭这个世界。立场决定论为祸已久,中国拜金主义虽逐渐出现在改革之后,而其根基早在建国时期就植好了。
    
    立场论不具备思辩的合理性。立场至上需要两个大前提,一是认为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可以通向富强与理想社会。二是对错二分法,凡认同这一道路的就是正确的,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善的;凡反对这一道路的就是错误的,有害的,即使不是恶的需要铲除的,也有必要改造或者专政。如今,这两个大前提在人民心中已经彻底消失了。基础消失,而国家未至覆亡,还在于中国人民深厚的儒家道德。儒家的诸普世价值深入国人灵魂,国家领导也颇能领略贯彻一二,所以克己奉公盛行,中国才不至于封闭如朝鲜柬共,也不至于堕落崩溃如东欧诸国。
    
    经济发展的错误,我们经过了三十年--实际上应该更少,从大跃进算起不过二十年,就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不能这样搞。也许应该换句话说,中国的道路不应该这样走。而我们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精神建构要驶入正轨,却在过了另一个三十年后依然没有迹象,即使逻辑上简单到极点的立场与道德的思辩都无法超越。诸如对自由人权民主的打压,不是某些人为了某种个人利益要独裁要专政,而是立场依然在统治阶层占有重要地位,道德还没有恢复到祂所应该存在的神性位置上。大家不是经常听见某些国际反华势力这样的称谓吗?一有不同意见就要将他们划到对立的立场上,而不是考虑一下他们所坚持的观点在道义上有什么合理处,自己的作为在道义上有什么疏失处。
    
    道德不是工具,而是目标。你不尊重祂,祂一定会教训你。有些时候,国家领导人因为国家前途而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上,地方领导人因为地方发展和经济收入而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上,企业负责人因为企业生存和利益而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上。对于当代如此多的恶性事件,不要只是慨叹世风日下,那些人也不都是为了私欲,国家的政治导向有误。温总说企业家的身体里必须流着道德的血液。但是国家依然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广义的发展尚可讨论,此处的发展无疑是指经济发展。地方则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伦理道德必须让位。企业则完全以利润为目的,其他就管不了了。如果国家与民众的关注还在经济上物质建设上,在不顾道德的立场上,温总的希望只能流于空想。实际上,道德是本质与目的,不可用作发展经济的工具。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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